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就职演讲《荷马与古典语言学》

1869年5月28日，尼采在巴塞尔大学做了就职演讲《荷马的人格》，私人印刷时改为《荷马与古典语言学》，从演讲的结尾看到：“结束的时间到了；我还有这样一些话，趁这次演讲的机会，我希望人们必须将这些公正地加进一个人的人格。不过，就是这样，一位语言学家应该以这样的诚实信念的简要形式，去描述它的结尾与含义；我这样将塞涅卡的格言颠倒过来：‘现在这会意味什么，一旦语言学已转变为哲学’。”(6)尼采在这里所说的语言学主要指由沃尔夫创立起来的古典语言学，沃尔夫实际上采用的是一种历史主义的方法，影响了尼布尔与兰克的历史观；这里的哲学主要指叔本华的哲学与天才概念；“将这些公正地加进一个人的人格”也就是《荷马史诗》的作者是一位天才，他的诗歌是生命意志的直接体现，同时他具有直观意志本质的理智良知。(7)《荷马与古典语言学》实际上是尼采对古典语言学这个学科的致歉之作。(8)尼采在文中非议了引自歌德与席勒的观点，二者认为古典语言学通过科学而不是形象的审美理想已经抽干了古代的生命。尼采认为古典语言学者，如沃尔夫，而不是温克尔曼，能够再生希腊的审美与文化理想。这一点令人感到意外，不久前尼采还持有相反的观点，但是现在面对即将成为职业语言学家的现实，尼采对古典语言学界表忠心了。尽管如此，尼采在演讲中透露出不少矛盾的信息，也就是说，他一方面要对古典语言学表忠心，另一方面也不由自主流露出他对古典语言学的一些真实态度，也就是潜在存在的不满。

尼采认为，语言学吸取了多种科学的方法，在这种科学方法中隐藏了“一种建立在美学与伦理学基础上的艺术元素，也许称这个为命令——与它的纯粹科学行为对立的一种元素。语言学由历史组成，正如它同样程度上由自然科学与美学组成”。尼采指出了两种语言学的敌人兼嫉妒者：一类是嘲笑语言学这门科学的人，认为语言学家就是职业的（ex professo）吃土的鼹鼠，不过这一类人对语言学不是仇恨而是取笑，只是把语言学作为一种无关痛痒的消遣；另一种是只崇拜自我的现代人，这类人对语言学有一种巨大的、无餍足的仇恨，认为希腊已经作废了，无关紧要了。怎样反击这些敌人，尼采就潜在流露了一些矛盾：一方面，他认为“我们语言学家”可以向语言学的朋友——像温克尔曼、席勒、歌德等这样的艺术家以及有艺术精神的人——寻求帮助，语言学的这些朋友独自就能抵御与击退这些敌人对古典主义好的品位的冒犯；不管现在的商业与技术工业如何辉煌，其实没有什么进步；现在的学校规程、大众的政治教育，不管传播得如何广泛与完美，都不能让我们免于受到坏的品位荒谬、野蛮的冒犯；或保护我们免于被古典的美得可怕的戈耳工的头所毁灭。另一方面，尼采指出，艺术与科学是语言学的两面，艺术是创造，科学是认知，缺少一环都不行。与此形成反差，我们现在的古典语言学在一种理论的引导下走向了一条悲惨的、教条化的科学方向，接着的古典语言学实践就陷入历史学家一样的资料考证的错误道路之中，“我们总是失掉令人惊奇的创造能力，这真实的芳香，古代的气息；我们忘掉了本能地驱使我们沉思和愉悦地回归希腊的激情”。以致古典语言学的艺术家朋友发出了尖锐的批评声音，语言学家自身是古代“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的理想美的反对者与毁灭者。席勒谴责语言学家已经将荷马的月桂花冠撒向风中。没有谁像歌德一样激烈反对沃尔夫的观点，他早年是一位沃尔夫理论的支持者，沃尔夫在1795年的《关于荷马的绪论》中宣布放弃荷马，歌德以这样的诗句表达了自己的不满：

以敏锐的机智，你拿走，
我们以前的敬慕：
你也许说，《伊利亚特》，
仅仅是拼缀物。
无论如何，思考它不是罪过：
年轻的热烈敬慕，
引导我们去认识这真实性，
感觉这诗人的统一。

（歌德：“荷马重又荷马”，出于《箴言诗》）

尼采在细数他们批评的一些合理原因之后，开始为古典语言学辩护：古典语言学作为一个全体，与争论的不管什么东西及个别门徒之间的争论无关。这个特别的整个科学和艺术运动的半人半马怪——尽管以独眼巨人之慢——在理想的古代与古代的现实的峡谷之间搭起了桥梁，这可能是条顿人渴望南方开出的唯一华丽的花朵；古典语言学最庄严的步伐从没有引导自身离开理想的古代。尼采由此引出了荷马问题，也就是荷马的人格问题（die Frage nach der Persönlichkeit Homers），来阐释自己为古典语言学辩护的原因。关于荷马的人格问题，现在一般认为《荷马史诗》是由多人创作的，荷马作为一个人并不存在。沃尔夫首次以严格的语言学方法探讨了这个问题，其实现代较早是由维柯在《新科学》中提出来的一个观点（尼采没有提到维柯，尼采认为荷马只是一个概念、一个假设、一个美学的创造、一个神话，是一个对空的名字的人格化的概念，一个理想的本质，甚至是一个面具等；维柯提出荷马只是一个概念，而不是真实存在）。尼采就这个问题做了进一步阐释：荷马只是一个空的名字；沃尔夫的语言学已经揭示了《荷马史诗》不是由一个人创作出来的，而是由不同年代简单的、未受教育的一代一代匿名的行吟诗人集体创作的结果，但为什么这些教育不高的行吟诗人能够创作出伟大的诗歌，这对沃尔夫是一个谜。但尼采又认为，当下的语言学在沃尔夫的影响下走过了头（波特指出：沃尔夫的语言学是一种直觉的感觉，是一种无知的艺术，荷马伟大庄严的诗只是一座海市蜃楼，是一座充满矛盾的纪念碑，不可以完全追溯，甚至遗迹也被毁灭了，只存在于我们的心灵之中。沃尔夫将语言学导向了科学的历史分析与毁灭性的批评，虽然是建立在一定的非理性的基础之上；沃尔夫的语言学被后代的语言学家重复，而不是直接面对其中的问题，但尼采的就职演说是一个例外），(9)认为一切都出于传统而不是出于天才。在《荷马史诗》是由个体的天才诗人或者是由一代代的匿名的行吟诗人集体创作的结果之间，学者给出了很多模式。尼采主张，由一位伟大的诗人创作了《伊利亚特》与《奥德修斯》，只是这个诗人的名字不是荷马。尼采所谓的古典语言学走过了头指的是，当下的古典语言学直接反对天才的观念，他站在叔本华的角度对这种倾向进行了批判，这与他对古典语言学的辩护形成了一定的矛盾。

关于荷马问题，沃尔夫已经精确指出了从古代以降的这个高点：活跃在公元前3世纪与前2世纪的亚历山大里亚语法学家（alexandrinischen Grammatiker）已经是古代人关于这个问题讨论的最高点，在此之前这个问题的讨论已经经历了一长串统一的发展过程，这些语法学家是最后的连接点，他们构想《伊利亚特》和《奥德修斯》的创造者为荷马一个人（他们的这个观点来自亚里士多德，维护荷马作为两部史诗的作者的正统观点），他们断言，两部如此不同的作品由一个人创造在心理学上具有可能性，是由一个天才的大脑构想出来的。这些亚历山大里亚语法学家与早期亚历山大里亚批评家的乔里宗特斯（Chorizontes）形成了矛盾，乔里宗特斯意为“分离者”，是一个集体的名字，用在《荷马史诗》的评注上；他们认为《伊里亚特》和《奥德修斯》由不同的诗人创作，《奥德修斯》不是由荷马创作的。他们中间最有名的是语法学家奇隆（Xenon）与赫拉尼库斯（Hellanicus）。这些批评家极度怀疑古代分离的个体的整体性，而不是怀疑古代自身的整体性。在解释两部作品的差异性时，一些古代学者通过诗人生平的不同季节的发展来解释这一点，《奥德修斯》是诗人晚年的作品； 或者将其中的差异不归结为荷马，而是归因于不同的一代一代匿名的吟游诗人在演唱过程中修改的结果；或者，到了皮西斯特拉妥（Pisistratus, 约公元前6世纪——公元前527/528）时期，《荷马史诗》据说已经以手稿的形式收集在一起，不同的抄写员会改变荷马的文本。这些古代的荷马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从这些时代直到产生沃尔夫的一代，我们必须跳过一个长的历史真空；但在我们自己的时代，我们发现对荷马问题的讨论正好像处于从古代离开的那个时期。沃尔夫接受同样确定的传统，荷马的人格被严肃对待：他倡导一种确定的内在和谐的标准，作为在每个地方证明荷马个人是否存在的前提条件；反对这种内在和谐的标准立即被视为无—荷马的。尼采在这里其实反对沃尔夫对荷马的解构，这与前面对沃尔夫的赞扬形成矛盾。尼采通过天才观念又回到了席勒与歌德的立场，但与他们也有一些不同，尼采认为荷马只是一个空的名字，只是另一位天才诗人的面具，也就是既承认荷马并不是历史上的《荷马史诗》的作者，但在历史上的确存在一位天才的诗人创作了《荷马史诗》。

尼采关于荷马人格问题的历史追溯，从亚历山大里亚语法学家往前又追溯至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的荷马人格观念是亚历山大里亚语法学家的基础。亚里士多德认为有一位荷马，荷马对他是无瑕疵和不竭的艺术家，荷马知道他的目标及达成方式；但是，仍然有一个初期的批评路径由亚里士多德建立，也就是，他在这点上对公众意见做出朴素的让步，认为荷马作为所有原始喜剧史诗的作者，如喜剧史诗诗人马尔基特斯（Margites）的诗歌由亚里士多德归于荷马（ “他的马尔基特斯的确提供了一个类比：作为《伊利亚特》和《奥德修斯》对我们的悲剧，如此，马尔基特斯对我们的喜剧。”［《诗学》13．92］），如果我们从亚里士多德再往前追溯，创造一个荷马的个体存在是无能为力的，这样的观点看来在增长，越来越多的诗被归于荷马。在这个历史阶段向前的考察，我们直觉感到远在希罗多德（公元前484—公元前425）之外有一个时期，一个伟大史诗的巨大潮流已经以荷马命名。再往前追溯，如果我们把自己放在皮西斯特拉妥时期，给予荷马这个人是否存在一个确定的答案几乎是不可能的，荷马现在变成小的结果。然后我们遇到了重大的问题：这个时期之前存在什么？有荷马的个人存在吗，因为它不可能被把握，逐渐消失为一个空的名字？或者所有荷马的诗被聚集在一起成为一个身体，民族天然地以荷马的形象代表它自己？因此，一个概念出于一个人，或一个人由一个概念创造出来？（Ist somit aus einer Person ein Begriff oder aus einem Begriff eine Person gemacht worden?）这是真正的“荷马问题”，这个人格的中心问题。关于人（格）的统一性（personal identity）问题是当下心灵哲学的一个重要研究主题。柏拉图认为人的持续、永恒的人格在于灵魂的不朽；而身体（body）会变化，最后消亡，人格由灵魂的永恒的本质所定义。笛卡尔延续了柏拉图的思路，洛克、康德其实潜在延续了这种传统。尼采从美的创造角度，从两方面入手分析荷马的人格问题：一方面从荷马的传记传统；另一方面从《荷马史诗》文本的解释传统。就荷马的传记传统来说：唯一的道路，追溯到皮西斯特拉妥时代的线索，帮助我们去阐释荷马名字的意义。一方面，通过荷马出生地的报道：从这里我们看到，尽管他的名字总是联系着英雄史诗，他被看作《伊利亚特》与《奥德修斯》的作者，并不比看作《忒拜》（Thebais）或任何其他循环史诗的作者更重要。另一方面，一个老的寓言故事讲述了荷马和赫西俄德之间的竞赛，这说明当这两个名字被提到，人们本能地思考两种史诗的趋向：英雄和教诲；在这个将两位诗人的名字并列的主题中，并没有设定荷马问题的意义，与赫西俄德的竞赛并没有预示荷马的个体性问题。从《荷马史诗》文本本身的解释传统来说，从皮西斯特拉妥时代向前，希腊优美的情感令人惊异地迅速发展，越来越感受到那些史诗在美学价值上的区别：《伊利亚特》和《奥德修斯》从这股潮流的深处升起，而且，从那时到现在仍保持在表面。随着美感分离的过程，荷马的概念逐渐变得窄小：旧主题“荷马”名字的意思作为英雄史诗之父，变成了荷马美学的意义，一般的诗歌之父，同样作为它起源的原型。这个变形是当前以理性的批评使荷马这位魔术师成为一个可能的诗人，证实了众多的史诗的材料和形式传统作为反对这位诗人的统一是正确的，逐渐从荷马肩上移去了沉重的循环史诗的负担。“荷马的名字一开始既不是完整的概念，也不是《伊利亚特》与《奥德修斯》一种必然性的连接。荷马作为《伊利亚特》与《奥德修斯》的作者不是一种历史的传达，而是一个审美的判断。”

尼采从文本角度分析了这种关于荷马人格问题的审美判断的不同学派，《荷马史诗》在风格与语言上的差异怎样得到一种合理的解释，解释这种众多的差异需要有一个出发点，如此，不同的学派的学者假设了荷马的人格为：天才的个体们（genialen Individuums）与诗性的民族灵魂（dichterischen Volksseele）。尽管如此，现代人的问题是，荷马的诗歌只是无法超越的形象，但它们的创作者这位诗人其实只是一个空的、摇动的名字，当我们想抓住他的时候，并不能找到一个固定的、强有力的个体人格的核心。“究竟谁敢与诸神发动战争：谁，以这个荷马的统一？”（《赫尔曼与窦绿苔》）歌德曾经自问，尽管作为一位天才，白费劲去解决无法理解的荷马问题的神秘。歌德的意思是神来评判这个问题，人没有能力回答这个问题，人只能从美的角度坚持荷马的统一。民众诗歌（Volksdichtung）似乎是为解决这个问题搭起了一座桥梁：一种更深的、更原始的力量比每一个单独的有创造力的个体更具有积极意义；幸福的人民在幸福的时代，以最高的想象力与构型能力，创造了那些无与伦比的诗歌。当近距离考察这种观念时，会发现其中具有一种诗意的人民大众（Volksmasse）的观念充斥其中，认为任何天才的个体对伟大诗歌的创造是无关紧要的；尼采当然反对这种看法：一个伟大的民族的诗性灵魂时代，一排原创的天才，依附于一个时代、一个诗歌的类型、一个主题。不过，尼采对荷马的人格问题的解释方式之一：《荷马史诗》由一位伟大的天才引导一排较小的天才，围绕一个时代、一个主题创造了这两部伟大的史诗。尼采的天才观念与语言学者的审美的天才观念还是有一些不同，语言学者是从完美主义美学的角度考察荷马的天才个体，尼采是从叔本华的天才观念来理解《荷马史诗》的创造者。

于是，更进一步，尼采受到叔本华的天才概念的影响，认为孤独的天才是远超于大众之上的，大众不可能理解天才，于是，尼采偏向于《荷马史诗》来自一位天才诗人的创作，而不是群体的结果。“难道我们不能与唯一的天才相处，来解释目前存在的那种不可获得的卓越性？”对这种卓越性与独特性，一个学派的代表会说，在整个作品的建构中这不可能存在，因为它只是在单篇中是完美的，但整体上不存在。另一学派寻求亚里士多德的权威，在亚里士多德的庇护下，特别赞许荷马神性的本质，荷马选择了他的整个主题，他按照这个规划创造了整个诗歌。但这种完美的整体性并不存在，这些缺陷就归因于诗歌传至后代的方式，诗歌被修改与篡改，而不是由于诗人自己，起源的作品的核心逐渐变得模糊。第一个学派越寻找不平衡、矛盾、困境，就越精力盛旺地处理其他学派已经扫到一边的使起源计划模糊化的观点，如果可能，接着也许没有什么留下来，除了这部原初史诗自身可把握的部分。第二个学派在思考中坚定维护，通过一个创作时代的天才作为这部伟大作品的作者。另一个方面，第一个学派，在两个假定之间摇摆：一位天才加一定数目的较小的诗人；另一假设，假定仅仅一定数量的优秀和甚至中等的古代游吟诗人的个体，而且也假定一种神秘力量的释放，一种深的、民族的、艺术的冲动，游吟诗人的个体自身显示为一个几乎无关紧要的媒介。对这个后面的学派，我们必须将其归于这样的表现，荷马的诗表达那种神秘的冲动。所有这些学派的思想起源于这部史诗的目前形式存在的问题可以从美学判断的角度可以获得解决，但这个需要在天才的个体与民族的诗性灵魂之间做出决定性的区分，在二者之间是否存在特性的不同？

无论如何，这整个对比是不义与误导的。在现代美学中，没有比民众诗和个体诗的假设更危险，或者通常称之为艺术诗。这是反动，或者，如果你愿意，迷信，随着历史—语言学科学大量的发现和欣赏人民灵魂的时刻的来临。因为这种发现，为一个正在来临的科学的历史准备了视野，直到那时，在许多方面，甚至现在，只是纯粹材料的收集，以这种视野新材料将持续增加，大量的、满溢的堆积的材料将绝不会被系统编排。人们现在第一次感觉到，长期以来感觉到的伟大个体们和众意比可怜渺小的个体意志显现出更大的力量；他们现在看到了，这个真实伟大的意志王国的一切，不可能最深地植根于无用和短暂的个体意志；最后，他们现在发现大众强有力的本能，诊断那些无意识的冲动是所谓的普遍历史的基础和支点。但是这新点燃的火焰也投下了影子：这影子就是已经提到的那个迷信，民众诗建立反对个体诗，如此扩大对人民灵魂到人民精神的理解。通过这种诱惑性的类比推论的误用，人们已经达到了这个点：更伟大的个体理智和艺术理念原则仅仅适用于众意的领域。没有美感与哲学思维的大众从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奉承，天才的桂冠放在他们光秃秃的头上。这被想象为新的壳围绕一个小的核形成，打个比喻，那些民众诗的篇章在传统的漂移与流动中如雪崩般产生。不管怎么，他们情愿认为这个核作为最小可能性的维度，如此他们也许间或除掉它，同时不会失去巨大的雪崩的一切。依照这个观点，文本自身和围着它建立的故事是一件同样的事。现在，这样一个在民众诗和个体诗之间的差异无论如何根本不存在；相反，所有的诗，当然也包括民众诗，需要居间的个体。因此，这个很滥用的对照在这样的情形下才是必要的，仅仅当个体诗这个词被理解为意指一首诗没有从民众感情的土壤中生长出来，而是被一个非—民众诗人在一个非—民众的气氛中创作出来——例如，在一位学者的书房中产生的东西。

随着这种迷信，假定诗化的大众与另一个相连：民众诗限制在民众的一个特殊历史时期，以后就消失了——这确实是追随我已经提到的第一个迷信的一个结果。根据这个设定，在逐渐衰败的民众诗这个地方我们有了艺术诗的概念，个体精神的作品，不是人民大众的作品。但是以前存在的积极的力量现在依旧以原样的形式存在；其中，它们保持精确的相同的有效性。一个文学时期伟大的诗人依旧是一位民众诗人，比缺乏教育时期的任何一个老年的民众诗人并不具有更窄的意义。它们之间的差异不是在它们起源这个方向，而是在它们的复制和传播中，一句话：传统。在永恒的河流中没有字母的帮助，传统暴露了危险，包括那些个体通过口头传统传下来的遗留的诗歌。如果我们对荷马的诗运用所有这些原则，用我们的人民的诗化灵魂的理论，接着我们得不到什么，我们总是回去援引诗化个体。我们从而面临这个任务：在仅仅以单一诗的心灵能产生什么与从那个被口头传统——这是荷马诗歌一个高度重要的组成部分——的潮流席卷的东西之间做出区分。

自从文学史开始不再是一种纯粹的名字收集，人们已经尝试去理解、规划这个诗人的个体。一种确定的机理成为这种方法的要素：这需要说明——即，它必须从原则推论出来——为什么这个或那个个体以这种方式而不是那种方式出现。人们现在研究自传的细节、环境、相识的人、同时代的事件，相信混合所有这些成分，他们将能够达到制造出个体性的愿望。但是他们忘掉这显著的点，难以确定的个体性格，绝不能从这种本性的复合物中得到。人们对诗人的生活和时代了解得越少，这种机制的适用性越小。无论如何，对那些相信这个机制的人来说，当我们只有作品和作者的名字，查明这个个体几乎是不可能的；特别当这作品是完美的，当它们是民众诗的篇章。理解个体特性最好方法的机理，通过察觉其与民众天才的偏离；离经叛道与隐藏的暗指：在一首诗中越少的差异被发现，创作了它的个体诗人的踪迹就显示出越微弱的意志。所有那些偏差，学者认为的，在荷马诗歌中发现的无趣的、低于一般标准的一切，都归因于传统，传统就成了替罪羊。荷马自己的个人作品留下了什么？没有什么，除了以主观的品位选出的一系列美丽、杰出的段落。这个每一位个体的学者以他的艺术天赋感知的美学奇异性的总和，他现在被称为荷马。

这是荷马错误的中心点。从开始，荷马的名字既与美学的完美概念，也与《伊利亚特》和《奥德修斯》没有必然联系。荷马作为《伊利亚特》和《奥德修斯》的作者不是一个历史的传统，而是一个美学判断。如此荷马，这位《伊利亚特》和《奥德修斯》的诗人，是一个美学的判断。不管怎样，这绝没有断言反对创作这些史诗的这位诗人仅仅是一个美学上的不可能性的想象中的存在，确实只是极少数语言学家有这个主张。大部分语言学家其实维护，《伊利亚特》属于一个单独的个体，更进一步，这个个体是荷马。这个主张的第一部分必须承认；但是，依照我已经说过的，这后面的部分必须被否定。我非常怀疑那些大部分语言学家接受了这个主张的第一部分，是否考虑了接下来的主张。像《伊利亚特》这样一首史诗的构思不是一个完全的整体，不是一个有机体；只是一些篇章编在一起，一个根据美学规则规划的反思的集合。这确定是一位艺术家的伟大的标准，他多大程度能够同时领会总体性的一瞥及韵律的建构。在《荷马史诗》中无限丰富的形象和插曲必定驱使我们赞许这种几近不可能的如此广阔的视野。这里，无论怎样，一位诗人不可能以一个单独的一瞥艺术地观察，他通常将概念堆在概念之上，根据一个可理解的图式努力去校正他的人物。他将在这方面取得更大的成功，他熟悉基本的美学规则：是呀，他甚至能让一些人相信，他通过一个单独的有力量的一瞥直观到了整个主题。

《伊利亚特》不是一个花冠，而是一束花。许多画面尽可能拥挤在画布上，但是安放它们的这个人并不关心这组画面的聚集是否总是适当、具有韵律的美。他深知没人会认为这个聚集作为一个整体，而是只着眼于个别部分。但是这种将一些篇章串在一起是当时还没有高度发展的艺术理解方式的体现，这一点还没有被深入理解与普遍尊重，不可能有真正的荷马事迹，真正荷马的创造时代的事件。相反，这设计是较晚的产物，远比荷马的名声更晚。因此，那些寻找“原初和完美的设计”的人正在寻找一个纯粹的幻影；因为，口头传统危险的路已经到达它的终点，正如这一幕中出现的系统的编排一样；产生在这条道上的缺陷不可能已经影响到这个设计，因为这并没有组成一代一代传下去的材料的一部分。

无论怎样，这个设计的相对不完美不会阻止我们在这设计中看到一个与真实的诗人不同的人格。以意识的美学洞察力被创造的一切不仅可能，是无限低于从诗人的心灵中自然生长起来、以本能的力量写下的这些诗歌：我们甚至能更进一步。如果我们在这个比较中包括所谓的循环诗歌，为《伊利亚特》和《奥德修斯》设计者留下无可争议的价值，在这个技术意识的创作中已经做了一些相对伟大的事：我们也许已经准备从开始就认识的一种价值，在我的观点中，这正好是处于直觉创造领域第一的秩序。我们也许甚至准备宣布这个伟大重要性的综合。所有那些无趣的段落和差异——相信如此重要，但是实际上只是主观的，我们通常将它们看作传统时期石化的遗留物——这些难道不也许只是落在天才诗人身上的必要的恶，他实际上无可匹敌地承担了创造，进一步，这证明了存在无法估量的困难？这值得关注，对荷马问题的立场改变，通过对本能与意识实行最多样化的透视；以我的意见在上面照射光。

从尼采的这些分析，可以总结尼采对荷马人格问题的解决方案：一方面，尼采认为一位天才诗人创作了《荷马史诗》，他的创作出于一种生命本能（意志）的创作冲动，他的理智直观能力远远超越于民众的理智能力，他在创作《荷马史诗》时并不是按照我们现代语言学者所构造出来的完美的美学标准来创作，而是按照生命本能的方式来创作。理智能够直观到意志的显现，但还不能直观到意志的本体，于是留下了所谓的诸多不统一与无趣的篇章，而这正好是尼采认为的诗人意志真实显现的重要部分，只是我们还没有对这些部分进行充分的理解。这是尼采运用叔本华的天才观念解释荷马的人格问题。另一方面，尼采也没有完全反对一个民族的诗性灵魂作为天才产生的土壤，他主要反对大众诗歌、大众诗人、诗歌的大众这些现代概念，因为这些概念是反天才，有庸众可以创作出伟大诗歌这样的观念。人民的诗性灵魂在历史的某些时期是可能存在的，这样的时期天才与人民的关系不是敌对的，而是相互促进的关系；按照叔本华的意志观念，天才与民众的意志是一个整体，天才只是在个体化原则下超越了民众的个体性。由此，尼采其实是潜在批判沃尔夫以降的语言学的唯科学取向的，这是语言学上的机械论；也就是尼采不相信《荷马史诗》是由一代代没受教育、普通的行吟诗人集体创作出来的。于是，尼采关于荷马的人格问题另一种可能的解释：先由一些较小的天才诗人群体创作了一些史诗片段，最后由一位伟大的天才根据这些史诗片段创造了《荷马史诗》。另外，荷马作为《荷马史诗》的作者在美学意义上存在，尼采接受这一点，但认为作为《荷马史诗》的真实作者的荷马这个人并不存在，也就是荷马不是创作《荷马史诗》的那位天才个体，于是尼采最后的结论是：“我们相信一位伟大的诗人是《伊利亚特》与《奥德修斯》的作者——不过，这位诗人不是荷马。”（Wir glauben an den einen grossen Dichter von Ilias und Odyssee—doch nicht an Homer als diesen Dichter.）

另外，这篇就职演说没有直接引用《伊利亚特》与《奥德修斯》的文本，也没有具体分析当下语言学界关于荷马问题的研究文献，这些都显示了尼采的矛盾心态。巴塞尔大学聘任他承担古典学教职，尼采在这篇就职演说中似乎要表示一种许诺、一种感激之情。尼采承诺愿意将自己融入一个学科，而不是作为一个原子游离于共同体之外。巴塞尔人没有像德国语言学界那样刻板，就像后来《悲剧的诞生》所遇到的情况，巴塞尔人是包容、开放的，这一点令尼采感到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