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政党制度、政党之间关系及政党与政府、其他组织的关系等构成了组织的外部政治环境，政治生态环境治理决定了国家创新能力和国家治理水平（罗会德，2016）。就微观的中国社会营利性组织层面而言，公司党组织是中国政治制度和企业制度创新的产物，设立党组织是中国企业的独有现象，因此公司政治治理既是公司治理又是政治治理。只有充分了解中国公司治理和政治治理变迁，我国的公司治理改革在全球化进程中才可以既顺应世界潮流又体现中国的特殊性（吴金群，2009），而中国的企业党组织对企业效率究竟有无影响、如何发挥作用及效果如何，先前的研究并没有系统的实证结论。本书对该类企业及其政治治理制度产生背景进行分析，以设立党组织的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组织特征、政治治理对企业效率的影响，不仅在理论上发现和解释了中国企业党组织存在的制度环境、参与公司治理特殊性与企业效率的关系，而且从设立党组织企业的组织特征及政治治理对运营效率、研发效率、财务效率的影响，基于上市公司样本进行了系统的经验研究，就企业政策设计和管理实践指导给出相应建议。
本研究发现，中国的企业与西方发达或新兴转型国家的企业的显著区别是：公司法规定企业党组织是公司内部的法定组织；西方公司治理主体中不存在企业党组织，但在中国，它却是参与公司治理的重要行动者和获取企业资源的重要通道。本书界定了企业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即公司政治治理的内涵，分析了公司政治治理、政治治理结构与政治治理效应相互依存关系，建构了包含政治资源企业、公司政治治理在内的企业政治资本分析范畴。在上述理论分析基础之上，本书取得以下发现：
一是通过非参数企业运营效率检验发现，设立党组织的中国企业中，国有控制上市公司盈余现金保障能力大于民营控制上市公司，后者资本周转率大于前者；上市时间较短的企业运营效率大于上市时间较长的企业。本书从运营效率视角建议，政策制定需考虑企业控制权的制度因素对企业现金保障、资本周转效率的影响差异，企业自身需不断创新以降低逐渐年长所导致的运营效率下降趋势。
二是基于董事长和CEO二职分离、党委书记兼任及三职合一等公司政治治理组合，通过非参数检验其对企业运营效率的影响发现，党委书记不兼任董事长和总经理，同时总经理兼任董事，最有利于提高企业运营效率；党委书记、董事长和CEO三职合一时公司运营效率最低；董事长和CEO二职分离有利于提高公司运营效率，一定条件下CEO兼任董事，比董事长与CEO分离更有效。本书从运营效率视角为“双向进入、交叉任职”“一肩挑”等国企改革和党建棘手问题的解决给出相应建议。
三是使用参数模型检验企业党政联系度、党委书记外部联系对资本性研发效率产生的影响发现：党委书记兼任董事长或总经理会正向影响企业资本性开发效率；企业关系黏度、党委书记关系黏度、企业党委书记仅在股东或国有单位任职会正向影响企业资本性开发投入和创新资产存量增加；中央企业正向调节党委书记、股东或国有单位任职关系对资本性研发效率有影响。本书从研发效率视角提出建议，企业党组织应积极发挥双重政治治理对企业资本性开发投入的促进作用。
四是通过二职合一、书记兼任、控制权和成立年龄对财务效率影响实证检验发现：企业最终控制权和成立年龄影响其业务增长和资产增值，但对盈利能力的影响不显著；董事长和CEO二职分离、党委书记兼任影响企业盈利能力，但对其资产增值和业务增长的影响不显著，表明董事长和CEO二职分离、党委书记兼任的公司治理结构对企业盈利能力产生影响。本书从财务效率视角提出建议，政策设计需考虑国有企业考核激励对不同维度财务效率的影响，不断优化公司治理与政治治理结构，以提高企业盈利能力。
本书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背景和管理实践，对设立党组织的中国政治资源企业及其企业政治资本进行理论和经验研究。与现有研究相比有如下理论贡献：
首先是关于中国管理实践的企业政治资本理论研究。企业政治资本迄今仍是有待发展的研究领域，尚无公认的概念界定。在公司政治战略文献中，其等同于企业政治资源（Birner & Witter,2003），而在政治关系嵌入与社会资本文献中，其又等同于企业政治关联（Nee & Opper,2010; Zhao & Lu,2016）。与上述研究相异，本书认为，特定政治制度情境中的企业因生存需要，促使企业政治行为和企业政治资源的不断转化和互动形成企业政治资本，它反映经营过程中嵌入的政治制度企业成本大小与企业效率的度量，决定、限制或影响企业效率和政治战略。在中国政党政治制度情境中，企业政治资本是一种特殊的企业与政党政府等国家政权组织的关系纽带和网络联结而成的社会资本，政治资源企业、公司政治治理、企业政治公民行为、企业政治责任是基于中国政治制度、中国管理实践的新发展的企业政治资本理论分析范畴。基于中国政治制度情境与制度变迁过程，本书不但发现了设立党组织是中国政治制度中的企业政治行为，而且在企业公民（Matten & Crane,2005; Crane, et al.,2008）、组织公民行为（Organ,1998）基础上界定了企业政治公民行为，基于中国管理实践在企业社会责任基础上（李国平和韦晓茜，2014）界定了企业政治责任的研究范畴，并将这些发现和现有研究统一在企业政治资本范畴之中，根据理论衍生实践维度将企业政治资本分类，丰富企业政治资本的理论内涵。“借用其他情境理论，对现有理论适用性的评估，以及建立新情境化理论，都需要深入了解情境的历史、文化，以及法律和经济制度”（徐淑英，2015）。本书从企业政治资本形成的历史逻辑、现实制度逻辑及理论框架逻辑三个维度深入分析中国的历史文化和中国现存政治法律制度，发展具有中国制度情境的企业政治资本基本范畴和管理的中国理论。
其次是基于中国管理制度与管理实践情境的设立党组织的政治资源企业研究。抽象丢失组织面临的管理情境或照抄西方管理情境是当前管理研究的致命缺陷（Barkema, et al.,2015; Chuang, et al.,2015）。在过去，中国共产党通过革命对国家进行政治整合，依靠国家权力推动社会分工和经济建设，这不但与发达国家先有社会分工和产权制度后有保护产权制度的政治力量不同，也与基于西方国家政治社会制度情境中的企业政治行为与非市场战略背景不同（Keim & Baysinger,1984; Getz,1997；田志龙，等，2007），中国先有政党政治制度，后有经济制度、制度安排，决定了制度安排的前提是政治制度（杨光斌，2003）。中国政治制度管理情境设定包括执政政党制度、党国合一的宪法体制等政治制度生态。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唯一的执政党，采用的是不同于西方的渐进式政治改革（Qian, 2010）。《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九条规定：“在公司中，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的规定，设立中国共产党组织，开展党的活动。”它是中国制度环境中除政府干预、国家持股以外，国家进行政治控制的第三个来源，是执政党基层组织对企业经济活动产生作用的重要方面，包括国有企业等“公有制企业”，也包括国内部分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等“非公有制企业”中设立党组织的企业。政治行为是与政治系统沟通的重要正式桥梁（纽带）和进行利益诉求的重要合法表达渠道，比企业政治关联更具有持久性、稳定性。本书界定了基于中国政党政治制度场域的组织管理研究中，公司设立执政党组织这种独特的政治资源企业现象。现有管理文献几乎都忽视了这一中国情境的重要企业活动，基于情境的研究目的，是在局部情境下解释重要的现象并建立符合情境的理论（徐淑英，2015）。提出设立企业党组织，形成企业政治资本，不仅是中国制度场景中的企业获取组织资源与合法性的政治公民行为，而且也是经济上避免政策歧视与政治上获得“国民待遇”的企业公司政治行为。系统发现中国制度场中的党组织与政治资源企业联系范畴——这一管理现象的概念与本质、制度机理与成因是本书的一个理论贡献，是在中国情境下深化了对企业政治关联、企业政治行为和企业政治战略的中国理论理解。设立党组织这一政治行为形成政治资源并转化为企业政治资本，在微观层面揭示了政党制度对企业行为决策的正负向效应，在宏观层面为政府市场制度设计、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提供理论武器。
再次是中国政治制度情境的公司政治治理研究。随着公司治理研究的深入，研究重点从内部关系治理发展到企业外部治理如国家政治法律制度与社会文化等维度（李维安，等，2010）。我国是“党政合一”国家，政府是政党的执行机关，是政党意志的具体体现，党对国家政府和社会组织的领导地位与西方企业面对的政治制度场景存在显著差异（Qian,2010；马连福，等，2012；王元芳，2013）。在中国，执政党纲领决定国家和政府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检验政治制度对公司治理行为的影响。企业党组织代表上级党委在公司执行决议，监督企业党员干部执行党的政策，并作为执政党基层组织代表党对企业的领导。中国政党不同于其他国家政党的地方在于，通过成立企业基层党组织，党组织直接参与重大公司经营和战略决策，形成公司治理组织结构的一部分。中国政治体制的独特性形成了中国企业设立党组织并派生出企业党委参与公司治理的独特现象（Nee, et al.,2007；王元芳，2013; Wang,2014）。就国有控制公司治理方式而言，党组织治理对企业直接干预，它是国企内部参与决策的重要政治部门；而政府政策干预、国有公司治理是通过企业资源配置的外部机制（Chang & wong,2004；陈仕华和卢昌荣，2014；马连福，等，2013; Opper, et al., 2002）。与上述研究不同，本书基于解决党组织参与治理中国管理实践问题的需要，系统地建构了在中国政治制度管理情境中，公司政治治理的理论研究范畴，即政治治理内涵、政治治理结构与政治治理双重效应三个相互联系概念。本书提出公司政治治理是公司治理与企业政治行为的结合，即嵌入公司政治行为的公司治理，研究在特定国家或地区企业所嵌入内部与外部政治制度环境中，其政治治理行为对企业产出的影响；公司政治治理结构研究在中国特定的政治制度中，公司党委书记、党组成员和组织本身参与公司战略决策、组织制度制定、组织文化建设等重要公司治理活动中的职位不同配置组合的结构性质对企业产出效率的影响。广义公司政治治理的治理结构除上述公司内部政治治理结构外，也包括企业党组织及其成员与公司外部组织的活动与任职关系所构成的公司外部控制政治治理结构，二者共同构成中国制度情境中的企业双重政治治理结构；企业政治治理效应不仅有公司内部政治治理效应，还有公司党组织触发的从公司外部施加该企业的政治治理效应；企业政治治理效应是一把双刃剑，不仅对公司有正向政治治理效应，也有负向政治治理效应。
最后是党组织政治资源企业效率影响机理的应用研究。很长时期，关于中国政治资源企业效率研究局限于政治学理论的理解，而对其企业效率究竟有没有作用，如何发挥作用及效果如何没有进行系统的实证结论。近年来，一些学者对此进行了一些有益的研究：一方面，对上市公司研究发现，党组织决策权受非国有大股东或机构投资者约束（Opper, et al., 2002; Wong, et al.,2004），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企业过度投资（程博，等，2015）和大股东“掏空”（熊婷，等，2015）行为，党委书记兼任董事长降低了公司股价暴跌的风险（Li & Chan, 2016）；另一方面，对国有公司研究发现，公司党委“双向进入”程度与董事会效率、增加公司冗余雇员规模，抑制高管攫取超额薪酬正相关（马连福，等，2012；马连福，等，2013），党委书记兼董事长不利于公司治理水平提高（马连福，等，2012），出售国有资产或股权时索要并购溢价相对较高（陈仕华和卢昌荣，2014）。国有企业较多和失业率较高的地区，强势党组织的企业具有更低生产率以及经营层有更多的政治关联（Wei, 2013）。但以上研究缺乏满足设立党组织的中国政治资源企业关键效率管理实践导向需要的研究，本书与上述着眼于中间产出研究的不同之处在于：本书对政治资源企业组织特征、政治治理与运营和财务效率的影响关系基于中国上市公司样本进行系统性经验研究，得出一些对政治资源企业运营效率和财务效率有管理实践指导价值的结论，同时基于资本性研发效率对企业生存与市场竞争的重要性，对企业党委权威、党委书记内部任职组合形成政治治理及其外部关联对其研发效率的影响的进行系统性经验研究。这种政治治理对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加深了管理者对公司的内外部双向政治治理效应与创新活动中国情境下的新理解，检验了关系类型强度的政治资本和企业所有权调节创新影响机制。
为满足“理论贡献与现有文献的对话”需要，我们进行了理论贡献分析。事实上，仅由一部专著实现中国该领域的颠覆性创新是相当困难的，正如某匿名评审人所言“本研究选题容量已经大到一部专著难以完成”。简而言之，本书的贡献有两点：一是包括政治资源企业、公司政治治理在内的企业政治资本的理论研究，二是中国制度场景中设立党组织的政治资源企业效率的经验研究。西方学术界的一些研究者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成就惊叹不止，但是现有的西方的理论和概念体系无法解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方略及其治理成效。这就在西方形成了一个认知上的长期空白，因此当下中国学者应致力于“讲好中国故事”。讲故事就是沟通，就是努力去填补西方认知上的空白，建立可互通的理论研究体系（郭良平，2017）。
雷海民
2018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