第8章 正名 弑君与诛一夫

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

孟子对曰：“于传有之。”

曰：“臣弑其君，可乎？”

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梁惠王篇下》

放：放逐、流放。

有诸：有之乎？有这样的事情吗？

传：传记。

弑：臣下犯上，杀死君王或长上，叫作“弑”。

贼：戕害。

诛：讨伐罪犯的意思。

春秋时的齐景公听说有个姓孔名丘字仲尼的人在提倡正名思想，这正名思想讲的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他仔细研究了一下，欣然地聘请了孔先生。原来，他心里打的如意算盘是：要是臣子都守臣子的本分，老百姓都守老百姓的本分，他的税收一定会更多（因再无人亏欠不缴），那真太好了。过了一阵子，朝中的臣子开始觉得孔仲尼这套正名思想对他们束缚太大了，纷起反弹，向齐景公进谗言。齐景公也觉得原来这套正名思想强调的“君君、臣臣”，最先束缚的就是他这个做国君的。他最终接受了群臣的建议，疏远了孔仲尼，不久，孔先生就离开了齐国。

我每一次读及这段故事，总有深深的感触。这段故事载于司马迁《史记》的《孔子世家》，光据这段，我们便可断定司马迁是真正了解孔子的。相对的，那些号称前进的知识分子竟以为孔子的正名思想是维护统治阶级的，而孔子竟成了为奴隶主说话的，或者更简单地说，“正名思想”就是维护传统，就是落后。当然，司马迁的史识与思想深度都不是后者所能望其项背的。令人担心的倒是，孔先生的黑锅不知得背到几时。不过，可以相信的，孔子毕竟是孔子。

齐宣王问孟子：“汤流放桀，武王伐纣，真有这样的事情吗？”孟子据史实以告，说真有这样的事情。齐宣王马上就转到“臣子可以弑国君吗”这个问题上来，看这句话的语义，好似说君臣名分既定，随之礼分也定，君必然地就可以宰控着臣子。但从孟子的回答，我们发现原来君臣之所以为君臣，是因为“君君、臣臣”，如果君不君，则臣不臣，他们的角色认定是在一个变动的态势中有所递转的。当然这递转的核心即所谓的“人性”，即所谓的“仁义”。一个戕害仁义的君主不配担任君主这个角色，他根本只是“独夫”（即“一夫”），既是残贼仁义的“独夫”，那当然是可以讨伐的，而且是应该讨伐的。

原来角色的排定，并无所谓的命定，如果不依其内在应有的本分去做，那么即使既定的角色仍然是可以递转的，尤其当他与人性（仁义）完全背离时，他必然要接受来自人性方面的讨伐。这样的递转，可能是旋乾转坤。齐宣王原以为臣不可弑其君，这是春秋大义；而孟子正又秉持同样的春秋大义，强调不可弑君，但却可以讨伐独夫（诛一夫），他听到的是去讨伐纣那个独夫，不是所谓的弑君。

正名之下，人性尊严随之而显，非弑君也，盖诛一夫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