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紫砂陶艺的滥觞期

众所周知，中国的陶器发展源远流长。对于紫砂陶艺发展源头的梳理，同样需要在这一大背景中展开。

陶器作为一种实用器具的出现，是标志人类文明进程的重要参照系之一：“陶器的发明，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划时代的标志。这是人类最早通过化学变化将一种物质改变成另一种物质的创造性活动。也就是把制陶用的粘土，经水湿润后，塑造成一定的形状，干燥后，用火加热到一定的温度，使之烧结成为坚固的陶器。这种把柔软的粘土，变成坚固的陶器，是一种质的变化，是人力改变天然物的开端，是人类发明史上的重要成果之一。”(1)早在新石器时代，中国的陶器制作便已经十分普遍了。据考古发现，我国现存最早的陶器残片距今已有万年之久。(2)仅以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现已发掘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为例，出土的各类陶器制品便非常丰富。这其中，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长江流域的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等著名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都不仅遗存了大量陶器制品，而且多半具备了一整套较为成型的制作工艺。

比如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作为“华夏远古最有代表性的新石器时代文化”(3)，其制陶业便颇为发达，已经积累了相对成熟的陶器生产经验。根据现陕西、河南等核心地域的大量相关考古遗存，仰韶文化的陶器以泥质红陶和夹砂红陶居多，另有少量灰陶和黑陶。陶器种类则从盆、钵、碗、壶，到瓮、瓶、缸、罐，可谓一应俱全。无论在陶土选用、器型塑造、烧制技术，还是图绘纹饰等方面，仰韶文化陶器都充分反映了新石器时代制陶工艺的整体水平。特别是其中由彩绘纹饰和图案烧制而成的细泥红陶器皿，具有较高的工艺水平和文化价值，可以说是仰韶文化的代表性文化遗存。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人面鱼纹彩陶盆”（图1）、故宫博物院的“彩陶花瓣纹盆”（图2）、中国历史博物馆的“网纹彩陶船形壶”等，都代表了这一时期仰韶文化作为“彩陶文化”的最高成就。

图1　人面鱼纹彩陶盆（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图2　彩陶花瓣纹盆（故宫博物院藏）

再比如长江中下游流域的河姆渡文化，是我国考古发掘中完整或可复原的陶器出土最多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之一。其制陶业同样发达，以夹炭黑陶为主，器型丰富，纹饰繁密。与之存在复杂承续关系的马家浜文化，则主要分布在太湖地区，陶器以夹砂红陶为主，具有较为鲜明的地域特征。宜兴地处太湖之滨，追溯其制陶工艺的源头，在文化类型上与马家浜文化可谓一脉相承。(4)据考古发现，“早在新石器时代，生活在江苏境内的先民就已经开始抟土为坯，掘地为穴，以火烧制陶器了”。具体到宜兴地区的古窑址调查，也充分证明了“早在6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宜兴的先民们就在这块土地上生息劳作并烧制出原始陶器”(5)。自此之后，宜兴的制陶业历经漫长的兴衰史，却再没有中断过。紫砂陶艺能够在这里出现并最终走向成熟，绝非偶然。诚如有研究者所言：“宜兴之所以能成为以出产紫砂器闻名的陶都，除了当地得天独厚的紫砂矿藏外，还有其历史上、文化上的背景使然。”(6)

由此延伸开来，制陶业的出现和兴起不仅仅是反映了社会生产水平的发展状况这么简单，其背后所蕴含的社会文化意义同样值得关注。仅以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制作为例，一方面制陶工艺的发展直观地体现了人类社会在物质生产层面所达到的文明程度；但另一方面，这一物质生产过程又包含了更为复杂的社会文化内涵。首先，物质文明的发展本身便是社会形态变迁的内在推动力。制陶业在新石器时代的演进史，反映的不只是手工业的发达程度，还有社会分工的日益细化、社会阶层的差异化发展等复杂的社会变革因素。其次，尽管制陶业是为日常生活服务的，但同时也承担着更复杂的社会功能。作为实用器具，陶器主要是作为日用器存在的，但也有一部分承担着祭祀、丧葬等礼仪活动中的礼器等其他社会功能。以仰韶文化半坡型陶器“人面鱼纹彩陶盆”来说，这件新石器时代的陶器珍品所绘制的人面和鱼纹，属于仰韶文化彩陶的常见图饰之一，而这种彩陶盆则多为夭折孩童瓮棺的棺盖。作为一种葬具，它既属于日用器的范畴，又透过精心绘制的形象符号传递出特有的丧葬礼仪、原始信仰、社会身份等附加内容。正如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一书中所剖析的那样：“在新石器时代的农耕社会，劳动、生活和有关的自然对象（农作物）这种合规律性的形式比旧石器时代的狩猎社会呈现得更为突出、确定和清晰，它们通过巫术礼仪，终于凝冻在、积淀在、浓缩在这似乎僵化了的陶器抽象纹饰符号上了，使这种线的形式中充满了大量的社会历史的原始内容和丰富含义。”(7)最后，伴随着制陶工艺的技术发展，陶器所承载的文化意味不仅越来越复杂，而且其“抽象纹饰符号”或曰“线的形式”本身也成为一种重要的精神追求。陶器在这个过程中虽然仍然属于实用器具，但对外观的要求所反映出的人类审美意识的觉醒，却是考察包括紫砂陶艺在内的各种陶瓷工艺发展轨迹的重要线索之一。

就紫砂陶艺而言，其发生发展同样离不开以上几个方面的考量。纵观宜兴制陶业自先秦以降的演进轨迹，必须紧密结合社会生活和文化变迁的整体时代语境才能得到更充分的揭示。紫砂陶艺在此过程中的兴衰史，更需作如是观。

宜兴制陶业经商周两代、春秋战国时期，至两汉、魏晋南北朝，再及隋唐五代，工艺水平逐步提升。从商周两代的印纹硬陶、原始青瓷，春秋时期的陶轮制坯，汉代的釉陶烧制，再到魏晋之后的青瓷生产，宜兴地区的陶瓷业发展起起伏伏，既深受物质生产条件和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又一直以日常生活用陶的生产为主流。在唐五代后整个江苏青瓷生产“渐趋衰落，终至失传”、宋代之后逐渐进入瓷器一统天下的时代状况下，宜兴陶瓷业反而因日用陶器的兴起，“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开始烧制胎壁较厚，胎质坚致，内外施釉的大型陶缸和中型陶坛、钵等产品，其胎质、造型、成型制作等方面均有重大改进。此时，形成以宜兴丁山、蜀山、汤渡和五圣庙为中心的两个产区，奠定了尔后陶都宜兴发展的始基”。(8)正因为如此，可以在总体上对宜兴陶瓷做出如下判断：“宜兴陶瓷有着优秀历史传统，总是以生产日常生活用陶为主流。几千年来，随着社会发展、时代变迁，它历经几度兴衰，但基本上没有断产，其所以有这样强大生命力是和上述传统直接相关的。”(9)尤其是进入宋代之后，由于瓷器制作工艺的成熟，陶器的生存空间受到了极大的挑战。的确，宋代作为我国制瓷业发展史上最重要的时期之一，不仅在技术层面达到了一个纯熟的阶段，而且为陶瓷美学开辟了一个新的境界。陶器自此之后，逐渐成为瓷器的“背景墙”。此后的中国陶瓷史，可以说基本上已被瓷器史取代。几乎唯一的例外，便是紫砂陶器在明中叶后的兴起和繁荣。

众所周知，对于中国陶瓷业的演进史来说，由陶到瓷，被认为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一项伟大贡献。与陶器相比，瓷器的出现要迟得多。从商代中期出现所谓“原始瓷”到瓷器烧制技术日臻成熟、名窑名瓷众多、瓷业空前繁荣的宋代，瓷器经历了漫长的工艺革新，最终逐步取代陶器，成为中国人社会生活最主要的日用器之一。但这并不意味着陶器自此以后便退出了历史舞台。事实上，瓷器作为从陶器制作脱胎而出的“近亲”，与陶器之间的差异本身便不是烧制方法差异、用土材料差异可以一言以蔽之的。恰如李霖灿在《中国美术史讲座》一书中所总结：“由陶到瓷，这是一项大的进步，但是这二者之间的区分却非常之不易讲。从胎骨质地上说，严格的人以为只有景德镇的高岭土做的器皿才算是瓷器；也有人从烧窑的温度上着眼，凡在摄氏1000度以上的火候中烧成的才算真瓷，低于这个度数的都只能算是陶器；也有人从釉色上着眼的；也有人从渗水性方面着眼的；也有从器皿的透明度上着眼的，晶莹的是瓷，混浊者是陶……但是这些区分都是相对的，而且竟然找不到一个可以全部涵盖又为大家都能接受的说法，结果便形成一种精者为瓷，粗者为陶的笼统说法，大家对此都不满意，却又一时拿不出更好的说法，其情况很有点像讲玉器的样子，‘玉，石之美者也’，但是其中泾渭分界的线是很模糊的。”(10)

即便是“精者为瓷，粗者为陶”这一笼统说法，至少放在紫砂陶艺这里也是极不恰当的。纵使不去考究紫砂陶器制作工艺的复杂性，相对于有宋一代确立起来的瓷器美学趣味，紫砂陶亦有属于自己的审美追求和艺术品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宜兴陶瓷业在宋之后以日用陶器的生产为主流，不仅事实上承续了自新石器时代以来长期积累的制陶传统，而且为自己日后在瓷器一统天下的环境中开辟出一片璀璨的新天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确切地说，“紫砂器的创制与宜兴日用陶瓷的烧造有着密切的联系，它是从一般陶器中独立出来，成为一个独特的品种，也同其他工艺品一样，是经过无数劳动人民的无穷智慧和创造，经历着较长时间的演变过程”(11)。从紫砂陶艺的创始角度来看，这无疑是一个关键性的逻辑起点：紫砂陶器的出现不是一蹴而就的，它势必经历了较为漫长的演进历程，并最终形成属于自身的内在规定性。概言之，“紫砂陶器既不是普通的红泥或紫泥制作的陶器，也不是普通的日用砂器（如砂锅一类），而是特指用宜兴紫砂陶土原料，采用独特的工艺技术制作的陶器，有别于宜兴之外其他地区的红泥或紫泥陶器，也有别于宜兴本地的一般陶器品种”(12)。由此出发再来考察紫砂陶艺的创始问题，便有可能基于一个相对开阔的历史视野进行更为辩证的梳理了。

撇开新石器时代制陶工艺的历史传承价值不谈，根据现有考古成果及文献资料，宽泛意义上的紫砂陶器在宜兴地区的创世应该是北宋以后的事情了。目前，国内紫砂界对此仍存有一定的争议。争论的焦点主要在于紫砂陶器究竟肇始于北宋还是明中叶。其实，如果立足于一个更辩证的历史视野，这两种观点并没有看上去那么不可调和。

长期以来，人们对于紫砂器的历史认知主要依赖于明中叶后有限的文献记载。其中最重要也最知名的无疑是明代周高起的《阳羡茗壶系》。在这一现今已知最早的宜兴紫砂研究著作中，作者明确指出：“金沙寺僧，久而逸其名矣。闻之陶家云，僧闲静有致，习与陶缸瓮者处，抟其细土，加以澄练，捏筑为胎，规而圆之，刳使中空，踵傅口、柄、盖、的，附陶穴烧成，人遂传用。”(13)后人多以此为据，将宜兴紫砂陶艺的创始时间设定在金沙寺僧生活的明中叶。与之彼此印证的则是，被视为紫砂陶艺鼻祖的供春（约1506—1566，又称龚春，明正德嘉靖年间人），据传正是随此僧学习，才参悟紫砂陶艺真谛，成为一代宗师的。以此为限，无论文献记录还是实物考证，严格意义上的紫砂器出现时间都未有早于这一时期的确凿证据。及至20世纪70年代，宜兴羊角山早期窑址被发现，发掘出了大量早期紫砂废品堆积。其“造型主要是壶、罐两大类，其中以壶类为大宗，色泽为紫红色，里外都无釉。根据残片复原情况看，壶有高颈壶、矮颈壶和提梁壶三类。虽然泥质较粗糙，产品表面致密度差，并且常有火疵现象，但已不同于当时宜兴烧造的其他日用陶瓷器皿。从造型和工艺手法上已可看到紫砂陶器的雏形”。尤为重要的是，经相关考古专家鉴定，这一古窑遗址的年代“可早到北宋而盛于南宋”。(14)以此为依据，再结合北宋梅尧臣及其后的一些诗文杂录等文献材料，才逐渐形成一种较为盛行的观点，即：“紫砂器创始于宋代，至明代中期开始盛行。”(15)

对于后一种观点，质疑主要在于羊角山窑址出土的紫砂废品是否能确定为北宋烧造，仍存有疑问。而除却这一窑址遗存，目前尚缺乏更具有说服力的窑址或其他实存器物，可以充分证明宋元时期确已开始烧制真正意义上的紫砂器。此外现存用以佐证的诗文杂录，其可靠性也颇值得推敲。正因为如此，有学者指出：“由于我们现在无法对北宋说进行科学而客观的甄别和确认，加上北宋的文学作品中除了提及‘紫泥’以外，并没有明确的地域概念，因此目前很难确定他们指的就是宜兴的紫砂器。”(16)这种质疑对于更好地认识紫砂陶艺发展轨迹，是大有裨益的。就紫砂陶艺的创制而言，上述两种观点的交汇至少能给人们带来如下启示。

一方面，明中叶以供春为标志，紫砂陶艺正式登上陶瓷史的舞台并非一个偶发事件。历史已经反复证明，任何一种民间技艺从最初出现到最终成熟，都必然经历了漫长的演化过程。在这个意义上说，考察紫砂陶艺的滥觞，需要将其放置在新石器时代以来宜兴陶业发展的整体格局中来进行。“北宋说”的提出，则在客观上提供了一个更明确的时间节点，有助于人们推测出紫砂陶得以出现的原初状况，及其最终走向成熟所经历的代际更迭。如果不以宜兴紫砂陶制作工艺完全成型为其创始起点，仅以其滥觞为线索，可以认为：“我国紫砂器起源于北宋中期，宋元时期为宜兴紫砂的初创时期。这个时期的器物为早期紫砂。经过宋元及明初五百多年的发展，由于无数陶工的辛勤劳动，逐渐由原始阶段向成熟阶段演进，至明朝中叶，独立的紫砂工艺体系乃告完成。”(17)金沙寺僧及供春的存在，实际上说明了紫砂工艺发展过程中，一些关键人物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离开他们，紫砂陶艺就无以为继甚至不复存在了。

另一方面，紫砂陶在明中叶后逐渐形成完善的制作工艺，又是和社会生活的时代变迁息息相关的。纵观宜兴陶瓷业的兴衰沉浮，既包含着物质生产层面的演进逻辑，也无法离开具体的社会生活和文化习俗孤立地讨论。正如有研究者所论：“紫砂陶诞生是个缓慢的过程，一开始并不纯正，是伴随着大型陶器的发达而逐步发展，逐渐为陶工们所认识的。可以这么说，陶器生产规模的扩大，技术的进步，产品的器型，遇到了天赋的优质紫泥，加上当时的煮茶和饮茶的生活习惯，用纯净的紫砂泥作紫砂陶也就应运而生。”(18)这其中，优质紫泥的发现和使用，既是宜兴地区得天独厚的地质条件所决定的，也与日用陶器的大规模生产所积累的制作经验直接相关。而中国人“煮茶和饮茶的生活习惯”自唐宋以下至明中叶的变迁，不仅引发了人们对紫砂陶器的追捧，也为其在明清两代的繁盛奠定了坚实的社会文化基础。紫砂陶艺从滥觞至兴盛，因此可谓是社会生活乃至文化习俗发生转变之后所带来的一系列后果的重要表征之一。

总之，如果将漫长的宜兴陶瓷业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紫砂陶艺的发展，其滥觞期上可达新石器时代，下可至明中叶。而若仅限于以紫砂器的萌生为界，则可借鉴一些学者的观点，将北宋至明中叶（正德年间）归为紫砂陶艺的草创期。(19)尽管目前对于这一历史阶段内紫砂陶艺的演化史，仍缺乏足够的文献及实物资料予以考证，但其总体发展线索还是有迹可循的。相信未来随着相关文献资料的发现，乃至新的窑址遗迹的发掘，都会进一步完善人们对这一历史阶段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