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3　其他湖泊：东湖、涨渡湖、长湖

除了以上面积较大或较为典型的湖泊具有丰富的研究成果以外，不少研究者还对两大湖区内其他小湖进行了湖沼学相关研究，本节以东湖、涨渡湖和长湖为代表进行简要叙述。三个湖泊均分布在湖北省境内，其中东湖与涨渡湖均位于武汉市。

武汉东湖（30°22′N, 114°23′E）位于武汉市武昌区东北部，是长江中游一个中型浅水湖泊，水域面积在水位20.5 m 时为27.899 km2，流域面积约187 km2，平均水深约2.21 m, 最大水深为4.75 m。由于受亚热带季风气候的影响，沿湖岸疏松的堆积物是湖底沉积物的主要来源（刘建康，1990）。清末以来，随着余家湖的淤没和1958年青山武丰闸建成，东湖由天然湖泊变成为人工控制的城市内陆水系。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工农业迅速发展和居民大量增加，东湖受到人类活动的干扰和影响越来越大，水体富营养化严重。

涨渡湖位于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境内，距长江约1 km, 面积35.2 km2，平均深度1.2 m, 最大水深2.3 m, 涨渡湖属于北亚热带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为16.3℃，降雨量为1150 mm, 蒸发量可达1525.4 mm, 湖区地势起伏不大，海拔在 16～21 m范围间（李黔湘、于秀波、李家永，2005）。涨渡湖主要入湖河流有南边长江、西边的倒水和东边的举水等，出流于东南隅经人工渠道排入长江。

长湖是湖北省第三大天然淡水湖泊，是一个浅水型湖泊，位于江汉平原四湖流域上游、江汉平原的上区，西北部接荆门山脉的余脉，东南、南为冲积平原，该湖东西长30 km, 南北最宽处18 km, 平均水深1.7 m, 水位30.5 m时，面积129 km2，属典型的岗边洼地湖，自西向东分为海子湖、马洪台以及圆心湖3个湖区（王毅等，2015；杨汉东等，1998）。

（1）沉积速率的变化特征

东湖的210Pb 和137Cs数据表明，直到1960年，东湖的堆积速率较为稳定，为（0.069±0.002）g·cm-2·yr-1，之后堆积速率快速增加，在表层沉积物堆积速率已经达到了（0.26±0.03）g·cm-2·yr-1，长湖的沉积物平均堆积速率也达到0.26 g·cm-2·yr-1（Boyle et al.，1999）。杨洪等（2004b）在东湖Ⅰ站（30°33′02.5″N, 114°21′29.9″E）钻取孔深为90 cm的岩芯，在东湖Ⅱ站（30°32′59.5″N, 114°22′40.7″E）钻取孔深为150 cm的岩芯，采用210Pb 和137Cs 相结合的方法测定了东湖沉积速率，210Pb 法测出东湖Ⅰ站和Ⅱ站的沉积速率为 8.73 mm/yr和6.90 mm/yr, 137Cs测出东湖Ⅰ站和Ⅱ站的沉积速率为7.4 mm/yr和5.8 mm/yr, 两种方法测定结果存在一定的差异，210Pb法比137Cs法测定的结果偏大。由于东湖受到自然界和人类活动的影响，210Pb法在受到干扰的情况下很难反映真实的沉积速率，而且沉积物中210Pb活度较低，210Pb 从大气到湖底的过程中和实验分离提纯过程中的干扰因素也较多，由于137Cs法1963年的峰值非常突出，因此认为137Cs法容易得到准确的结果。顾延生等（2008a）采集东湖沉积物岩芯并测定210Pb 和137Cs含量，推算出不同深度的年龄和平均沉积速率4.2 mm/yr, 指出东湖沉积速率呈稳定上升趋势。

张清慧等（2013）对涨渡湖210Pb 和137Cs进行了测试，推算出涨渡湖近两百年来的平均沉积速率为0.37 g·cm-2·yr-1。沉积岩芯沉积物堆积速率的显著增加，与人类活动对湖泊的干预强度不断增大有直接联系，矿产开采、围湖造田以及一些工业开发和城市扩张等使得大量陆源物质流入到湖泊之中，这不仅导致湖泊重金属污染的加重和营养水平的增加，也同时促进了湖泊沉积速率的增加。

（2）沉积地球化学特征与沉积环境演化特征

东湖

杨洪等（2004a）等在东湖Ⅰ站（30°33′0.25″N, 114°21′29.9″E）钻取孔深为90 cm的柱芯，在东湖Ⅱ站（30°32′59.5″N, 114°22′40.7″E）钻取孔深为150 cm的柱芯对其进行了碳氮磷的分析，并对碳-氮和碳-磷耦合进行了讨论，东湖Ⅰ站和Ⅱ站沉积物总有机碳（TOC）分别为3.00%和 2.44%，总氮（TN）分别为0.45%和0.34%，总磷（TP）分别为1.11 mg/g和0.65 mg/g（表2-7）。东湖Ⅰ站和Ⅱ站沉积物 TOC与TN之间呈极显著的正相关关系，TOC/TN质量比的变化是受到气候变化、人类活动、氮比有机碳分解速度快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TP与TOC之间也呈正相关关系，但相关性差，由于污水大量排入Ⅰ站，导致东湖Ⅰ站TOC/P质量比明显低于Ⅱ站，表层沉积物中磷比碳降解速度快导致TOC/P质量比升高。

刘振东、吴洁（2008）通过对武汉市东湖沉积物 114个样品的磁性分析，结合扫描电镜图像和区域环境背景，发现东湖主湖区之一的郭郑湖沉积物的磁性载体相对含量较少，以磁铁矿为主，同时含有钛磁铁矿以及铁的硫化物等，它们一部分来自湖区周围的各种碎屑物质，一部分来自呈球形的工业尘埃降落以及城市污水和交通尾气；塘林湖磁性物质的来源相对较为简单，以工业尘埃降落为主，少部分来自湖区周围的土壤碎屑物质。郭郑湖沉积物的磁性载体相对含量较少，与塘林湖相比，颗粒较细，颗粒粗细不均，磁性矿物以磁铁矿为主，还有钛磁铁矿和铁的硫化物等。塘林湖磁性载体颗粒相对含量较高、较粗、较均匀，以多畴磁铁矿为主，也含有铁的硫化物等其他矿物。

顾延生等（2008a）在210Pb 计年的基础上，运用水生生物遗存、色素、有机碳同位素和磁化率等指标分析了东湖钻孔沉积物中的生物与环境信息，重建了东湖100多年来湖泊营养与环境演化历史，研究发现，东湖 100多年来在人类活动不断增强的背景下，指示重金属污染的磁化率和指示湖泊富营养化的色素指标如蓝藻叶黄素（Myx）、颤藻黄素（Osc）快速上升，相应的水生生物如介形虫、腹足类、水生高等植物等呈现出明显的组合和变化阶段，同时有机碳同位素偏正与湖泊生产力升高和藻类繁盛有关。沉积记录表明东湖生态系统近代发生了深刻变化，湖泊营养演化自早到晚呈现四个阶段：贫营养阶段（1900—1966 AD），色素水平低、拥有较丰富的水生高等植物和腹足类；中营养阶段（1966—1983 AD），色素含量增高、水生高等植物和腹足类减少；富营养化阶段（1983—1989 AD），色素含量快速增高、水生高等植物消失；超富营养化阶段（1989 AD至今），色素含量稳定居高、某些耐污染的介形类较繁盛。

涨渡湖

历史上，涨渡湖直通长江，江湖水位齐平，而且与周围的七湖、陶湖相通，在洪水期连成一片（吴寒，2008）。然而，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由于在湖区进行大规模的围垦开发和堤坝建设，涨渡湖与长江失去了自然的联系，20世纪70年代围垦和水利工程建设达到高峰期，20世纪80年代基本形成当前形状，仅湿地就被围垦了约50 km2（王利民、胡慧建、王丁，2005）。2005年，实施了以“灌江纳苗”为主要内容的季节性江湖连通（朱江、王利民、雷刚，2005）。

张清慧等（2013）对涨渡湖的一根沉积短柱（长45 cm）进行210Pb、137Cs分析，采用多指标分析（硅藻、元素地球化学和粒度）的方法，揭示了涨渡湖近200年来湖泊生态系统对湖与长江之间联通关系改变的响应过程。涨渡湖钻孔沉积物中硅藻含量表明，沉积柱中以浮游类型为主，还有一些附生和底栖类型。根据硅藻丰度变化可划分为3个组合带：ZD1带（45～24 cm; 1954年前），以浮游种Cyclotella bodanica占优势，最高含量达 78%，Aulacoseira granulata为次优势种，占总含量的10%～35%，总的特征是浮游硅藻呈现上升趋势，还有少量附生和底栖种，如Gyrosigma acuminatum、Navicula spp.、Fragilaria construens var.venter、Fragilaria brevistriata等也经常出现，但含量极低。ZD2带（24～5 cm; 1954—2005年），本段总特征是C.bodanica含量迅速降低，A.granulata属种在本带大量出现，附生底栖属种含量增多，一些富营养指示属种在本带出现，且呈明显增多趋势，可进一步分为 2个亚带：ZD2-1带（24～16 cm; 1954—1980年），C.bodanica含量迅速减少，A.granulata急剧增加，最高含量达58%，成为优势种。附生底栖属种G.acuminatum、Navicula spp.、F.construens var.venter、F.brevistriata等出现。ZD2-2带（16～5 cm; 1980—2005年），A.granulata属种含量降低，附生底栖种含量增加，一些富营养指示属种（如C.meneghinena、A.alpigena、Nitzschiapalea、Surirellaminuta）出现，且含量较高。ZD3带（5～0 cm; 2005—2011年），硅藻组合底栖种Navicula spp.增加，富营养属种A.alpigena呈减少趋势，附生属种G.acuminatum、N.palea仍然保持较高含量。与历史文献记载一致，古湖沼学记录揭示出该湖与长江的连通状况经历了3个阶段：1）江湖连通期（1954年以前）：该湖与长江自然相通，江湖水体交换频繁，丰富的贫营养浮游种Cyclotella bodanica表明该湖长期处于低营养及湖泊水位相对较高的状态。2）江湖隔绝期（1954—2005年）：随着湖坝的兴建，江湖连通关系被隔绝，湖泊换水周期变长，透明度降低，喜好扰动环境的Aulacoseria granulata大量生长。相应地，富营养硅藻的增加、高TOC含量以及较高的沉积物TP、TN浓度表明，该湖营养水平逐渐升高。特别是近20年来，较高含量的富营养硅藻种——C.meneghinena、A.alpigena、Nitzschia palea、Surirella minuta和地球化学记录，包括 TOC含量和沉积物TP、TN浓度，表明该湖富营养化程度加剧。3）江湖季节性连通期（2005年后）：硅藻以附生种、底栖种为主，但仍有一定含量的富营养化属种，且TOC含量以及沉积物TP、TN浓度仍然保持较高水平，表明富营养程度有所缓解（图2-13）。古湖沼学和历史记录都揭示了自涨渡湖与长江无连通后其生态状况的快速退化以及重新连通后生态状况有所好转的信息。

长湖

目前对长湖的研究发现，长湖全湖区的水质均处于地表水Ⅳ类～劣Ⅴ类水标准，已经处于中度富营养化到富营养化程度（帅方敏、卢进登、王新生，2007；何勇凤等，2015）。

杨汉东等（1998）对长湖沉积物岩芯（长度为142 cm）进行磁性参数测定，结果表明，岩芯自下而上可分为4个沉积段：A段（144～140 cm），各参数值明显较浅层小，磁性矿物浓度较低；B段（140～74 cm），各项磁参数在基本稳定的前提下缓慢变化；C段（74～10 cm），磁参数值相对较高，波动稍多，磁性矿物浓度较B段略增大；D段（10～0 cm），铁磁性矿物总量、特别是黏滞性磁性矿物颗粒减少（图2-14）。由此表明，长湖经历了A段成湖期（一次小冰期高水位阶段）；B段沉积期，沉积物中磁性矿物组合的富集浓度随温度的增高和降水量的增多而变大；随着温度的升高，湖水深度增加，沉积环境处于基本稳定的C段沉积期；D段现代沉积时期，由于水生植物的大量生长，导致有机物在沉积表层积累。近400 a以来，该区域气候变化总趋势是一个由冷变暖的过程，近30 a来，长湖的沉积过程受到了人类活动的过多影响。

王毅等（2015）测定了长湖不同湖区的14个采样点表层底泥的TN、TP、TOC含量，分析了不同湖区表层底泥中营养元素的分布特征，并对底泥和上层覆水中营养元素进行相关性分析。研究表明，长湖的3个湖区TN的平均含量为3.62 g/kg, 以海子湖区TN含量最高，为4.03～5.16 g/kg, 平均值为4.44 g/kg; 其次是马洪台区，为 3.13～3.57 g/kg, 平均值为3.35 g/kg; 圆心湖区TN含量最低，为2.95～3.53 g/kg, 平均含量为 3.24 g/kg。全湖3个湖区TP的平均含量为0.97 g/kg, 其中圆心湖的含量最高，为0.97 g/kg～1.71 g/kg, 平均值为1.25 g/kg; 海子湖次之，TP含量为0.60 g/kg～1.60 g/kg, 平均值为1.05 g/kg; 马洪台最低，TP含量为0.24 g/kg～1.41 g/kg, 平均值为0.63 g/kg。TOC全湖平均含量为14.07 g/kg, 其中，圆心湖区TOC含量最高，为13.74～19.67 g/kg, 平均值为16.68 g/kg; 马洪台区TOC含量次之，为10.86～17.22 g/kg, 平均值为13.36 g/kg; 海子湖区的TOC含量最低，为9.54～14.65 g/kg, 平均值为11.69 g/kg。结果表明，海子湖TN含量最高，圆心湖最低；圆心湖TP含量最高，马洪台最低；TOC含量上圆心湖最高，海子湖最低。连接有进水口的海子湖表层底泥中的TN高于全湖表层底泥TN含量平均值的0.23倍，表明长湖底泥对TN的富集作用较明显。表层底泥中的TN主要来自内源有机氮，TP主要来自外源无机磷（表2-8）。

综上，长时间尺度来看，洞庭湖平原和江汉平原湖泊群的形成受到沉积构造和区域环境变化的共同影响，自全新世以来，经历了多次河湖相沉积变迁。并且由于从古到今人类活动影响的加剧，例如围湖造田、修建堤坝等曾一度造成湖区内湖泊面积的萎缩。最近百年来，洞庭湖、梁子湖、黄盖湖、东湖及长湖等洞庭湖平原湖区和江汉平原湖区的湖泊基本均经历了自60年代以来水体营养化逐渐增加的过程，同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例如金属矿产开采、工农业发展而造成的污染物不断排入湖区，湖区内污染程度呈现增加趋势，湖区生态系统退化显著。

参考文献

曹隽隽，周勇，吴宜进，等.江汉平原土地利用演变对区域径流量影响[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13，22（5）：610-617.

曹希强，郑祥民，周立旻，等.洪湖沉积物的磁性特征及其环境意义[J].湖泊科学，2004，16（3）：227-232.

陈萍，何报寅，杜耘，等.1200 a来洪湖演变的环境磁学记录[J].沉积学报，2005，23（1）：138-142.

陈萍，何报寅，远藤邦彦，等.洪湖人类活动的沉积物记录[J].湖泊科学，2004，16（3）：233-237.

陈瑞生，黄玉凯，黄兴斋，等.河流重金属污染研究[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87：3-18.

陈世俭.洪湖的环境变迁及其生态对策[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1，35（1）：107-110.

董金秀，乔胜英，谢淑云.梁子湖表层沉积物元素分布模式及地球化学意义[J].地质科技情报，2010，29（3）：91-96.

窦鸿身，姜加虎.洞庭湖[M].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1-334.

杜耘，殷鸿福.洞庭湖历史时期环境研究[J].地球科学，2003，28（2）：214-218.

方敏，祁士华，吴辰熙，等.洪湖沉积物柱芯有机氯农药高分辨率沉积记录[J].地质科技情报，2006，25（3）：89-92.

高泽晋，孟鑫，张洪，等.梁子湖沉积物营养盐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污染评价[J].环境科学学报，2016，36（7）：2382-2388.

顾延生，李雪艳，邱海鸥，等.100年来东湖富营养化发生的沉积学记录[J].生态环境学报，2008a, 17（1）：35-40.

顾延生，邱海鸥，谢树成，等.湖北梁子湖近代沉积记录对人类活动的响应[J].地球科学，2008b, 33（5）：679-686.

何勇凤，李昊成，朱永久，等.湖北长湖富营养化状况及时空变化（2012—2013年）[J].湖泊科学，2015，27（5）：853-864.

金芳，黄俊华，汤新燕，等.梁子湖沉积物有机质碳同位素特征及其古气候指示意义[J].地质科技情报，2007，26（3）：13-18.

金相灿.中国湖泊环境[M].北京：海洋出版社，1995：364-368.

敬正书.中国河湖大典[M].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13.

雷鸣，曾敏，郑袁明，等.湖南采矿区和冶炼区水稻土重金属污染及其潜在风险评价[J].环境科学学报，2008，28（6）：1212-1220.

李黔湘，于秀波，李家永.湖北省涨渡湖流域湿地变化及其动因分析[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05，14（5）：600-604.

刘建华，祁士华，张干，等.湖北梁子湖沉积物正构烷烃与多环芳烃对环境变迁的记录[J].地球化学，2004，33（5）：70-75.

刘建康.东湖生态学研究（一）[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0.

刘卫东.江汉平原土地类型与综合自然区划[J].地理学报，1994，1：73-83.

刘振东，吴洁.武汉市东湖沉积物的磁性特征与周围环境之间的关系[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版），2008，36（2）：79-83.

闾国年.长江中游湖盆扇三角洲的形成与演变及地貌的再现与模拟[M].北京：测绘出版社，1991.

皮建高，张国梁，梁杏，等.洞庭盆地第四纪沉积环境演变的初步分析[J].地质科技情报，2001，20（2）：6-10.

盛继超，刘建华，祁士华.梁子湖近代沉积物重金属含量研究初探[J].安全与环境工程，2004，11（4）：9-13.

帅方敏，卢进登，王新生.基于GIS空间插值方法的长湖水质评价[J].环境监测管理与技术，2007，19（4）：40-42.

宋萌勃，刘其发，李南海.黄盖湖湿地资源与综合治理对策初探[J].人民长江，2013，（s2）：12-14.

万群，李飞，祝慧娜，等.东洞庭湖沉积物中重金属的分布特征、污染评价与来源辨析[J].环境科学研究，2011，24（12）：1378-1384.

王丹，孟鑫，张洪，等.梁子湖沉积物重金属污染现状分析及风险评价[J].环境科学学报，2016，36（6）：1901-1909.

王利民，胡慧建，王丁.江湖阻隔对涨渡湖区鱼类资源的生态影响[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05，14（3）：287-292.

王伟，祁士华，吴辰熙，等.元素沉积通量在重金属高分辨率沉积记录中应用——以洪湖为例[J].环境科学与技术，2006，29（10）：41-42.

王毅，罗静波，郭坤，等.长湖表层底泥营养元素分布特征分析[J].凯里学院学报，2015，33（6）：77-80.

魏军才，张建新，邢旭东，等.洞庭湖区沉积物物源推断的地球化学指标与应用[J].大地构造与成矿学，2010，34（3）：444-449.

吴寒.基于RS和GIS的涨渡湖天然湿地近20年演化研究[J].安徽农业科学，2008，36（14）：6050-6052.

湘水政.关于进一步加强湘江流域水资源管理的紧急通知[EB/OL].[2006-1-1].http:∥slt.hunan.gov.cn/xxgk/tzgg/201010/t20101021_3324971.html

熊汉锋，谭启玲，王运华.梁子湖沉积物中氮磷分布特征研究[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2008，27（2）：235-238.

杨达源.晚更新世冰期最盛时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古环境[J].地理学报，1986，41（4）：302-310.

杨汉东，蔡述明.洪湖垦殖剖面的地球化学特征[J].海洋与湖沼，1995，26（3）：269-274.

杨汉东，何报寅，蔡述明，等.江汉平原长湖近代沉积物磁性测量及其气候意义[J].地理科学，1998，18（2）：135-138.

杨洪，易朝路，谢平，等.武汉东湖沉积物碳氮磷垂向分布研究[J].地球化学，2004a，33（5）：507-514.

杨洪，易朝路，邢阳平，等.210Pb和137Cs法对比研究武汉东湖现代沉积速率[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4b，38（1）：109-113.

姚书春，薛滨，李世杰，等.长江中下游湖泊沉积速率的测定及环境意义——以洪湖、巢湖、太湖为例[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06，15（5）：569-573.

姚书春，薛滨，夏威岚.洪湖历史时期人类活动的湖泊沉积环境响应[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05，14（4）：475-480.

姚书春，薛滨，朱育新，等.长江中下游湖泊沉积物铅污染记录——以洪湖、固城湖和太湖为例[J].第四纪研究，2008，28（4）：659-666.

姚志刚，鲍征宇，高璞.洞庭湖沉积物重金属环境地球化学[J].地球化学，2006，35（6）：629-638.

要威，张黎明.黄盖湖流域防洪规划方案研究[J].人民长江，2017，48（24）：6-10.

叶泽纲，黄祖发，秦远清，等.洞庭湖平原水网区地表产水量计算[J].水资源研究，2006，27（4）：44-46.

易朝路，吴显新，刘会平，等.长江中湖泊沉积微结构特征与沉积环境[J].沉积学报，2002，20（2）：293-300.

张恩楼，陈建徽，曹艳敏，等.摇蚊亚化石记录及其在中国湖泊沉积与全球变化研究中的应用[J].第四纪研究，2016，36（3）：646-655.

张凤荣，储昭升，金相灿，等.洞庭湖平原中小型湖群沉积物铬污染特征与评价[J].环境科学研究，2009，22（12）：1420-1425.

张清慧，董旭辉，姚敏，等.近200年来湖北涨渡湖对江湖联通变化的环境响应[J].湖泊科学，2013，25（4）：463-470.

张晓阳，蔡述明，孙顺才.全新世以来洞庭湖的演变[J].湖泊科学，1994，6（1）：13-21.

张玉宝，徐颖，储昭升，等.洞庭湖平原中小型湖群沉积物中砷污染特征与评价[J].湖泊科学，2011，23（5）：695-700.

中国小学教学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地理卷编辑委员会.中国小学教学百科全书地理卷[M].沈阳：沈阳出版社，1993.

周国琪，成铁生，赵守勤.洞庭湖盆的由来和演变[J].湖南地质，1984，3（1）：54-65.

朱江，王利民，雷刚.重建江湖联系保护涨渡湖湿地[J].人民长江，2005，36（11）：60-62.

祝云龙，姜加虎，黄群，等.东洞庭湖与大通湖水体沉积物和生物体中Cd、Pb、Hg、As的含量分布及相互关系[J].农业环境科学学报，2008，27（4）：1377-1384.

Boyle J F, Rose N L, Bennion H, et al. Environmental Impacts in the Jianghan Plain: Evidence from Lake Sediments[J]. Water Air ＆ Soil Pollution, 1999，112（1-2）：21-40.

Cai S, Yi Z. Sedimentary features and the evolution of lake Honghu, central China[J]. Hydrobiologia, 1991，214（1）：341-345.

Du Y, Cai S M, Zhang X Y, et 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environmental change of Dongting Lake, middle reach of Yangtze River, China, by 210Pb measurement and satellite image analysis[J]. Geomorphology, 2001，41：171-181.

Gao L R, Zheng M H, Zhang B, et al. Declining polychlorinated dibenzo-p-dioxins and dibenzofurans levels in the sediments from Dongting lake in China[J]. Chemosphere, 2008，73（1）：S176-S179.

Lee C S L, Qi S, Zhang G, et al. Seven Thousand Years of Records on the Mining and Utilization of Metals from Lake Sediments in Central China[J].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 2008，42（13）：4732-4738.

Li F, Huang J, Zeng G, et al. Spatial risk assessment and sources identification of heavy metals in surface sediments from Dongting lake, middle China[J]. Journal of Geochemical Exploration, 2013，132（3）：75-83.

Li Y, Zhang L, Wang S, et al. Composition,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indication of water quality of dissolved organic matter in Dongting lake sediments[J]. Ecological Engineering, 2016，97：370-380.

Liu T, Chen Z, Sun Q, et al. Migration of Neolithic settlements in the Dongting lake area of the middle Yangtze river basin, China: lake-level and monsoon climate responses[J]. Holocene, 2012，22（6）：649-657.

Smith S L, MacDonald D D, Keenleyside K A, et al. A preliminary evaluation of sediment quality assessment values for freshwater ecosystems[J]. Journal of Great Lakes Research, 1996，22：624-638.

Yao S, Xue B. Sedimentary geochemical record of human-induced environmental changes in Huanggaihu Lake in the middle reach of the Yangtze River, China[J]. J Limnol, 2015，74（1）：31-39.

Yao S, Xue B, Xia W, et al. Lead pollution recorded in sediments of three lakes located at the middle and lower Yangtze river basin, China[J]. Quaternary International, 2009，208（1）：145-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