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战国秦汉考古是中国考古学断代考古的一部分，它上接夏商周考古，下连三国两晋南北朝考古，是历史时期考古的重要一段。对比前面学习过的石器时代考古和夏商西周考古，我们会发现，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的涌现使战国秦汉考古具有了十分鲜明的历史时期考古的特点，因此，在重视考古材料、考古学理论和技术方法的同时，强调文献基础和文献资料分析的重要性也是十分必要的。通过对该阶段考古的学习，我们要了解的是战国秦汉这一历史时期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
一、战国秦汉时期的特点
我国历史自战国开始进入铁器时代，作为考古时代，铁器时代一直延续到清代中叶。虽然同在铁器时代中，但各个历史时期又分别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有着鲜明的时代特点。战国秦汉时期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等方面的特点，在考古学文化中都会得到较为全面的反映，同时，这些特点也为本段考古指出了明确的任务和努力的方向。
战国秦汉时期最为突出的特点是：
第一，进入铁器时代。虽然我国用铁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晚期，但直到夏商时期，人们用的仍是陨铁，只将陨石铁施于器物（主要是兵器）的局部，如20世纪70年代，河北藁城台西村商代中期墓葬出土1件铁刃铜钺，铁刃是陨铁热锻后嵌到钺体上的(1)；北京平谷县（今平谷区）刘家河商代中期墓出土1件铁刃铜钺，刃部亦为陨铁加工而成(2)；20世纪30年代，河南浚县辛村发现商末周初铁刃铜钺、铁援铜戈各1件，使用的仍是陨铁(3)。西周时期出现了块炼铁制品。20世纪90年代初，河南三门峡虢国墓地西周晚期的两座大墓中，出土铁器和铜铁复合制品共6件，有3件使用陨铁，3件为块炼铁或块炼渗碳钢制成(4)。这些都是早期用铁的事例。我国至迟在春秋中期发明了生铁冶炼技术，出现了生铁制品，如1964年江苏六合程桥出土春秋晚期的生铁丸1件(5)，20世纪80年代中期，山西曲沃县天马—曲村晋文化遗址出土春秋早期偏晚和中期偏晚的生铁残片各1件(6)。而且，春秋时期铁器的出土数量增多，见于报道的有80余件，出土于山东、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山西、陕西、甘肃、宁夏等地区(7)。但是，冶铁技术的成熟和铁器的进一步推广是战国时期的事。战国中期开始，铁制生产工具在当时的七国之域被广泛而大量地发现，所以，真正的铁器时代应该是从战国时期开始的。在社会大变革的战国时期，铁器普遍应用于生产中，成为社会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因此，处在铁器时代开始的时段，战国秦汉考古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以上是从生产力方面说的。
第二，社会形态的转变。春秋到战国、战国到秦汉皆处于社会大变革的时期。过去传统上，我们把战国作为我国封建社会的开端，从此我国古代社会进入封建社会，整个铁器时代的历史就是封建社会的历史。但是，史学界对古史分期和古代社会形态的争论由来已久，在封建社会的开始的问题上，分歧较多，有不下20种说法，除根本否定奴隶制社会的观点外，从“西周说”以至“明清说”，众说纷纭。由于各派确立的标准不一，难以达成一致。其中，“战国封建说”影响很大，西周说、魏晋说等也较盛行。就“战国封建论”来说，春秋战国是历史学家研究的重点。
在考古时段上，以公元前5世纪前半叶为早期铁器时代考古的起点，这并不等于完全依从了“战国封建说”，其间发生的社会变化也很难说是由冶铁术的进步引起的，而公元前475年这个年代的确定，在我们的考古学研究中更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但是，不论我们对古史分期持何种态度，都无法否认，春秋到战国、战国到秦汉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把这一变化的转折或过渡时期放在大的时段中加以考察，更能理解和认识变化的原因和结果，发现和体会变化的特点和意义。也许我们应该更多地从考古学研究中，发现和提供对古史分期研究有用的材料和可以参考的理论和方法。
现在一般认为，夏商周是我国古史的王国时代，秦汉以后是帝国时代，前后两个时代各以血缘政治和地缘政治为特点。秦汉以地缘政治为特点的帝国时代的到来，是在东周血缘政治逐渐淡化、地缘政治逐渐强化的过程中实现的，而战国时代正处于这一转化的关键阶段，表现为由封邦建国到中央集权，由世卿世禄到官僚体制，由领地封邑到郡县机构。因此，虽然在研究中东周考古、秦汉考古、汉唐考古的划分较为常见，但我们认为，以战国秦汉为一个考古学习的时段，视界宽阔、方法科学，对社会制度、政治体制发生变化的过程也容易得到合理的认识。
这主要是从生产关系方面说的。
第三，从列国纷争走向统一。战国时期，列国所处地域不同，各国政治制度上的差异、经济发展上的不平衡，带来了文化上的巨大差异，如文字不统一、货币不统一、度量衡制不统一，生产、生活和丧葬习俗等都各有自己的特点。这些特点既是地域上的，又表现为国别上的。
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起中央集权制国家，这种统一虽然不能完全消除文化的地域差别，但战国时期具有列国制度特色的东西随之发生了大的变化（如文字、货币等）。政治上，中央集权下的郡县制和以法治国都在汉代日趋成熟，在大一统的国度内，地域文化的差异进一步缩小，民族融合的趋势明显加强，各族属文化（如巴蜀文化、滇文化、吴越文化等）至迟到西汉中期全部被统一为各具特色的汉文化，这也充分反映了汉中央政府的影响力。由于文化上的认同，中原各种族逐渐融合为一个混成的民族——汉族。
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有效地解决了长期以来困扰北部地区的匈奴问题。匈奴在战国时期已经很强大，与燕、赵、秦相邻，三国分别筑长城以拒之。秦朝加固了长城，汉初实行“和亲”政策，暂时缓解了边患。汉武帝摆脱了匈奴的威胁，给后世留下了向北推进、向西延伸的宏伟的武帝外长城，成为汉代国力强盛期的有力见证。
这个由纷争到统一的过程和由制度的统一带来的文化上的影响，都在本段考古材料中有直观的反映。
第四，科学技术的突出进步和思想的空前活跃。战国秦汉是我国科学技术大发展的时期，出现了许多技术含量高的大工程。战国都江堰、秦代灵渠和西汉龙首渠都代表了我国古代高超的水利工程技术，至今仍有借鉴意义。冶铸技术和金属细工工艺取得重大进步，成为支撑铁器时代发展的技术条件。农业耕作和施肥技术提高，特别是牛耕、铁农具和播种机（耧车）的推广，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效率。该时期还出现了专门的农学著作《氾胜之书》。西汉人假托黄帝所作的《黄帝内经》（又称《内经》），既有理论也有临床经验，其中的《素问》等篇反映了春秋战国以来的医药卫生水平。《内经》是我国目前保存下来的最早的一部医学典籍，至今还是非常重要的中医学参考书。《神农本草经》为东汉药物学专著，收录药物365种。此外，1973年马王堆三号墓出土医书《五十二病方》《足臂十一脉经》《阴阳十一脉灸经》等。其他如制陶、造纸、纺织、造船、煮盐、酿酒技术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尤其是瓷器，在汉代走上舞台，并开始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用器。在数学、声学、力学、天文历法等基础理论领域，也都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所以，早在战国时期，我国就出现了两部科技史上对后世有重要影响的著作：对生产技术和有关实用科学知识进行总结的著作《考工记》和偏重科学理论的著作《墨经》。
战国时期又是我国历史上思想最活跃的时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齐国都城临淄的稷下学宫成为百家争鸣的策源地和中心，并且这种思想活跃气氛的影响一直延续到汉代。反映当时诸家思想和文化繁荣景象的材料大量出土，如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等，都是当时思想文化繁荣的见证。
第五，民族融合的势头明显加强。战国时期，列国虽然各自为政，但从来没隔断人员的往来和文化的交流。至战国晚期，列国间文化的趋同性已非常明显，中原各种族文化朝着统一的方向发展，这是汉民族的形成时期。同时，中原文化的影响力大大加强，并向四周发展，而四周的种族在不断融合的过程中对中原文化区域形成压迫之势。在周边地区，整个战国秦汉时期，最大的民族问题是北方匈奴的入侵和骚扰，汉代在和亲与战争相伴中逐渐解决了北方的安定问题。随着秦汉帝国的建立，西域、西南夷、百越和东北地区也都逐渐纳入到帝国郡县（道）的体系之下，到西汉中期，大多数地区的文化逐渐混同为保留一定地方特色的汉文化。
第六，中外关系史的开端。战国时期，中原王朝对周边四夷之外的国家的认识还相对有限，来往也少。秦汉时期，帝国与今天的朝鲜、韩国、越南、缅甸、印度、日本以及中亚、西亚、北非、欧洲的一些当时已形成政权的国家都开始有了商业贸易、文化交流和外交往来。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在对外交往的拓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秦汉时期是中外文化交流全面兴起的时期，也是我国外交关系史的开端。文化的交流和影响是相互的，这些相互交往的事实形成了大量考古发现的文化现象，如汉画中的胡人形象和各地的佛教遗迹、日本九州弥生时代遗址中发现的新莽货泉，等等。
战国是纷争年代、多事之秋，但也由此开启了我国历史上科技、思想、文化大发展的时期；秦汉是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时期，官僚政治体系和郡县乡里管控制度的不断完善，为以后朝代的延续和社会的发展奠定了政治基础。如果我们循着考古遗迹和出土文物的指引，踏着历史的脚印去找寻那古老世界中发生的真切故事，它们一定会给我们诸多有益的启迪。
二、战国秦汉考古的特点和面临的问题
（一）战国秦汉考古的确立
在传统的考古学教学中，我们将中国考古学分为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夏商周（西周、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几大段，战国秦汉考古是断代考古中的一部分。战国秦汉考古一段的分出主要是基于传统的考古学三段论（即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的划分）和过去史学界关于“战国封建论”的研究成果。战国时期，铁制工具（主要是铁农具）和铁兵器开始发挥重要作用，这正是铁器时代的特点，20世纪50年代，苏秉琦先生在北京大学考古专业首开“战国秦汉考古”课程并编写了相应的讲义，也是从这个角度考虑的。由于古史分期已不再是热点问题，与历史分期接轨的考古分段也受到了影响，现在的考古学研究领域中，很少有战国秦汉考古的说法，而更多地认同以秦汉考古、汉唐考古为学术领域的提法。中国考古学会下设两周考古专业委员会、秦汉考古专业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持编著的多卷本《中国考古学》即以“秦汉考古”为一卷，战国部分归入“两周卷”中，有的学校也将战国部分放到夏商周考古课程中。这主要是由于，何为奴隶社会、中国历史上有没有奴隶社会在史学界曾一度成为十分含糊的问题，而中国的封建制实际上是战国以前的社会控制和管理的制度，而不是马克思主义史家所说的地主或领主占有土地并剥削农民或农奴的社会形态，取代封建制的是秦汉郡县制或郡国制。奴隶制的存在与否和封建制名实表述上的混乱，也成了战国秦汉考古继续成立的障碍。但是，古代社会的土地制度的确是在战国时期酝酿并发生了大的变化。郡、县始于春秋，发展于战国，至秦统一推行全国，成为中央控制下的地方行政体系。汉代郡、国并用，可以说是郡国制，这并不是对秦郡县制的简单继承。即使不纠缠于社会形态和制度的论述，我们在讨论战国到秦汉发生的社会制度的变革和物质文化的变化时，也应该同时注意到发生变革或变化的过程，注意到战国文化与秦汉文化的密切关联。从考古材料来看，汉武帝以前的文化仍然可以看作战国文化的自然延续，要理解汉代考古学文化，至少要从战国晚期开始讲起。研究的时段可以依个人的兴趣而定，而考古教学的时段既要考虑到制度和物质文化的重大变化，还要看到这些变化的连续性。秦汉社会变革都是从战国时期开始奠定基础的。因此，战国秦汉考古教学时段的划分，既有传统继承的习惯性，也有内容安排上的合理性。
（二）战国秦汉考古的主要特点
1．有丰富的文献材料作为基础
商周时期可靠的文字材料主要是甲骨文和金文，传世文献中的商周历史主要来自战国秦汉时期人们的追述和后人的不断增益。进入战国时期，记录当代历史的文字材料大量出现，诸子百家的著作和其他各种著述经过汉代人的整理和辑录得以流传，流传至今的汉代文献更是不可胜数。自司马迁《史记》以后，我国形成了后继朝代为前朝修史的传统，《汉书》《后汉书》也成为了解汉代历史的重要文献。战国楚墓简牍和各地秦汉竹简的发现，丰富了战国秦汉时期的文献资料，而河西地区出土的汉简更有“地下《史记》”之称。丰富的文献材料为战国秦汉考古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也对战国秦汉考古的学习提出了新的要求。
2．考古材料丰富、庞杂，形成若干专题领域
考古发现的战国秦汉时期的各类遗迹、遗物，数量大、种类多，就出土遗物而言，金、银、铜、铁、铅、玉、陶、瓷、石、木各种质地都有，涉及社会生产、日常生活、礼乐、祭祀、制度和文化的方方面面，由此形成了诸多考古学专题研究的领域，如青铜器、陶瓷、漆器、金银器、玉器、丝绸、钱币、铜镜、灯具、农具、水利、仓储、乐器、绘画艺术、画像砖石、简牍帛书、印章封泥、矿冶、造纸、城市、度量衡、交通、军事（兵器）等等，其中生产性和技术含量高的农业、手工业领域专题较多，反映出战国秦汉时期的技术进步和生产的发展。
3．墓葬发现、发掘数量大，类型多
从战国时期开始，商周以来的土坑墓、木椁墓传统逐渐发生变化。木椁墓流行到西汉时期，战国时期关中地区流行的洞室墓开始向中原地区推广，郑州一带出现空心砖墓。汉代，砖室墓逐渐取代木椁墓，并出现石室墓、崖墓等类型。考古发现的战国秦汉时期的墓葬数量远远大于商周时期，如战国楚墓，一个墓地往往有数百座墓。汉墓的发掘数量更是巨大，据估计，目前已发掘汉墓不下10万座。这一时期的墓葬，一是发现、发掘多，二是春秋以来逐渐形成的厚葬习俗使墓葬中的随葬品丰富而且贵重，三是发现大墓的机会比其他时段的相对要多，战国秦汉考古的重要发现多集中于墓葬方面。
4．地面遗址、遗物规模大，数量多
战国秦汉时期，许多规模巨大的人工设施在今天都能寻其踪迹。战国时期的列国都城，秦、赵、燕三国北拒匈奴的长城，楚、齐、魏、中山等国在各自边界修筑的相互防御的内长城，以及郑国渠、灵渠、都江堰等水利工程，今天都不同程度地保存着。秦直道、阿房宫，秦汉长城、帝陵、城址和西北边地的烽塞等各种建筑遗址，大多都矗立于地面或在地上留下了遗迹。地面可见的遗迹、遗物众多，这是战国秦汉考古的一个显著特点。
5．纪年和有明确时间节点的材料增多，为准确断代提供便利
战国秦汉考古中的纪年材料增多，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出土简牍、器物铭文或画像中的纪年；②出土文献记载有明确制造或使用年代的钱币、铜镜、玺印、砖瓦等文物；③出土与文献中记载的历史事件相关联的遗址或遗物。如汉武帝于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铸五铢钱，五铢钱的年代上限是公元前118年，据此可以推断与其有共存关系的器物或遗址的年代问题，为准确断代或确定年代范围提供了方便。
6．反映生产力和技术的资料占有突出地位
商周时期器物以礼乐器、兵器、饮食器等为主。进入战国时期，生产性和技术性的器类增多，铁制生产工具特别是农具应用于生产领域并得到推广，漆器、陶瓷器、青铜器制作和装饰技术先进，建筑用砖瓦等生产量大，反映手工业发展的资料特别丰富。
（三）当前的形势和主要问题
与以上战国秦汉考古的特点大致对应，该领域目前值得关注的主要问题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1．出土文献研究形成专门学问——简帛学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楚墓、汉墓竹简和河西汉简以及各地墓葬零星简牍的不断出土和发布，对地下出土文献的研究成为历史、考古、文献等多学科关注的热点问题，研究和利用者越来越多，终于在21世纪初，以上海博物馆购藏楚简的发布为标志，形成国内外公认的专业学术领域——简帛学，出版年度《简帛研究》并有专业网站。简帛学是新兴且蒸蒸日上的学问，虽然三国、两晋时期的简牍也有出土，但简帛学的形成主要是战国秦汉考古发展的成果，同时，简帛学研究可以大大促进战国秦汉考古研究的深入。
2．墓葬考古仍是战国秦汉考古领域的主流
战国墓葬按国别结合地区进行研究，汉墓按自然和文化地理单元进行研究，除了常规的墓葬分期、分区，更多地应用文化因素分析法等探讨各地文化的交流和互动。虽然帝王陵寝考古和大型墓葬研究仍是人们关注的热点，但对代表社会最广大阶层的中小型墓葬的研究现在也受到普遍重视。
3．各种专题研究向细化、深入发展
根据出土文物分类进行的专题研究继续深入，而且更加细化，如关于席镇、原始青瓷、高温釉陶、玻璃器的研究，而且科技手段更加经常性地运用于专题研究，配合考古发掘进行的动物考古、植物考古、环境考古的研究在战国秦汉考古领域中也较过去更为常见。
4．城市和聚落考古研究兴盛
战国秦汉时期的城市考古的对象由都城转向中小城市，战国都城之下的都邑或军事重镇，秦汉郡县、乡邑和各类专业城址的调查和研究在近些年受到很大重视，并且出现了综合性的研究成果。村落遗址不断有新的发现，由此兴起对战国秦汉时期基层聚落考古的研究。这虽然还相对滞后于历史学界的乡落研究，但已经成为战国秦汉考古研究新的生长点，成果也不断涌现。
5．关注对外文化交流的研究
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各地考古成为国家“一带一路”建设的组成部分，西安、洛阳汉代两京地区、西北丝路沿线和广西合浦等与陆上、海上丝路密切相关的地区，考古工作都比较关注对外文化交流方面的研究，并召开相关的专题研讨会。“一带一路”建设带动了对外文化交流考古研究的深入开展。
6．存在问题和未来展望
战国秦汉考古领域存在的问题，有些是老问题或者是其他各段考古的共性问题。①考古资料积压严重，考古发掘结束后，资料的整理和公开发表滞后，有些甚至被积压在库房中永无公开之日，包括一些重大发现；②考古报告的编写中，举例性比较多，缺少全面资料的出版和发表；③重视重大发现，忽视一般发现，一窝蜂地紧随重大发现做研究，往往忽视了对传统问题的持续关注；④专题研究存在对象过于集中、方向比较单一的问题，没有全局的眼光和整体意识，很容易得出偏颇的结论；⑤重考古轻文献，而历史文献是分析考古材料的基础，只有把考古材料还原到一定的历史背景之下，才能得到正确的解读，但古文献基础欠缺和阅读方面的困难，影响了一些学生对历史时期考古学习和研究的热情；⑥研究方法和理念相对陈旧，缺乏创新。
未来战国秦汉考古的研究，墓葬考古和聚落考古研究仍将是主流。从都市到基层的乡落，都是聚落考古着眼的对象。其实墓葬也应放到聚落考古理念中去认识，将生人生活的聚落和死后归宿的墓葬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对古代生活和死后的世界一定会有全新的理解。在考古材料的处理上，应有全局意识、问题意识。就一座墓葬来说，形制结构、棺椁制度、随葬品是其核心组成部分，墓上封土、所在墓地中的墓位、与其他墓地的关系、与周边聚落的关系和所反映的文化、礼俗以及出土品的技术分析、人骨鉴定和文物保护，等等，都应该考虑到，需要多学科合作研究，而自己一时做不了的，也要想到这些材料可能隐含的有用信息和潜在的更多用途。即使是进行专题研究，也不能忽视研究对象的出土环境（遗址类型、出土位置、共存关系等）所负载的文化信息。另外，广泛阅读文献（包括出土文献），夯实文献基础，开拓思路，大胆创新，也是考古学者应该具有的素质。这些也正是未来战国秦汉考古研究的希望所在。
三、关于教材编写的几点说明
（一）关于分编
本教材编写虽以我国考古学界的传统分段为依据，但考虑到具体内容的分量和学习安排上的方便，分为上、下两编，可以在上编结束后进行总结和期中测试。从考古学文化上讲，秦代不是战国文化的终结，直至西汉中期，考古学意义上的汉文化才真正确立起来，因此将秦代内容列在上编学习。
（二）关于章节编排
章节的编排打破以往由农业、手工业到都城、墓葬、钱币和度量衡的框架模式，主要是想从另一角度反映内容的关联性，即城市和地上遗迹（人居住和生活的地方）—墓葬制度（死后的世界）—社会生产（主要由墓葬、遗址出土物来反映的手工业、农业等）—社会生活（由生产到生活，主要用与生活密切相关的钱币、度量衡、铜镜、灯具等反映）—文化（文字和简牍）。这样安排可以大致反映各部分的有机联系，启发学生去体会从考古发现的物质文化走向人的生产、生活和精神世界的思路。虽然没有单列商业、艺术、军事等章节，但这些内容都可以从货币、度量衡、建筑、画像、兵器和各种文物中提炼和归纳出来，形成内容丰富的专题。
（三）关于边远地区的考古学文化
过去教材中一般都将边远或周边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在最后单列一章进行介绍，考虑到这些地区在今天也并不边远，许多考古学文化也都是我们所熟知的，如巴蜀、南越等，本教材在墓葬文化中将它们与一般墓葬等列，或列为特殊墓葬类型进行介绍。当然，这些介绍也是不够全面的。
（四）关于思考题
本教材没有在每节（课）之后附思考题，编著者认为，一是，基本的概念都是需要掌握的，而各级标题就是很好的思考题的指示；二是，在理解基本事实和概念的基础上，应该强调跨章节、跨时段的横向和纵向的联系和比较，随时联系已学过的相关内容，由若干考古发现或基本概念可以形成更大的题目；三是，针对某一章节开列有限的思考题目，也容易让学生产生误会，不利于训练学生的开放性思维。课堂和教材所涉及的内容毕竟不是该段考古学的全部，让学生通过学习和阅读参考资料，自己寻出问题，比开列有限的思考题更有意义。教师要多做这样的启发，学生在学习时也须多加用心。
（五）关于注释
教材将有关的材料出处或参考资料随文脚注于页下，以方便学生学习时查找参考，书后所列的主要参考书目，主要是编著时参考较多而在文中没有合适的地方注出，或者是文中虽有脚注而对学习较为重要的参考书。期刊中的相关论文、发掘报告和历史文献，或在脚注中出现，或在文中已说明，为免烦琐不再注出。
(1) 叶史：《藁城商代铁刃铜钺及其意义》，《文物》1976年第11期。
(2) 张先得：《北京平谷刘家河商代铜钺铁刃的分析鉴定》，《文物》1990年第7期。
(3) 白云翔：《先秦两汉铁器的考古学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25页。
(4)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三门峡虢国墓》第一卷，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年，第126页、530页，第559页附录三。
(5) 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江苏六合程桥东周墓》，《考古》1965年第3期。
(6) 北京大学考古系商周组等：《天马-曲村（1980～1989）》，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59页、1180页。
(7) 白云翔：《先秦两汉铁器的考古学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24～27页。新疆地区出土的早期铁器也有一定数量，但由于它们的年代较早，与中原铁的关系尚无法确定，未在统计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