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杰出的成就与紧迫的挑战:周边战略和对美关系中的中国(2017至2018年)[9]
2016年9月G20杭州峰会开幕后,特别是2017年伊始以来,鉴于一些国内外重要原因,包括在东亚西太平洋大力奋进的战略方针的重大成就与可观风险,还有实力已显著腾升的中国在特朗普导致美国的全球意愿和态势双收缩的背景下参与引领世界的宏愿,中国以全面的迹象,呈现出在这片广大区域的新的温和化态势,有效和显著地广泛改善了周边关系,造就了十多年来中国周边外交的最伟大成绩。从战略上说,这温和化的性质应被认作是延宕克劳塞维茨式“胜利的顶点”(culminating point of victory),[10]或用通俗话说“好日子拉长着过”,因而对中国的长远总体利益来说甚为可取,甚为积极。
首先,与过去相比,中国政府对步步升级的朝鲜核导弹研发的态度已变得空前严厉,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施加了那么多惩罚,这是先前的中国从未愿意或敢于做的。所以如此,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争取良性的中美关系。不仅如此,中国在南海的行为显著温和化,同时更积极地力图改善与东盟及其成员国(特别是越南、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的关系,加大加快了与东盟协商出《南海行为准则》的努力,以便稳定海上局势和增进中国外交影响。
也大致同时,中日关系出现显著改善迹象:在日本政府改变原先有关立场、做出肯定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明确表示后,习近平主席于2017年5月16日会见日本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指出中日双方应当也可以在中日间四个政治文件和四点原则共识基础上改善两国关系。不足两周后,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与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长谷内正太郎在东京附近神奈川县举行数小时会谈,提出当前中日关系既面临新的机遇,亦存在突出挑战,日方在历史和台湾问题上应言而有信,按规矩办事,在南海问题上则应谨言慎行。此后至今,中日关系的改善虽有风波,但大致只是小风波,总的进程是稳步向前。可以认为,只要日本政府如此行事,只要中日两国各自大致保持已经确定的有关轨道,两国间多年未有的正式的最高级互访和会晤在不久的未来就很有可能实现。
令人相当鼓舞,中共十九大前后,中国东亚西太平洋战略态势的温和化不仅继续下去,而且得到加强。中国与新加坡的关系在主要因为新加坡的南海问题行为[11]而急剧跌落到很低点之后,从2017年9月起急剧改善,中新关系大回暖的原因是新加坡在中国的压力下收敛甚或取消了与台湾地区的多年军训合作,同时南海形势的显著缓解使之不需很明显地在南海紧张中站在美国一边。不仅如此,2017年8月底,中国与印度经过复杂的谈判,几乎突然沿具有战略重要性的边境洞朗地区各自后撤部队,从而结束(或更精确地说暂停)持续了两个多月的严重军事对峙。2017年10月30日,中韩关系持续严重紧张的局面突然开始改观:中国政府在中共十九大闭幕后几天,将在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与中韩关系的广大和多样的其余方面“脱钩”,或者说实际上放弃了一项大约施行一年半但无直接效果的政策。中国,一个被普遍认作行将浮现的超级强国,在一个很大程度上因为特朗普的美国第一(或曰疏离世界)倾向而来的历史性机遇时期,愿意对一个较小国家做出一项重要让步:这本身就多少真正地令人“心头一亮”。如下所述,到2018年3月底金正恩访问北京、中朝关系骤然大幅度升温,中国周边关系的改善已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臻至全面。
形势从不完美,探求永无止境。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中国对外战略的首要困难压倒性地在朝鲜问题和中美贸易对抗上。在前一个问题上,中国近15年大致一直面对困境,而近几年来尤甚。一贯坚持并努力谋求半岛稳定和平的中国为何连连受挫?坦率地说,中国对朝鲜旨在争取稳定的和平和朝鲜无核化的影响力,被同属中国对外政策的一个成分抵消,那就是中国愈益广泛、严厉的对朝制裁,而这转过来促使朝鲜愈益对华怀抱敌意。即使金正恩主要为了与韩美两国首脑谈判交易而急剧改善对华态势,中国几乎极广泛和极严厉的对朝制裁这要害问题照样存在,因而必须予以缓解。中国对美国的影响力也在很大程度上被抵消,有力证据就是特朗普政府在整个2017年大违中国所愿,不断且愈益激烈地发出对朝军事打击威胁,并且无休止地施加压力,要中国参与对朝经济窒息,以致中国在接连地加剧对朝制裁后,已经接近完全用完对朝经济压力杠杆。至于中国对韩国的影响力,则由在韩部署“萨德”引发、延续一年多的中国事实上的对韩制裁,在2017年10月底中韩达成协议之前也部分被抵消。
自金正恩2018年1月1日发出朝韩会谈以讨论朝鲜参加平昌冬季奥运会的倡议以来,朝鲜问题以平壤大致掌握主动权为首要特征,急剧和持续地发生重大变换。首先,朝韩关系和美朝关系大为缓解,特别是金正恩与文在寅的最高级会晤成功发表宣告结束半岛南北军事对抗状态的《板门店宣言》,而且朝美两国密集地商议近期内举行史上首次朝美两国元首会晤。由此,半岛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危险急速消减,以至于在可预见的未来时日里接近于无。朝鲜非核化问题发生重大的良性变化亦成近期必然之势。其次,金正恩戏剧性地突然访问北京,与习近平举行对中朝双方都卓有成效的最高级会谈。中朝关系由此骤然摆脱保持得过久的历史最低点状态。
某种意义上说,后一项急剧变化源自前一项,而前一项则首先源自下述根本事实:朝鲜已经拥有或非常接近拥有可实战的核中程导弹,从而具备了在任何可以设想的一般情况下实施至少最低限度的核威慑。这一点令平壤可以从事真正的部分非核化(包括切实放弃核远程导弹以及切实保证不再研发核潜射导弹之类新型核武器),只要它从华盛顿得到军事、外交和经济上“阶段性和同步的”重要让步。可以认为,朝鲜彻底非核化的可能性甚小,但朝鲜部分非核化和朝鲜对外政策相对和平化的前景颇可期待。加上朝鲜国内局部改革和对外局部开放的颇有可能的前景,从讲求实际的观点看难道还可以得到更多?在此形势下,中国有其相关的头等要务:第一,坚持中国的应有权利和作用,扩大和深化对朝鲜问题局势的实质性参与,防止和阻止中国的正当利益和关切遭到其他方面的忽视或损害;第二,维护和增进来之不易的中朝关系改善,为此首先需要适当地调整对朝经济政策,及时和妥善地重筑现已削弱殆尽的中朝关系经济基础。
至于可能愈演愈烈的中美贸易对抗,则不仅需要“治标”性质的综合对策,即坚决有力的贸易报复威胁与谈判妥协意愿相结合,而且需要有“治本”性质的基本认识和战略决心,后者在一定意义上远更重要和深刻。必须认识到,全球既有秩序,至少是大致自由和开放的全球贸易秩序,已经或正在失去它在发达世界内的很大部分国内社会基础,甚或政治基础。这就表明,既有的全球化要扬长弃短、改造更新,从而获得真正的可持续性,这就不仅需要像中国政府已经反复提倡的那样,在比较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方向上变得比较公正,比较均衡,而且需要多少参照发达国家愈益增进的抱怨甚而愤怒作适当的调整,以便争取在这些国家内部恢复必不可少的那部分社会和政治基础。这后一点,是中国多年来一直认识大为不足、举措过慢过微的,而现今我们正在就此面临急剧的冲击和考验,首先是几乎急剧到来的中美贸易对抗。粗略地说,这个世界的问题不但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共同富裕问题,也是中国与其余国家的共同富裕问题和发达国家内部的共同富裕问题。不经过中国可做的适当调整,对中国有利的全球化就不大可能持续下去。
2018年4月10日在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作意义重大的主旨演讲,其中宣告了中国政府在上述“治本”意义上决定采取的一系列重大举措,包括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创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主动扩大进口。中国确实需要多少参照发达国家愈益增进的愤怒作适当的调整,以便争取既有的全球化在这些国家内部恢复必不可少的那部分社会和政治基础。与此同时,这样的重大举措也大有利于中国本身的经济和社会生活的高质量发展。就近期和中期来看,特朗普是个残忍的战略家和精明的战术家,阶段性地集中在一个由他发动的战役,然后经过时间不长的休战,又集中在同样是由他发动的又一个战役。他的战略战术是施加空前程度的压力和空前程度的威胁,间或又给对方“甜枣”吃,都是为在一个接一个战役中获得尽可能最大的利益。中国现在必须在对美经贸问题上做出一些让步,要不过不去。更重要的是如上所述,这些让步贯彻得妥当,会大有利于中国自己的高质量发展。不仅如此,当前的国际和国内局势还告诉我们,中国需要通过真正大力度和持久的调结构和全面深化改革,争取实质性地大大开发中国潜能依然巨大的国内市场和国内资源,从而相应地减小中国对外部市场、外部资源和外部技术的依赖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