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半个世纪的疑案
伊朗是中东大国,石油资源丰富,战略地位显著,因此历来是大国竞争的焦点之一。中东开发的序幕就是在1908年发现伊朗石油时拉开的。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伊朗的石油生产一直为英国所控制。二次大战后,国际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美国取代英国,登上世界霸主地位,与此相一致,在世界上一些重大事务的处理上,美国逐渐渗入传统上属于英国的势力范围。世界霸权地位的转变在国际石油市场的反映是,美国石油公司成为石油市场的主要力量,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扩大势力范围。美国公司首先在拉美排挤了英国有关石油公司。战后又全面进军英国公司把持的中东。伊朗也不可能例外。
50年代以后民族主义运动的兴盛以及美苏“冷战”的背景,使控制伊朗的斗争更加复杂化。1951年,伊朗摩萨台政府开始推行石油国有化政策,直接威胁到英国的石油利益,导致英伊关系紧张。随着形势的发展,美国的政策从最初的中立逐步转向与英国一致,美英最终联手推翻了摩萨台政权。
20世纪50年代初的伊朗石油危机和1953年政变,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是战后国际关系中的一个大事件,因为:(1)这是新老帝国权势更替的一个重要环节,美国政治、军事和经济势力渗入中东,是战后美英主导地位交替的一个重要标志。(2)这既是美伊建立长达20余年稳定关系的契机,又是双方在70年代末交恶并敌对至今的历史根源。(3)这是美国首次通过低成本的秘密“准军事行动”(1)推翻一个外国合法、民选政府,导致了美国冷战策略的重大变化。(4)这是美国政府最不愿意承认的一次海外干涉行动,因为这完全出于美国和西方的战略与经济需要,无法用维持国际秩序与安全、促进民主与人权、捍卫国际法准则等任何堂而皇之的意识形态、法理或道德理由来为之辩护,于是这段历史被刻意掩瞒,成为近半个世纪的“未解之谜”。
因此,此次危机及其相关问题,特别是美国对危机的反应,包括美英联手通过隐蔽的“准军事行动”颠覆摩萨台政府的过程,一直是外交史和国际政治学者关注的重要课题。一些学术组织和研究者为了争取相关档案文献的开放作了不懈努力。然而,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人们始终无法了解全部真相,许多问题只能靠推测而无法定论。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关键的档案材料始终付诸阙如。美英政府一直拒绝公布有关1953年政变的档案文件,英国方面更是如此。而且,据信美方大部分文件在60年代已被中情局销毁。1989年,中情局拒绝让美国国务院编纂的《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S.,简称FRUS)刊载有关美国参与政变的关键文献。因此,涵盖这个时段的文件集虽然专门编辑了一个“1951—1954年伊朗卷”,却没有收录任何有关“倒摩”决策过程和中情局隐蔽活动的文件。(2)这种“戏弄历史”、“赤裸裸篡改美国行为的欺骗行径”,令国务院历史顾问委员会主席孔华润(Warren I. Cohen)愤然辞职。(3)
图1-1 1989年版《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伊朗(1951—1954)》
图1-2 1989年版《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伊朗(1951—1954)》的网络版目录
图1-3 2000年《纽约时报》披露的“Wilber文件”
10年以后,这种情况没有任何改变。1999年,设在乔治·华盛顿大学的一个“独立的非政府研究机构兼图书馆”——“国家安全档案馆”(The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依据《信息自由法》向中情局索取据信确实存在的“Wilber文件”和另一份内部史料,同样被拒绝,理由是“将有损国家安全”或“导致未经授权的公布情报来源和手段”。中情局以近乎嘲讽的方式回应人们的知情权:仅同意解密“Wilber文件”中的一句话!这句话是:“总部度过了充满沮丧与绝望的一天”。即使是这样一句无头无尾、令人莫名其妙的话,中情局之所以同意公布,也是因为此前在某个出版物中已被披露。
这种局面在2000年发生了重要变化。尽管美国参与伊朗政变一事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但直到2000年美国官方才首次公开承认这一事实。这年3月,美国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在一次有关美伊关系的讲话中说:“1953年,美国在组织策划推翻伊朗颇得人心的穆罕默德·摩萨台首相的活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艾森豪威尔政府认为,出于战略原因其行为是正当的,但政变对于伊朗的政治发展而言显然是一个倒退。因此也很容易理解为何许多伊朗人至今对美国这一干涉其内政的行为仍然心怀不满。”(4)
同年4月,《纽约时报》在其网站上发表题为《历史之秘:中情局在伊朗》的特别报道,披露了当时尚未解密的一份CIA文件,即所谓“Wilber文件”的主要内容。(5)该文件即政变行动的主要设计者之一唐纳德·威尔伯(Donald Wilber)于1954年3月撰写的内部总结报告《推翻伊朗首相摩萨台》。这份后来解密的报告(连同若干附属文件长达200页)是迄今能够见到的有关政变本身最重要的文献。(6)1998年部分解密的另一份较有参考价值的文献,是由CIA研究人员斯科特·科克(Scott Koch)执笔的内部历史文件。(7)该文件在2017年又解密了部分内容,但仍然隐匿了许多有关政变的细节。(8)2013年8月,在政变60周年之际,美国政府又公布了部分文件,这些文件涉及美国的政变动机和行动策略。(9)2017年6月,美国国务院历史学家办公室组织编撰的《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发布了一个新的版本,作为对1989年出版的“伊朗卷”(FRUS 1952-1954,Vol.10,Iran,1951-1954)的一个修订和补充,弥补了原来主要涉及石油争端,对政变只字不提的情况。其中披露了更多细节,例如政变负责人克米特·罗斯福(Kermit Roosevelt)等人在首次行动失败后无视中情局关于取消行动的指令,擅自决定继续冒险等情况。(10)至此政变已经过去了整整64年!英国方面对于涉及自己参与政变的文件甚至更为谨慎,迄今仍有许多文件尚未解密。(11)
图1-4 2017年才得以问世的新版《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伊朗(1951—1954)》
图1-5 2018年第2版《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伊朗(1951—1954)》网络版目录
基于上述原因,2000年以前的绝大部分研究成果,只能依据二手材料,最多是靠某些回忆录、口述史料和一些相关但非核心的政府档案文件。
除了一些间接的论述,中国学者有关此次伊朗危机的专门论著迄今屈指可数。其中石斌于1996年发表的《民族主义、石油危机与美国对伊朗的政策(1951—1954)》一文,是国内较早专门讨论该问题的论文。此外还有范鸿达的论文《美国和伊朗1953年政变》,其专著《美国与伊朗:曾经的亲密》也有专章论述。王泽壮在2007年发表的几篇论文也涉及该问题。(12)这些论著利用了部分过去能够见到的相关美国外交文件,在借鉴国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见解,但均未能利用后来出现的一些核心文件,特别是有关隐蔽行动和1953年政变的文件。
国外学者尤其英美学者的研究成果自然要丰富得多。有关战后以来美伊关系的综合性论述,有助于了解相关的国际背景。(13)其中,巴里·鲁宾的《善意恶果》(Paved with Good Intentions)是内容最为全面的优秀著作,时间跨度达一个世纪,而重点是1953年以后。但该书主要借助英文材料,不像后来有些著作(例如詹姆斯·比尔的著作)还利用了伊朗方面的文献。关于战后初期的美伊关系,最重要的是布鲁斯·库尼霍尔姆的《近东冷战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in the Near East),该书论述了大国在伊朗、土耳其和希腊的冲突。作者认为1946年的阿塞拜疆危机是美国涉足伊朗问题的起点。马克·莱特尔的《伊美同盟的起源(1941—53)》(The Origins of the Iranian-American Alliance 1941-53)着重讨论了1941—1947年间的美伊关系,认为美国决策者对所谓苏联威胁反应过度。
关于50年代初的美国对伊政策,两位著名学者的论著很有代表性。其一是詹姆斯·比尔的《鹰与狮》(The Eagle and the Lion)一书。这迄今仍是关于巴列维王朝,尤其是60年代以来美伊关系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其中,作者通过研究1951—1953年间美国对伊政策的发展过程,包括颠覆摩萨台政权的“埃杰克斯计划”(Operation Ajax),得出了15条结论,主要包括:杜鲁门总统与国务卿艾奇逊不愿采取英国率先提出的强硬措施,而艾森豪威尔在国务卿和中情局局长杜勒斯兄弟、副国务卿沃尔特·史密斯等人的支持下则决定直接干涉;隐蔽行动最初由英国军情6局(MI6)提出,而英国说服美国的主要策略是强调伊朗有被共产党控制的危险;如果没有伊朗反摩萨台势力的参与,政变不可能成功,但如果没有英美的指导、支持和参与,伊朗人也不会采取行动;人民党(杜德党)的影响力实际上并不大,摩萨台本人既不是共产党人,也不同情共产党。(14)
其二是马克·加西奥鲁斯基的《美国外交政策与伊朗国王》(U. 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Shah)。(15)实际上,作者在1987年即发表了一篇研究1953年政变的重要论文。(16)在本书中,他进一步探讨了三个问题:美国在政变中的作用、美国干涉的动机和政变对伊朗内政的影响。他认为,尽管英国和一些伊朗人在政变中起了重要作用,但如果没有美国干涉,摩萨台政权可能不会垮台;美国参与政变的主要目的不是帮助美国石油公司分享伊朗石油利益(尽管政变后美国公司获得了40%的份额),而是抵制苏联扩张,因为当时共和党新政府即将出台新的国家安全战略,即“更主动”、“更具进攻性”、手段“更广泛、更多样”(其中包括隐蔽行动)的“新面貌”战略(1953年10月正式出台);而政变重新确立了国王的权威,对伊朗内政产生了深远影响。
总的来说,这些论著对美国在伊朗和中东的战略目标、对伊政策演变的脉络及其相关背景作了大致符合事实的描述。但有两个明显缺陷:首先,大部分论著主要依据二手材料,特别是在1953年政变这个关键问题上,缺乏核心档案文件的支撑,无法展现具体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决策过程;实施政变的过程也缺少许多细节,或者有些细节并不准确;其次,对相关政治、社会和经济背景的揭示不够全面。例如大多数论著都强调美国防范苏联的冷战思维是主要动因,但对于美国控制中东主导权的意图及其与美国全球战略的关系揭示还不够充分,对于美国在中东和伊朗的商业、石油利益等因素的影响,也持各种不同看法。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两本代表性的论文集:詹姆斯·比尔等编写的《摩萨台、伊朗民族主义与石油》(Musaddiq,Iranian Nationalism,and Oil)一书集中反映了80年代中期以前的研究成果;马克·加西奥鲁斯基等编写的《摩萨台与1953年伊朗政变》(Mohammad Mosaddeq and the 1953 Coup in Iran)一书则反映了上述CIA核心文件面世后的研究成果。(17)
前一本论文集的内容来自1985年在美国召开的一次国际学术会议的论文,其中探讨了摩萨台运动的起源,英伊石油公司的国有化,美英通过干涉搞垮摩萨台政权,国王在其中的作用以及国际石油财团取代英国垄断地位等问题。主要内容集中在三个方面:关于伊朗民族主义运动的性质及其历史背景,包括摩萨台在其中的影响与贡献;关于石油问题,主要涉及1950年阿美石油公司与沙特率先达成对半分成协议一事与英伊石油争端之间的联系;关于危机期间英美两国政府的政策;关于摩萨台执政时期伊朗社会的思想文化状况。
该书认为,危机之初,英美的态度和立场就截然不同:英国认为摩萨台一无是处,且执意要“没收”英国的公司,为此不惜使伊朗经济走向崩溃边缘,不大可能与之达成解决方案;美国的杜鲁门政府则对摩萨台政权和伊朗民族主义抱有某种理解和同情,并相信可以通过谈判解决危机。美国虽然关注“共产主义威胁”以及伊朗石油对西方经济的重要性,但也承认伊朗有进行国有化的权利,同时担心英国如采用武力可能为苏联干涉提供借口,因此美国一方面反对英国干涉,另一方面又鼓励伊朗民族主义者做出妥协。
关于美英干涉(倒摩政变)成功的原因,该书认为有国际国内两方面的因素。国内因素包括:不同政治力量之间的纷争;部分由于英国的石油抵制所造成的经济困难;民族阵线领导人的政策失误;人民党的影响,等等。对于国内因素与英美干涉何者起了决定性作用,该书有些含糊其词。只是指出,伊朗人认为美国通过CIA的干涉是伊朗政权更迭的根本原因,因此美国后来取代英国或苏联,成为伊朗民族主义者的主要抨击对象。
在结论部分,该书概括出一个核心问题:摩萨台与英国和美国是否有可能达成一项协议?并从三个层次上试图回答这个问题,即三个国家各自的国家利益、“行动自由”(政策空间)以及主要当事人的个性特征(信念、情感、偏好、行为特征等)。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在英、伊、美这组三角关系中,存在着三个彼此相关的错误认知,因此无法达成妥协:英国误解了伊朗民族主义的性质,也未能认识到摩萨台代表着伊朗人的希望与抱负;美国则过分专注于自身经济利益和中东石油,未能对伊朗民族主义予以充分重视和理解,更重要的是,出于冷战思维,混淆了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界限;而伊朗对“英美帝国主义”的认知也有错误,认为英国是“邪恶的”,而美国是“仁慈的”。这种简单化的认识导致了一个致命错误,即以为英美不会联手反对伊朗民族主义运动。
后一本文集的主要内容来自2000年和2002年分别在德黑兰和牛津大学召开的两次国际会议的论文。后一次会议的参与者除了美、俄、伊朗等国学者,还包括曾参与策划或实施政变的几位前美国中情局和英国外交部官员。
此书的主要特点是利用一些新材料对危机和政变的国内外社会、政治与经济背景做了较全面的探讨。部分作者也是前一本论文集的作者,但这批论文对许多问题的认识更为深入。其中一些新观点值得注意:
首先,该书比过去更加强调伊朗国内因素的作用。霍马·卡图齐安(Homa Katouzian)认为,应该将1953年政变放在伊朗历史上的“专制统治—动荡—专制统治的长期循环”中去考察。在伊朗现代史上,其民主进程总是伴随着社会动荡,而摩萨台领导的石油国有化和国内改革运动不过是最近的例子。许多伊朗人之所以支持政变和国王重新掌权,一定程度就反映了社会、政治动荡之后人们对稳定的需求。但他也承认,摩萨台执政后期的混乱局面,很大程度上也是英美和伊朗国内反对派试图颠覆摩萨台政权所造成的。许多伊朗人也因此认为,伊朗向专制主义的倒退,美国难辞其咎,1978年革命的反美色彩即与此有关。法赫尔丁·阿齐米(Fakhreddin Azimi)着重讨论了伊朗的国内政治。虽然他承认国内与国际反摩萨台势力共同作用、不可分割,但他认为伊朗国内的反对力量(保王派、亲英派、倒戈者、人民党等)起了关键作用。这实际上是暗示,即使没有英美的插手,摩萨台与民族阵线很可能也会失败。马西亚·贝赫鲁兹(Maziar Behrooz)专门研究了人民党的作用。他指出,根据“Wilber文件”等CIA史料,防止人民党(相应地也包括苏联)控制伊朗是美国发动政变的主要原因。尽管美国情报部门并不认为人民党在近期有控制伊朗的可能,但美国官员几乎一致认为这种危险在不断增长。作者的研究结论是,事实上,人民党既没有在近期内夺取政权的意图,出于各种原因当时也不具备这种能力。
其次,关于国际因素,该书比过去更强调英国的作用。Wm.罗杰·路易斯(Wm. Roger Louis)认为英国在政变过程中起了“核心作用”。英国人自始至终想搞垮摩萨台,一方面是为了维护英伊石油公司的利益,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冷战战略的考虑,认为摩萨台强烈的反英“情结”最终将使他向共产主义靠拢;而美国尽管最初无此“远见”,后来却得出了相似的结论。玛丽·A.海斯(Mary A. Heiss)的研究重点是由英国带头,英美政府和国际石油巨头联手进行的抵制活动。她认为这是一个经常被忽视的导致摩萨台下台的重要因素。
其中,马尔科姆·拜恩(Malcom Byrne)和马克·加西奥鲁斯基(Mark Gasiorowsky)的论文最值得注意。马尔科姆分析了战后初期美国对伊政策的政治与地缘战略因素,试图解释美国对伊政策何以从杜鲁门时期的相对平衡和中立的政策转变为艾森豪威尔政府的直接干涉。他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是美苏冷战对抗的加剧。伊朗和中东地区的一系列事态,使美国认为苏联对美国和西方的利益构成了重大威胁,尽管艾森豪威尔政府在上台之初尚无意搞掉摩萨台,仍然寄望于通过谈判解决危机,但眼看谈判解决无望,最终还是决定采取隐蔽行动。马克的论文则主要从美国的角度,详细描述了“倒摩”政变的策划与实施过程,除了利用已有的材料,还采访了许多当事人,因此具有相当的权威性。
总之,这批论文得出的基本结论是:首先,对于摩萨台政权的垮台,西方势力,特别是美英两国通过其情报部门所实施的干涉行动无疑起了直接作用。第二,伊朗国内“范围广泛”的敌对势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们或是削弱了摩萨台的地位,或是直接促成、参与了政变。这些势力包括扎希迪将军及其支持者、国王及其支持者、(摩萨台盟友中的)“背叛者”——人民党及民族阵线中的保王派。第三,政变的成功,是在特定的国际国内背景之下,上述因素,外加英美情报部门在伊朗长期培植的特务组织,一同起作用的结果。
这些论文给人的印象是,都有意无意地削弱或淡化了外部干涉的作用,将摩萨台政权垮台在相当程度上归咎于国内因素。这些因素确实存在,但是否足以改变1953年伊朗政变的基本性质(即西方大国通过隐蔽手段颠覆一个国家合法的,并且总的来说具有广泛民意基础的政府),显然大可商榷。而且,除了指出美英冷战战略方面的考虑,对美国取代英国传统地位、主导中东事务的地缘战略意图,美国石油财团的商业利益和美国政府对于石油资源的长远战略价值的关注,大多避而不谈,或者语焉不详。总的来说,这些论著主要反映的是西方研究者的观点,其价值取向非常明显。
本书的研究角度是美国政府对伊朗危机的反应。本书试图通过考察美国在1951—1954年伊朗石油危机期间从中立到干涉的政策轨迹和决策过程,主要揭示:美国在伊朗的主要政策目标;其政策演变的内外动因;美国对伊朗民族主义的态度;以及美国最终取代英国的主导地位与战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特别是美苏冷战的宏观背景之间的联系。其中一个重点是利用目前已经公布的美国档案文献,特别是上述CIA核心文件和其他新材料,揭示美国颠覆伊朗摩萨台政府的“TPAJAX”计划的决策与实施过程。
(1) 准军事行动(Paramilitary Operation)是美国对外隐蔽行动(Covert Operation)的主要子战略之一,冷战时期频繁使用的一种重要政策工具。主要指介于传统军事行动与非军事活动之间的隐蔽行动,包括由中情局等部门对他国秘密进行或暗中组织、训练、协助目标国反政府力量所从事的武装破坏、颠覆政权、暗杀政治领导人等活动。
(2) FRUS,1952-54,Vol. 10,Iran: 1951-54,Washington,D.C. GPO,1989.
(3) 孔华润1990年2月辞职,参见The Washington Post,April 16,1990,A3; Bruce R. Kuniholm,“Perspective”,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Newsletter,Vol. 28,No. 5,May/June 1990,pp. 1,11-12;戴维·帕特森:《美国国务院外交史编辑室及其工作》,《美国研究参考资料》1991年第8期,第43页。
(4) The New York Times,March 18,2000. 不过,对于奥尔布赖特的讲话,伊朗当时的反应非常消极。伊朗最高领袖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Ayatollah Ali Khamenei)表示:“连个道歉都没有”,纯属“欺骗”(Mark J. Gasiorowski and Malcolm Byrne,eds.,Mohammad Mosaddeq and the 1953 Coup in Iran,Syracuse,NY: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2004,p.ⅷ)。另据报道,2009年6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开罗对穆斯林世界的主题演说中也首次承认,“在冷战中,美国曾参与推翻伊朗民选政府的行动”。
(5) James Risen,“The C.I.A. in Iran”,The New York Times,April 16 and June 18,2000,http://www.nytimes.com/library/world/mideast/041600iran-cia-index.html.
(6) Donald N. Wilber,“Overthrow of Premier Mossadeq of Iran:November 1952-August 1953”,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March 1954. “威尔伯文件”由《纽约时报》记者詹姆斯·里森(James Risen)获得,但其泄密者不详。《纽约时报》网站在披露时隐去了大部分伊朗参与者的名字,但后来又被其他媒体获取并公布。
(7) Scott A. Koch,“‘Zendebad,Shah!’: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and the Fall of Iranian Prime Minister Mohammed Mossadeq,August 1953”,Top Secret Draft History,History Staff,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June 1998. 此后陆续公开的还有几份国安会和国务院文件,例如:(1)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NSC 136/1,“United States Policy regarding the Present Situation in Iran”,Top Secret Report,Nov. 20,1952,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NARA),Record Group(RG)59,Lot 63D351,NSC,Box 68.这是杜鲁门政府最后一份对伊政策文件;(2)State Department,“First Progress Report on Paragraph 5-a of NSC 136/1”,Top Secret Memorandum,March 20,1953,Record Group(RG)59,Lot 63D351,NSC,Box 68;(3)State Department,“Measures Which the U. S. Government Might Take in Support of a Successor Government to Mosadeq”,Top Secret Memorandum,March 1953,NARA,RG 59,Records of the Officer-in-charge of Iranian Affairs,1946-1954,Lot 57D529,Box 40;(4)State Department,“Proposed Course of Action with Respect to Iran”,Top Secret Draft Memorandum,August 10,1953,NARA,RG 59,Policy Planning Staff 1947-53,Box 42,Lot 64D563。
(8) “CIA declassifies more of ‘Zendebad,Shah!’-internal study of 1953 Iran coup”,https://nsarchive.gwu.edu/briefing-book/iran/2018-02-12/cia-declassifies-more-zendebad-shah-internal-study-1953-iran-coup.
(9) Malcolm Bryne,“CIA Admits It Was Behind Iran's Coup”,Foreign Policy,August 18,2013.
(10)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Iran,1951-1954,“Preface”,Washington,GPO,2017,p.ⅷ,https://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51—54Iran/preface; Bethany Allen-Ebrahiman,“64 Years Later,CIA Finally Releases Details of Iranian Coup”,Foreign Policy,June 20,2017. 不过,由于许多文件早就被销毁,较之“Wilber文件”等重要材料,新的文件集所能提供的新内容也是有限的。
(11) Saeed Dehghan and Richard Norton-Taylor,“CIA admits role in 1953 Iranian coup”,The Guardian,August 19,2013.
(12) 石斌:《民族主义、石油危机与美国对伊朗的政策(1951—1954)》,《美国研究》,1996年第4期;范鸿达:《美国和伊朗1953年政变》,《世界史》,2002年第9期;范鸿达:《美国与伊朗:曾经的亲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王泽壮:《从“理论批判”到“武器批判”:论伊朗“8·19”政变和“库姆事件”对知识分子的影响》,《安徽史学》,2007年第6期;王泽壮:《伊朗左翼(社会主义)运动的产生和发展》(上、下),《西亚非洲》,2007年第2—3期。
(13) 比较重要的有:James A. Bill,The Eagle and the Lion: The Tragedy of American-Iranian Relations,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88; James Goode,The United States and Iran: In the Shadow of Musaddiq,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1997; Mark Lytle,The Origins of the Iranian-American Alliance 1941-53,New York:Holmes & Meier Publishers,1987; Barry Rubin,Paved with Good Intentions: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and Iran,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0。关于20世纪40年代后期的美伊关系,最重要的著作包括:Bruce Kuniholm,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in the Near East: Great Power Conflict and Diplomacy in Iran,Turkey,and Greece,Princeton,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0; Louise L'Estrange,Iran and the Cold War: The Azerbaijan Crisis of 1946,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
(14) James Bill,The Eagle and the Lion,pp. 92-94.
(15) Mark J. Gasiorowski,U. 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Shah: Building a Client State in Iran,Ithaca,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1.
(16) Mark J. Gasiorowski,“The 1953 Coup D'etat in Iran”,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Vol. 19,No. 3,August 1987.
(17) James A. Bill and WM. Roger Louis,eds.,Musaddiq,Iranian Nationalism,and Oil,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1988; Mark J. Gasiorowski and Malcolm Byrne,eds.,Mohammad Mosaddeq and the 1953 Coup in Iran,Syracuse,NY: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