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孕育“诗圣”的条件：时代、家庭与禀赋
一、历史奉上的桂冠：“集大成”的“诗圣”
对于文学家及其作品来说，时间是最公正、最具权威的评判者。在流经了两千多年的中国文学这条长河中，有许多作家曾经名动一时，灿若明星，但曾几何时，他们的光彩逐渐暗淡了。他们那些曾经使得“洛阳纸贵”的作品也成为尘封鼠啮的一堆故纸，有的甚至湮灭无遗。然而也有相反的现象，有少数作家生前不甚为文坛所重，身后的声誉却与日俱增。前一类作家有如碎石细沙，最终被不舍昼夜的流水淘尽。后一类作家则如沙中之金，愈经磨洗愈能发出灿烂的光辉。杜甫就属于后一类作家。
杜甫在晚年所作的《壮游》一诗中回忆说：“往昔十四五，出游翰墨场。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扬。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崔”指崔尚，武后久视元年（700）进士及第，官至祠部郎中。“魏”指魏启心，中宗神龙三年（707）举“才膺管乐科”。当玄宗开元十三、十四年（725—726）杜甫十四五岁时，崔、魏二人都已是闲居洛阳的文坛前辈了。他们称誉少年杜甫好像班固和扬雄，可见诗人的才华很早就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开元二十三年（735），杜甫自吴越漫游归来，在洛阳参加进士考试，没有及第，此时他的诗才却受到了当时在文坛享有盛名的李邕和王翰的赏识。(1)可是杜甫漫游齐赵与困居长安时，虽曾与当时的著名诗人李白、高适、王维、岑参、储光羲等人交游唱酬，然而在上述诸人的作品中，却找不到一句对杜诗的称扬之语。直到代宗宝应元年（762），杜甫五十一岁时，才有任华作《杂言寄杜拾遗》，对杜诗予以高度的赞扬：“杜拾遗，名甫第二才甚奇。……昨日有人诵得数篇黄绢词，吾怪异奇特借问，果然称是杜二之所为。势攫虎豹，气腾蛟螭。沧海无风似鼓荡，华岳平地欲奔驰。曹刘俯仰惭大敌，沈谢逡巡称小儿。昔在帝城中，盛名君一个。诸人见所作，无不心胆破。”(2)代宗大历四年（769），即杜甫去世的前一年，又有郭受作《杜员外兄垂示诗因作此寄上》说杜甫“新诗海内流传遍”，韦迢作《潭州留别杜员外院长》说杜甫“大名诗独步”。（郭、韦二诗并见《唐诗纪事校笺》卷二四）任华等三人虽然对杜诗称颂备至，但他们本人在诗坛上并无名声，他们的称颂在当时也不会有多大的影响。所以总的说来，杜甫生前虽然不算是默默无闻，但他在诗坛上的名声不但远逊于李白、王维，而且也不如岑参、储光羲。大历四年（769），五十八岁的杜甫在《南征》诗中感慨万分地说：“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第二年，诗人就在湘江上的一叶扁舟中寂寞地去世了。
杜甫去世后不久，樊晃搜集杜诗编成《杜工部小集》，他在《杜工部小集序》中痛心地说：
属时方用武，斯文将坠，故不为东人之所知。江左词人所传诵者，皆公之戏题剧论耳。曾不知君有大雅之作，当今一人而已。
其实杜诗在当时不仅是“不为东人之所知”，而且几乎是“不为世人之所知”。当时有几种重要的诗歌选本，如殷璠编选的《河岳英灵集》，收诗年代起于开元二年（714），终于天宝十二载（753），又有高仲武编选的《中兴间气集》，收诗年代起于肃宗至德元载（756），终于代宗大历末年（779），这两种著名的选本所涵括的年代几乎与杜甫的一生正好重合，然而二书都没有入选杜诗。此外还有芮挺章编选的《国秀集》，主要选盛唐诗人之作，且以五律等近体为主，但竟然也不及杜诗。由此可见杜诗在当时确实没有得到诗坛的重视。
到了中唐，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唐诗坛上主要的两个流派——元、白诗派与韩、孟诗派尽管在诗学观点和创作倾向上都大异其趣，但是他们对杜甫都一致推崇，所不同的有两点：第一，元、白诗派推崇杜诗主要着眼于杜诗多写民生疾苦和国政时事，例如元稹《乐府古题序》（《元氏长庆集》卷二三）中赞扬道：“近代唯诗人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倚傍。”白居易《与元九书》（《白氏长庆集》卷四五）中则说：“又诗之豪者，世称李杜。李(3)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杜诗最多，可传者千余首，至于贯穿今古，
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然撮其《新安》、《石壕》、《潼关吏》、《塞芦子》、《留花门》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三四十首。杜尚如此，况不逮杜者乎？”而韩、孟诗派推崇杜诗则主要着眼于其才力之雄强，例如韩愈《荐士》（《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六）诗云：“勃兴得李杜，万类困陵暴。”又《石鼓歌》（同上卷七）云：“少陵无人谪仙死，才薄将奈石鼓何？”第二，元、白有时颇有扬杜抑李的倾向，如上引白居易《与元九书》就认为杜“过于李”，而元稹在《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元氏长庆集》卷五六）中甚至说：“时山东人李白，亦以奇文取胜，时人谓之李杜。余观其壮浪纵恣，摆去拘束，模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辞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而韩、孟则李、杜并重，无轩轾之分，韩愈《调张籍》诗云：“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4)由此可见，在中唐诗坛上，杜甫的地位已经超过了王维等人，而与李白分庭抗礼了。
及至晚唐，李、杜齐名已成为诗坛的共识。杜牧诗云：“命代风骚将，谁登李杜坛？少陵鲸海动，翰苑鹤天寒。”（《雪晴访赵嘏街西所居三韵》，《樊川文集》卷二）李商隐诗云：“李杜操持事略齐，三才万象共端倪。”（《漫成五章》之二，《李义山诗集》卷六）在被后人称为“小李杜”(5)的李商隐、杜牧看来，李白、杜甫无疑是唐代最杰出的诗人。与此同时，杜诗也开始受到选家的青睐。宣宗大中十年（856），顾陶编成《唐诗类选》二十卷，此书今已不存，但《文苑英华》卷七一四收有其序，序云：“国朝以来，人多反古，德泽广被，诗之作者继出，则有杜李迥生于时，群才莫得而问。”值得注意的是，此书不但是唐人选本中最早入选杜诗的一种，而且把杜甫尊为有唐诗坛之第一人。自中唐以来，对李白、杜甫并称李杜，已成惯例，即使是有扬杜抑李倾向的元、白也不例外。而顾陶却改称“杜李”，鲜明地表示了尊杜的态度。此书共收诗一千二百余首，卞孝萱先生已考出其中三十首杜诗的题目，(6)不难推测，杜诗在此书中是占相当大的比重的。二十四年以后，韦庄编《又玄集》，也以杜甫为第一，李白为第二，可能即受顾陶此书的影响。
从晚唐以来，杜甫及杜诗开始得到各种桂冠，择其要者，有下面三说：
（一）“诗史”
晚唐孟棨《本事诗·高逸第三》：
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
此说得到后人广泛的认可，如北宋黄庭坚诗云：“老杜文章擅一家，国风纯正不欹斜……千古是非存史笔，百年忠义寄江花！”（《次韵伯氏寄赠盖郎中喜学老杜诗》，《山谷诗外集补》卷四）胡宗愈《成都新刻草堂先生诗碑序》（《杜诗详注》附编）、王彦辅《增注杜工部诗序》（同上）等也都申述此意。
（二）“集大成”
北宋秦观《韩愈论》（《淮海集》卷二二）云：
杜子美之于诗，实积众家之长，适当其时而已。昔苏武、李陵之诗，长于高妙；曹植、刘公干之诗，长于豪逸；陶潜、阮籍之诗，长于冲淡；谢灵运、鲍照之诗，长于峻洁；徐陵、庾信之诗，长于藻丽。于是杜子美者，穷高妙之格，极豪逸之气，包冲淡之趣，兼峻洁之姿，备藻丽之态，而诸家之作所不及焉。然不集诸家之长，杜氏亦不能独至于斯也。岂非适当其时故耶？孟子曰：“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呜呼，杜氏、韩氏，亦集诗文之大成者欤！
“集大成”之说实乃当时人之共识，苏轼云：“杜子美诗，格力天纵，奄有汉、魏、晋、宋以来风流，后之作者，殆难复措手。”（《书唐氏六家书后一首》，《东坡集》卷二三）又云：“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书吴道子画后》，《东坡集》卷二二）所以陈师道《后山诗话》称：“子瞻谓：杜诗、韩文、颜书、左史，皆集大成者也。”也许就是从苏轼的话引申而来的。而且，早在元稹所作的杜甫墓系铭中已说过：“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古傍苏李，气夺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这段话虽未拈出“集大成”三字，但这层意思已经呼之欲出了。
（三）“诗圣”
南宋杨万里《江西宗派诗序》（《诚斋集》卷七九）云：
苏、李之诗，子列子之御风也。杜、黄之诗，灵均之乘桂舟、驾玉车也。无待者，神于诗者欤？有待而未尝有待者，圣于诗者欤？
杨万里此论，后人多予引述，(7)因为他首先标出一个“圣”字。但事实上这也不是杨万里的独得之秘，早在北宋，邹浩作《送裴仲孺赴官江西叙》（《道乡先生文集》卷二七）说：“昔司马子长、杜子美皆放浪沅湘、窥九疑、登衡山，以搜抉天地之秘，然后发愤一鸣，声落万古，儒家仰之，几不减六经。”南北宋之际的张戒在《岁寒堂诗话》卷上中说：“至于杜子美，则又不然。气吞曹刘，固无与为敌。如放归鄜州，而曰：‘维时遭艰虞，朝野少暇日。顾惭恩私被，诏许归蓬荜。’新婚戍边，而云：‘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罗襦不复施，对君洗红妆。’《壮游》云：‘两宫各警跸，万里遥相望。’《洗兵马》云：‘鹤驾通宵凤辇备，鸡鸣问寝龙楼晓。’凡此皆微而婉，正而有礼，孔子所谓‘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者。如‘刺规多谏诤，端拱自光辉。俭约前王礼，风流后代希’，‘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乃圣贤法言，非特诗人而已。”又说：“然子美诗，读之使人凛然兴起，肃然生敬，《诗序》所谓‘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者也。”稍晚于杨万里的敖陶孙则在《臞翁诗评》中说：“独唐杜工部如周公制作，后世莫能拟议。”曾噩亦在《九家集注杜诗序》中说：“独少陵巨编，至今数百年，乡校家塾，龆总之童，琅琅成诵，殆与《孝经》、《论语》、《孟子》并行。”这些推崇杜甫或杜诗的话着眼点并不相同，但都含有视杜甫为诗国圣人之意。到了明末，终身研杜的王嗣奭遂正式称杜甫为“诗圣”，他在《梦杜少陵作》诗中说：“青莲号诗仙，我翁号诗圣。”又在《浣花草堂二首》之二中说：“诗圣神交盖有年。”（二诗均见《杜诗详注》附编）
上述三种称号，尤其是后两种，可说是古代诗歌史上至高无上的称誉。杜甫戴上这两顶神圣的桂冠，历时千年而不被认为僭越，可见他在古代诗歌史上占有无与伦比的地位。
那么，这位“集大成”的“诗圣”是怎样产生的呢？就像传说中的古代圣人都具有一番神奇的来历一样，相传杜甫也是来历不凡。五代人冯贽《云仙杂记》卷一《文星典吏》条云：
杜子美十余岁，梦人令采文于康水。觉而问人，此水在二十里外，乃往求之。见鹅冠童子告曰：“汝本文星典吏，天使汝下谪，为唐世文章海。九云诰已降，可于豆垅下取。”甫依其言，果得一石，金字曰：“诗王本在陈芳国，九夜扪之麟篆熟，声振扶桑享天福。”后因佩入葱市，归而飞火满室，有声曰：“邂逅秽吾，令汝文而不贵。”
这个神话当然不能回答我们的问题。我们认为，即使像杜甫这样一位无与伦比的伟大诗人，他的产生也是可以用事实来说明的。当然，产生“诗圣”的条件绝不是单一的、平常的。从多方面探索产生“诗圣”杜甫的条件，将是本章的主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