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是老百姓自己“写”的书

《水浒传》并非文人的原创作品，而是在民间传说的基础上由文人主笔加工而成，它寄托了封建时代劳苦大众的情感和理想。

宋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真实的人物，是北宋后期一支农民起义军的首领。起义失败之后，关于他的传说便在民间兴起（这大概是因为宋江的起义—被俘—再起义这一经历，以及他们的领袖团队都富有传奇色彩），至南宋末年，宋江等三十六人的画像和故事已在社会上产生广泛影响。当时人龚开（字圣与）说“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宋江三十六人赞并序》），“街谈巷语”尽说宋江，足见关于他们的故事、传说何其普及。时人罗烨《醉翁谈录》也收有话本篇目，其中如《石头孙立》《青面兽》《花和尚》《武行者》等，讲的便是后来的《水浒》英雄。这些，都算是《水浒》故事在老百姓的口头传说阶段，《水浒》故事本来就是老百姓的一些传说。

北宋以来，随着社会经济发展，都市规模逐渐扩大，市民文化生活十分活跃，勾栏、瓦肆等演艺场所大量出现，至南宋尤为繁盛，尽管半壁江山被金人占领，但“直把杭州作汴州”的文化生活却更加红火。勾栏、瓦肆中有“说话”一门，近似后世“评书”。“说话”内容大抵包括：讲小说（短篇故事）、说经（佛教故事）、讲史（长篇故事，亦称“平话”）、讲合生（幽默故事）等。“说话”的人有一个底本，就是“话本”（上述《石头孙立》等篇均是），成为中国白话小说的源头。

“说话”其实是与老百姓互动的，“说话”的人会根据现场听众的立场、好恶来调整所讲内容，“话本”更是依老百姓的立场而增删。“话本”流传在民间，老百姓的爱憎情感与立场当然就会反映在这些“话本”之中。所以，进入“话本”阶段的《水浒》故事实际上也是“说话”人与老百姓共同创作的成果。到了元代，宋江等人的系列故事继续产生，如元代刊行的《大宋宣和遗事》中，有《杨志卖刀》《智取生辰纲》《宋江杀阎婆惜》等。元杂剧更是“介入”到宋江等人故事的演绎中，现知的元杂剧关于《水浒》的剧本达三四十种之多，如《黑旋风双献功》《李逵负荆》《燕青博鱼》《还牢末》《三虎下山》《折担儿武松打虎》等。于是，戏剧这种艺术形式也进入了《水浒》故事的流传活动中。而戏剧的创作者、演绎者大多是下层知识分子和艺人，其观剧者主体当然仍是市民百姓。这样说来，老百姓又参与到《水浒》戏曲故事的创作中，这并非臆猜。

元末明初出现的长篇小说《水浒传》，正是在宋元话本、戏剧的基础上形成的。一般认为作者是施耐庵，但不同版本的标注却不一样，有的是“东原罗贯中编辑”，有的是“钱塘施耐庵编辑”，有的是“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或是“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可以看出，《水浒传》是一部由老百姓“街谈巷语”、“说话人”口讲笔写、戏剧家精彩演绎、文人加工提高，亦即经民间长期流传而由施耐庵主笔定稿、罗贯中编辑整理的集体创作的作品。

已知的宋元话本、戏剧中的《水浒》人物，均为英雄好汉故事，“杏黄旗上七个字，替天行道宋公明”（《李逵负荆》）、“宋江一伙，只杀贪官污吏，并不杀孝子节妇，以此天下驰名，都叫他做呼保义宋公明”（《三虎下山》），反映了当时民众对黑暗统治、对贪官污吏的痛恨。这也正是长篇小说《水浒传》的主题和基调。

同时，《水浒传》保留了“说话”艺术的某些原貌，如以故事取胜，带传奇色彩，有夸张浪漫，有危言耸听。所以那些关于“剥皮抽筋”“做人肉包子”等的描写，读者不必太信以为真，它是“说话的”（《水浒传》中常有此语）用来渲染气氛的。这与后来《红楼梦》的写法不一样，《红楼梦》是写实的。所以，鲁迅说：《红楼梦》一出来，传统的小说写法都打破了。所谓“传统的小说写法”，就是指像《水浒传》这样喜夸张、渲染，讲究传奇色彩，以故事情节取胜的写法。

《水浒传》版本很多，主要的有三个版本：一是七十回本（也作七十一回本），写到宋江等一百零八将梁山聚义为止。二是一百回本，写到宋江投降，征方腊、征辽为止。三是一百二十回本，写到宋江投降，征方腊、征辽、平田虎王庆为止。三个版本在当代均出版过。我们今天在谈这部书的时候，没有对这些版本进行过多的考据、比较，而出于论述人物性格以及故事结局完整性的需要，采用了一百二十回本。同时，为了讲述的方便（此书是笔者在某电视台主讲《水浒》专题所撰讲稿基础上加工整理而成），笔者常常在行文中将《水浒传》简称为《水浒》，这是需要向亲爱的读者作说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