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材料叙说；唐登科记考索
有关唐代科举制的研究材料，最基本的应当是唐人的登科记。但唐代的登科记，无论是唐朝人所作，还是宋朝人所作，今天都已不可得见。从总的科举史来说，特别是在登科记方面，唐代比起以后的几个朝代来，材料是最少的了。我们从《宋会要辑稿》中可以看到不少宋代科举制的原始材料，好几种宋元方志保存有宋人历年登科的名单。明清的有关材料更为繁多，《明清进士题名碑录》，及乾隆十一年（1746）所刊的《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都可给我们提供详细的登科人姓名。上千卷的《大清会典》及《会典事例》与清代实录，关于礼部贡举、职官铨选、学校措施等，都有分门别类的档案记录。
可以庆幸的是，在一百多年以前，也就是清朝道光年间，有一位学问面很宽广的学者徐松，编撰了一部唐代科举史的专著，给这门学科填补了空白，也给后人提供了不少进一步研究的线索。在有关唐代科举考试的重要史料——登科记完全散失的情况下，徐松对大量的史料进行搜集、整理、排比和考证，著成《登科记考》一书。《登科记考》作为一部内容丰富的唐代科举编年史，向人们提供了唐五代科举考试的发展演变，以及有关人物的具体活动。徐松并不以选拣几条干巴巴的正史有关条文为满足，他以其渊博的学识，注目于唐宋时期众多的杂史、笔记、诗文、小说，他想用当时生活的具体记述，来重现唐三百年间对于文人生活和文学艺术有重大影响的科举考试几个重要方面的历史情景。这是一项开拓性的工作，应当看作是清代勃兴的考据学应用于学术史的一种积极尝试。
在徐松《登科记考》已经达到的基础上，让我们回溯一下唐宋时期有关唐人登科记记载的情况，探索一下学术史上前人走过的足迹，正好像我们在饱览长安的汉唐名胜之后再去观看半坡遗址，使我们可以对历史发展的链条看得更加清楚。
一
本书对所用材料的叙述，就先从对唐宋人所作的登科记的考索入手。
首先应当说明一下，唐代所谓设科取士，究竟有哪些科目。《新唐书·选举志》说：“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经，有俊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开元礼，有道举，有童子。而明经之别，有五经，有三经，有学究一经，有三礼，有三传，有史科。此岁举之常选也。”所谓岁举之常选，就是国家对考试的科目和要求有固定的规定，并按时举行。但《新唐书·选举志》所载，虽然详细，却较凌乱。《唐六典》、《通典》则将常贡之科大要分为六项，即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又徐松《登科记考》的“凡例”中说，明法、明字、明算、史科、道举、开元礼、童子科都算是诸科，五经、二经、三经、学究一经、三礼、三传应入明经科。这方面，还是清人王鸣盛讲得较为有头绪，他在《十七史商榷》中说：“其实若秀才则为尤异之科，不常举。若俊士与进士，实同名异。若道举，仅玄宗一朝行之，旋废。若律、书、算学，虽常行，不见贵。其余各科不待言。大约终唐世为常选之最盛者，不过明经、进士两科而已。”[1]常选之外有制科。制科的具体名目更加繁多，常见的有贤良方正直言极谏、才识兼茂明于体用、孝弟力田闻于乡里、详明吏理达于教化等科，据宋朝人统计，有唐一代，制科的名目大约有八十六个[2]。
记录以上各科登第者，称登科记[3]。据封演《封氏闻见记》卷三《贡举》条说，从中宗神龙（705—707）时起，就有人逐年记载登第进士的姓名，称做《进士登科记》。封演在玄宗天宝时曾入长安太学读书[4]，他在天宝末登进士第[5]，太学的同学诸生就将他的姓名续记在已有的《进士登科记》之末。当时有一个叫张
的读书人，也应进士举，初落第，出于对进士及第的羡慕，就用两手把那本《登科记》捧在头顶上，说：“此‘千佛名经’也！”从封演的记载中可以知道，从中宗时起，就有登科记一类的书，而且可以逐年增添。由于进士科尤为特出，当时就有人专记进士登科的，这种进士登科记被视为光荣簿，因而也就有可能在社会上流传。如诗人张籍《赠贾岛》诗中说：“蹇驴放饱骑将出，秋卷装成寄与谁？……姓名未上登科记，身屈惟应内史知。”（《张籍诗集》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张籍是中唐时人，可见当时登科记已盛行于社会，士人能以姓名上登科记为荣。
又据宋人《蔡宽夫诗话》所记，谓：“故事，放榜后，贡院小吏多录新及第人姓名，以献士大夫子弟之求者举者（琮按，此‘求者举者’疑当作‘求举者’）。”（郭绍虞《宋诗话辑佚》卷下，第418页，系辑自《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二一）这当是礼部贡院小吏因职务所近，将当年的新及第进士姓名记录下来，以献于士大夫子弟，备他们应酬交际及将来应试的参考，有其实用的目的。这样历年积累，也就自然成为登科记一类的材料。可见在唐代，登科记材料的纂集是相当普遍的。
说到进士登科记，应该先约略谈一下唐代进士的放榜情况。关于这方面的详细情节，本书第十一章《进士放榜与宴集》有专章论述，但为叙述方便起见，把有关情况先在这里谈一下还是有好处的。
唐代的进士榜，大致有两种，一种是张榜，开元二十四年（736）以后进士归礼部试，就用大字书写贴于礼部南院东墙，详情可参见五代时人王定保《唐摭言》一书。晚唐诗人黄滔有《送人明经及第东归》诗，中云：“亦从南院看新榜，旋束春关归故乡。”（《唐黄御史公集》卷三）似乎明经放榜也在礼部南院。另一种是所谓榜帖，类似后世的“题名录”，又与“捷报”相仿佛。唐人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中的《泥金帖子》条载：“新进士才及第，以泥金书帖子附家书中，用报登科之喜。”又《喜信》条载：“新进士每及第，以泥金书帖子附于家书中，至乡曲亲戚，例以声乐相庆，谓之喜信。”所谓泥金，就是用金箔和胶水制成的金色颜料，榜上贴有这种金花，所以榜帖又称金花帖子。据王仁裕所记，则这种金花帖子至少在开元、天宝时就已经盛行了。又据宋赵彦卫所记，这种金花帖子在北宋初仍还流行，其所著《云麓漫钞》（卷二）中有具体的记述：“国初循唐制，进士登第者，主文以黄花笺长五寸许，阔半之，书其姓名，花押其下，护以大帖，又书姓名于帖面，而谓之榜帖，当时称为金花帖子。”另外，南宋人洪迈也有这方面的记载[6]，他曾获得北宋真宗咸平元年（998）孙仅榜的盛京榜帖，说这种榜帖“犹用唐制，以素绫为轴，贴以金花”，上面写知举者姓名、年岁、生辰，以及父祖名讳，其后写本榜状元姓名、籍贯及同科登第人。在唐代，这种榜帖有专人差送至及第进士的家乡或所在地，如《玉泉子》记赵琮进士及第，人还未回家，榜已送至所属州府。又如曹希干于咸通十四年（873）登第，这时其父曹汾为忠武节度使（治许州），“榜至镇，开贺宴日，张之于侧”[7]。这种榜帖备载登第者姓名、籍贯、同榜状元及同年名次，又载本科知贡举者的姓名、年岁、父祖名讳、私忌等等，其本身已经具备成为唐人登科记的原始材料。唐代前期一些私人所编的登科记，其材料来源主要当即是通行于社会上的这种榜帖。
唐人所编的登科记，在穆宗长庆（821—824）以前，就有十几种[8]。大抵在宣宗以前的登科记，都系私人所编[9]。这些私人编录，在《新唐书·艺文志》中只记载了三种，那就是：崔氏《唐显庆登科记》五卷，姚康《科第录》十六卷，李奕《唐登科记》二卷。
《显庆登科记》的著者崔氏，《新唐书·艺文志》注云“失名”，生平事迹无从考知。《文苑英华》卷七三八收有赵
《李奕登科记序》，末云：“自武德至乎贞元，阅崔氏本纪，前后嗣续者在我公为多焉。顾惟寡昧，获与斯文，因濡翰而为之序。贞元七（原注一作十七）年春三月丁亥序。”同一篇文章，《全唐文》卷五三六，则变成作序者为李奕，篇名为《登科记序》。其实《文苑英华》与《全唐文》都有错误。《玉海》卷一一五《选举》引《中兴书目》载有《崔氏登科记》，下云：“贞元十七年三月丁亥校书郎赵序曰：‘武德五年，诏有司特以进士为选士之目，仍古道也。’”南宋人洪适还收藏有崔氏书，他说“贞元中校书郎赵为之序”（《盘洲文集》卷三四《重编唐登科记序》）。由此可见，这篇序确是赵作的，而他所序之书则为崔氏的《显庆登科记》，而不是李奕的《登科记》。据赵序，崔氏书所录为唐高祖武德至德宗贞元时的进士登第者，显庆原是唐高宗的年号，崔氏所作为什么叫做《显庆登科记》，殊不可解。或显庆非指年号，泛指为喜庆之意。又，崔氏书，《新唐书·艺文志》作五卷，而《玉海》引《中兴书目》作一卷，可见宋时已亡佚大半。据《玉海》所记，其书本来是专载进士登科的，后有续之者，则“自元和方列制科，起武德五年，迄周显德六年”。
《文苑英华》和《玉海》都说是赵为《显庆登科记》作序，但有些书上则说赵自己撰有《进士登科记》一书。如《唐摭言》卷一《述进士上篇》谓：“永徽已前，俊、秀二科犹与进士并列；咸亨之后，凡由文学一举于有司者，竞集于进士矣。由是赵等尝删去俊、秀，故目之曰《进士登科记》。”另外，南宋吴曾说他家有“唐赵撰《唐登科记》”，并记贞元七年、八年（791—792）知举者、登第者姓名，及所试诗赋题目。其所著《能改斋漫录》卷四《林藻欧阳詹相继登第》条记：
予家有唐赵
撰《唐登科记》。尝试考之，德宗贞元七年，是岁辛未，刑部杜黄裳知贡举，所取三十人，尹枢为首，林藻第十一人……赋题《珠还合浦》，诗题《青云干吕》。次举贞元八年，是岁壬申，兵部侍郎陆贽知贡举，所取二十三人，贾稜为首，欧阳詹第三人。……赋题《明水》，诗题《御沟新柳》。
同书同卷《闽人登第不自林藻》条也言及赵之书，说“唯《唐登科记》，神龙元年第五十四人有薛令之”。很可能王定保、吴曾所看到的这一《进士登科记》仍是崔氏所作，而赵为之序，或有所补正，因此五代和宋朝人刻书时就把赵也作为编撰者了，《唐摭言》说是“赵等”，当是这个意思。赵为南阳人，其祖赵骃，京兆士曹参军；父赵涉，侍御史[10]。赵于贞元三年（787）进士及第，受到德宗的赏识，由监察御史里行、浙东观察判官特授京畿高陵县令[11]。赵为赵璘的伯父，赵璘于宣宗大中间曾替郑颢编修登科记，赵氏中外姻亲中知名者甚众，因此赵为崔氏书作补正或另撰一书，都是有可能的。
《新唐书·艺文志》在著录姚康《科第录》十六卷时，注云：“字汝谐，南仲孙也，兵部郎中、金吾将军。”姚南仲，两《唐书》有传，见《旧唐书》卷一五三、《新唐书》卷一六二。南仲为华州下邽人，大历时任谏官，曾上疏论代宗贞懿皇后独孤氏陵墓事，直言为世所称。德宗时任义成节度使，对监军的宦官薛盈珍有所抵制，为薛盈珍诬告，后来其部将曹文洽杀身以救南仲，此事也是传闻于一时的[12]。姚康元和十五年（820）登进士第，能诗[13]。敬宗宝历元年（825）在京兆府司录任上[14]。据《新唐书·归融传》，文宗朝，姚康在任左司员外郎判户部案时，曾因赃罪贬岭南尉。后还朝，宣宗时任太子詹事。他的著作，除《科第录》外，还有《帝王政纂》十卷，《统史》三百卷，后者所记，“上自开辟，下尽隋朝，帝王美政、诏令、制置、铜盐钱谷损益、用兵利害，下至僧道是非，无不备载，编年为之”（《旧唐书·宣宗纪》大中五年十一月）[15]。可见姚康在史书的编纂上有一定的素养。《科第录》是姚康的早年著作，《玉海》卷一一五《选举》曾载其长庆二年（822）序，云：“自武德已来，登科名氏编纪凡十余家，皆不备具。康录武德至长庆二年，列为十一卷。”据此，则其书所载登科人名，至长庆二年为止，而且只是十一卷。《玉海》又注云：“自三年毕天祐丙寅，续为五卷，合十六卷。”则自长庆三年到唐末天祐三年（906）的五卷，为后人所补，非姚康作，姚康原书为十一卷。其书北宋时尚存，《崇文总目》仍作十六卷。南宋人洪兴祖作韩愈年谱[16]，曾有好几处引述《科第录》。洪皓于南宋初出使金国，在云中、燕都等地居留了十多年，回南宋时带来在北地获得的姚康书的前五卷，所载为唐高祖、太宗两朝进士、秀才两科（洪适《盘洲文集》卷三四《重编唐登科记序》）。则《科第录》在南北宋之际已非全书。南宋的两大藏书家晁公武与陈振孙都没有著录过姚康的书，大约南宋中叶其书已不存，而《宋史·艺文志》（史部传记类）却载有姚康《唐登科记》十五卷，书名、卷数都与《新志》、《玉海》所载不符，似不足为据。
《新唐书·艺文志》又载李奕《唐登科记》二卷。按《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有二李奕，一为秘书少监李益子，一为慈州别驾李沆子。后者时代过晚，作《唐登科记》者恐是李益子李奕，但此李奕的事迹也不详，陈振孙已说“李奕书亦不存”[17]。大约其书亡于北宋时。
为《新唐书·艺文志》所不载的还有一部官修登科记。《册府元龟》卷六四一《贡举部·条制》三记载道：“（大中）十年四月，礼部侍郎郑颢进诸家科目记十三卷，敕付翰林，自今放榜后仰写及第人姓名及所试诗赋题目进入内，仍付所司逐年编次。”实际上，郑颢所进的登科记，具体是由赵璘编次的，《唐语林》（卷四）对此有稍为详细的记述：“宣宗尚文学，尤重科名。大中十年，郑颢知举，宣宗索登科记，颢表曰：‘自武德以后，便有进士诸科，所传前代姓名，皆是私家记录。臣寻委当行祠部员外郎赵璘访诸科目记，撰成十三卷，自武德元年至于圣朝。’敕翰林，自今放榜后，仰写及第人姓名及所试诗赋题目进入。仰所司逐年编次。”[18]由此可知：一、此次编登科记，系出于宣宗的动议，由大中十年（856）郑颢知贡举时委托祠部员外郎赵璘编纂，进呈于宣宗。二、此次所编之十三卷登科记，起自唐高祖武德，直至宣宗时，系纂辑前此私家所编的几种登科记而成，因此又称“诸家科目记”；其所辑集的，除进士科以外，还有其他科目。三、从此以后，命令翰林院逐年编次及第人姓名及所试诗赋题目，由政府统一进行此项工作。
郑颢为宪宗时宰相郑
之孙，史称“践历华显，出入中外者逾四十年”（《旧唐书》卷一五九《郑传》）。郑颢尚宣宗女万寿公主，拜驸马都尉，宣宗时曾两次知礼部贡举，“恩宠无比”[19]。由他出面来编录登科记，而又由赵璘担任实际的编纂工作，自是理想的人选。赵璘是德宗时宰相赵宗儒的侄孙，父伉，曾任昭应尉。其中外姻亲，多为显族。赵璘本人登大和八年（834）进士第，又开成三年（838）博学宏词登科，历任汉州、衡州刺史等职。他的《因话录》六卷，记中唐士族及社会习俗，详赡可据。
按理说，赵璘所编的登科记，以官府之力，又集诸家之长，而且此后又由翰林院逐年编次，这样的资料，后世是应当可得保存完整的。但其书不见载于《新唐书·艺文志》，《崇文总目》也未见著录，洪适在《重编登科记序》中只引《唐会要》提了一下书名，又说“今多亡矣”。只有北宋末年以“广蓄异书”见称的董逌，才藏有残存的六卷，起开元二十三年（735），至贞元九年（793），“其间亦又有缺剥，不可伦叙，或遗去十年，少或三四年，在姓名中又泯灭过半”[20]。可见郑颢、赵璘所编的这部官修的登科记，命运也不见佳，大约经两宋之际的兵火，连这六卷的残本也不复存世了。
唐朝晚年，大约还有一些登科记流散于各地。如《因话录》卷四曾记载一则笑话：“京兆庞尹及第后，从事寿春。有江淮举人，姓严，是登科记误本，倒书庞严姓名，遂赁舟丐食。就谒时，郡中止有一判官，亦更不问其氏，便诣门投刺，称从侄。庞之族人甚少，览刺极喜，延纳殷勤，便留款曲，并命对举匕筋。久之，语及族人，都非庞氏之事，庞方讶之。因问止竟：‘郎君何姓？’曰：‘某姓严。’庞抚掌大笑曰：‘君误矣！余自姓庞，预君何事？’揖之令去。其人尚拜谢叔父，从容而退。”这里所说的登科记，当是私人传抄的一种，极为简陋，不仅把姓名抄颠倒了，而且没有注明籍贯，害得这位江淮举人错认同宗，弄明真相后还装作不知，真是绝妙的讽刺。可见当时社会上流传的登科记，是详略粗细，各式各样都有的。又有专记某一年进士同年姓名的，如昭宗于天祐元年（904）为朱温所胁迫，迁都洛阳，春二三月在陕州，放进士榜，北宋初陕郡开元寺还有这一年的进士登科题名（见宋尹洙《河南先生文集》卷四《王氏题名记》）。一些地方志中也还保留唐人登科记的材料，如翁承赞于乾宁二年（895）登进士第，他在杏园宴时曾做过探花使[21]，莆阳县的县学登科记就记有他的登第名次（见宋王迈《臞轩集》卷六《谢陈侍郎立县学续登科记并书启》）。又如徐松《登科记考》卷二四昭宗乾宁四年进士第韦彖下，据《永乐大典》引《池州府志》，谓“唐登科记”云云。又据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十载，王禹玉作庞籍神道碑，庞家送润笔，除金帛外，还有古书名画三十种，其中就有晚唐诗人杜荀鹤及第时试卷一种[22]。这也是唐代进士登科的珍贵材料。
宋人所作唐代登科记，值得提出的有二人，一是北宋人乐史，一是南宋人洪适。《玉海》卷一一五《选举》载：“雍熙三年（986）正月，乐史上《登科记》三十二卷，《唐登科文选》五十卷，《贡举事》、《题解》各十二卷，以为著作郎、直史馆。”又见《玉海》卷五四《艺文》，及《宋史·乐黄目传》，《十国春秋》卷一一五《拾遗》。《郡斋读书志》卷九著录为三十卷，谓其书“记进士及诸科登名者，起唐武德迄天祐末”。乐史是由五代入宋的人，当时他看到的唐人科举材料当还不少，因此除了编登科记三十卷以外，还有文选五十卷，其他有关材料四十卷，可见他在这方面做了不少的工作。明万历时陈第据其所藏书编《世善堂藏书目录》，卷二有《唐登科记》三十卷，疑即乐史之书，则其书当亡于明后期[23]。另外是洪适的《重编唐登科记》，据其自序（《盘洲文集》卷三四），他根据姚康《科第录》的前五卷（即唐高祖、太宗两朝），其后又据崔氏《显庆登科记》及续书，再参考《唐会要》、《续通典》及唐人文集加以补正，故名“重编”，共十五卷。他的做法类似于徐松的书，体例是较为完善的。据《玉海》卷一一五《选举》条，此书编成于高宗绍兴三十年（1160）十月，但此后除了《直斋书录解题》（卷七）著录以外，就再也未有记载，可能南宋后期即已经亡佚。
这里应当提到的是，《文献通考》卷二九《选举考》二曾有一份《唐登科记总目》，载唐初至昭宗天祐四年（907）历年登科的人数，末谓“右唐二百八十九年逐岁所取进士之总目”。这里说的是“进士之总目”，实际所载却不限于进士，如高祖武德元年就记载“上书拜官一人”，这或者可以用武德初未设进士科来解释，但在这之后也仍有上书拜官的记载，如太宗贞观十九年（645），高宗显庆五年（660）等。又如唐初至高宗永徽元年（650），大多载有秀才登第的人数，至永徽二年注明“其年始停秀才举”，在这之后就未载秀才登第人数，而增载诸科，但所载诸科的人数却甚少，如高宗显庆三年（658）一人，麟德元年（664）二人，仪凤元年（676）四人，其中武后垂拱四年（688）为三十人，睿宗景云二年（711）为五十六人，宪宗元和元年（806）为三十六人，穆宗长庆元年（821）为三十八人，敬宗宝历元年（825）为三十二人，文宗大和二年（828）为三十六人，算是较多的，大多数则每年不超过十人。显然这所谓诸科并非指明经，因为唐代每年所取的明经人数要比进士多好几倍。另外，除高宗乾封元年（666）载有幽素举十二人外，其他都未载制科名目。则这个所谓登科记总目，当是以进士科为主，并包括秀才、诸科（不含制科和明经）在内的登科人数的记录。马端临在这份总目之后有一个按语，其中说：
按昌黎公《赠张童子序》言：“天下之以明二经举，其得升于礼部者，岁不下三千人，谓之乡贡，又第其可进者属之吏部，岁不及二百人，谓之出身。”然观登科记所载，虽唐之盛时，每年礼部所放进士及诸科，未有及五七十人者，与昌黎所言不合。又开元十七年限天下明经，进士及第每年不过百人，又大和敕进士及第不得过四十人，明经不得过百一十人，然记所载逐年所取人数如此，则元未尝过百人，固不必为之限也。又明经及第者姓名尤为寥寥，今曰不得过百一十人，则是每科尝过此数也。岂登科记所载未备而难凭耶？《唐史》、《摭言》载华良夫为京兆解不第，以书让考官曰：“圣唐有天下垂二百年，登进士科者三千余人。”以此证之，则每岁所放不及二十人，登科记不误矣。
这里有好几处提到登科记如何如何，则马端临是看到过唐登科记的，他的这个总目即根据他所看到的唐登科记而编制。在《文献通考》自序中，马端临说，所谓“文”者，“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考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献”者，“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及诸儒之评论，以及名流之燕谈，稗官之记录，凡一语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这就是说，他在书中所征引的史料，皆有根据，绝非杜撰。事实上像唐登科记总目那样的材料，也是杜撰不出来的。因此，马端临所看到的唐登科记，一定是宋元之际尚传存于世的。但据前面所说，见于著录的唐代三种私家编撰的登科记和一种官府所编的郑颢登科记，到南宋中期都已不存，洪适的一种至南宋末是否传存也未可必，独乐史所撰的，明人陈第还有著录，且其书卷帙也不算小，马端临看到的唐登科记，很可能就是乐史的一种[24]。
另外，元人辛文房作有《唐才子传》一书，共十卷，其自序谓“顷以端居多暇，害事都捐，游目简编，宅心史集，或求详累帙，因备先传，撰拟成篇，斑斑有据”。《唐才子传》所列诗人是按时代先后编排的，其特点之一是对绝大多数人注明进士登第年，有时并说明那一年知举者姓名，或状元姓名（这些材料往往为徐松所吸收）。显然，辛文房也必定有一份唐人的登科记。根据同样的理由，我认为辛文房所看到并作为依据的，当也是乐史所撰的一种。
岳珂《宝真斋法书赞》卷九载有北宋诗人林和靖曾向人借咸通中登科记一册。《文苑英华辨证》中好几处提到唐登科记，并用以考证唐人诗赋篇名及人名。明人徐应秋的《玉芝堂谈荟》，卷二有《历代状元》条，虽有错误[25]，但其材料来源，当有所本。这些大约也是唐宋人留存的散见的登科记，但现在已不能考知其作者及卷帙。
唐代制科名目与登科者姓名是另有专书记载的，中唐时就有人专门编录制科策文以供应试者阅读揣摩[26]。《郡斋读书志》卷九曾著录有《唐制举科目图》一卷，作者不详（《宋史·艺文志》谓蔡元翰作），其书列七十六科，不仅列人名，而且注明后来哪些人当了宰相。此书已亡佚。至于现在所见记载制科名目的，则有好几种，如《唐会要》卷七六《贡举中·制科举》，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六，王应麟《困学纪闻》卷一四，高似孙《讳略》卷三，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三。内容不再详举，可参见本书第六章《制举》。
唐代还有一种记载科举考试的有关事项或轶事的，当也保存了登科记的材料。《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有《文场盛事》一卷，未注撰者姓名，《玉海》卷五一《艺文》对其内容有些说明：“载唐人世取科第，及父子兄弟门生座主同时者。”晁《志》卷九著录《唐宋科名分定录》，谓不题撰人姓名，晁公武谓此当是北宋哲宗元符年间（1098—1100）所著之书，并略引其序云：“己卯岁得张君房所志唐朝科场故事，今续添五代及本朝科名分定事，迄于李常宁云。”己卯即元符二年（1099），晁《志》所谓元符间书，当即据此。由此可见《文场盛事》为张君房所作，其书于宋哲宗时又为人编入《唐宋科名分定录》。《唐诗纪事》卷六六记李质事，谓“质字公干，襄阳人。……质登第后二十年，廉察豫章，时大中十二年也”。即注谓据《科名分定录》。
类似的还有称为《讳行录》的，《玉海》卷一一五《选举》著录为一卷，云：“以四声编进士族系名字、行第、官秩，及父祖之讳、主司名氏。起兴元元年尽大中七年。”洪兴祖于北宋徽宗宣和时作韩愈年谱，于韩愈世系的叙述中，有几处引及《讳行录》，如记韩湘，谓：“《讳行录》云长庆四年李宗闵下擢进士第，时试《金用砺赋》、《震为苍筤竹诗》。字有之，行第十一。”记韩湘云：“《讳行录》云长庆三年擢进士第，行第二十一。”记韩绾云：“《讳行录》云咸通四年第进士，时右常侍萧仿知举，试《谦光赋》、《澄心如水诗》，中第八，行第二十五。”则尚在大中之后。又据洪迈《容斋随笔》卷一三《贻子录》条，说其父适自燕都归，带回《贻子录》一书，其中载唐咸通七年卢子期撰作《初举子》一书，书中详细记载举子应试时的各种注意事项（如如何避讳等等）[27]。限于篇幅，这里就不作详细介绍[28]。
如上所述，可见唐宋时期，有关唐代登科记的材料是不少的，甚至可以说是十分丰富的。可惜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材料差不多都散失亡佚了。在这些原始材料亡失的情况下，徐松广泛搜罗有关资料，编纂成一部包括唐五代三百多年中进士、明经、制科及其他科目在内的登第人名及有关事迹，共三十卷，凡六七十万言，其功确不可没。
二
在徐松已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上，我们应该再往前进一步。这里且不说观点方面的问题，我们今天无论对唐代科举制度的看法，或者是对唐代文学发展及其与科举关系的看法，从总的方面说是应该超过了徐松的。就是从史料的运用上说，我们也可以比徐松看得更全面，可以把过去为人忽视的材料，用新的观点和方法，做出合乎历史实际的联系。就是说，我们今天完全有条件，在一个更高的起点上来研究唐代的科举制度，以及这个制度给予当时的文学发展、文人生活、社会风气等等深刻而广泛的影响。
如果从这点出发，那么，在我们面前，材料的面可以说是相当宽广的；“唐代科举与文学”这一专题的材料学，有它深厚的基础。
首先是一些正式的史书。两部政书——作于唐代中期的《通典》和作于宋末元初的《文献通考》，都有专门的章节论述科举与学校，以及官员的铨试。作为有见识的史学家，杜佑把封建社会几个重要的制度放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加以叙述，从远古时期起，直到唐玄宗天宝末[29]——而安史之乱正是明显地划分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前后期。杜佑而且不无自觉地意识到社会经济发展对其他一些制度来说，是有首要的作用，因此在全书的结构安排上，把“食货”放在第一，他在自序中说：“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这种“足衣食”的思想当然是得之于先秦的某些思想家的启发，但杜佑把它运用于社会制度的全面研究上，这在中国古代历史学上还是第一次。有意义的是，《通典》在“衣食”部分之后，紧接着的则是“选举”，“选举”之后是“职官”，其次是“礼”、“乐”、“兵”、“刑”、“州郡”、“边防”。杜佑对这几方面的关系，他是这样表达的：“夫行教化在乎设职官，设职官在乎审官才，审官才在乎精选举；制礼以端其俗，立乐以和其心，此先哲王致治之大方也。”（《通典》自序）杜佑历任中央和地方要职，他对社会问题的看法当然不能越出封建臣僚的范围。他认为对百姓施行教化，必须依靠大大小小的官员，因此就必须设职官，而设职官就先要有一套审察官员才德的办法，而这种办法就在于对选举制度要有严密合理的规定。杜佑把选举制度作为实施封建政教的前提加以叙述，有着强烈的实用目的。他把占六卷篇幅的“选举”分成两大类，一是制度沿革的叙述，二是对历代制度得失的评论。他的这种著作体例大体为以后的同类著述所沿袭，像马端临《文献通考》在记叙“选举”、“学校”、“职官”等时，就明确声称：“俱效《通典》之成规，自天宝以前，则增益其事迹之所未备，离析其门类之所未详，自天宝以后，至宋嘉定之末，则续而成之。”（《通考》自序）
《唐会要》与《册府元龟》都有关于科举的专章，显然是受《通典》的影响；《新唐书》的志的部分专设《选举志》，在断代正史中是体例上的创举，实际上是承袭了在它之前的几部大的史书的作法。另外，像《唐六典》中的礼部与吏部部分，我们可以参见开元以前有关科举的正式规定；而《唐大诏令集》的一些诏令文书，提供了不少科场事件的公开法令记录。
以上是所谓正式的、带有官方档案性质的史书。我们要较为全面地探讨科举制，当然不能仅限于此，虽然就篇幅来说，以上这几部书加起来已经有好几百卷，够一个研究者花相当的时间去阅览的了。另有一部分材料，我们姑且名之曰“史料笔记”，是非常值得探讨的地域，只要我们稍作努力，就会有所收获。其中较著名的如《唐摭言》、《唐语林》、《封氏闻见记》、《隋唐嘉话》、《朝野佥载》、《大唐新语》、《刘宾客嘉话录》、《因话录》、《剧谈录》，等等。这些书一般是当时人记当时事，可信性较大。科举制对唐朝人来说是新事物，又是与读书人出处攸关的大事，因此不少笔记的作者对此感兴趣，他们结合社会风尚、文人生活对科举制作了不同侧面的记述，可以极大地丰富我们的认识。
另有一部分是唐代新兴的传奇小说，单本如《玄怪录》、《续玄怪录》、《独异志》、《博异志》等，总集如《太平广记》五百卷。这不但是我国古小说宝库中的佳品，也是我们研究唐代科举与文人生活的真切而生动的材料。别看它们是小说，透过一些虚构的神鬼怪异的情节，可以看到当时社会的新鲜的生活。对于现实生活的多方面的记述，对社会情景的浮雕般的刻画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细致描写，都是正式的史书所不能及的。
唐人众多的有特色的诗文，当然更应该是极好的材料。前人在论述时也曾注意于此，并加以引用。除了别集外，《全唐诗》和《全唐文》都是极为方便的和有用的文献。本书较多地引用了这些作品，目的是想从更广的社会历史背景中向读者提供唐代科举与文学的具体联系。
宋代与唐代，不但时间上接近，而且无论就科举来说，或文学的发展来说，关系实在太密切了。在中国诗史上，唐诗之后人们接着就会想到宋诗；以古代散文来说，说到韩、柳的古文，难道可以不提欧阳修和苏东坡吗？“唐宋八大家”，几乎成为古文写作的楷模。同样，宋代的科举，不少方面也是对唐代的继承和发展，我们往往从宋人的著述中更能容易理解唐代科举的某些变化。因此本书是尽可能引用一些宋人的材料。当然，宋人的材料实在是太多了，而且不像唐代的集中，因此搜辑甚为困难，本书引用时难免会有挂一漏万之失（由此可以推想，如果效徐松之书的体例，编撰一部《宋登科记考》，材料一定会是更丰富，但搜辑和排比的功夫一定会更繁重）。宋以后的材料，也间有征引，那就更有疏漏了；其实清人的评论和考证是很可以探寻的，这方面的材料还有待于开发。
近人的材料，虽然从数量上说，没有上面所说的那几部分多，但近人的研究成果是弥足珍贵的。因为科举史的研究本来是刚兴起的学科，而以科举与文学作为研讨的对象，则似乎是介于史学与文学之间的边缘科学，涉足的人就更为少了。我们应当尊重前辈学者的建树，同时对当今学者做出的新成就更应有足够的重视。如陈寅恪、岑仲勉等老先生在建国以前的著作，虽然在科举方面未有专文论述，但他们有时涉及这方面的问题所表示的见解，是很足使人启发的。当今几位文史前辈学者，如唐长孺、王仲荦、启功、程千帆等先生的著述，都给笔者以启迪。我觉得，应当有人来做这样的工作，把近代学者有关唐代科举史研究的成果加以明晰的综述，做出充分的肯定；当然，也可以在肯定的基础上指出进一步研究的线索和方向。
本书就是希望以上述的材料为依据，做出自己一点微小的努力。
[1]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八一《取士大要有三》。
[2] 王应麟《困学纪闻》卷一四《考史》。
[3] 徐松在《登科记考》的“凡例”中，谓唐人登科记中不载明经及第的人名。这只是推论，有待进一步查考。
[4] 见《封氏闻见记》卷二《石经》。
[5] 《新唐书·艺文志》编年类著录有封演《古今字号录》一卷，下注云：“天宝末进士第。”徐松《登科记考》即据以定封演为天宝十五载（756）进士第。
[6] 洪迈《容斋随笔》卷一三《金花帖子》。
[7] 参见《唐摭言》卷三。
[8] 见《玉海》卷一一五《选举》引姚康《科第录叙》。
[9] 《唐语林》卷四载郑颢于大中十年（856）上登科记表，中云：“自武德以后，便有进士诸科，所传前代姓名，皆是私家记录。”
[10] 《新唐书》卷七三下《宰相世系表》。
[11] 赵璘《因话录》卷一。《唐语林》卷一说赵
为贞元六年进士第，误。徐松《登科记考》卷八即据《因话录》加以驳正。
[12] 柳宗元有《曹文洽韦道安传》（《柳河东集》卷一七），其文已佚。
[13] 见计有功《唐诗纪事》卷五○。
[14] 《刘禹锡集》卷二《高陵县令刘君遗爱碑》。
[15] 《新唐书·艺文志》史部类著录姚康复《统史》三百卷，下注云“大中太子詹事”。这当是与《旧唐书·宣宗纪》大中五年十一月著《统史》三百卷的太子詹事姚康为同一人，《新志》衍“复”字。我与张忱石、许逸民同志合编的《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综合索引》（中华书局1982年4月版），把姚康复与姚康分为二人，即沿袭《新志》之误，应加改正。
[16] 洪兴祖《韩子年谱》，见宋魏仲举《五百家音注昌黎先生集》附录。
[17]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七传记类洪适《唐登科记》下注。
[18] 关于此事，又可参见《唐会要》卷七六《缘举杂录》。
[19] 《新唐书》卷一六五《郑
传》附。又《唐语林》卷四云：“崔起居雍，少有令名，进士第，与郑颢齐名。士之游其门者，多登第。时人语为崔雍、郑颢世界。”
[20] 董逌《广川书跋》卷八《赵璘登科记》。
[21] 见《全唐诗》卷七○三翁承赞《擢探花使三首》，又参本书第十一章《进士放榜与宴集》。
[22] 王珪字禹玉，其所著《华阳集》卷三五有《庞庄敏公籍神道碑》。
[23] 按陈第《世善堂书目》自序有云：“吾性无他嗜，惟书是癖，虽幸承世业，颇有遗本，然不足以广吾闻见也。自少至老，足迹遍天下，遇书辄买，若惟恐失，故不择善本，亦不争价值。又在金陵焦太史、宣州沈刺史家得未曾见书，抄而读之。积三四十余年，遂至万有余卷，纵未敢云汗牛充栋，然以资闻见，备采择，足矣足矣。今岁闲居西郊，伏去凉生，课儿仆辈晒晾入簏，粗为位置，以类相从，因成目录，得便查检。”可见《世善堂书目》所著录的书，都是陈第平生于各地搜辑抄录所得，为实有其书。
[24] 徐松《登科记考》卷首“凡例”中说：“宋人著述，每引登科记，而不言某氏本。其总目载马端临《通考》，进士之外，统曰诸科。按《读书志》云乐史《登科记》记进士及诸科登名者，是《通考》用乐史本也。”据此，则徐松也认为《文献通考》所载的《唐登科记总目》即根据乐史的《唐登科记》而编纂的。
[25] 陆以湉《冷庐杂识》卷一《玉芝堂谈荟》条谓：“徐应秋《玉芝堂谈荟》，类摭故实，累牍连章，可称华缛。然其书有二失，一则搜罗未遍，即正史犹有所遗；一则援引昔人文辞，每不标明某书。前之失犹可言也，后之失既乖体要，且蹈攘善之愆矣。”《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二三子部杂家类对其得失的评价为：“是书亦考证之学，而嗜博爱奇，不免兼及琐屑之事。其例立一标题为纲，而备引诸书以证之，大抵采自小说杂记者为多。……然其捃摭既广，则兼收并蓄者不主一途，轶事旧闻，往往而在，故考证掌故、订正名物者，亦错出其间，披沙拣金，集腋成裘，其博洽之功，颇足以抵冗杂之过，在读者别择之而已。”
[26] 参见元稹《酬翰林学士代书一百韵》（《元稹集》卷十）。
[27] 《初举子》一书，又可参见《北梦琐言》卷四。
[28] 根据清《咸宁县志》所载，还有一种叫《广人物志》的，也与唐科举有关，其书卷一五经籍志子部载：“《广人物志》十卷，乡贡进士京兆杜周士撰。《文献通考》：陈氏曰唐乡贡进士京兆杜周士撰，叙武德至贞元选举荐进人物事实，凡五十五科。”杜周士的事迹，见《新唐书》卷五九，又柳宗元《送杜留后诗序》旧注谓贞元十七年（801）进士第；又见《全唐诗》卷七八○，《全唐文》卷六九三。
[29] 唐李翰《通典序》谓《通典》叙事，“自黄帝至于有唐天宝之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