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南大记忆
七十五年前 南大西迁中的那些事
今年，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迎来110华诞。百余年风云变幻，同出一脉的这些高校经历了多次分分合合，也经历了很多磨难沧桑。其中，很多人不知道的是75年前的西迁，这一路上师生们不畏艰难坎坷和苦中作乐的精神，同样是一笔宝贵财富。
筹建“万人大学”的经费，成了西迁中的救急钱
1937年8月13日，日军向上海进攻，南京危在旦夕。8月中旬，敌机两次轰炸南京，南大前身之一的国立中央大学有7名校工遇难。师生议论纷纷，人心惶惶。此前，校长罗家伦正在忙于筹建“万人大学”，还在中华门外7公里处的石子岗一带征地8000亩。然时局如此，他只好终止扩建计划，考虑起迁校事宜。
学校迁往何处？罗家伦先后派出三路人马前往重庆、湘鄂、成都，商讨迁徙事宜。非常时期，患难与共，派出人员很快传回信息，迁校计划得到四川省政府和重庆大学的大力支持。8月下旬罗家伦在教授会上提出迁校方案，得到一致赞同。
迁校需要的大笔经费又从哪里来呢？说来也巧。筹建“万人大学”时，国民党中央全会在通过《建立中大新校址》提案的同时，答应支付建筑费用240万元。此外，中央政府当时要求中央大学扩充工程人才培养，罗家伦曾携带培养工程人才的“科学的计划”上庐山面见蒋介石，蒋介石当场答应另外再拨200万元。这些钱在迁校过程中，正好派上了大用场。
1941年，罗家伦在谈及此事时说：“造化的安排，真是富于讽刺性。我在南京没有建成大规模的新校址，但这点领到局部而未用完的余款，竟使我在兵荒马乱的年头，免除了许多困难的手续，在重庆沙坪坝和柏溪两处，造成了两个小规模的新校舍，使数千学生没有耽误学业。”
员工们用自己的安置费，运走农学院珍禽良种
当年9月23日，教育部“准迁重庆”的批复下达。学校教职工的迁徙于10月上旬开始。
由于有先期打造的500只木箱，学校图书仪器的打包没有遇到多少问题，但运送到下关码头后，货运船只却成了很大难题。进退两难之时，幸好有民生公司总经理、爱国实业家卢作孚给予了大力支持。当时民生公司负责运送开赴淞沪战场的军队，抵达南京后正好要返回四川。卢作孚决定将这一批客运船只免费提供给中央大学师生使用。
装船时又遇上难题。客轮的舱位太小，航空工程系的3架拆卸式飞机、医学院泡制供解剖用的24具尸体和农学院部分实验良种动物进不去，装载人员急出一头汗。卢作孚很爽气：“舱位可以打通使用，怎么方便怎么来！”
西迁路途遥远，又是兵荒马乱之时，农学院牧场里大批良种牲畜又该如何处置？罗家伦离开南京前，给牧场职工发放了安置费，说：“若敌军逼近南京，这些牲畜不能迁移就算了，学校绝不责怪你们。”
12月初，敌军逼近南京。牧场技师王酋亭对职工们说：“虽然罗校长不责怪我们，但我们能丢下这批来自欧美澳洲的珍禽良种吗？”在他的组织下，工人们齐心协力，用学校发放给自己的安置费，雇来船只，将这些牲畜运过长江，然后徒步从江浦过安徽，再经河南边境，转入湖北，到宜昌后，水运至重庆。
沿途交通阻塞，雇不到运输工具时，他们便将鸡、鸭、兔等小动物装进笼子，驮在荷兰牛、澳洲羊、美国猪身上，徒步前行，有时一天只能走十几里路。入冬后，大雪纷飞，人畜都已疲惫不堪，才在河南商城休整过冬。等到第二年春暖花开，学校也及时汇来费用，他们又重新上路。
1938年11月下旬，这支特殊的“队伍”终于到达沙坪坝。罗家伦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在沙坪坝见到这批家畜时，就像看到了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一样。当我和这些南京‘故人’异地重逢时，心中一面喜悦，一面引起了对国难家仇的无限感慨，不禁热泪夺眶而出了。”
随着战火的蔓延，大片国土沦丧，涌入大后方的人越来越多，中央大学的人数也一增再增。为此，学校提出筹建分校的方案，得到批准后，在柏溪建立了中央大学分校。
一直拖到南京告急，金陵大学西迁才仓促启动
作为南京大学的另一个源头，当时的金陵大学也经历了坎坷的西迁。
不过，一直到1937年的10月4日，金陵大学竟还正常上课。当时中央大学已经西迁了，而金陵大学迁不迁，让校长陈裕光左右为难，因为大家的意见一时不能统一。
主张西迁的人说：“炮弹不长眼睛，谁能保证下一颗炸弹不落在金陵大学的校园？”不主张西迁的人说：“我们是教会学校，有美国大使馆保护，我们不用怕。”还有人说：“一个城市也要有几所大学撑撑场面的。”陈裕光只好决定等等再说。
10月下旬，南京告急！陈裕光校长接到教育部紧急内迁的通知，一时措手不及，只好动员师生员工共同想办法，四处借车借船，运送人员及物资。
1937年11月25日，第一批内迁的500多人，乘坐长沙号轮，由裘家奎教授和孙明经老师带队溯江而上，12天后到达重庆。12月，南京沦陷，后两批内迁人员备受艰难。心急如焚的陈裕光与王绶、马杰等教授在重庆亲自会同校友安排接应，每看到一批内迁的人员，便止不住热泪盈眶。
1938年2月，金大师生全部迁到成都华西坝。同时迁到华西坝的，还有金女院、齐鲁大学、燕京大学的一部分，中央大学医学院和农学院兽医系也在抗战初期由重庆迁来华西坝，加上东道主华西大学，当地共汇集有6所大学师生。
苦中作乐，汪辟疆写下“从军诗”
落脚在沙坪坝的中央大学，并不是世外桃源。自1939年开始，每年的5月到10月，总有敌机轰炸。学生们在学习的同时，还要准备着随时去钻防空洞。这一情况一直持续到1941年的太平洋战争爆发。校园的学习生活也相当艰苦。早上吃的是稀饭，中晚两餐虽说能有干饭，但饭中多有砂石、谷子、稗子、糠、老鼠屎等，同学们戏称之为“八宝干饭”。
1944年秋，政府号召知识青年从军报国、参加战斗，“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顿时响彻云霄。许多老先生对学生的从军热情大加褒奖。中央大学中文系教授、著名诗人汪辟疆感慨之余，挥毫写就两首七绝，一时广为传诵：
（其一）
日日从军势若狂，无人不道送行忙；
遥知富士山前月，待照中华儿女行。
（其二）
闻君已恨从军迟，欲把樱花踏作泥；
我亦有怀征万里，送君先过石门西。
1945年8月，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以日本侵略者的失败而告终。中央大学新任校长吴有训着手筹备学校复原工作。原定中央大学于1945年年底第一批回迁，但因水道拥塞，运输工具缺乏，沿途不甚安全，加上战时原校舍绝大部分被征用，只好推迟。1946年5月，第一批师生扬帆东归。学校争取各种资源，动用水、陆、空各种交通工具，12000多名师生分8批陆续返回南京。
战前，中央大学在中华门外石子岗征购的8000余亩土地，限于经费，不可能再建，于是这里成了学校的“中华农村福利实验区”，由农经系主办。
从1946年4月起，金陵大学等各校也开始迁返。
南京解放后，原国立中央大学改名为“国立南京大学”，10月10日又改称“南京大学”。为了适应时代建设的需要，1952年金陵大学与南京大学合并，自此金陵大学的校名不再使用。1952年9月，南京大学即在金陵大学原址开学。
（《南京日报》风雅秦淮2012年3月14日）
罗家伦的建校梦
5月20日是南京大学的校庆日。今年，南大108周年校庆活动是在仙林新校区的礼堂举行的。看到典雅庄重的校舍和校园内新植的花木，感慨万千。新建成的地铁2号线，本月就要开通，从南大仙林校区到新街口只有30多分钟的路程；周边的生活设施如鼓楼医院、中小学、购物中心、南大仙林国际科技园等都在紧锣密鼓建设，不久，校区、社区、科技园区三区联动的共建模式，将在南大新百年的发展历程中，展示无尽的魅力。
我想，曾任南京大学前身中央大学校长的罗家伦先生如果在天有灵，看到南京大学这样一个崭新的校园落成，一定会捋须长笑的。
原国立中央大学位于玄武区四牌楼。其校舍最早沿用历经兵灾的两江师范学堂旧房。当时的校舍不仅破旧，而且面积只有三百多亩地，难以适应学校的发展需要。罗家伦先生1932年8月出任中大校长，1941年8月辞去中央大学校长一职。在短短9年时间里，他带领全校师生共同努力，使中央大学成为当时全国学生人数最多、学科最齐全、师资最雄厚、教育研究水平最高的著名学府。
但由于中央大学的校园狭小，根本无法建成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大学。为了使学校能有更大的发展，罗家伦希望建一所万人大学。经过实际考察，1935年，罗家伦在中华门外7公里处的石子岗一带，征地8000亩。1937年1月，新校址凿土动工，预计到1938年秋，一个崭新的校区便可落成。但新校址动工才半年，“卢沟桥事变”爆发。8月，日军攻占上海；12月13日，南京沦陷。罗家伦校长重建万人中大的计划，被迫终止。罗家伦的建校梦想，成了永远的遗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大学更名为南京大学。南京大学此后在鼓楼600多亩的土地上开始了整整60多年的办学历程。其间也有建设新校区的尝试。1987年开始建设浦口校区，并从1993年开始接收新生，一度缓解了学校办学空间的严重不足。从2003年开始，南京大学根据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在广泛听取师生意见的基础上，征得教育部和江苏省委、江苏省人民政府同意，决定在仙林购地3000亩，建设南京大学主校区。2006年11月，仙林校区奠基。经过3年的建设，建成教学楼、图书馆、体育馆、大学生活动中心、基础实验楼、校医院、学生食堂和宿舍、校史博物馆等共42万平方米的建筑。2009年9月，1万多名学生进入新校区，开始了新的学习生活。
到2012年，一个现代、绿色、以学生为本的仙林新校区将基本建成。届时，南京大学将在向世界一流大学迈进的征途中书写新的辉煌！
（《南京日报》2010年5月27日“可一杯”——重读南京征文 优秀奖）
李瑞清：嚼得菜根，做得大事
如果说矗立在南大老图书馆楼前，那块由李瑞清题字的“两江师范学堂”魏碑体石匾，是李瑞清留给南京大学的物质财富，那么，曾经被立为校训的“嚼得菜根，做得大事”八个大字，便是李瑞清留给南大人宝贵的精神财富。
李瑞清（1867—1920年），江西临川温圳镇（今属进贤县）人，著名教育家，画家，书法家，金石家；中国近现代教育的重要奠基人和改革者。1902年，云贵总督魏光焘聘请李瑞清主持当地的书院讲席，魏光焘移任两江总督时，延揽李瑞清至江宁。1905—1911年，李瑞清任两江师范学堂监督，即校长，一度被委任为江宁布政使、学部侍郎，官居二品。晚年寓沪。去世后，南高师校长江谦为褒扬李瑞清的功绩，在校园西北角六朝松旁，建茅屋三间，取名梅庵，并悬柳诒徵手书李瑞清所定校训：“嚼得菜根，做得大事”。
两江之前，洋务派代表人物张之洞于1902年在南京创立三江师范学堂，开现代意义的高等学府之先河。“三江”之后不久即改名为“两江”。李瑞清上任后，广延名师，改革学制，增设科目；创办短期留学预备学堂，输送青年学生去美国深造；提倡国学、科学、艺术；改博物科为农业博物科，购置农田耕牛供学生实习之用；并亲赴东瀛，聘请日本教习传授西方科学和近代工艺；创设图画手工科，并亲自讲授国画课，增设音乐科，为中国培养了一批近代美术师资和艺术人才。国画大师张大千、金石大师胡小石等皆出其门下。在李瑞清主持下，两江师范学堂成为当时名副其实的江南第一学府。
为提升教学质量，李瑞清常与学生一起静听老师讲解，并和学生一样做笔记和复习，倾听学生的意见。在当时各学科的老师中，地理（舆地）课任课老师非专业出身，对学生有时答非所问，学生向李瑞清请求另请高明。经新任江苏提学使樊恭煦介绍，李瑞清得知嘉定的姚明辉先生专治地理学，而且国学与新知并具，立即请樊出函引荐，并写下言辞恳切的亲笔信，派专人前往嘉定礼聘，姚明辉来到“两江”后，李瑞清亲为设宴接风。姚明辉为报知遇之恩，不负众望，授课深入浅出、生动幽默，受到学生的一致好评。有时候上晚课，蜡烛连烧三五支，一讲就是3小时。
李瑞清通诗、书、画，尤精书法。自幼钻研“六书”，学习书法，对殷墟、周、秦、两汉至六朝文字皆有研究。
“嚼得菜根，做得大事”，既是李瑞清提出的治校之训，同时，他用自己的一生实践并证实了这样一种治学理念的科学性，为后人树立了良好的典范。
（《南京日报》2009年11月16日）
郭影秋的“欀木”精神
今年9月10日，是南京大学老校长郭影秋100周年诞辰纪念日。矗立在南大校园二源壁旁的面容清癯的郭影秋铜像，让人缅怀起这位文武双全的老人不平凡的一生。
郭影秋（1909—1985），江苏铜山县人，1928年肄业于无锡国学专修科，1932年毕业于江苏教育学院，1935年起从事中共地下工作，后投笔从戎。1957至1963年任南京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后调任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在担任南京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期间，郭影秋不仅为南大的建设和发展做出杰出贡献，而且为南大人留下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至今为人们津津乐道。
郭影秋对学有专长、育人有方的学者教授十分尊重。1957年秋，郭影秋到南大任职时，“左”的倾向日益抬头，反右斗争挫伤了不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但郭影秋依然坚持，要办好一所大学，必须相信和依靠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有较深学术造诣的学者、专家。
这年11月，“反右”刚刚结束，恰逢中文系三位德高望重的教授——胡小石、陈中凡、汪辟疆的70寿辰。郭影秋为表明自己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在自己家中为三位教授设宴祝寿，并亲自斟酒、敬酒，感谢三位老教授潜心治学、辛勤执教，为国家培养栋梁之材。郭校长为中文系三老祝寿的消息在校园不胫而走，给心怀疑虑与不安的知识分子送去莫大安慰，在南大校园传为佳话。
郭影秋在1962年元旦前夕对南大师生说，南大人要发扬“欀木”精神，“欀木的伟大在于它贡献出了自己的一切，顶着万钧的压力，使无数的矿工得以自由，使广大人民获得丰富的矿产……如果每个共产党员都像欀木一样，把自己应当顶住的困难顶起来，每一个支部，每一个党组织都把困难顶起来，那么中央的困难就减轻了。”事实上，郭影秋在非常时期，正是发扬了“欀木”精神，顶住千钧压力，为南大的教学科研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南京日报》2009年9月22日）
南京精神与“南大之魂”
有人问，新时期南京的城市精神是什么？我在南京大学工作多年，这让我想起了“南大之魂”。不知这与南京精神是否会有联系？
我的看法不一定全面准确，“南大之魂”不等同于南京的城市精神，但谁又能说二者没有联系呢？今年是南大110周年校庆，南大见证了南京110年的发展，得到了古城南京110年的养育，培养出那么多的人才，可以说南大与南京是共同发展的。
有一年，教育部对南大本科教学进行评估，评估圆满结束后，陈骏校长说：“专家走访学生时问，‘你们对学校有什么意见？你们不好说，我可以给你们学校的领导反映’。学生说，‘南大很好，能到南大来读书，是我一生的荣幸’。专家走访教师时问，‘你们的工作很辛苦，很有成效，但听说你们的待遇并不高，你们为什么不到待遇高的学校去工作呢？’教师说，‘我们看重的是南大的环境和氛围，在这里工作，尽管待遇不高，但心情舒畅，能踏踏实实地做学问，能感受到存在的价值！’”陈校长动情地说：“专家们在座谈时说，南大一定有一个‘南大之魂’！那么‘南大之魂’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应该好好地找一找。”
我漫步校园，从爬满青藤的北大楼前走过，从图书馆侧面那棵曾经被粗心的司机倒车时不小心碾伤的貌不惊人但岁逾百年的地柏前走过，在被一代代学人翻阅过无数遍，现保存在老图书馆香樟木书架里的古旧线装书前徘徊……我在思考这个问题：“南大之魂”到底是什么呢？似乎呼之欲出，但又无法一言以蔽之。
我想起南大不同时期的校训，“南大之魂”也许就包含其中：从两江师范学堂时期的“嚼得菜根，做得大事”，到南高师时期江谦校长提出的“诚”；从中央大学时期罗家伦校长提出的“诚朴雄伟”，到南京大学另一个重要源头——金陵大学的“诚真勤仁”……在筹备百年校庆的时候，南京大学在全校开展了“南大传统和大学精神”的讨论，经过广泛征求意见和反复遴选比较，学校最终推出了“诚朴雄伟，励学敦行”八字校训。
我眼前忽然一亮，不管是哪个时期的校训，似乎都能从中感受到“嚼得菜根，做得大事”的精髓和传承，难道这不就是“南大之魂”？想到南大人的默默耕耘和无私奉献，南大人一路走过的110年的风雨历程，不管是远在天边的校友，还是近在咫尺的教职员工和学生，他们都有这种共同的精神坚守，而且代代相传，从未改变。
在新南京的建设征程中，南京市正在开展“三争一创”实践活动，组织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以创先争优为动力，把“正在做、应该做、能够做”的事情做得更好，使创先争优逐步成为全社会共同的价值取向。而与此同时，我想，“嚼得菜根，做得大事”的精神追求，是否也可以成为南京人共同分享的精神食粮呢？
（《南京日报》2012年4月3日）
《挑耳图》（《勘书图》）
在南京大学考古与艺术博物馆，你能欣赏到一幅国宝级文物《挑耳图》（《勘书图》）。这幅《挑耳图》，绢本，设色，纵28.4厘米，横65.7厘米。画上有一座三折画屏。屏风前画一条长案，案上陈箱匣书卷等物。右侧矮案前，一人坐椅上，手持耳匙，左目紧闭，作者把挑耳时的惬意，表现得淋漓尽致。案上有勘书时的书卷笔砚。右边立一侍者。卷上留有北宋徽宗赵佶的瘦金书“勘书图”和“王齐翰妙笔”字样。卷左下侧钤有李煜“建业文房之印”。卷末附有宋人苏子由、苏东坡、王晋卿等历代文人墨客的题识。
据苏东坡于北宋元佑六年（1091）六月二日《跋南唐挑耳图》记载，此图先为著名画家王诜（晋卿）所有，王氏是宋英宗的女婿，家中有“宝绘堂”，收藏极富。王诜之后，此图转入朝奉大夫王定国手中。此期此图名曰《挑耳图》，后经宋徽宗赵佶御题命为《勘书图》。
此画作者王齐翰，生卒年不详，其创作活动在南唐。南唐政权的首都在南京，称江宁府（金陵）。后主李煜特别喜好绘画，他在宫中设立画院，集中绘画名手，专门从事创作，王齐翰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位。《勘书图》是王齐翰唯一留传于世的画迹。
《挑耳图》自南唐至今，流传达千余年。后也出现赝品，但收藏于南大的这幅为真品。《挑耳图》于清末为端方所有。1924年，端方的后人因家贫，将《挑耳图》与二十件西周铜器均转让给美籍福开森博士，福开森先生创办金陵大学后，于1933年，慨然将近千件的中国文物（包括《挑耳图》）赠送给金陵大学。
（《中国教育报》2007年3月29日，作者邓瑞、孙江林）
邓瑞教授
到校报工作后，25年前曾给我们教过历史课的邓瑞教授，成了我经常联系的作者之一。邓瑞教授已年过70。
以前读大学时，对邓瑞教授印象并不很深，这可能与他的性格有关。先生为人和善，没有师长的架子，他认识的人，只要在路上遇见，他就会远远站住，面带微笑，与你打招呼，显得十分谦恭；授课时，先生右手握着左手于胸前，面带微笑，声音极轻。先生出身于书香门第，父亲曾是北京大学的教授。
一天上午，十月的阳光透过斗鸡闸前百年雪松的枝干，将浓浓的秋意泻到我三楼的办公桌上。我正在筛选副刊可用的稿子，邓瑞教授微笑着走了进来，手里拿着一个信封，说：“孙主编，我写了一篇小稿，请你批评指正。”我忙招呼先生入座，并为先生泡茶，一面说：“邓老师，您是史学家，能给校报赐稿，是我们的荣幸，哪里还敢‘批评指正’？”先生说：“你现在是成手，不要客气。”我知道先生不是虚意恭维，就接过稿子。题目是《秦桧二事》。先生说：“近读清万斯同《石园文集》，知道，秦桧为讨好金人，谋和，撤韩世忠、张俊、岳飞三大元帅的兵权，心腹王次翁起了很大的作用。另外，我注意到秦桧有一句诗，就是薛季宣《雁荡山赋》注中提到的‘欲了世缘何日了’，《全宋诗》里居然漏收这一句，是很珍贵的史料。”以前校报上常用邓瑞教授的文章，文章多有发掘，极具价值。因此，我请先生多多赐稿。
《秦桧二事》登出后不几天，编辑部收到一位同学的《读报小言》，对邓文所言“这记载当为野史，但可证明秦桧也会写诗”之语发表个人观点，认为科举考试始于隋朝，文官制度行于宋，文学尤其是诗歌创作是过去文人近乎本能的反应，秦桧又中过进士，尽管后人唾弃其为人，因而其作品流传很少，但其会写诗却是可以肯定的。文章引经据典，行文干练，算得上佳作。
用不用呢？出于倡导学术争鸣的考虑，我准备用，但希望邓瑞教授能对此再发表一点个人的看法，一并用。先生为人谦和，但学问严谨，后生有此评述，我怕先生不悦，但没有想到邓瑞教授看过文章后，很快写出自己的“表白”，措辞委婉，对这位同学的才华表示赞赏、呵护，对自己写这篇文章的出发点做了必要说明。邓瑞教授对待学术争鸣的态度，堪称楷模。后来这位同学到编辑部领取稿费，对我说：“没有想到邓老师的人品文品这样好。有机会，我一定去拜访邓老师。”
（《金陵晚报》雨花石2005年11月21日）
兰园八号
到办公室刚坐下，一位白发老人叩门而入，是吴世民老师，南京大学历史系国际关系学科的前辈。吴老师已是88岁高龄，无子女，爱人在无锡，他要去无锡定居，把房子卖了，将书捐给系里。吴老师说，找书记有两件事：一是我去无锡后，看病还得回学校报销，给校医院打的报告需要你签字；二是房子卖了，南京没有地方落户，无锡落户口可能也会遇到麻烦。
我说，能不能回学校做集体户口？吴老师说，是啊，我在南大学习工作了66年，想到户口没了，眼泪就会掉下来。吴老师苍白的脸上依旧挂着微笑，但眼睛有点潮湿，这在饱经沧桑的老者脸上是难得一见的。我给离退休工作处王处长打电话。王处长说，我与派出所沟通过，派出所说，户口必须跟着房子走，实在没办法。吴老师失望地说，我找过王处长，他说过没有办法。
他见我的电脑开着，笑问，《兰园八号》的点击量现在是多少？
《兰园八号》？哦，那是吴老师的文章，发在系版文化生活的子栏目“紫藤苑”上。
我很快找到《兰园八号》，点击量是481。吴老师高兴得像个孩子：都481了？我出门的时候才463！我又找到吴老师的另外两篇文章，点击量都在1300以上，吴老师又是一番惊讶、激动。他有点不好意思地说，经常留意系里的网页，自己的文章有人看，就很高兴。我说，我在外碰到校友或者系友，他们经常谈论从校新闻网或系网站上获得的信息，彼此都非常开心，这背后是深厚的母校情怀。您在南大60多年，关心自己的文章在校友系友中的反响，再自然不过了。
送走吴老师后，我细细阅读了《兰园八号》。
1949年5月，上海解放第二天，中央大学历史系学生吴世民，在上海发着高烧，确诊为肺结核，进入上海肺病第一医院治疗。与他保持联系的外文系学生陈道一写信告诉他，中央大学更名为南京大学，1949年前离校未归的学生，只要及时回校办理复学手续，一律恢复学籍，患病学生可以在学校新设的休养宿舍全休或半休。吴世民于是离开上海回南大。
1950年一个春日的黄昏，他乘三轮车穿过南大操场，来到文昌桥宿舍后门旁的休养宿舍——兰园八号。吴老师在文中写道，“这是一幢三层小洋楼，楼前有一个竖有花架的庭院，楼旁和楼后各有一排平房。兰园八号在当时是一个较为高雅的居住小区，周围环境也颇幽静，很适宜作为休养的场所。后来得知，这原是吴有训校长的住宅。吴校长调往北京后，学校就将它辟为供患病学生休养的宿舍”。
当时百废待兴，处处需要资金，但学校仍拨出经费照顾患病学生，每天免费提供半磅牛奶、两只鸡蛋，并安排一位工友烧牛奶和煮鸡蛋，替他们到食堂打来三餐。
吴世民病得非常严重，南京军区总医院一位肺科专家认为治愈无望，但修养半年后，病情有了极大好转，后来做了手术，以至完全康复。
吴老师在兰园八号住了4年，边读书边治病，学校对他的关心，同学之间的关爱，都让他难忘。他说，没有这4年，我哪能活到今天？吴老师喜爱兰园八号，实际上是忘不了南大。
兰园八号在四牌楼，现在东南大学的校园内。东大的老谢是我的老朋友，我微信问他，兰园八号现在做什么用场？老谢竟为此专门去了一趟，微信回复：“那里有一扇对开的大门，可以开车进出。大门紧闭，门口挂了一个玄武区政府的牌子，上面写有民国建筑，另外还有两个报纸的投递箱。从门缝看进去是一个挺大的院子，树木参天，杂草丛生，有一幢三层楼的西洋高档别墅，已经很旧了。院子里静悄悄没有一个人影。看样子不像是单位，更像是1949年前的名人故居或富人豪宅。”
我把老谢的微信发到系网页上，希望给没了南京户口的吴老师一点安慰。
（《新华日报》新潮2015年1月22日）
怀念吴世民老师
2018年3月29日凌晨3点，吴世民老师走了，享年91岁。4月1日在无锡殡仪馆举行遗体告别仪式。我和张生院长、洪邮生教授、于文杰教授代表南大历史学院全体师生前去参加告别仪式。返回南京的路上，我想，前不久吴老师生病住院，我因夫人眼睛要做手术，请于文杰、洪邮生和离退休工作处的夏敏副处长前去探望，吴老师还唱了一曲《友谊地久天长》呢。唱歌的情形是于文杰用手机录下来的，我将视频用微信传给在澳大利亚任中国驻澳大使、吴老师授业过的研究生成竞业，成大使看后回信说，“吴老师看上去情绪不错，声音洪亮。请代我问安和祝福，希望他早日康复”。但当时，我已知道吴老师出不了医院，这是吴老师的亲戚陆枫竹告诉我的，说吴老师的肺功能已完全丧失，吴老师大概意识到了，用歌声表达他对大家的留恋。
陆枫竹告诉我，吴老师是家中长子，少年时代在上海英租界的育才中学就读，这是所英办的全英文学校。老师用英语教历史、物理、化学，这对他有两个影响：一是从此爱上历史这门“听故事”的课；二是英语对他来说，就像母语。吴老师的父亲吴公幹是辛亥志士，是黄花岗起义的策划者和参与者。1946年5月，国民政府“革命先进褒恤案”档案有关于吴公幹先生的部分，对先生的评价是：“黄花岗之役，与潘达微等奔走策划，襄助实多。迨诸烈士殉难，复不避艰险，力负埋葬之责。”
但吴老师是一个谦和而低调的人，从未炫耀过这些历史。概括吴老师的一生，可能只需寥寥数语：1927年11月11日出生于广东南海，1952至1956年在南京大学历史系就读，毕业后留校任教，先后担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1987年光荣退休；忠诚党的教育事业，任教三十余年，勤勤恳恳、恪尽职守，先后为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多门世界史、国际关系史课程，精心培养多名硕士研究生，为教书育人倾心尽力，得到学生的衷心爱戴和同行的一致好评，为南京大学世界史和国际关系史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做出了重要贡献；学养深厚、知识渊博、治学严谨，先后参与主编《国际关系史（十卷本）》第二卷、部编法学教材《国际关系史》《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等著作，译校或编写《美国史1933—1973》《国际事务概览1952年》《美国对外政策史》《联合国文件》《世界历史词典》《世界近代史词典》和《欧洲历史大辞典》等重要著作，为我国教育和学术事业发展留下宝贵财富。
吴老师给我们79级上过世界史的课程，但这只是在我翻阅当年的毕业纪念册时才记起的。作为晚辈，我对吴老师真正的印象是2007年回历史系工作之后，印象最深的是他的外语功底、超群的记忆力和对院系工作无限的关切。
那是2014年10月22日上午。吴老师叩门而入，毕业后我在校部机关工作，一直不曾见过吴老师，我几乎认不出他来：高高的个子，穿蓝色制服，戴蓝色的毛线帽子，直观的印象是脸色明显缺少血色，但吴老师说话底气很足，语言表述特别清晰。我看过吴老师写的回忆文章《兰园八号》，其实吴老师至少在1949年5月就是中央大学历史系的学生，后因肺结核在兰园八号休养了较长一段时间，通过手术治愈。吴老师那天来告诉我两件事情：一是他把二号新村的房子卖掉了，准备到无锡亲戚家安度晚年（吴老师没有子女），他写了一个报告，希望他到无锡以后，看病的发票能回学校按规定报销；二是吴老师还说他有一千多册书，想捐给系里。闲谈中，吴老师说到他参与张宪文老师组织编撰的五卷本《宋美龄文集》，说在宋美龄的书信中，有些英文书写比较潦草，翻译时容易出错，他是如何矫正的。此后，我与同事谈及此事，大家都异口同声地说，吴老师的英语水平确实非常高。
还有一件事记忆犹新，是2017年3月历史学院成立南京大学六朝研究所时的英文名推敲问题。学院有一个微信群，群中90多人，有几位老先生也在其中，吴老师是群中比较活跃的一位老先生。大家讨论英文名。2017年3月7日晚上7:10，吴老师发微信给我，“孙书记：关于南京大学六朝研究所如何英译的讨论，我都看到了。我特地请教校外国语学院英文系的张子清教授。承他转告，晓庄师范设有六朝研究所，并有英译名：Institute of Study on the Six Dynasties，缩写为ISSD。但他认为这样也‘似有问题’。他认为简洁又贴切的译法是：Institute of the Six Dynasties Nanjing University，他所在的我校外国文学研究所，即译为：Institute of Foreign Literature Nanjing University，请转给胡阿祥同志参考。吴世民”。2017年3月16日晚上7:33，吴老师又发微信给我，“孙书记：外国语学院的张子清教授非常热心，他将六朝研究所如何英译的问题提交国内外学者进行讨论，他将讨论的结果已发电邮告诉我，兹将此电邮转发到你邮箱。另，六朝在国外已通译为Six Dynasties，在维基百科上就可查到。美国华裔学者认可了张良仁同志的译法，请也转给他一阅。吴世民”。
六朝研究所的英文名不管用何种译法都不会出错，有专家的观点作参考，但吴老师对院系工作的关心，着实让我非常感动。
我曾在朋友圈转过自己看过的学院教师的部分文章，吴老师看后很有兴趣，要我给他多发一些，他要好好看看，看后还发微信告诉我他自己的体会：
2017-12-12 21:09，吴世民教授——
孙书记：你转发的几篇文章，充分显示我院五代学人的发展轨迹，那就是：韩儒林先生、陈得芝、陈仲丹、武黎嵩及在读的学生（以口述史协会为代表），在四十年的时间里，各代像接力一样，都向前跨出了很大一步。我感到由衷的高兴，只要“代代园丁勤掇拾”，定能“千红万紫满吾华”！
我转发给吴老师的文章不可能是学院的全部文章，也不可能是代表作，吴老师的评价也不代表学术机构的评价，但吴老师从文章中归纳出的看法，同样蕴含了老一辈对学院发展的关切和期望。
另外，吴老师的诗作和国画也很有功底。画作曾用微信传我看过，但遗憾的是，粗心的我没有及时加以保存，最后被清理软件清理掉了。吴老师的诗作还保留了两首。抄录如下：
2017-01-11 20:26，吴世民教授——
步海外诗友后尘追和杜甫《咏怀古迹·王昭君》：
弱女和番出塞门，黄沙满目蔽家村。
琵琶独抱迎朝日，笳角飞扬送夕昏。
才士讽吟频动魄，名伶演绎更销魂。
都将去国椎心恨，化作长歌任众论。
2017-01-27 09:14，吴世民教授——
灵猴将谢幕，寰宇待君旋。
振羽迎新岁，昂冠送此年。
司晨驱噩梦，昴日列天仙。
不负灵禽誉，一身五德联。
吴老师是一个充满情趣的长者。去无锡后，经常给我推荐一些好文章读，有时也饶有情趣地转一些网上流传的好段子，譬如：“不脱嫌热，脱后嫌冷，此乃春天。不送不安，送后不廉，此乃春节。……”无论如何，这些都已成为往事。我祝愿吴老师在另一个世界，过得同样快乐、精彩。
（写于2018年4月）
不能忘却的细节
日历翻到2011年。我们继续着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但我们79级历史系辅导员，张之恒老师的日历，永远定格在2010年12月28日。
张老师因病去世，享年74岁。
张老师在生病住院的最后时刻，写下遗嘱：丧事一切从简，不举办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但张老师的生前好友和学生，还是坚持来给张老师送行，而且一下来了近百人。当副省长的老班长李小敏那天有事来不了，特意叮嘱我，要以他个人的名义给张老师送一个花圈。张老师的儿子少华，那天声泪俱下，在答谢词中说，父亲出生于农村，为人内敛低调，坚持丧事从简，没有想到还是有这么多好友和学生坚持要为父亲送行！
张之恒老师毕生致力于中国石器时代考古的教学和研究，治学严谨，从事考古专业教学30余年，在我国史前考古领域享有很高的声望。他编写的《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夏商周考古》《中国考古学通论》等教材，成为国内考古和文博专业的通用教科书和重要的参考书，特别是《中国考古学通论》，一版再版，多次印刷，成为本科生和研究生十分喜爱的专业教材。出版《长江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著作3部，发表专业论文近百篇。张老师1974年入党，为人正直，党性原则很强，时刻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在他去世的前一周，他在病床上还托付家人缴纳了全年的党费。
那天我去为张老师送行，脑子里浮现出几个字是：不能忘却的细节！
张老师教授的是考古专业，该专业隔年招生，1979年没有招考古专业，我们是历史学专业，所以我没有听过张老师的课，但张老师给我们做了四年辅导员，许多相处中的生活细节，依然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张老师不苟言笑，我们都有点怕张老师。在张老师的眼里，我们都是孩子，需要严加管束，更何况那时的教育观念相当传统，学校不提倡学生谈恋爱。张老师时常会到学生宿舍看望我们，与我们聊天。一次张老师来到我们宿舍，看到宿舍墙上贴着一张带有日历的年画，画上有个美丽的姑娘趴在绿色的草坪上，张老师问：“这是谁的床啊？”看到桌上有一本描写爱情的书，问：“这是谁看的书？”然后说：“你们要把精力用在学习上，要对得起父母，对得起国家。”现在，大学生谈恋爱已相当普遍，但张老师当时对我们的管束和提醒，使我们把精力全部用在学习上，今天看来依然受益。张老师对学生的关爱，体现在许多方面，譬如冬天临近，张老师会亲自到学生宿舍查看同学们的床铺，看到谁的床铺太薄，马上就会让人送来棉被。印象很深的是，每次放假前，张老师都要亲自给我们开会，反复强调回家后要注意安全。我大学毕业后在校部机关工作20多年，2007年回历史系工作时，已经退休在家的张老师拖着生病的身体还专门到我的办公室与我谈心。他说：“我现在还能记起你当年进校时，穿着布鞋拎着网兜的情形。”张老师提醒我，要善待老师，关心学生。
去年暑假期间，张老师的爱人姜老师从医院打来电话，说张老师住院花了几十万元，希望借点钱周转一下，没有想到，在张老师去世之前，借款即已归还。
张老师的一生，似乎不愿亏欠别人什么，他一生唯一的兴奋点是学问，更多关心和倾心培养的是学生，而刻意坚守的，则是做人的原则和高尚的道德情操，他为后人留下了很多著作文章，带走的是一世清名，连告别仪式，也希望做得无声无息。由此我常想，我们从事教育事业，有些言谈举止很可能会很随意，会被我们逐渐淡忘，但我们所有的言行中的某一句话，某一个细节，很可能就会对某一个学生留下深刻印象，甚至会影响他的一生。
就像张老师留给我的印象一样。
（《中国社会科学报》后海2011年2月17日）
任东来教授驾鹤西去
任东来教授驾鹤西去。52岁。时间是：2013年5月2日18时11分。5月4日上午9点，在南京殡仪馆举行遗体告别仪式。
三月中旬的一天，中美中心的黄成凤主任打电话给我，说任东来的癌细胞已经扩散，时日不多，医生建议准备后事。她问我高华的后事系里是怎么办的。东来生病是去年的事，当时听说状态不好，没有想到情况会这么差。第二天下午，我与谦平主任到军区总院看过他一次。东来的女儿在国外留学，专门回来照顾东来。东来见我们来了，很激动，谈话是坐着的，声音与平时差不多，只是时有颤抖征象。谈话间，东来还关心女儿的学业。女儿在一边微笑着说，学业已经完成。我想，东来的女儿肯定知道东来的病情，才20出头的年纪，要做出这样的微笑，内心要有怎样的挣扎！没有想到的是，还不到两个月，东来就走了。东来的离开，是学界的一大损失，当然更是历史系的一大损失。我为南京大学历史系继高华之后，又失去一位严谨务实、积极进取、成就非凡的学者而深感痛心。
我与东来以前并不熟，2007年，我回历史系工作，才知道东来是历史系世界史专业的博士生导师，平时不多见，新年聚餐才见到他，知道他执教于南京大学—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学问做得很好。后来到系活动室打过一次乒乓球。球打得不错，但活动之后，有点喘息，是不常锻炼的那种，似乎平时的工作和研究很忙。
后来，我读杨守建写的《中国学术腐败批判》一书，注意到书中引用到东来的治学观点，语气中充满对东来的敬重和赞同，这让我心中充满自豪感，同时也与我时常跳跃在脑海中的一个想法相契合，譬如，文科的学术研究，热火朝天，期刊众多，待铅华洗净，50年后，有多少文章和著作能经得起时间的洗礼，能真正流传下去？
杨守建引用东来的话，是为了批判学术研究中的“借腹生子”与“借鸡下蛋”现象。杨著说，学术著作袭蹈前人，互相“借鉴”是个老问题，任东来先生十多年前的一篇文章——《也需要为学问而学问的学者》中就讲了这个问题，在文中他说：“在今天的书店，到处可见泛泛而论追求时尚却无多少新意的‘学术著作’……笔者翻阅了许多种部头不可谓不大，均为几十万字的，名称不可谓不响，皆为‘××学’‘××史’‘××论’的著作，但几乎看不出一本有何突出贡献。意味深长的是，这些学者们很少注明他们所依据的材料出处，更不具参考书目，似乎这洋洋洒洒的大作无一字不是他们天才的创造。但当你把这些同类性质著作对照时，西洋镜就被捅破了。原来这是一种你抄我、我抄你、大家抄国外、一起抄马列的‘学术’。这种学术加上一大批‘写’出几本著作的‘学者’，并由此形成的某种‘学术繁荣’，实在值得知识界反省一下了。”
杨守建的《中国学术腐败批判》，我是细心阅读的，书中列举的例子很多，观点我非常赞同，但就目前的状况来看，要完全克服，实属不易。因为中国的学者除了为学问而学问，还需要为生活而学问。许多评价机制，使有些人不得不打擦边球，否则你就会掉队，生活质量也会跟着落伍。就像曾任耶鲁大学校长的施密德特说过的：“中国学者退休的意义就是告别糊口的讲台，极少数人对自己的专业还有兴趣，除非有利可图。他们没有真正属于自己意义上的事业。”这话有些偏颇，但折射出某一个外国大学校长眼里的中国学者的生存景象。话再反过来，如果在制度设计上，不量化要求，不予以督促，确实有人会不思进取，得过且过。但不论有无制度的约束与激励，东来是本着自己的学术良知而始终奋力前行的一位学者，所以他的文章著作，不仅发表档次高，成果丰硕，而且不夹“黑心棉”，因而受到学界的普遍好评。东来是为学问而学问的一位学者。
当然真正要做出好学问，还是很辛苦的。高华去世时57岁，东来才52岁。他们的仙逝虽说有自身客观的原因，但他们对自己要求过高，压力太大，是不是也是原因之一？我不得而知。只希望学者朋友们不要太辛苦，既要做为学问而学问的学者，也要量力而行。
（《云梦学刊》2013年第4期）
怀念蒋克老师
黄金是从矿石中间提炼出来的。零星的记忆如果不及时集中、亮化，会被岁月的河流淹没，稀释成谁也无法辨认的空气。如果我们认为先辈们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那么，作为后来者，我们就应该尽量去注意收集这些如黄金一般珍贵的记忆，擦去记忆之上的粉尘，让它变成真正的精神财富。
对于刚刚送走的蒋克老师而言，其实我所知不多，关于她的经历，我还是后来才知道的：1919年12月29日生于江苏宜兴县芳桥镇，新四军老战士。1934年进无锡新华丝厂工作。1938年进上海怡和丝厂工作。1938年参加上海进步工人运动。1939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在苏南地区参加新四军。抗日战争期间，历任宜兴县抗日民主政府扶风区委组织委员，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团员，溧水县抗日民主政府白马区区委书记，江宁县抗日民主政府秦淮区区委书记。解放战争期间，历任北撤干部大队中队长兼支部书记，山东省军区政治部高级军官团宣教科秘书，华东野战军七兵团后勤部政治协理员，参加过著名的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1960年，蒋克老师调入南京大学工作，历任南京大学外文系总支书记，历史系总支书记，校人事处处长。蒋克老师在南京大学工作期间，对工作认真负责，密切联系群众，关心师生冷暖，被许多学生和青年教师称为“妈妈书记”。
我去参加蒋克老师的追悼会，有两个原因：其一，蒋克老师1975—1978年做过历史系的书记，而我现在就在历史系工作；其二，蒋克老师做过人事处处长，1982年年底离休，而我1983年大学毕业后，就留在校人事处学生科工作。我在人事处工作期间，蒋克老师到人事处来看望过大家，年底人事处的聚会蒋克老师也参加过。但蒋克老师，对我不一定有什么印象。
那天下午，我与办公室其他两名同志一道去西康路蒋克老师的家表示慰问。
蒋老师的儿子周晓汉当过兵，在南大产业集团工作近20年，现已退休，出来接待我们，把我们引到摆放蒋老师照片的房间，给我们介绍了蒋老师最后几天的情况。周晓汉说，前天，我妈妈还和我一起吃饺子呢，又说又笑，看完新闻联播，上床准备休息，忽然觉得身体不舒，送医院抢救，就没能抢救过来。桌上摆放着蒋老师的照片，是一张放大的生活照，蒋老师一脸的慈祥。
蒋老师走得突然，但蒋老师的一生过得很精彩，不仅有意义，而且很有质量，一生为革命奋斗，晚年生活简单，无疾而终，走得少有遗憾。蒋老师在来历史系工作之前在外文系做总支书记，与著名外交家沙祖康有很深的师生情谊，甚至由此与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也有交往。2015年1月18日上午，沙祖康和夫人专程来南京参加蒋克老师的告别仪式。
我对周晓汉说，蒋老师有什么文字性的东西留下吗？我想放在历史学院的网页上，让大家怀念这位“妈妈书记”！周晓汉说，我母亲有关于新四军时期的一段故事，书正在印，还没有出来。他随手拿过蒋克老师的一本自选集（《晚晴集》）给我。这本书是2012年6月出的。书中有蒋克老师几幅生活照，有她自己写的回忆文章，有老友对她的书面评价，还有她自己写的几十首诗。
翻阅这本《晚晴集》，有几首诗吸引了我的注意力。第一首是2006年9月6日写的《田螺姑娘》，写她扮演成田螺姑娘，巧妙躲过敌人的一段经历。“乌云压顶狂风吹，顽敌扫荡忽下乡。行奎村童伸手助，田螺姑娘巧扮装。”蒋克老师注曰：“1943年刚插完秧的季节，一天梅章同志和我因工作从北边丘坡上的王家塘村一户老百姓家里走出来，刚下坡走上田埂，忽见敌人向我们走来，情况危急，当时田埂上有两个十岁左右的小男孩，急忙把手中抄田螺的工具和篮子塞到我们手上，我俩佯装抄田螺，避免了被敌人发现。对这两个可爱又机智的救命小恩人，我们永远难忘。”
第二首诗《枪决叛徒》作于2006年9月23日，回忆了她1944年亲手枪决两名叛徒的情景。“叛徒用心太险恶，暗助敌寇逞凶狂。满腔怒火拔驳壳，一枪送他见阎王！”蒋老师注曰：“1944年盛夏的一个下午，民兵忽来江宁县西时村我们营驻地报告叛徒小红子和小戴两人在西北村瓜棚里吃西瓜。我们立刻派区大队战士逮捕他们。他们带领日寇和伪军下乡扫荡，抓革命干部，抢劫老百姓东西，他们恶贯满盈，我拔出驳壳枪，结果了这两个叛徒。四周干群为之拍手称快。”
参加完蒋克老师的告别仪式，在回校的路上，曾任南大外办主任的从丛老师给我看她两年前用手机拍下来的蒋克老师写给潘基文的书信，觉得很是珍贵，希望留存。从丛老师第二天就发到了我的信箱，还附了当年《金陵晚报》的一篇报道。信中写道：“潘基文先生，祝贺您连任联合国秘书长，您是亚洲人民的儿子，是亚洲人民的骄傲！赠送夫人一点小礼物，请收下！中国老人蒋克2012年4月2日”。字写得遒劲有力，看不出是出自93岁高龄的老人之手。
从丛还附了2012年4月12日《金陵晚报》的一篇报道：“作为‘南京大学北美周’期间的重要活动之一，当地时间4月10日，由南京大学党委书记洪银兴带队的南京大学代表团在联合国总部，与潘基文秘书长会面。”“洪银兴向潘基文转交了南京大学原英文系党支部书记、93岁蒋克老师赠送给潘基文夫人的女式帽子，帽子颜色是南大紫，并绣有精美的花纹。潘基文表示，这是一份如此珍贵的礼物，他代表夫人表达深深的谢意，并祝愿蒋克老人身体健康、长命百岁。潘基文还将帽子戴在头上，笑称自己戴着也很合适，这引得会议室一片欢笑。”“潘基文与蒋克老人缘何如此亲切？原来联合国副秘书长沙祖康在南京大学求学期间，蒋克对贫困中努力学习的沙祖康十分关心，并在沙的成长及以后的工作中给予了很多的指导和帮助。2009年，蒋老90岁生日之际，沙祖康专程从美国纽约回国为蒋老祝寿，当潘基文听说沙的老师已90高龄时，说自己的老母亲也90岁了，并连夜叫秘书将他准备的礼物送至沙祖康的官邸，让沙祖康转交蒋老。2010年，潘基文在接受南京大学名誉博士学位授予仪式之后，91岁的蒋克向潘基文夫妇赠送了两件礼物：一件是富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南京云锦，另一件是一个紫砂壶。”
（《南京大学报》2018年3月31日）
美丽晚霞
习惯于在远处寻找感动，我忽然发现，感动就在身边。南大历史学院，40多位离退休老师，就像在夜空发光的星星，各尽所能，默默发光，不喧哗。
茅家琦老师90高龄，80岁开始学电脑，平均一两年出一本书！
蒋赞初老师90高龄，依然为南京市的考古发掘贡献着智慧！
戴宁汝老师80多岁，悄悄将自己收藏的3000多件文物捐献给了南大博物馆。
张宪文老师80多岁，依然奋战在科研一线，其科研成果两次获得国家社科一等奖！
沈学善老师84岁，年前发微信给我：“江苏台在鼓楼医院采访我，并于前、昨日晚播出，现将此网发给你，请审看。在采访时，我给电台的策划者提出一个要求：我完全以志愿者身份讲述，不是教授、离干、党干的身份，看了片子后基本上做到了，特向你汇报。”
多么谦逊儒雅的一位长者！
我立即将视频转发到我的大学同学微信圈中，因为30多年前沈老师是我们的任课老师，讲授世界近现代史时，沈老师激情饱满、讲述生动有趣的景象，依然鲜活在我们的记忆之中。
几年前，我去看望沈学善老师，看到他家客厅有一架钢琴。沈老师还会弹钢琴？沈老师没有正面回答，问我，你们看了几家了？我说您是第一家。沈老师估算了一下时间，有很多话要说的样子，半握着拳，两个食指交叉一碰，说，好，我就十分钟。沈老师给我们每人一颗酥糖，说，有一句话我是一定要说的，2014年，蒋克老师给我打了一个电话，想联系几个老同志到系里找你们，想对历史系的发展提点意见。沈老师很认真地把他们这些老先生的意见一一说完后，似乎放下了一副担子。96岁高龄的蒋克老师是几天前去世的，于是他觉得提意见就是他的责任了。
蒋克老师1940年在苏南地区参加新四军，老革命了，参加过著名的淮海战役、渡江战役，1960年调入南京大学工作，做过历史系总支书记、校人事处处长，对工作认真负责，兢兢业业，关心师生冷暖，被许多学生和青年教师称为“妈妈书记”。临终前，老人依然牵挂着历史系的发展。
接下来沈老师将话题转到钢琴上，说，我最庆幸的事是70岁开始学弹钢琴，现在，我每周去鼓楼医院一次，义务为病人弹奏钢琴。沈老师说，一次一位绝症病人对我说，能帮我弹一曲《世上只有妈妈好》吗？我就弹了。他感动得流下眼泪。我说，我再为你弹一曲《让世界充满爱》吧。
两年过去了，84岁高龄的沈老师，仍坚持每周三到鼓楼医院做义工弹钢琴。那天我给沈老师回了一条短信：谢谢沈老师！在强调立德树人的今天，你给大家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翻看朋友圈留言——
老同学胡俞越说：沈学善老师的善人善事善德善举！
历史学院长江学者孙江说：以学致善，以乐乐人。
忽然想起，沈学善老师的精气神与几十年前竟相差无几。我想，心存善念，热心公益，大约是沈学善老师永葆青春的秘诀之一。
（《扬子晚报》繁星2017年5月2日）
张竹明老师
每年年底依惯例，历史系党政班子成员要分组慰问部分离退休老先生。
那年我带队前去慰问的四位老先生中，就有世界史教研室退休的张竹明老师。
张老师那年78岁，住鼓楼大钟亭。老式的房子，狭小的客厅，摆放一张长沙发、一个茶几，一台电视机，接待两三个人都显得有点拥挤。张老师的女儿忙着给我们沏茶。张老师带着慈祥的微笑，招呼我们入座。
几句寒暄，我首先提到的就是张老师退休后，花十年时间完成的经典翻译：《古希腊悲剧喜剧全集》。因为几天前，我从电视上看到介绍译林出版社的经典图书，里面就有张老师等翻译的《古希腊悲剧喜剧全集》。该书共八卷，300余万字，张老师独立翻译六卷，其余两卷是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王焕生教授翻译的。古希腊文学艺术是西方文明和文化的重要源头，对后世欧洲乃至世界文学与戏剧等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此前，由于时间久远、史料散佚、古希腊文的翻译难度大等原因，国内从未将古希腊悲剧喜剧作品全部搜齐、翻译、梳理并汇集成卷。译林出版社请张竹明教授和王焕生教授依据具有权威性的剑桥勒伯古典版古希腊文本，参照、查找大量权威英文译本、俄文译本等翔实资料，耗时十年方打造而成。可谓是“十年磨一剑”。
我对张老师说，这套书注定是要传承下去的。我们历史系每个教授如果都有这样的成果问世，那我们无疑是世界上最牛的历史系之一。
张老师笑着说，中国社会科学院举办的《古希腊悲剧喜剧全集》新书发布及研讨会时，国家话剧院演员游本昌和史可还深情朗诵了古希腊悲剧《奥狄普斯王》和《安提戈涅》的部分片段呢。
张老师为人低调，要不是我提及此事，他是不会向别人介绍这些细节的。
回到系办公室，看到世界史教研室的陈仲丹教授。说到张老师，仲丹说，张老师身怀绝学满腹经纶却不为人所知。出现这种情况张老师也有责任，从外表看他显得有点木讷，在公众场合很少说话，遇事后退、谦让。但在读书、治学方面张老师却敢作敢为。张老师本科读的是俄语专业。在大学阶段，他遇到了对他一生有重要影响的老师郭斌龢。郭斌龢是在中国学术史上有很大影响的“学衡派”后起之秀。他关注欧洲古典哲学、历史，尤其擅长亚里士多德、柏拉图之学。张竹明拜郭斌龢为师时，郭已过上隐居生活。因为郭斌龢1939年在浙江大学由陈布雷介绍加入国民党，为特别党员，后又出任浙江大学训导长，这都成了“历史问题”。当时许多老师和学生对郭都敬而远之。而张竹明老师却为了修好古希腊文主动向他请教，拜他为师。由于张老师勤苦学习，古希腊文水平提高很快，他尝试翻译了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当郭斌龢看到张老师的译作手稿时，高兴地说：“你已经超过我了！”20年后，这部手稿被商务印书馆出版。
陈仲丹说，张老师不长于宣传自己，也没有人注意宣传张老师，还是我为张老师专门写了一篇文章：《盗取天火的勇者——记古希腊罗马文化专家张竹明教授》。
仲丹这篇文章我是看过的。文章开头说，“记得张中行老先生曾评说：有人身外之名远大于实际学问，而更多的人是名声与学养相当，但也有些人则是名声要远远小于其学问”。张竹明老师就是“名声远远小于其学问”的一位学者。
听仲丹说，张老师最近又在忙着点校关于柏拉图的一部译著了。我们刚才在张老师家，并没有听到张老师提及此事。这也符合张老师的性格。
（写于2010年2月）
听魏老师唠嗑
早上上班，走到电梯口，看到满头银发、戴着墨镜的魏良弢老师。我大声说，魏老师好！魏老师看到我，高兴地说，哈哈，书记，这人老了，老是给系里添麻烦。我说，不麻烦，您老身体好，就是我们的福气！我知道魏老师耳背，一面说，一面竖起两个大拇指，希望魏老师知道我说的是什么。
魏老师今年83岁，老伴儿前年去世，现在一个人住。不过魏老师身体很好，去年体检，没有一项指标不合格，比年轻人的指标还好，连血压都是120/80毫米汞柱。
上了楼，我请魏老师到我办公室坐。魏老师一面在凳子上就座，一面笑呵呵地说，我的学生，现在不是博导的，也没有一两个人了，有人问我，你“控制”的杂志还有哪几个？呵呵，什么叫我“控制”的杂志？不过，我的学生中，现在还有一个是《历史研究》的副主编，一个是《民族研究》的主编，都是国内顶级的杂志，但我从来没有请他们开过后门。魏老师是山东人，1961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历史系，分配到新疆工作，做过新疆大学历史系系主任；1985年调回南京大学历史系工作，做过教授、博导。魏老师主要从事西域民族史和中国古代史的教学与研究，著有《喀喇汗王朝史稿》《西辽史研究》《西辽史纲》和《叶尔羌汗国史纲》，主编《史学英华》，发表学术文章百余篇；指导博士研究生近30名，在学界声望很高。
魏老师说，咱们历史系，有四个人我最佩服，一个是陈恭禄，他的中国近代史到现在没有人能超过，一个是王觉非的英国史，一个是王绳祖的国际关系史，一个是韩儒林的蒙元史。魏老师说到这里，由衷地竖起大拇指。
我们历史系办学113年，的确出了很多大家，除过魏老师提到的，还有罗尔纲、柳诒徵、蒋孟引、朱希祖、廖凤林、茅家琦、蒋赞初、陈得芝、魏良弢、张宪文、蔡少卿，等等。魏老师名列其中。这些大家，在学界有口皆碑。
在魏老师叙述过程中，我偶或插话，但我知道魏老师是听不到的。魏老师一直顺着自己的思路往下说，中途偶或转换话题，谈话永远不会冷场。
魏老师忽然说，现在的人怎么会这样呢？前几天看到一个报道，一个人遛狗，环卫工人刚扫过的马路，狗就在上面大小便，环卫工人说，路刚扫过，你出门就不能带点纸，把狗的粪便收拾掉？狗主人说，那要你们环卫工人干什么？最后两人发生争执，遛狗的人竟把环卫工人打倒在地，而且还打断环卫工人一根肋骨！这简直和民国时的土匪差不多，唉，现在的人，只认钱，有了钱就变成土豪，什么都不顾了。
我没有注意到这则新闻，但养狗遛狗的人让狗在马路上随地大小便的事，倒是经常看到的。属于个人素质问题。
魏老师说到这里无奈地摇摇头，然后笑着说，还是周有光敢说，年纪大了，什么都不怕，他说，我经历过清末、北洋、民国等几个时期，从文化上看，民国时期学界有国际一流成果，言论比较自由，教师能教出好人才，现在的大师，都是那时候培养出来的。
魏老师对事物有自己的看法，我不好简单地说对或不对，就是说了，魏老师耳背也听不进去。我便默默地想，我们的教育到底怎么了？孩子从小就戴上深度近视眼镜，起早贪黑，累得像个“虾爬子”，怎么就出不了大师呢？怎么会教出养狗不如狗的“土豪”呢？早上上班，路过玄武湖，我还看到两个四五十岁的女人坐在长条凳上边聊天边吃橘子，将橘子皮随意往地下丢，一位散步的老者站在旁边发火：我们老人，甚至残疾人都能做到的事，你们为什么做不到？两个女子在老人的呵斥下，将杂物捡起，灰溜溜地换了个地方。
（《金陵晚报》雨花石2016年3月21日）
感受甲子之聚
那天上午，在南大思源厅，参加历史学院55级校友入校甲子之聚。参加此次聚会的30个校友，年龄最大的徐老师92岁，最小的沈老师78岁。我执意把83岁的张树栋老师请到主座，我坐侧座。张老师给我们上过“世界古代史”课。
思源厅灯光明亮，乌木长桌前坐着的老人，个个白发苍苍。左右两边靠墙各有一排拼接起来的条桌。左边桌上放着《南大校友通讯》，右侧的长条桌前，坐着几个老妈妈。这些老妈妈是校友的家属，是陪老伴儿来参加聚会的。
杨振亚老师拿着一张信纸，站起来，宣布座谈会开始。室内顿时静悄悄的，就像当年老师给我们上课时，大家的表现一样。杨老师说，我们这个班人数最多，一共94人，已走了28人，活着的还有60多人，有些人出不了远门了，这次来了30人。这是进校60年的聚会，是个甲子之聚，是最后一次。有人插话，2019年，我们还有毕业60周年呢！有人附和，是啊是啊。杨老师停顿一下，左右看看，笑笑说，但愿还有一次。
我说，各位老前辈，你们大学毕业的时候，我才几个月大，但再过几年，我也要退休了，日子过得真是太快了！我简单介绍了院里的发展状况，提到我的学弟、邱树森老师的儿子邱勉最近捐赠50万元设立感恩基金的事。有人插话说，喏，那边的周老师就是邱勉的妈妈！我这才知道，曾经给我上过“中国古代史”课的邱老师和周老师是55级的同班同学。有人说，邱老师腿不好，现在医院做手术，人来不了。
无锡来的代表说，无锡共有8个同学，4个走了，还有4个，来了两个，50%，怎么样？还可以吧！老人自豪地笑笑，说，毕业60年的时候，我还来！大家哈哈大笑。
负责这次活动组织工作的是78岁的沈老师，他介绍与每个同学联系的具体情况，谁生病，来不了，什么原因，很详细。杨老师看看手表，说，你简短一点。沈老师固执地说，我的语速够快了，这可能是最后一次聚会，我还是把同学的情况给大家说说。于是，他坚持把没有来的几十个同学的情况说了一遍。
机会难得，大家都想说话。一位头发全白的老者说，我癌症手术后六七年啦，我现在这样想，活一天，赚一天。又一位老者说，我肺癌刚做过手术三个月！老人看起来红光满面，精神不错。有人提到刘老师，问谁能联系到？有人说，刘老师很苦啊，把房子给了大女儿，小女儿有意见，这都是家庭矛盾，后来听说进了敬老院，再后来，离开敬老院，谁也不知道他人在哪里。坐在我旁边年龄最长的徐老师发言，说，2019年聚会时，我如果活着，我还来。说得大家哈哈大笑。张老师说，现在条件好了，活到一百岁，根本不是个难事儿。我对徐老师说，您身体真好！徐老师轻描淡写地说，我是高血压，头里面有两颗钉子，腿上也有两颗钉子呢，关键是心态。有空的时候，多搓搓手，一面做着示范动作。老人们个个嘻嘻哈哈，乐观旷达，谈生病治病的事，就像谈自行车的一次日常维修。
中午，请前辈们吃了个午饭；下午，老人们到金牛湖玩去了。
（《扬子晚报》繁星2015年12月8日）
徐新教授
徐新是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犹太文化研究所所长，博导。那天，学校召开发展工作研讨会，徐新被邀请到主席台，介绍自己的募捐经验。
徐新说，我的博士研究生在读期间都有机会到以色列去进修一年或半年；所里的年轻教师，我都会给他们提供一些研究基金或启动基金。所有这些经费都是我筹集来的，我筹集的资金有1000万元。
徐新说，我开始做犹太文化研究的时候，学校没有给一分钱。我与犹太人接触比较多，犹太人认为，筹款不丢面子，一个好的项目就应该筹款，筹款是事业成功和得到别人认可的一个标志。他们以前没有钱，没有人给他们钱，所以他们捐赠的信念特别强。
开始筹钱时，徐新总碰钉子，但徐新说，我没有气馁。他说，我当时在巴尔的摩拜访一位叫马尔考夫的基金会负责人，马尔考夫说，我们的钱不能给中国。后来我到加拿大，加拿大一个学校愿意给我们捐一批书，但不提供寄费。我就给马尔考夫写信，我说现在只需要这么一笔寄费。他说，寄费没有问题。最后他直接把1000美金汇到那所学校。第一笔筹款就这样成功了。
徐新说，开一些国际会议我也是通过筹款的方式解决经费的。哈佛大学犹太研究中心当时的主任是罗浮尔斯，我到她那儿去，一起吃饭，说到有一个会议需要她帮助，结果她很爽快地答应了。2000年，学校给我们300平方米的办公场所，我筹了100万。2007年，我筹到500万。通过筹款，我在他们心目中建立了地位。以后我到美国去，他们请我去做客，还把我介绍给他们的朋友。我再去美国，说拿到过谁的钱，如果提到的某个基金或人他们知道，他们就会说，我也可以帮助你。我在我的研究所门口特意挂了一个铜牌，向犹太人学的，感谢什么人，把捐款的机构或人名都写在上面。有人到我们这里来访问，参观我们所，参观完了，我就把他们带到这个牌子前，问他们认识几个基金会，认识其中的几个人？有人看了，当即说，我也表示表示，当场就给了支票。
徐新说，我每年都要给捐钱人写报告，告诉人家我们做了什么事，并表示感谢。感恩之心会让帮助过你的人感到快乐。
徐新教授曾生过一场大病，在他病重的时候，他把自己的积蓄50万元捐献给学校，设立了“南京大学徐新犹太文化研究基金”，用于他所热爱的工作。
徐新说，我的脸皮不厚，但我筹款从来不脸红，因为我不是为了自己。
（《扬子晚报》繁星2010年1月18日）
老普
老普是南大历史系60级校友，1965年毕业，那时是五年制。今年大学校庆日，老普班上的同学返校聚会，回来近20人。
老普个子不高，眼睛不大，时常眯眼微笑，人很健谈，戴一顶长舌帽，七十多岁的人，气色竟不亚于年轻人。
中午用餐，看到大家在一起无所不谈，我心里很高兴，但叫不出每个人的姓。老普此前与我联系过，我知道他的姓。大概看出我的尴尬，老普用餐过程中介绍说，这个是泰州的，这个是山东的，这个是贵州的，这个是徐州的……坐在我旁边的山东老人感叹，我们班1965年毕业，“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大家都40多岁了，许多机会都没有了。贵州老人说，我们都曾经是单位的骨干呢！没有一个进班房的！其他老人同声附和，是，是，我们班没有一个进班房的。
老普说，我在省外办工作了22年，退休前解决了副厅，陪过5届外办主任，大家都对我不错。我说，说明你能力强，我们学校出来的人，各方面都过硬。老普稍微谦逊地笑笑，说，多少领导出国，都是我给发的本子，有些领导交办的事，不符合政策，我是坚决不办的，我有政策界限，我会把文件附在后面，回复领导。我对老普肃然起敬。老普又说，不过领导看了文件，还要我办，我还是要办的，这是组织原则！出了问题，就是领导的问题。老普谈吐很有幽默感，讲话时表情很丰富。
60级就老普一个副厅级干部。我问老普，你怎么会到外办工作呢？老普笑笑，说，就是人好，朋友多。我开始是分到外交部去的，去后就把我分到外交学院学法语，又读了五年书，回到外交部工作。我爱人在老家县里，我要求回省里工作，外交部管人事的处长说，把你爱人调北京来不好吗？我说，我还是回去吧，于是回来了。县里领导看了我的档案，觉得是个人才，但工作难安排，没有合适的岗位，就把我安排到人事局。工作了一年，自己也感觉到有点不适应，我就给外交部的人事处长写信，处长很帮忙，写信给我说，有外国客人来访，我安排到你们省里，安排接待时，我们就建议省外办请你出来陪同。最后，终于有法国朋友来省里访问了，省外办的人很纳闷，外交部老提的那个老普，到底是个什么人呢？就来县里调我的档案，一看，觉得让我陪法国客人也有道理。这一次之后，省外办领导觉得我确实是个人才，就把我的档案留了下来，把人也调到了省外办。工作一年后，省外办的领导出面，把我爱人也调到省城了。
我说，说到底，还是因为你是个人才。南大毕业后又到外交学院读书，那时读十年书的人还真不多呢。老普说，说到底，是大学教会了我做人，先做人，然后才是做事啊。
（《南京日报》雨花石2016年12月6日）
经典记忆
把人的一生用30年的尺子剪裁一下，剪裁两次的人很多，剪裁三次的人怕就很少了。
对77、78级大学生来说，用30年的尺子往前剪裁，那里便会出现一个辉煌的转折。那不仅是77、78级大学生人生的转折，也是国家命运的一个大转折。
在南京大学纪念恢复高考30周年大会上，陈晓亚发言：“30年前的一个下午，我和几个朋友在瘦西湖划船呢，忽然听说要恢复高考，我激动不已，立即去找我的一位老师，询问考什么学校。老师说，你考南大没有问题的。其实我只有小学文化。我问考什么专业呢？老师说，你考植物吧。”陈晓亚就这样报考了南京大学生物系的植物学专业。现在陈晓亚当上了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院长，是中科院院士。
夏志宏1978年考入南京大学天体力学专业时才16岁，不到20岁即完成学分赴美国西北大学进修，1987年完成了对天文学界的“百年猜想”——潘勒韦猜想的证明，从而获得“美国总统奖”、布拉门塞尔纯数学奖、美国西北大学终身教授等多项荣誉。杨振宁说，改革开放以来在出国留学的学生中最杰出的有两位，一位是夏志宏，一位是田刚。田刚也是南京大学培养的，1982年毕业于南大数学系。
夏志宏说，那年，我对高考没有一点概念，中学物理学的是农用拖拉机、水泵，化学学的是中草药，老师在课堂上问“牛顿三大定律”我都不知道。我不仅在南大学到了知识，而且找到了老婆。我当时的个子不足根号3，在南大我长了4厘米。说到这里，大家都笑了，而且有掌声。志宏的发言充满幽默感。他说，我那时候住的南大八舍是栋“鸳鸯楼”，一楼住男生，楼上全都是女生，所以我们都自称护花使者。那时经常有女生的衣服掉下来，一楼的男生便集体起哄。
那时，食堂里面早上稀饭、馒头，中午沾点荤腥2毛5，晚上一个素菜5分钱。夏志宏对当时的菜单记忆犹新。他说，那时，兜里有10块钱，就觉得很富有了，就可以考虑去吃两根油条了。现在回想起来很艰苦，可当时一点也不觉得。他说，我还忘不了南大校门口的馄饨店，1毛3一碗，下了晚自习来吃上一碗，简直是神仙过的日子。现在我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吃不到这样美味的馄饨了。
的确，刚恢复高考的时候，大家不仅生活清平、艰苦，教育也一样：南大当时的讲义是油印的小册子；教室晚上关灯，只有北平房、南平房通宵开灯。简易平房，夏天很热，冬天很冷，尽管如此，这里总是座无虚席。
30年过去了，77、78级大学生，已遍布世界各地，在各个领域，站立潮头。江谦作词，李叔同作曲的《南京大学校歌》是这样唱的：
大哉一诚天下动，如鼎三足兮，曰知、曰仁、曰勇。千圣会归兮，集成于孔。下开万代旁万方兮，一趋兮同。踵海西上兮，江东；巍峨北极兮，金城之中。天开教泽兮，吾道无穷；吾愿无穷兮，如日方暾。
在改革开放30年的庆典声中，南京大学正步入新的辉煌！
（《扬子晚报》繁星2009年10月1日）
三十年的聚会
从南京大学毕业30年了，大多数同学都已年过半百，我们安排了一场传统的师生见面会。
曾给我们授课的老师，都已退休。年龄最大的，已80多岁。有几位老师由于身体原因，不能参加这次的师生见面会。学生准备了一个本子，请老师们留下手迹，同学们书写感言，最后连同照片、通信录一道制作成册，留作纪念。
我将签字本捧给陈得芝老师。陈老师是研究中国古代史方面的专家，精通几国语言，一生著述甚多，退休后仍笔耕不辍。陈老师稍作思考，挥笔写下“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几个苍劲有力的大字。他说，我80岁了，已跨入另一个行列，写杜甫这句诗的意思是，凡事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就好，就是“绝顶”，不是说经商的钱挣得多、从政的官当得大、做学问的学问做得多好才算“绝顶”。我对人生的感悟是，不管做什么，尽力就好！
尽力就好，这是对我们最好的提醒。
接着，张树栋老师发言。张老师当过志愿军，参加过抗美援朝，今年82岁高龄。当年张老师给我们上课，侃侃而谈，神采飞扬，抑扬顿挫，极富感染力。现在元气稍减，但风采依旧。他说，刚才，陈老师说自己80岁了，已经入列，这话我不同意。古人说上寿一百，中寿八十，下寿六十，现在这个标准已经过时，现在的标准是上寿一百二，中寿一百，下寿八十，所以八十还是小弟弟。我就是按这个标准活的，能活多少年，我不管。中国最老的人是彭祖，咱们江苏原来有个宣传部部长叫欧阳惠林，彭冲过寿时，欧阳惠林送他一副寿联，“彭祖八百岁，冲天九万里”。张老师说得很有气势，透着乐观与豁达。
张老师说，作为老师，我也要感恩。考进南大时，我23岁，4年学习，当了老师。老师的名字很多，园丁、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蜡烛，甚至叫红烛。后面还要加一个“颂”字，燃烧自己，照亮别人。我细想想，这话不全对，它没有体现中国优秀的教育传统：教学相长。教师也被照亮啊！我要感谢在座的各位校友。参加你们的课堂讨论，看你们的作业，课堂答疑，我也从中受益。就是幼儿园的老师，他也能从孩子身上学到有益的东西，何况你们是大学生、硕士生、博士生，更是良师益友！我们的教育思想，应该把这点加上去。
张老师说，我还想给大家说说如何解决家庭矛盾问题。三峡夔门有个对联，“百善孝为先，论心不论事，论事世间无孝子。万恶淫为首，论事不论心，论心天下少完人”。有孝心就行，你要孩子上班，照顾老婆孩子，还要他像老莱子一样，穿上五彩服，给父母跳舞，让父母高兴，办不到啊。遇到这类矛盾，要自己化解，靠什么——靠知识，靠理论，所以我一直在学习。
张老师的发言，语重心长。我们的同学，现在上有老下有小，是工作压力和生活压力最大的时候。再过几年，我们也面临退休，面临如何处理家庭矛盾的课题。有张老师这样的提醒，用这样的心态处理矛盾，我们的幸福指数自然会提高。人在不能改变现实时，可以通过改变自己的态度来排解烦恼，提升自己，正像杨绛先生所说，上苍不会让所有幸福集中到某个人身上，得到爱情未必拥有金钱；拥有金钱未必得到快乐；得到快乐未必拥有健康；拥有健康未必一切都会如愿以偿。保持知足常乐的心态才是淬炼心智、净化心灵的最佳途径。
人到中年，原来以为什么都懂了，聆听老师的教诲，发现有很多东西并不懂，或者只懂得皮毛。来的十几位老师，30多年前给我们传授知识，让我们在事业上有所收获。今天，老师们用自己的人生阅历、人生感悟，阐述我们最需要的人生智慧，使我们获益匪浅。
一位同学在留言中写道：“我很庆幸命运之神，让我们进入南大，遇到了一批让我终生难忘，并深刻影响了我一生的人！”
（《新华日报》新潮2013年10月17日）
为师之尊
当生活有了沉淀，突兀在记忆中的，也许就是恩师的几句点拨；当事业有了成就，浓缩在心底的，一定会有一句是对老师的感恩。在南京大学历史系110周年庆典活动中，我深深感受到了这一点。
著名历史学家、南京大学终身成就奖获得者茅家琦先生在发言中，谈得最多的是他一生无法忘怀的老师。茅先生说：我介绍两位前辈校友，一位是柳诒徵教授，一位是蒙文通教授。这两位都是大家，不仅学术造诣深厚，而且品德也很高尚。茅先生德高望重，但礼贤下士，每有新作赠人，常写“某某兄指正”，在会上他称来宾为学兄、学弟、学妹。我们从茅先生的为人和治学，能感受到一代大师为人的品格和学术道德。茅先生今年85岁高龄，去年刚刚学会电脑打字，每年还出一本书。
著名考古学家梁白泉先生作为校友代表发言，在发言中谈得最多的仍然是老师。梁先生说：我是在沙坪坝考取中央大学的，坐轮船到南京是1946年12月8日。钱穆在《国史大纲》前言里说，我们对历史要抱有一种敬意和温情的态度，我借这个机会，要对我的老师感恩。有三位老师，第一位是蒋孟引教授，第二位是贺昌群教授，第三位是韩儒林教授。梁先生说：贺昌群教授上课，讲到宋江，他说，宋江给李思思写过一首《念奴娇》，我到现在都能背：“天南地北。问乾坤何处，可容狂客？借得山东烟水寨，来买凤城春色……”梁先生一口气背完，然后顿了顿，说，老师把史学教学和文学欣赏结合起来，讲得很生动。那时我课余常到韩儒林教授家里去，在韩老师的教导下，我懂得了学习的方法，学会了编年表，学会了画历史地图，了解历史人物和事件，空间上在哪里，我能弄得很清楚。这些方法，我一辈子在用，甚至昨天我还在用。老师这样教我们，我们未必成材，但我们都要感恩。梁先生也是一位学术大家，已84岁高龄，在此竟谦恭得像个青年学生。
这是一次庆典，一次小憩，也是一次交流，一次加油。庆典活动尽管很短暂，但它让大家重温青葱岁月，深刻梳理了一次人生的敬畏和坚守，再一次感受到为师之尊、使命之光荣，也使在校的每一位老师深深感受到肩上沉甸甸的责任。
（《南京日报》雨花石2012年6月13日）
想起那次同学聚会
绿荫婆娑的校园，像过节一样。爬满青藤的北大楼前，蒋介石与宋美龄做过礼拜的小礼堂前，掩映在绿树丛中的“三江师范学堂”的照壁前，身着博士服、硕士服、学士服的学子们，刚走了一批，又来了一批。他们笑着、闹着，反复重组，把青春与欢乐，定格在自己的记忆中，打点到自己的行囊里。
看着稚气未消的他们，我想起八年前的同学聚会，想起老班长临别时讲过的一句话：“全班同学，带着健康和希望，一路走好！”
聚会的主题是，“相识20年”。全班42位同学，除在国外的，和虽在国内，但确实因事不能脱身的，来了32位同学。沈卫荣是专程从美国赶回来的。我们选定的日期是9月30日报到，10月4日结束。与祖国第50个生日同乐。
见面的感慨可想而知。相识20年，相别16年！岁月像一个迂腐刻板的雕刻家，守职尽责、一丝不苟地在我们每个人的脸上，打凿出鲜明的印记。但是，透过这些后期雕琢的印记，我们依然相互能很快辨认出对方，像是16年的光阴并不存在一样，我们很快笑闹得天翻地覆，就像当年我们刚走出教室、走进球场……
当大家在玄武饭店会议室，畅谈16年的人生经历时，我这才注意到，16年并不是可以刻意忽略的数字，它的每一天、每一小时，甚至是每一分钟、每一秒钟，都像煅钢炉前的铁锤，在生活这炉烈火冶炼间隙，为我们当年的理想定型，它的分分秒秒，都光华四溅！交谈而知，不少同学都感受到创业的艰难，人到中年，负重爬坡，多有身心疲惫之感慨！但与此同时，我们看到每个人的身后都收获了成功，收获了快乐：老班长小敏做了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老马当了二史馆的副馆长；阿休在企业界已崭露头角，祥子做了上海亚商企业咨询公司购并部经理；松林当上了法官；小苏定居加拿大，成立了一个专门开发计算机软件的公司……正像今天的南大人所熟知的口号：“今日我以南大为荣，明日南大以我为荣”，我们的同学，都无愧于南大的培养。
每个同学都付出了很多的努力，收获未必等同。机遇、环境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使不少同学只能在平凡的岗位上，做着平凡的事情。
在中共浙江湖州市委党校做党建教研室主任的虞文清同学的几句人生感悟，赢得了大家一片掌声。他说：“人生如同一艘小船，在茫茫大海中出航。有时需要奋力划桨，有时只需迎风张帆。有时必须劈波斩浪，有时只要随风荡漾。只要内心充实，哪怕险风恶浪，抑或平平淡淡。只要不偏离航向，何计船速快慢？幸福不在于何时能到彼岸，在于一路航程，一路风光。”
分别之际，大家感慨良多，都期盼着下次的聚会。大家握手告别，无法用语言表达当时的心情。
距那次聚会，又有八年过去了，不少同学的工作发生变化，不变的是当年的同窗之情，不忘的是那次重聚时彼此的祝福和叮咛。再过两年，我们将重聚母校。看到即将离校的学弟学妹们正忙着拍照留影，我想，再过几年，他们也会再回到这里，像期待聚会的我们一样，寻找曾经的欢乐，讲述奋斗的故事，接受彼此的祝福！于是，我在心里默默地祝愿学弟学妹们：未来的路，有坎坷，也有一路的风光！
（《南京日报》雨花石2007年7月21日）
那朵盛开的小菊花
“班长”说，30年了，聚聚吧。这是进校30年的同学聚会。
在场的同学都表示赞同。是啊，相识30年了，随着年龄的增加，我们今后的变化会越来越大。班上最小的C同学年初已经走了，才44岁！
毕业至今也有26年了，大多数同学的孩子都上了大学。每位同学都成为单位的骨干。聚一次不易，而且鼎盛时期的聚会，怕就只有这一次了。
“班长”让我和S负责聚会的具体联络事宜。
有谁知道Y的下落呢？有人问。Y先去日本，后去加拿大，再后来听说去了美国。前面两次聚会都没有参加。联络线索基本中断了。Z同学呢？Z在加拿大，听说最近回国，却总是联系不上，让人很觉遗憾；还有在北京工作的L——前面两次聚会，都没有参加。有人说，让H这次想办法把L拖过来吧！H也在北京工作。
盘点再三，估计42个同学，能参加的，至少有30多个！
时间有限制，地域有限制，如何才能让同学们在百忙之中依然有机会交流呢？
我忽然想到了网络：我们做个班级博客吧！不管在哪里，只要上网，都能回“家”看看。
一致同意。于是，我在新浪网上建了一个共同的“家园”——“雪松之家”。图标是：北大楼前面一群即将毕业的博士生，在草坪上抛帽欢呼。
“家园”建好了，准备在同学聚会的时候通知大家。但先期知道的同学，已经互相传递，只两天时间，点击就有200多次！由于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我们的同学人人都是博主。只要登录，那朵表示在线的小菊花，就会出现在“家园”小图标的左下侧。
最近，不管我什么时候回“家”，哪怕是深夜时分，只要我点开我们的“家园”，还未登录，就看见那朵金黄色的小菊花，一直亮在小图标的左下方！这说明，我们的“家”里总有人在！不到一个月，点击率已达1200多次！
S同学在博客上写道：
“今天第一次来到这个历史系我们79级同学共同的家园！”
来到这里，说不出的亲切，脑子里第一时间闪现的是这几行字：老师，永远的恩人；同学，永远的亲人；母校，永远的家园。这样的情愫，随着岁月的流逝与日俱增，无可替代！
“30年了，回想起30年前，正是这个时候，我们都在准备着从四面八方汇聚到我们新的家园——南大，那时的缘聚，永远把我们联结在了一起。30年后的这个时候，我们忙碌在四面八方的同学们又在准备着一次新的欢聚，期待是如此令人激动。每一次的欢聚，都留下那么美好的记忆，每一次欢聚后，都期待着下一次的团聚。我无数次地感谢命运让我有幸能融入这个温暖的大家庭！谢谢母校！谢谢老师！谢谢同学！”
看着眼前的“小菊花”，我想到孟浩然的诗句：“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耳边也回想起《菊花台》缠绵的曲调：“你的泪光柔弱中带伤，惨白的月弯弯勾住过往……”
（《扬子晚报》繁星2009年11月23日）
听李肇星演讲
李肇星来南大演讲的时候正是暑假期间，能容纳500人的礼堂爆满，连人行道都站满了人。李肇星说，站在中间的女同学可以坐到台上来。一位女生想响应，但看看身后，犹豫了。李肇星说，按外交惯例，大厅里如果有一个女性站着，在场的男士都应该站起来的。
会场有了笑声，但李肇星绝对不是在开玩笑。大家都想目睹外交家的风采，占一个座位不易，谁会让呢？能感受到不少人在犹豫。李肇星说，站着的女同学上台来吧，减少一下男同学的压力。这样就有十几个女生上台，席地而坐。会场气氛由此变得轻松愉快。名人与学生之间的距离，一下缩短了很多。
李肇星说，我问你们洪书记讲什么。洪书记说，你放开来讲吧，这是南大的传统。这个授权太大。由此，我想起一个未经证实的小故事，美国前总统小布什，一次给全国老百姓演讲，说，我今天讲以下五点，结果讲到第四点，想不起来第五点了（笑声）。以后小布什讲话，再也不事先说讲几点了，常说，“我讲以下几点”。所以，今天我向人家学习，也讲以下几点。
接下来，李肇星举了几个劳动人民创造历史的例子。李肇星说，我大学读的是英文，现在，谁都会说OK！大学生、小学生都会说，当官的会OK，小品演员更不用说。但我读大学一年级的时候，一说OK，老师就要扣分。
为什么呢？原来，OK，是美国最大的海港纽约港一个码头工人英文名字的缩写。这个码头工人，没有念过什么大学，也没有念过中学，就是干粗活的，他负责检查包装箱是否合格，他认为合格，就会写上自己的英文名字：一个“O”一个点，一个“K”一个点。慢慢地，人们一看到OK，就知道可以啦，好啦！所以，现在一个事情好了，大家都说“OK”。接着，李肇星又举了芭蕾舞的例子。
李肇星说，欧洲文艺复兴之前，在现在的意大利，亚平宁半岛上的一个地方叫佛罗伦萨，是但丁的故乡，那里的饭菜做得不错，餐厅里的男服务员为了吸引顾客的注意，用脚尖走路，上牛肉的时候，头上戴的牛角，上羊肉的时候，头上戴的羊角，事实上这就是芭蕾舞的起源。
最初的芭蕾舞是以男主角为中心，妇女是不能上场的，后来法国出了个国王，叫路易十四，也叫“太阳王”，从佛罗伦萨娶了一个女孩，这个女孩就把原始的芭蕾舞带到法国的皇室。慢慢就有了商业性的演出，但还是以男演员为主，女演员上台演出，必须穿拖地的长裙，到1688年，有四个女孩特别大胆，她们背着导演，背着舞台监督，商量好要脱掉长裙穿比较短的裙子演出，没有想到演出效果出乎导演的意外，受到观众的喜爱。从此以后，女演员慢慢占领舞台中心。你看，这么高雅的艺术，也是劳动人民创造的。
“我要讲的下一点是”，这是李肇星那天晚上反复使用的句式。李肇星说，我对南大很有感情，很早就读过匡亚明校长的文章，后来给南大还推荐了一个好学生。他在外交部工作，非常优秀，他心仪南大，希望我能为他写个推荐信。结果他被录取了。他是谁呢，就是现在的外交部部长杨洁篪……
（《扬子晚报》繁星2010年11月7日）
校园恶作剧
陈君叹了一口气说，当年那些事儿，让我想起来就惭愧。
这是陈君酒桌上抖搂出来的往事。他说出来，把大家逗笑了，他也笑了，但笑过之后，他眼角留下一点潮湿：当时还以为张老师不知道呢，他什么都知道。
说这个故事的人，是我的系友，有50岁了吧，晚我几届，现在是某市博物馆的一把手。由他现在的地位和工作，推想不出他会是那两个故事的主人翁。但事实就是事实。他说到的张老师，是教考古的，是他的老师，曾做过我们的班主任。张老师去世好几年了。走得清清白白。最后时刻，亲手给系里写了几条意见，一切从简，看病借系里一万元钱，叮嘱师母务必还上。他去世不到一个月，师母就把借系里的钱还了。半年后，师母也去世了。
陈君说，有一件事，总觉得对不起张老师。我问，什么事？他说，张老师带我们野外实习时，每天晚上要我们加班写挖掘报告，我们几个同学有点烦他，附近只有一个厕所，有四个蹲坑，张老师每天早上要去蹲坑。那天早上，我们四个同学早早起来，每人占一个蹲坑，就是占着茅坑不拉屎。张老师进来看了两回，我们都不起来。只听见张老师在外面说，今天完了，今天完了，竟走了。在座的人都笑了，这是一个典型的恶作剧。
陈君说，还有一件事，是写毕业论文，张老师是我的论文导师，我写了2万字，那时全是用手写，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写好了，我交给张老师，过几天张老师把我喊到家里，说，你把文章再抄一遍，你就明白是什么意思了。张老师用铅笔在上面改过不少字。后来我认真抄了一遍，交给张老师，过几天张老师又把我喊去，说，你把论文再抄一遍，你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了。我听后头都大了。把论文带回去后，把第一页抄了一遍，把后面张老师用铅笔改过的，用橡皮擦擦掉，交了上去，几天后张老师见到我说，你看，文章抄了两遍，就通顺多了。
大家又笑。但这次，陈君不笑了。他说，后来，我们同学聚会，请张老师参加，我觉得我必须向张老师道歉，说明情况。见到张老师，我说，张老师，你可能不记得我了！张老师一口报出我的名字，说怎么不记得呢？我说当年论文的事……，张老师说，你论文第三遍没有抄，只抄了第一页，对不对？当年严要求，都是为了你们今后的工作，世上的事，怕就怕“认真”二字。在座的都不笑了。陈君叹了一口气说，当年那些事儿，让我想起来就惭愧，自作聪明，糊弄老师，以为老师蒙在鼓里，事实上，老师什么都清楚，他关心我们，呵护我们，我们却不识好歹，张老师是给我留足了面子啊！
（《扬子晚报》繁星2014年12月1日）
远去的筒子楼
1983年夏天，我毕业留校工作，与同校的其他两位青年教师一起挤进了13舍308室，这就是当时的“筒子楼”。由于校舍紧张，新留校的单身汉只能在此过渡。
新成家的青年教职工分不到宿舍，于是筒子楼逐渐演变成新郎新娘的新居，后来我也成为其中一员：18平方米的房子，被以厘米为单位，分解成卧室、书房、客厅，厨房无处安置，只能设计在楼道，于是各家门口搁置一张伤痕累累的旧课桌，旧课桌上置放着切菜板、锅碗瓢盆等，时常散见几棵萝卜或青菜；紧靠桌子的是煤炉、煤球；做饭时间，狭长的走廊锅碗瓢盆叮当作响，有时还夹杂着孩子们相互追逐的喧闹声、哭喊声……
即便如此，大家依然苦中有乐，有人感叹住所的简陋，便说故事调侃：某某房间两对新人结婚，都是外地人，各不相让，最后在中间隔了一道帘子，两家共住。与之相比，各位还是知足吧！
住宿紧张，教室也紧张，学生上晚自习，总要为“占位子”而犯愁。堂堂百年学府，却只有区区726亩地，教职员工和学生2万余人，牛犄角里做道场，如何能宽裕？当时学校拿到的国家基金、科研经费与兄弟院校相比差距很大，有人说南大是坐在地上与别人比高低。学校把不多的经费用在刀刃上，在艰苦条件下，继续发扬“嚼得菜根，做得大事”的精神，依然为国家、为社会做贡献……
1987年，经原国家教委批准，南大开始征地建设浦口校区；1993年9月，浦口校区开始接纳第一届新生。根据省市国际化办学的新战略，从2003年开始，南大又开始规划仙林校区，预计2009年，南大从大一到大三学生将全部入住仙林校区，仙林校区将成为南大主校区。一校三区，为南大在新世纪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办学空间。
与此同时，我也注意到，南大的“筒子楼”早已不复存在。原有的老楼被改造，所有的教师，都有了自己宽敞的住宅。筒子楼已成为人们记忆中渐行渐远的老故事。
（《南京日报》雨花石2008年11月23日）
校外户
最近，因为搬入新居，我突然想到“校外户”这个词。
当年，妻子在单位分了一套60平方米的住房，为不再被“集体户口”所困扰，我将户口从学校转到妻子所分住房的属地派出所，结果学校几次分房，都不再有我的份。看到比我年龄小、条件弱的人居住环境都改善了，但房产科的王科长就是把我的申请抽出来：“这是校外户。”领导于是说：“讨论下一个。”当然，教师中还有比我情况更糟糕的——有两对小夫妻就曾同住一屋，中间只隔一道帘子。
可是，如今的情况不一样了！本人供职的大学新校区盖了3000套住宅，全部作为商品房卖给教职工，而且在买房资格上取消了“校外户”的概念，大家按分数排队，不再歧视“校外户”。为降低购房成本，学校采取自建方式，使得房价远低于市场价。而且学校为减少教职工的付款压力，还实行分期付款。如此优惠，大家自然笑逐颜开。
但就是这样的优惠条件，还是有人打退堂鼓不买。这不买的人，自然也是有房住的。我和妻子当年为“校外户”伤透了心，如今更没有放弃的道理，于是找亲戚腾挪周转出前两期付款，第三期打欠条，第四期办手续时使用公积金贷款，终于完成在学校的“分房”心愿。
之后，学校又建了数十套门面房，面积几十平方米到上千平方米不等。销售对象是具有单位正式编制的教职员工、离退休人员。如第一次销售后仍有房源，销售对象可扩大至单位相关企业和单位的职工。通知在校园网络系统贴出后，不少人跟帖：“没钱！”我没有跟帖，同样没钱。我想，购买住房，已经是哭姐姐告奶奶叫苦不迭，债务缠身，谁还有力量买门面房？
但结果表明我的想法是错误的。事后一位同事给我说：“真弄不明白，几十套门面房，学校做了几百个号，那天去交钱的教职工你知道有多少吗？告诉你，翻了一番！”“谁这么有钱？”我惊讶地问。
我不由得感叹：以前单位分房，人多房少，紧张得不得了。现在呢？就没那么紧张了，甚至还有买了住房再买门面房和买别墅的，真是“阔气”，但咱不眼红，眼红只能气自己嘛！
（《南京日报》雨花石2012年11月1日）
寻找重心
一只鸡蛋，能竖立在平滑的桌面上，已经没有人怀疑。将一块重达35吨、形同雄鹰的不规则的巨石，大头朝上，依靠下端巴掌大的尖角立于松软的土地上，我和当时在场的所有人一样，表示怀疑和担忧：土地是松软的，石头那么重，上大下小，能立起来吗？立起来不会倒掉吗？砸到人怎么办？但宜兴园林公司的李总却自信满满，在雨中执伞，十分淡定地指挥工人，组织安装。
历史学院新楼建成后，85级校友为纪念进校30周年，专门从宜兴买了两块巨石捐给院里。大的35吨重，远看像踞于山巅俯瞰大地的雄鹰；另一块重10吨，方形，置于“雄鹰”前侧，上刻“感恩”二字。由于高速公路有种种限制，由宜兴运石头往南京的卡车只能半夜启程，早晨7点到南京的时候，正赶上一场大雨！
雨急土软，石头能立起来吗？李总轻描淡写地说，没有问题。底座要不要用水泥处理一下？我担心草率上阵，留下安全隐患。没有问题。李总再一次对我说。李总50多岁，显胖，皮肤黧黑。这样蛮干行吗？我内心打着鼓，手心捏着汗。
吊车是基建处帮我租来的，开始租的是50吨的，不行，改租100吨吊车。李总左观右看，用捏着香烟的右手，不停做着各种手势。巨石接地之后，速度放缓，每降一点，都要停顿很长时间。雨时紧时缓，似乎在故意突显我的担忧和李总的淡定。我和学院其他几位同仁时而钻进面包车躲雨，时而下车观望，像热锅里的蚂蚁。李总持伞站在起重机驾驶室旁边，一会儿看看室内的仪表，一会儿看看外面的石头。
中午12点钟了，天放晴了。吊车的钢丝绳依旧紧绷。不可能用钢绳一直吊着吧？李总说，马上就好，钢绳承受的重量现在只有10吨了。接着，李总指挥完全放松钢绳。那块巨石，居然金鸡独立在松软的土地上！李总灰色的老头衫完全给雨打湿了。我赶紧让同事找了一块木板写上“此处危险，请勿靠近”的字样儿，放在巨石旁边，担心一阵微风，会将巨石吹倒。可李总居然指挥两个工人爬上石头，解钢丝绳的卡扣！天哪，石头忽然倒掉怎么办？
石头像一座大山，居然纹丝未动。完工了？我问。李总说，完工了。石头会倒吗？我还在担心。一周后，石头依旧屹立在那里。提示牌竖在旁边，无人敢靠近石头。一月之后，石头依旧安稳如初。风霜雪雨，夏秋冬春，一年过去了，新楼周围移来高大的玉兰树、桂花树，地皮覆上草坪，种上花卉，石头依旧屹立在那里，与树木花草浑然一体，成了南京大学历史学院的一道风景。
事实证明，我关于石头的担心是多余的。因为经验丰富的李总，找到了石头的重心，那是与地心引力紧紧相连的一种永恒的定力。
（《扬子晚报》繁星2016年12月28日）
那个理发师
他忍着饥饿，没有影响工作。快过年了，他知道大家都是过年前或正月前的最后一次理发，他为每个顾客都理得很认真。
喧闹的校园一下安静下来了，能听到路边枯草上残雪在冷风与阳光搏斗时发出的吱吱声。想到赵本山小品《小草》中的台词：上学的走啦？上班的也走啦？
学校放寒假，学生都回家过年去了。按惯例，学校寒假要保留一到两个食堂，为不能回家过年的学生开伙。留校的学生每年约有两三百人，有的为了考研读博，为了事业，有的为了省钱。位于校园西南角的三个食堂，一楼二楼关门，三楼今年值班。食堂前有一条东西走向的大路，路两边几幢学生宿舍的间隔里，开有教育超市、照相馆、打印社、零食店，还有阿玛尼理发店等，功能相当于乡镇的一条正街。
中午我去学生食堂用餐后，想到应该去阿玛尼理发店理个发。按乡下俚俗，正月是不理发的。今天是小年，到过年只有几天时间了，理发店也要关门的。我以为理发店今天应该比较清净，但进店发现店里已经有两人候座，有一个正在理发，店里只有一个理发师。我心想，我该是第四个，找墙角的一个长沙发坐下。陆续又有几个客人进来，有的客人进门看到人多，脚步迟疑起来，问：“几点下班？”理发师回答：“最好在四点半之前来。”
阿玛尼应该是个连锁店，店面不到一百平方米，靠里隔出一个十余平方米的洗发间。进大门右手东西方向有一条黑色大理石条桌，桌上背靠背有四组工作台，东北角是个吧台。平时有八个理发师同时作业，基本能应对南大师生的理发需求。
终于轮到我了，沙发和空闲的工作台前的转椅上又来了几个顾客。我在洗发椅上躺下，理发师开始给我洗发，说：“烫吗？我先要个外卖好吗？”我这才注意到他洗发的手有点无力，已经快下午两点了。我问：“还没有吃饭？”他说：“没有。”我有点歉意，说：“你先要外卖吧。”他给我洗完发，让我坐到工作椅上，给我围上理发布后，才拿起手机发微信。然后继续给我理发。
他首先用剪刀给我剪发，剪得很认真。他的手很轻，我能感受到他的饥饿和疲惫。我从对面的镜子中观察着他的形象和动作：个子不高，圆脸，浓眉大眼，头发二八开，戴眼镜；上身穿一件白底黑色图案的花褂子，显示着青年人的潮。以我的判断，他的年龄也就二十几岁，和我儿子差不多大。他的手机在一旁震动了。他说：“对不起，我接个电话。”他接电话的语气很轻，很有礼貌。放下手机后继续为我剪发，说：“送外卖的说摩托车坏了。”我问：“来不了了？”他说：“是的。”“那你到隔壁的超市买点面包先垫垫饥吧。”他说：“超市关门了。”我说：“那你今天要挨饿了。”他说：“已经饿过了。”意思是饿过头了，已不感到饿。
门口又进来一个中年人，带着一个八岁左右的男孩来理发。我数数，至少有五六个顾客了，后面或许还有。到四点半能理完吗？真是个没有经验的孩子。他忍着饥饿，坚持职业操守。他知道大家都是过年前或正月前的最后一次理发，他为每个顾客理得都很认真，他希望大家都能以崭新的形象过个好年。
真是一个好孩子，我祝他新年快乐。
（《扬子晚报》繁星2018年5月3日）
马山“小黑炭”
“小黑炭”是杨梅的一种。谈及杨梅，我有一种怜香惜玉的感觉，总觉得这种果实，娇嫩异常，是需要呵护的，不是肆意饕餮的。产生这种感觉，可能是因为杨梅吃的是新鲜，而且只能吃新鲜，保鲜难度大，隔夜的杨梅便有隔夜的味道，而且杨梅成熟季节，正好是江南的梅雨季，梅雨给人的感觉不佳，所以吃杨梅便让我吃出了其他味道。
加深对杨梅的印象并想到写杨梅，是由于南大历史学院国际关系教工党支部与无锡马山峰影社区党委的共建。峰影社区下辖梅良新村、峰影新村和太湖怡景三个新村，有3500多户居民，管理人口达1万多，下辖9个党支部，有近300名党员。社区的陈威副书记是南大毕业到基层工作的村干部，他希望能与母校共建，希望母校能有教师给他们上党课，利用南大历史学院口述历史特长为马山区的“知青”们书写创业故事，取长补短，提升社区党组织生活质量，而如何走出校园，与地方党组织合作共建，也是我经常思考的课题，所以一拍即合。于是利用周末，我决定与国关支部全体教师党员以及工会的于文杰、口述历史团队负责人武黎嵩一道去马山一趟。
来得早不如赶得巧，我这次吃到了新鲜杨梅。
我们是上午到马山的，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杨晓东和副书记陈威做了精心安排，双方举行了签字仪式。午饭后杨书记要陈威带我们随便走走，到附近山上看看杨梅，并告诉我们6月10日这里举行杨梅节呢。我们早上出门时天还下雨，这时竟闲云遮日，凉风习习。我们到拈花湾走走，看到古色古香的塔楼，唐式风格建筑，日式风格的店铺，发现处处洋溢着禅意；到耿湾村看到古村巨木、小径花海，身在此地，心便在仙境。
无锡竟然有这样美的地方！
我们在靠近山道的地方行走，近距离接触杨梅。看到许多树龄超过百年的杨梅树！有村民在树下用小竹篓铺上鳞毛蕨正在装采摘来的新鲜杨梅。陈威告诉我们，哪棵树是家杨梅，哪棵是“小黑炭”。他说，家杨梅是本地原有的杨梅，个儿大，水分足，但不太甜，家杨梅品种最好的是乌梅；“小黑炭”是后来从浙江引进的，个头儿小、体黑，但味儿甜，说与“小黑炭”一起引进的还有东魁和水晶等品种。关于杨梅的知识，我所知甚少，只知道杨梅营养价值颇高，能增强毛细血管的通透性；知道杨梅有降低血压的功效，有助于稳定情绪，能减少中风的发病率；知道杨梅可刺激肠管蠕动，有利于体内有害物质的排泄，而且也听说杨梅有防癌抗癌的作用。陈威说，杨梅泡酒，人拉肚子时，吃两颗会立竿见影。说得头头是道，乍看，陈威就像在这里长大的地道的果农。
随后，我们来到陈威家里。陈威的家在群丰社区，到峰影社区很近。陈威的父亲退休前在湖北某小学做校长，退休后来帮陈威带孩子。他早已让儿媳妇给我们准备了家杨梅和“小黑炭”，分篮装了，让我们品尝。陈威是1986年生的，老家在湖北，是我校国关专业郑安光老师的学生。郑安光曾参加省委组织部的乡镇团锻炼计划，到无锡人事局挂职锻炼过一年，他对无锡的印象非常好，2011年陈威研究生毕业时郑安光建议他报考江苏省大学生村官，经过笔试面试成功入围，经组织分配，陈威到滨湖区马山街道工作，在马山街道檀溪社区任主任助理，后被无锡太湖国家旅游度假区经济发展局、阖闾城遗址管理处等单位借调。2013年8月，组织任命他担任马山街道栖云社区工作站副站长，借调度假区纪工委双十工作办公室。2014年4月，到马山街道峰影社区工作，担任峰影社区总支部副书记；2016年8月至今，担任峰影社区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陈威在这里工作几年，熟悉并爱上了这里的一切，娶了当地的姑娘，在这里扎下了根，现在孩子已经1岁多了。陈威的家一面靠山，一面可以远远看见灵山大佛。陈威的父亲非常健谈，他说，儿媳妇也姓陈，家以前在建造灵山大佛的区域，17年前，政府专门在此盖楼房搬迁安置，全家就搬迁了过来。这里的安置条件非常好，楼房统一模式，一家一栋，二层半高，每家都有500平方米左右，房前屋后有50米宽的街道，道路全部用水泥固化，各家门前都植有果木。陈威家院子里就有一棵石榴树，正硕果累累，屋侧有杨梅树。呼吸着这里的新鲜空气，看到这样美的生态环境和生活景象，让在城市生活惯了的我们羡慕不已。郑安光告诉我，在学校陈威平时连话都很少说，性格很内向，到基层锻炼这几年，变化很大。
回到南京后，我依然回味着杨梅的甜香，脑海里晃动着个子不高、圆圆的脸黑黑的皮肤，总是昂着头，脸上始终充满微笑的陈威。我加了他的微信，他的微信名是“切歌切行”，正如我对他的印象。我通过微信问陈威，到基层工作生活这么几年，有何感受？陈威回复，“工作感受主要有三点：一是放低姿态方能洞察万千，从校门到居民家门，从课本到样本，在这里，小切口里展现的是大社会，放低姿态方能拉近距离，用心感知，丰富认知，试着理解和读懂社会；二是于细微处厚植为民情怀，叫一声‘叔叔阿姨’、倒一杯水、复印一份材料，虽然没有惊天动地的事迹，但在简单重复的背后，我收获的是信任，累积的是意义，涵养的是情怀；三是志存高远，胸怀大格局。专注于事而不迷失于事，很多工作随着自己工作经验的丰富和阅历的增长，做起来越来越游刃有余，不断生成的所谓成就感会让我放慢脚步，心中的诗和远方越发模糊，我需要不断回望自我，砥砺为民服务的初心，虽居于一隅但时刻胸怀大格局，志存高远勇奋进”。
看到我们的毕业生在基层成长，我打心眼里高兴。陈威就像入驻马山的杨梅“小黑炭”，个儿小体黑而味甜，已经受到当地民众的喜爱。我希望我们与峰影社区的共建能取得实际的成效，也希望通过这样的共建，让更多的学生了解基层，热爱基层，服务基层。
（《无锡日报》太湖文学2018年6月15日）
呵护春天的人们
乡下，是乡下人的家园；城市，是城里人的家园。
镶嵌在市中心的大学校园呢？该是大学教职员工和学生们的家园吧？
难怪，校园的草坪一角，总插着一个牌子：“呵护草坪，爱校如家”。
一股浓烈的青草的芳香，沁入心脾。使我不由想起农业社时期，躺在生产队饲养室墙角的青草堆上开会时闻到的特有气息。现在的年轻人感受不到那种氛围，城里长大的孩子更无法感受。
眼下的季节，是春天，是冬天之后一年的第一个季节！
那种浓烈的青草味儿从何而来呢？剪草机的“嘟嘟”声，让我在环顾一周之后，终于找到答案。一位穿着朴素的园艺工人，推着剪草机，正在草坪上来回忙碌着呢！尽管剪下的青草，被吹进随机携带的袋子里，但那股浓浓的青草味，还是散发出来，成为路人的“快餐”！我放慢脚步，增加深呼吸，变得有点贪婪。
藏在树下的几只石椅，没有一个闲着，多是捧书早读的大学生。
青草的味儿，能传到那里。不知他们会不会如我这样地陶醉。
一只被谁疏忽继而无心打理的塑料袋，被调皮的风儿掀着在马路上打转儿，很想进入新剪的草坪上去，一位持有一柄长竹夹子的老人，用夹子夹住那只塑料袋，放在随手带着的垃圾袋子里。
到了办公室，坐在沙发上。春天的太阳正好透窗而来，照在办公桌上，照在我的身上。心里便有莫名的感动。
楼下传来不急不慢的“叮叮”声，是铁器碰到石头时发出的声音。有时候有节奏，像一种乐器，有时候凌乱一些。是两种不同节奏的声源，按照各自的意志拼接起来的“音乐”。很悦耳，就像两只鸟儿的互答。不经意，很容易忽略这声音的存在。
坐的时间长了，站起来，到窗口伸懒腰，俯瞰，看到的是被一段人行道隔在两边的两个对称的花圃。绿树红花，错落有致。花圃的周围，是新砌的几十厘米高的水泥护墙。两个中年人，各守一边，拿着手里的像斧子一样的工具，不停在水泥护墙上击打着。他们在干什么呢？花圃的西面和北面，是逸夫馆、文科楼，东面是宽阔的马路，由于楼房高，离花圃距离比较远，那种“叮叮”声，经过回荡，传到我的耳边时，颇有几分空谷回音的韵味。
吃午饭前，我便有心前去查看究竟。“这是斧子吗？”有意搭讪。
“不是。”安徽口音，对方将工具递给我看。的确不是斧子，两头对称，无轫。
“这围栏是新砌的，砸它干什么呢？”我问。
“好看。”对方回答，并用手拂去上面的石灰，露出打磨过的痕迹。
好看是自然的，这是后勤部门的安排。平板的水泥面，经打磨，显出一条条类似岩石一样的质地，与花圃中点缀的太湖石、古松和各色花卉一起，给校院增添了几分返璞归真的田园味道。
他们继续着手里的活路，我便不再说话。注意到，他们的夹袄随意摆放在护墙上，屁股下坐着的，也不是凳子，而是一只油漆桶，油漆桶上垫着硬纸片和塑料泡沫。
也许注意到我还站在一边。师傅抬头友好地笑笑。黝黑的脸膛刻满皱纹，皱纹间落满水泥灰，但水泥灰掩饰不住真诚善良的微笑。
我被这微笑感动了。以为春天校园的美丽是固有的，事实上，校园春天的美丽，离不开这些呵护春天的人们！
（《南京日报》雨花石2008年4月5日）
五月石榴红
在南大学习工作近30年，忽然发现，石榴花是南大校园里最耀眼的花卉。
刚过103岁生日的南大，不仅林木参天，而且花卉满园。满园花卉大多有着不小的年岁。冬天里，东大楼地理系门前的蜡梅，金花爆枝，其花丛之庞大、枝干之粗茂，让人大开眼界。春天里，东南路西侧高出地面1米多高的台阶旁，爆满成串的迎春花，其主干竟如健壮的蟒蛇，攀附于近旁苍老的柏树之上；再有物理楼前的广玉兰、老图书馆前金大路两旁的樱花，往后，紫薇、月季、夹竹桃、合欢等便会顺应季节争相绽放，将整个校园装扮得分外迷人。而在五月，随着许多花卉的渐次隐退，亮丽于校园的，便是给人以极强视觉冲击力的石榴花。
我于午间在校园散步，数了数，发现南大校园的石榴树约有十几棵。这些石榴树，以其枝干辨认，似乎大多都有60年以上的树龄。与这些“长辈”的石榴树形成对照的，是小礼堂（据说过去曾是蒋介石、宋美龄、马歇尔做礼拜的地方）前的一棵石榴树，最多四五年的树龄。我想，它一定是从近旁的石榴树上取的枝。不管是老石榴树，还是新石榴树，均枝繁叶茂，碧绿的叶片里面，结满了小花瓶形的花朵，花瓣红得鲜艳，花蕊也是红的，而点缀其中的花粉，却金黄得耀眼。石榴花绝对算不得张扬的花卉，但只要你细看，那种碧绿、那种金黄、那种艳红，绝对充满了青春的张力。
据说，1949年前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曾在小白楼住过，那么，小白楼前的这棵石榴树，会不会是他当年亲手所植呢？石榴的栽培，十分简单，用籽可种，盘枝也极易成活。而一般人，喜欢盘枝，既便于操作，而且发芽成活得更快。在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就亲手在乡下的院落里盘过一棵。父亲从邻居家剪了三五根新枝（两年左右的新枝），将枝条下端并在一起，盘成一个圈，埋在事先挖好并施了肥的土坑里。到了四五月，抽新枝，发新芽；三四年以后，细细的枝条上居然就挂上了硕大的石榴。每颗石榴都咧着嘴，露出灿烂的石榴籽，给小小的院落，增添了富足、喜庆、吉祥的气氛。
前几日，到校大礼堂观看一个演出后，出礼堂，向办公室走时，看到二十几个即将毕业的学生戴着博士帽、硕士帽在小礼堂的那棵石榴树前合影留念，我心头又是一热：看来喜欢石榴的，还大有人在哩！
（《扬子晚报》繁星2005年8月14日）
酷夏绿荫
热、湿，是江南梅雨天的基本特征。热和湿，容易使人沉闷，也容易使人发呆。我来到办公室，打开电脑，想写点东西，看到假日的校园静幽幽的，望着望着，就莫名地发起呆来。
日头很旺的昨日，知了拼命地叫，声嘶力竭，“风儿——风儿——”，“吱吱吱吱——”，期盼的是风？但让人想到的却似烙铁烫肉的声音。你看，树荫不是被烙在地面上的吗？尽管不冒烟。横穿马路的人，将手里的报纸顶在头上，勾着腰，迈着蒙古人斗勇的舞步过马路，脚步一点一点地，仿佛是怕给烙在柏油马路上。
然而今天，却是个难得的阴天。居然听不到知了的叫声，只听到小鸟的私语。不开空调，只开电风扇，就能感受到难得的凉爽。潮湿的路面，有点像地图，昨晚刚下过雨的。没有风，酷像蝴蝶翅膀的绿色的银杏叶子，每一片都静静的；挂了果实的弯弯的石榴枝，也是静静的，像一幅立体的画。这种安闲与幽静，在喧嚣的夏天显得很有诗意。
忽然，我看到许多古树的主干上，都附满绿色的菌，绿得如粉，绿得发光，看到掩映在古木嫩枝翠叶之中的小礼堂的檐角，瓦是鸳鸯瓦，窗户是弓形的顶，色调黛青，这是南大校园保留下来的不多的民国建筑之一，是蒋介石与宋美龄过去做礼拜的地方。平时很少使用，只记得不久前，学校在这里接待过一所美国大学的代表团。
不远处修竹、花木掩映的小径上，一对年轻的夫妻，推着一辆色彩嫩雅的婴儿车走了出来，男人挂着眼镜，着背心短裤，女的推着婴儿车，肩上挂着一只胭脂红的包，里面装的，必然是孩子的用品，应该有油布和备用的雨伞。躺在小车里的孩子，蹬脚晃手，不知是为眼里的小鸟而兴奋，还是为满眼的绿叶而陶醉？妻子推着小车，丈夫手里拎着芭蕉扇，不时击打着自己悠闲移动的腿。
一个老者，在远处鹅卵石铺就的环形小径上，来回走着，很悠闲，但很执着，好像有他预定的目标。
有点感动，记录为文。丁亥年六月初八。
（《金陵晚报》雨花石2007年8月3日）
南大之绿
七月的南京，绿色到处都有。
但，有一处绿色，南京的别处是没有的，那就是南大之绿。
这是我的新发现。
学生放假了，平时青春洋溢、笑语喧哗的校园，一下安静了，显得空荡荡的。知了的叫声，此起彼伏，小鸟的歌唱，点缀其中。
一阵雷雨消暑之后，我便有了到校园散步的冲动。
走出办公室，融入校园，自己的角色忽悠在学生与教师之间，忽悠在游客与主人之间。
路边的花草，年年修补，但格局如旧；教学楼南面马路两侧的银杏、榆树、法桐、雪松、白杨、女贞、云柏、石榴、紫薇、夹竹桃等，不仅是我20多年前读书时看到的，有些甚至是司徒雷登、蒋介石、宋美龄、何应钦当年所见到的。司徒雷登住过的小白楼、蒋介石与宋美龄做礼拜的小礼堂、何应钦公馆等至今犹存。
也许是历史的厚重，也许是植物的茂盛，行走在教学楼前的任何一条人行道上，都有行走山涧的感觉，小鸟的叫声，真可谓空谷回音。这山涧之感，并不是因为楼房高耸，而是因为比楼房更高大的树木。这些树木，粗壮的枝干疏密有致，扎根于绿莹莹的草坪之上，根植于典雅的屋宇四周和不甚宽敞的马路之侧，茂盛的枝叶，堆翠叠绿，在空中连成一片。因此，仰头看天，天似夹在绿色中的一条蓝色的小河，或似一潭蓝色的小湖。甚至，你会觉得置身海底，天上的云彩和蓝天，像是经过海水过滤之后的景致。这种感觉，在别的地方肯定找不到。登高而望，你会体验绿海行舟之感。点缀其中的楼宇的翘檐和楼房的屋顶，才能使你回归现实。
哦，这就是具有百年学术积淀的高等学府——南京大学。
一队戴遮阳帽的游客从身边走过，成员全是高中生。他们来到金陵大学的旧址，在小礼堂门口小牌楼前停下，导游给他们介绍小礼堂的历史。牌楼中间，挂一口小钟，那是复原的金陵大学原貌之一角。几步之外，隔一道小径便是与老图书馆相连的新图书馆。拐角处有一棵地柏，虬杆曲枝，树身高不过两米，柏朵贴地，树冠约10平方米。一根断裂的枝干用绳子缠绕，横扶一管竹子，下支两段木棒。忽然想起管后勤工作的姜辉小老弟与我同经此处时说过的一句话：这棵地柏，听说有一百多岁了，前不久给一个驾驶员倒车时不小心压断了树枝。看到墨绿色的柏朵，便有点心疼。姜辉说，在南大校园，有多少棵这样珍贵的树木，不知道他们身边走过多少代人，有什么故事，也没有人考证、记录过。
忽然想到，呵护这里的每一片绿色，都该是南大人的义务。因为这里的绿色，为一代代南大学人，提供过养眼养心的绿色，为南大学子晨读或交心提供过诗意的氛围，也为经过这里的人们提供着充足的氧气。
甚至这里的绿色，还极具灵性地给人们催生了许多做人做事的感悟！
正因为此，这里的每一片绿色，不同于别处的绿色。
（《南京日报》雨花石2006年7月30日）
走进秋天
行走在落满叶子的校园小道，望着日趋骨感的校园景象，我脑海里忽然跳出个题目，走进秋天。眼前浮现出最近在电视上看到的画面：山西文水七色斑驳的山梁，南京栖霞艳红灿烂的寺院，陕北挂满枝头的艳红的水晶柿子，秋天多美啊！
枯了边、卷了面的银杏叶纷纷告别枝头，垂直旋转着降落地面、降落草坪，我心中升起由衷的赞叹：什么叶子，会用这么完美的姿态告别枝头呢？往远处看，已是一地金黄的银杏叶子，像铺了一地的金子。曾经在鼓楼校区，园艺工人每天都要清扫马路上的树叶和草坪上的树叶，包括银杏叶子，扫之不及，像下雪的日子扫雪，前仆后继，事倍功半，有人说，为什么一定要扫掉叶子呢，那不是校园最美的秋景吗？于是，工人的负担减轻了，校园多了一处让人流连的风景，银杏树下，成了同学们金秋留影的最佳去处。
攀爬气象山，那条叫积学路的慢坡山道儿，左侧是樱花林，右侧是一溜垂丝海棠。我是从挂在树梢上的牌子知道花木的名字的。垂丝海棠的叶儿几乎掉光，三五厘米长的小枝与拇指粗细的枝干几乎垂直，似乎是蓄满力量时刻准备自卫。在海棠枝丫的某一处，冷不丁竟有三两片叶子簇拥着三两朵艳红的花蕾或花儿在开小差！这可是春天开花的海棠啊？难道这几朵海棠忘记了开花的季节？怎么会于深秋嬉闹于光秃秃的枝头呢？这让我想起任性的冬泳爱好者和逃学后顿悟的孩子。自淳朴亭以上，山道向右弯转，路两侧是三五米高的枫树，叶片蓄满斑斑点点的沧桑，但浓密依旧，暗红隐现，似乎在努力控制着节奏，引领杂生于山坡的朴树、乌桕，为深秋一道写意。在南大仙林校区，气象山虽没有一箭之遥的天文台所在的油山高，但山顶那座用来测定低层大气中各种气象要素和污染物质及变化规律的气象塔，无疑是校园不存在任何争议的制高点。站在塔上，一定可以俯瞰校区的全貌。一种不知名的蒿草，高约两米，平时不显眼的，这时簇拥在山道儿西北角台阶两侧，尖端开满金黄色的花儿，像是在残叶败落的深秋炫耀自己的耐力。
下得山来，可见绕山根而植的许多木芙蓉，间距5米，枝头开满白的、红的花儿。像为秋山绣上的裙边。据说这种花儿一日三变，早上是白色或浅红，中午是深红，晚上变得更红。常见绕山而行的女生举着手机拍照，偶或听到几句议论：“这是什么花？”“是芙蓉吧？也叫醉芙蓉，寓意是早熟、贞操、高洁呢！”
经过春风荡漾、夏日炎炎，经过秋意晕染、风吹霜打，所有的花草树木，该开花结果的，已进入“完成时”，未曾开花结果的，也落下面纱，露出本真，只待一场冷风冷雨的荡涤。想到芸芸众生，经风见雨，发奋努力，经得住考验，路径走对的，多成为人中俊杰；懈怠贪玩的或路走偏的，即使有成就伟业的天分，也只能盘点所得，愧叹余生。不管成与败，随着年岁的增长，都将淡出人们的视线，荒疏于后来者的记忆，真正可以存留的，便是人类的大智慧，譬如四大发明，譬如李杜诗篇。
秋天之美，美在人的视线可以穿越日渐疏朗的枝条，能看到远方的蓝天；美在人绕树三匝，从斑驳残缺的落叶中能醒悟到什么是应该珍惜的，什么是应该放下的；美在人总可以明白落叶归根，即使落地为泥，也该保持自己的尊严，为壮大抚育过自己的那棵大树贡献最后的余力。年近60的我，忽然感到自己的生命与眼前的景物似乎有某种难言的默契。
信步慢行，抬头发现自己竟来到一棵银杏树下，脚踩在一地金黄精致的叶子上。
（《金陵晚报》雨花石2018年8月25日）
深秋的银杏
深秋，雨后的一个中午，我去南大食堂用餐，下西南楼左侧一段斜坡时，忽然觉着眼前一亮。抬头看天，尽管秋雨已住，但阴云密布，雨意犹浓，不见日头，何来光亮呢？看到不少人驻足掏出手机或举着相机在拍照，我的目光不由自主地追随过去，我看到了金灿灿的银杏！
南大刚过110岁生日。校内古木众多，四季有景，仅眼前这座被教学楼、西南大楼、东南大楼共相守望的数亩椭圆形公园，也并不只有银杏，还有高大的榆树、常绿的女贞、精巧美丽的五角枫等。时下，高大的银杏金黄的叶子与园中艳红灿烂的枫叶相映成景，绚丽夺目。
我在南大学习、工作、生活了三十多年，不知这个硕大的椭圆形园林四周的银杏树竟是这般匠心独运！银杏的品格，正如南大人的性格，务实谦逊而不事张扬。在众多树叶失色飘落的深秋，银杏的美丽是再也藏不住了，索性用她一色的金黄，给深秋的校园，画出一个亮丽、光鲜的椭圆。
这个椭圆形的园林，被教学楼前台阶下往南延伸的主干道分成东西两半，主干道两侧是两排高大的法桐树。“椭圆”的东区“中心”有一幢小白楼，是个文物楼，现在是校报编辑部办公的地方，隔路相望的是小礼堂。我曾在小白楼工作过几年，每到深秋，在办公桌前看完稿子或画好版面，透窗看到马路两旁几棵高大的银杏树金黄的叶片在微风中，一片又一片飘离枝头，像金色的蝴蝶，追逐飞舞，那是怎样的一种享受啊！偶有麻雀闹枝，哪怕是最轻微的一个跳跃，也会惊飞无数只“蝴蝶”，将南大校园的秋意，渲染得灵动而富有诗意。
银杏果也是好东西。食之，可养生延年。在宋代，银杏据说被列为皇家贡品。明代李时珍说，白果可“入肺经、益脾气、定喘咳、缩小便”。最近朋友送太太一袋银杏果，每天晚饭后，太太用小刀在果子上划个缝儿，盛在碗里在微波炉稍稍一转，取出，递十粒与我，留十粒给自己。我接过银杏果，去皮儿，倒像新疆的马奶子葡萄，借着温热，入口咀嚼，味微苦而后甜。心里想到杨万里的诗：“深灰浅火略相遭，小苦微甘韵最高。未必鸡头如鸭脚，不妨银杏作金桃。”眼前灿烂的和心中回味的，便是中午在校园看到的一片金黄了。
正因了银杏的谦逊、银杏的实用、银杏的辉煌，我给自己起了个笔名，叫东山银杏。
（《南京日报》雨花石2012年11月28日）
南大校园那丛蜡梅
在南大校园行走，发现这里全年都有养眼的绿色与花卉。冬日里，路旁老辈的雪松、中辈的女贞、小辈儿的冬青黄杨，为校园之绿传递着季节的接力棒，守在东大楼屋前的蜡梅，更是从寒假前，开到寒假后，而且枝繁花盛，一副不到隆春，绝不罢休的架势。
东大楼是南北向的，与东西向的北大楼成直角；遥遥相对的，是西大楼。三座大楼前，拥着千余平方米的草坪。这是当年金陵大学留下来的主体建筑的一部分，已有百余年的历史。三座建筑靠近的部分，至少也有20多米的间距，其间有供人行走的道路。东大楼与北大楼之间的道路，是我每天上下班必经之地。于是，这丛硕大的蜡梅，我便有幸日日观摩。
这丛蜡梅，说它硕大，是因为我在以梅花为市花的南京，还没有见到过第二株。它的根部直径超过1米，花枝的高度超过4米，形成的树冠足以覆荫40平方米的地面，其外观完全可以和50年树龄的香樟媲美。它的许多枝干，粗如人的胳膊，黑而不枯，因为途经此地的人，谁都能看到，“枯”枝上的梅花与新枝上的梅花，都很繁茂，都金黄灿烂。“枯干”的枝端，有修剪求虬的痕迹，但其高度已在3米以上。是谁当年修剪过的呢——是哪位国学大师年轻时的随意而为，还是园艺工人的刻意之作？是伸手修剪后长到今天的高度呢，还是当年的修剪者搭了梯子修剪成今天的模样？不得而知。更多的新枝，不曾修剪，完全是在自由地生长。也正因其自由生长，才有了今天所看到的巨型花篮的形状。
对这丛梅花的美感，不仅因其枝粗花密，还因其自由奔放。也许正因为其自由与奔放，才有了今天的蓬勃与壮观。这丛梅花会是谁种的呢？问过好多长者，没有人知道。得到的回答是：“这丛梅花我来校工作时就有了！”其实问这样的问题，十分荒谬。在南大，这样的古树名花多的是，谁会刻意留心一丛植物呢？留在人们记忆中的，永远是他们丰硕的学术成就，和他们辛勤培养出来的芬芳天下的无数“桃李”。
这丛梅花留下的，应是其默默奉献的优良品格。这或许正是学府蜡梅的魅力所在。
（《金陵晚报》雨花石2007年3月15日）
警惕心中的魔鬼
南京大学校长陈骏给学生作了一场“全球变化与未来”的精彩演讲。
陈校长说，乞力马扎罗雪山逐渐消融，中非乍得湖日渐退缩；过去100年里，海平面平均上升10多厘米；我国已经连续经历了16个暖冬，西藏林芝市川藏公路以北的冰川每年后退萎缩达10米。2005年，美国科学院发布警告：到2100年，全球气温可能在1990年基础上上升1.4—5.8摄氏度；因气温升高造成的海平面可能上升3—4英尺。海平面上升3英尺，就会淹没孟加拉国大部分领土，威胁到荷兰的存在，毁灭不计其数的沿海城市；海平面上升4英尺，海水将直逼我国的上海和香港……
陈校长提到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主演的2007年奥斯卡最佳纪录片《一个难以忽视的真相》。他说，该纪录片警示人类：人为的温室效应在不久的将来可能把海平面提升20英尺：美国的曼哈顿、旧金山和数十座城市，都将被海水淹没；太平洋岛国密克罗尼西亚将消失在汹涌的波涛之下。
陈校长说，从1750年工业化以来，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明显增加，由此带来的温室效应引起了全球气温的急剧上升。2003年5月，达379ppmv（百万分之一体积）。过去的十年中大气CO₂浓度则以1.8ppmv/年的速度增长，再往前的50年则为1ppmv/年。
近年来，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报道：沙尘暴频繁袭击曾经秀丽迷人的城市、暖冬天气年胜一年；该下雪的地区很难一睹美丽的雪景，少灾害的地区时常有冰雹肆虐；在城市上下班的路上，车密的地方，时常感受到汽车尾气令人窒息的焦煳味；油路出现问题的摩托车手，一路潇洒地追赶时间和新鲜空气，却把浓烟留给路人；环保不达标的企业利用晚上偷偷将污水放入长江黄河，还有坏了良心的人把自来水兑进注射液，把苏丹红加入辣椒酱……这些人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择手段，有意或无意地把灾难制造给别人，制造给我们的子孙后代。
于是，我们听到许多不能理解的病：男人得了乳腺癌，孩子患了白血病……
陈骏校长那天总结他的演讲时，引用了美国学者格尔布斯潘曾经说过的一句话：“沉睡在地层深处的碳是即将醒来的魔鬼，但是还有一个魔鬼，它存在于一些人的心中，那是一种‘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的魔鬼。后一个魔鬼才是我们需要真正警惕的。”
（《扬子晚报》繁星2007年8月12日；转载于《杂文选刊》2007年10期）
快乐的源泉
收到一则短信：一位教徒祈祷时犯了烟瘾，问神父，祈祷时可以抽烟吗？神父瞪了他一眼说：不可以！另一位教徒祈祷时也犯了烟瘾，他问神父：抽烟时可以祈祷吗？神父赞赏地说：当然可以！同样的事情，角度不同，表述的方法不同，其结果也不相同。
其实，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例子俯拾即是。譬如家庭结构、经济来源、工作条件等非常接近的两个家庭，按理幸福指数应该差不多，但由于家庭成员处理问题的方法不同，家庭和睦程度就大不一样。东家比较和睦，每天的家务活两人抢着干。太太说：“我去做饭。”丈夫说：“我去拖地。”太太饭后洗碗筷了，丈夫主动去洗衣服。而西家的情况是，太太说：“你去烧饭吧！”丈夫说：“那你也不能闲着呀，你去拖地！”饭后丈夫说：“饭是我烧的，碗轮到你洗了吧？”太太生气地说：“那衣服你去洗！”丈夫便很不高兴地去洗衣服。同样多的家务，一家是带着享受的心情抢着去做，辛苦自己承担，结果收获了快乐；一家是带着受罪的心情去做，把辛苦推给对方，希望自己能够享乐，结果收获的却是烦恼。同样的事情，想法不一样，做法不一样，感受截然不同。
星云大师最近在南大演讲时，有人问：“人生太辛苦，人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星云大师说：“活着的确很辛苦。为自己，为家庭，不好的事情常常降临，而欢喜的事情很难遇到。我把我的方法告诉你：你对我错，你好我坏，你有我无，你乐我苦。”大师举例说，譬如张家和李家，张家和气，李家经常吵架。李家向张家请教原因。张家说，你家都是好人，所以吵架，我家都是坏人，所以和气。一只茶杯碎了，我家人会说，对不起，是我不小心。另一个人则说，不怪你，是我放错了地方。而你家打碎了杯子，会说，谁把杯子放这里的？另一个说，谁叫你不小心的？你们都是好人，都不认错，所以吵架啊。
星云大师在这里所讲的“坏人”，是指遇事首先想到自己的不足，自己的缺失，而不要把自己首先看成“好人”，看成完美的人，问题都出在别人身上。双方有矛盾时，先寻找自己的不足，多从自身找原因，把快乐留给别人，最后收获的，才是快乐。
（《扬子晚报》繁星2011年1月10日）
幸福着你的幸福
我想说，现在的大学生真的很幸福。
幸福当然是个人的内心体验。对我而言，一直在南京大学学习生活工作，与学生朝夕相处，有比较，所以这种体验相当深刻。看着从身边走过的大学生，我心里说，你们真幸福。
不说地铁2号线一直通到南大仙林校区的校门口，到新街口只需40分钟，到新街口站可换乘1号线到南大鼓楼校区和南京主城各处；不说南大仙林校区建筑棱角分明、方方正正，独立的庭院内部各有独立的生态系统；不说南大建筑新颖奇特的外观和亮丽华美的色泽“有一种不为流俗所动的古典美”；也不说仙林校区的敬文学生活动中心是哈佛大学建筑学系主任普雷斯顿·科恩亲自设计的，杜厦图书馆具有角逐建筑界奥斯卡奖“鲁班奖”的实力；只说南大学生的住和吃。
过去我上大学时，用网兜提着脸盆布鞋，按通知书上的说明，乘车到鼓楼，还是找不到南大的校门，只好跟着同样背着行李的新生一同走。到校报到后，先到“行李房”找父亲给我制作的装被子和棉衣的樟木箱子。箱子是算好日子提前托运的，已经到了。箱子搬到宿舍后再铺被褥。宿舍只有18平方米，放4张双层钢架床，住7个人，空出的1张床位给大家放箱子。屋子中间拼4张桌子，7张凳子。人出进得侧着身子，当然睡觉时可以随手将脱下来的衣裤摆到桌子上，相当方便。晚上睡觉，放屁说梦话，时不时弄出一场笑闹，笑过接着睡觉。洗澡需要去学校公共浴室，池小水浅，人挤得像即将出水的渔网里的鱼。现在到南大上学的学生，不需要自带被褥，学校会统一购置，只需付接近成本的费用，宿舍宽敞明亮，本科生4人一间，上面是床铺，下面是看书学习的桌凳，各人面墙看书，互不干扰，房间有专门存放行李的壁橱，有独立的卫浴，有空调，还有直饮水热水器，每幢楼的负一层还有公共浴室、热水房、商铺，其舒适便捷不亚于市区的宾馆。网线遍布，微信全覆盖，与外界沟通毫无障碍，可以随时与亲人或朋友交流，能即时知道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新闻事件。
再说吃。有点像忆苦思甜。三十八年来，除了节假日，我天天吃食堂。食堂的变化，我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过去在南大鼓楼校区，有1个教工食堂和3个学生食堂，学生教工分开用餐。学生下课吃午饭前，食堂大门总是关着的（必须到12点），大家站在食堂门口的楼梯上，夏天摇纸扇，冬天跺脚搓手，嘴上说笑，偶或能听见有人肚子咕咕叫的声响；门开了，大家轰然而入，去大厅靠墙立着的一排木碗橱里先找自己的碗筷，然后迅速去窗口排队：土豆烧肉2毛5一份，包菜炒肉片2毛一份，白菜粉条1毛5，烧青菜5分钱，主食有米饭、稀饭、馒头、油条。那时大多数人靠助学金生活，吃饭用的是木质方桌，配几张长条木凳，木凳时常不足，大家吃饭时索性围桌站着吃，整个食堂人声鼎沸，热闹非凡。
如今南大是浦口、鼓楼、仙林三地办学，主校区在仙林。仙林校区的面积比鼓楼校区大了5倍。仙林校园有校内小巴士，教工食堂有1个，学生食堂却有9个，用餐不分师生，大家可以就近用餐，食堂是通过招标分块承包的。照顾到地方口味和学生家庭经济情况，食堂设高档、中档、低档窗口，窗口开放，拼盘罗列，明码标价，什么韩国料理、东北风味、四川风味、金陵小吃、大众菜肴、特色小炒、面点专柜，应有尽有，色、香、味纷呈。碗筷盘盏统一提供，吃饭的桌凳有序固定排列，桌面整洁干净，与桌子连为一体的4个凳子统一着色，形成方阵，其整洁程度不亚于上档次的酒店和茶社，餐后门口有专人收拾碗碟剩菜；一餐吃罢，最贵的也就10元左右，便宜的5元左右，也能吃得心满意足。比外面便宜很多，如此这般，能不幸福？
有人在网上议论南大食堂，说，“南大食堂，价格比较适中，打个比方，吃早饭茶叶蛋外面买2块，学校里就只要1块”。说，“某某对食堂格外推崇，怀孕期间，她也天天去食堂吃饭。第一，食材是有保证的；第二，比较干净，学校的餐具都是专业消毒过的”。各种菜肴，品种不下百余种。我有个同事，上午或下午上完课，带个饭盒总要去食堂买些叉烧、鸡腿或鱼块，回家整个素菜，就是一顿美美的正餐。我有时家里来客人，也偷懒带到学生食堂，既图了便宜，还不失档次，客人吃过，无不叫好。
（《南京日报》雨花石2017年11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