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新中国卫生健康状况变化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的卫生健康事业不断发展，医药卫生条件与服务质量大幅提高，居民健康状况日益改善。本节运用已有的统计资料和调查数据，描述和分析新中国卫生健康制度中的健康状况、卫生健康的投入以及健康产业的变化与发展。数据主要有政府公开数据以及商业机构公开的年报数据等，包括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中国医药统计年报》《食品药品监管统计年报》等。

一、健康状况

（一）居民人均预期寿命

居民人均预期寿命是某一时期出生的人在其年龄段死亡率保持不变的水平下，预期能继续生存的平均年数。它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居民健康水平的重要指标。中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在1949年以前非常低，只有34.7周岁，男性（34.8周岁）略高于女性（34.63周岁）。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政治环境的日趋稳定、经济发展水平的日益提高以及医疗卫生水平的逐渐改善，我国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不断延长。图1.9反映了1960—2016年中国居民预期寿命变化趋势。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在1960—1971年期间增长迅速。1960年我国正处于困难时期，人口死亡率较高，人口预期寿命仅有43.7周岁；在这一时期，我国开展了爱国卫生运动，推动群众性的卫生防疫运动，从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城乡卫生面貌。到1971年，居民预期寿命已超过60周岁。此后的40年里，随着经济发展水平与卫生健康水平的不断提高，居民预期寿命稳步增长。截至2016年年底，中国居民人均预期寿命为76.2周岁。我国居民人均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反映了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在不断发展，人民群众的福利水平在不断提高。

（二）人口死亡率

图1.10描绘了中国1960—2016年人口死亡率的变化趋势，可以看出，除了在1960—1961年的困难时期，人口死亡率出现异常高值以外，我国人口死亡率呈持续下降但降幅趋于缩小的下凹曲线走势。1964—1979年，我国处于人口死亡率持续下降时期，死亡率从11.5‰下降到6.21‰。1980—2016年进入低死亡率时期，这一时期平均死亡率为6.73‰，比高收入国家平均死亡率还低近1.83‰。

（三）儿童及孕产妇死亡率

儿童及孕产妇死亡率能反映一个国家的卫生服务水平与能力，是衡量一个国家健康水平的重要指标，与社会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图1.11反映了1991—2006年我国5周岁以下儿童死亡率情况，可以看出，1991年我国5周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为61‰，其中，城市5周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为20.9‰，而农村5周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却高达71.1‰，城乡差距较大。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医疗卫生技术的不断进步，医疗卫生服务水平逐渐提高，政府财政投入不断向农村卫生倾斜，使得儿童死亡率持续下降，城乡差距不断缩小。截至2016年年底，5周岁以下儿童平均死亡率下降至10.2‰，其中，城市5周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下降至5.2‰，农村5周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下降至12.4‰。

图1.12显示了同一时期孕产妇死亡率的概况。总体来看，与儿童死亡率相同的是城市和农村死亡率都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初期城乡差距较大，随着卫生健康事业的发展，城乡差距逐步缩小。具体而言，20世纪90年代初期，城市孕产妇死亡率为46.3/10万，农村孕产妇死亡率是城市的两倍，高达100/10万，差距较大。随着医疗服务水平的提高，在这20多年里，我国妇幼健康服务公平性与可及性也不断提高，孕产妇系统管理率达89.6%，孕产妇住院分娩率达99.8%，妇幼健康均等化程度大幅提升。截至2016年年底，孕产妇平均死亡率下降为19.6/10万，其中城市16.6/10万，农村21.1/10万，城乡差距逐渐缩小。

（四）营养水平

国民营养与健康状况是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卫生保健水平和人口素质的重要指标。图1.13A与图1.13B显示了我国2002年与2012年不同年龄段居民营养不良状况的变化，可以看出，我国居民营养状况逐渐改善，6～17周岁儿童青少年发育迟缓率与18周岁以上居民营养不良率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特别体现为农村地区的大幅度下降。尽管如此，城乡差异仍然较大，农村地区营养不良率仍远高于城市地区。

此外，居民膳食营养状况总体同样有所改善，图1.14反映了2002年与2012年中国居民各类食物摄入量比较。总体来看，居民的畜禽类摄入量有所增加，奶类、蛋类与烹调油的平均摄入量基本持平，粮谷类、蔬菜与水果、大豆类及制品类的摄入量则有所下降。由于畜禽类食物是蛋白质与脂肪的主要提供者，更是人体能量的主要供给源，其摄入的增加有效改善了居民能量供给状况。

（五）健康素养

健康素养是指个人获取和理解基本的健康信息和服务，并以此做出正确决策，以维护和促进自身健康的能力。表1.1列举了不同年份我国居民身体健康素养水平的变化。总的来看，我国居民健康素养水平不断提升，从2008年的6.48%上升至11.58%，增长了5.1%。就构成健康总素养的三个方面而言，从2008年到2016年，居民基本知识和理念素养水平从14.97%上升为24.00%；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以及基本技能素养水平则发展受阻，经历了先提升后降低与先降低后提升的过程，这说明尽管我国居民对于健康知识与理念的知晓相对较为容易，但养成健康行为和掌握健康的技能仍然较难。

从主要公共卫生问题来看，我国居民六大类卫生问题的素养水平均有所提高。其中，安全与急救素养水平较高，自2012年以来基本保持在40%以上；科学健康观素养水平也较稳定，保持在30%左右；慢性病防治素养水平较低，2008年为4.66%,2016年也仅为11.48%。近年来，我国大力开展慢性病防治方面的工作，创建国家慢性病防治示范区，为社区高血压和2型糖尿病患者提供健康管理服务，对于提高城乡居民慢性病防治素养的提升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然而目前城乡居民的慢性病防治素养水平仍然较低，慢性病患病率依然呈现持续升高的趋势。应继续对健康生活方式、良好的行为素养水平与基本技能素养水平进行大力促进与提升。

（六）医疗可及性与医疗质量指数

医疗可及性与医疗质量指数（Healthcare Access and Quality Index）是全球顶尖医学学术杂志《柳叶刀》（The Lancet）从全球疾病负担数据中选取32种疾病死因，包括传染性疾病、肿瘤、心脑血管疾病、消化系统、呼吸系统、肾脏系统疾病等计算出的医疗可及性与医疗质量指数，HAQ的范围是0～100分，分数越高代表医疗可及性与医疗质量越好。从图1.15中可以看出，1990—2016年的26年间，中国HAQ指数从42.6分提升到77.9分，年度增长率超过2.3%。图1.16列出了七个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1990—2016年HAQ指数的变化，可以看出，在1990年，中国与墨西哥和巴西的HAQ指数相当，经过20多年的发展，到2016年，中国的HAQ指数已经明显超过上述两国，说明我国医疗可及性与医疗质量在近年来取得了飞速的进步和发展。然而，同美国、日本、英国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HAQ指数仍然较低，仍需进一步提高。

除了全国整体的情况外，中国大陆不同地区间HAQ指数的分布仍不均衡，不同省份、不同区域之间HAQ指数存在较大的差异：东部地区明显较好，HAQ指数同发达国家总体水平相当；西部地区HAQ指数则较低，说明了在合理分配医疗资源，缩小东西部医疗质量差距方面仍需努力。

除总体医疗质量与可及性指数外，表1.2列出了32种疾病各自在2016年的医疗质量与可及性指数，可以看到，我国在公共卫生领域计划免疫方面的发展较为成熟，水平较高，具体体现为白喉、百日咳、破伤风、麻疹等疫苗可预防性疾病的HAQ指数基本为100分；在孕产妇安全、消化系统疾病以及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等方面，HAQ指数同样较高，说明我国在这些疾病治疗方面的医疗水平较高；然而在非黑色素瘤皮肤癌、中风以及先天性心脏病方面，HAQ指数排名较低，表明我国在这些疾病方面的治疗水平还需要进一步提高。

二、卫生投入与费用

（一）卫生财政投入

卫生财政投入代表了一个国家的政府对卫生事业的支持力度。政府在卫生领域的投入主要包括医疗卫生、医疗保障、行政管理事务以及人口与计划生育事务的投入。以筹资和支出为核心的卫生财政体系是国家干预卫生事业的重要手段，结合卫生财政体制变迁，了解我国卫生财政投入的变化，对梳理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表1.3和图1.17直观地反映了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政府在卫生健康领域的财政投入变化。就绝对值而言，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迅速，国家财政对卫生领域的投入也随之增长。1978年政府对卫生领域的投入约为35亿元，到2016年年底，对卫生领域的财政投入已增长至13910亿元，年均增长率接近17%。然而，就相对值而言，就公共财政在卫生领域的变化，再结合财政体制，我们可以将卫生领域的财政投入大致分为五个时期：

1949—1977年为卫生财政制度的构建初期，这一时期的卫生费用支出主要由国家和集体负担，医疗卫生领域的费用十分依赖国家财政投入，深刻体现了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这一时期的大量卫生领域财政投入能够保证全国大多数人在相对公平的环境下享受到医疗卫生服务，但财政负担越来越重，医疗卫生系统效率普遍低下。

1978—1992年为卫生财政体制的恢复和改革初期。该时期采取了计划控制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财政体制，使得卫生筹资渠道变得多样化。政府尝试通过市场机制来解决卫生财政筹资和控制医疗成本的问题，以减轻财政负担。尽管如此，这一时期政府财政投入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仍然稳步上升，由1978年的3.16%上升至1992年的6.11%。

1993—2002年为卫生财税体制改革和深化卫生医疗体制改革时期。由于卫生事业市场化改革加快，财政分税制改革使得公共财政在卫生领域的地位开始下降。在这一时期，突出表现为公共财政卫生支出在卫生支出总费用中所占的比重逐步下降。截至2002年年底，卫生领域的财政投入已降低到4.12%。

2003—2008年可谓是卫生医疗改革调整期。在“非典”爆发后，政府及学者们对现行医疗卫生体制进行了反思。在这一时期，政府明确了在卫生领域的责任意识，逐步加大了财政投入，重建公共卫生服务体系，更加注重医保方面的财政投入，政府财政也逐步在医疗卫生领域回归到主导地位。

2009年至今为深化医疗体制改革阶段。在这一时期，中央再次强调了卫生事业的公益性，注重在公共卫生和基层医疗方面的投入，卫生财政投入进一步增加，并呈现出继续增长的态势。

（二）个人卫生投入

除了政府财政的投入，居民个人在卫生健康方面的投入（花费）对了解我国卫生健康事业的发展同样有着重要的意义。个人卫生投入作为一种重要的筹资渠道，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扩大卫生健康资金的来源，提高医疗卫生服务效率。

表1.4列出了1990—2013年全国人均卫生投入与城镇、农村的个人卫生投入情况。总的来看，人均卫生投入呈现出稳定增长的态势，全国人均卫生投入从1990年的65元增长到2013年的2327元，增长了近36倍。如果将其细分为城市和农村地区，可观察到城乡间的人均卫生投入一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与此同时，尽管近年城市与农村人均卫生投入的相对倍数比逐渐降低，但城乡个人卫生投入差异绝对值仍在逐年扩大，反映了城乡结构失衡的问题。

（三）卫生总费用及政府、社会与个人卫生投入变化

卫生总费用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用于医疗卫生服务所消耗的资金总额。通过了解卫生总费用的变化，基本能够了解一个国家的卫生投入与卫生状况的变化趋势。图1.18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卫生总费用及其占GDP的比重，可以看出，我国卫生总费用绝对值持续上升，从1978年的110亿元增长到2016年的4.63万亿元，年均增长率高达17%。同时，卫生总费用占GDP的比重也呈波动上升的趋势，尤其在2007年，在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开始实施以后便加速增长。虽然我国卫生总费用占GDP的比重在持续增长，但其仍然有相当大的增长空间。相关调查显示，在2015年，世界平均卫生费用支出占GDP比重高达9.9%。因此可以预计，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卫生总费用及其占GDP的比重将持续上升。

从1978年以来卫生总费用中政府财政投入、社会投入和个人卫生健康投入的构成情况，可以看出政府财政投入同个人投入呈现出负相关关系，社会卫生投入除了前期略有下降外，后期一直保持较为稳定的状态。其中，财政卫生投入由于中国卫生政策和财政制度变化的较大影响，呈现出改革开放初期的平稳微增、卫生事业市场化改革时期逐渐下降、“非典”后缓步上升的过程。个人卫生投入则与之相反。

近年来，卫生总费用逐渐呈现政府和社会卫生投入稳步上升、个人卫生投入占比逐年下降的趋势。2016年，政府卫生支出所占比重已由2000年的15.47%上升到2016年的30.01%，反映出政府对卫生投入的责任意识不断增强；社会卫生支出所占比重上升到41.21%，说明基本医疗保障制度使得人们分担医疗费用的能力不断提高；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则下降到了30%以下，凸显了居民个人医疗费用的负担大幅减轻。

三、健康产业发展

（一）健康产业体系与市场规模

2019年4月，为加快推动健康产业发展，国家统计局依据《“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等有关健康产业发展要求，以《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为基础，制定了《健康产业统计分类2019》，“将健康产业范围确定为医疗卫生服务，健康事务、健康环境管理与科研技术服务，健康人才教育与健康知识普及、健康促进服务，健康保障与金融服务，智慧健康技术服务，药品及其他健康产品流通服务，其他与健康相关服务，医药制造、医疗仪器设备及器械制造，健康用品、器材与智能设备制造，医疗卫生机构设施建设，中药材种植、养殖和采集等13个大类”。

每个细分的产业市场都呈现出明显的增长态势，并且从2012年开始增长速度明显加快。到2016年，我国健康产业总的市场规模已达到5.6万亿元，仅次于美国，成为全球第二大市场。然而，虽然总的市场规模已经处于世界前列，但由于中国人口众多，健康产业人均产值仍然较低，同时“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仍然存在，加之食物安全、环境污染等问题以及老龄化、城镇化等趋势，使得其具有十分强劲的上升空间。预计到2020年，中国健康产业规模将达到8万亿元，因此健康产业也被认为是中国的朝阳产业。

图1.19是2009年与2016年健康产业构成的百分比饼状图，清晰地反映出医药产业与健康养老产业是健康产业的主要构成部分，占据了超过80%的市场。同时，从这两年健康产业的构成变化可以看出，健康养老产业与保健品产业占比逐渐增加，医疗行业与医药行业占比相对下降。造成这种结构变化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大家愈发重视预防性健康投入；二是中国逐渐步入老龄化社会，居民健康养老的需求和市场也随之扩大。

（二）健康产业企业概况

图1.20描绘了进入21世纪以来，以大健康产业中的医药产业为例的三种不同类型企业数量的变化：国有控股企业、私营企业和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从图1.20中可以看出，2000年以后，医药产业中国有控股企业数量持续下降；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在前10年增长较快，自2010年后也呈减少趋势；私营企业同样在2010年以前快速增加，在2010—2011年期间，由于我国经济政策从政策刺激性增长向内生自主增长方式转变，加之药品审批制度更加严格，新药审批创历史新低，因此导致大批小企业破产倒闭，数量大幅下降，但是在之后的几年里，私营企业数量又逐渐稳步回升。

（三）健康产业研发投入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对企业而言，研发的投入有助于迅速掌握并提升技术水平，从根本上提升企业的竞争力；就整个健康产业而言，创新药物的研究与开发是推动健康产业快速发展的不竭动力。

图1.21和图1.22分别显示了健康产业2003—2016年研发经费与研发人员投入的情况，可以看出企业对健康产业的研发投入持续递增。造成这一趋势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是国家出台的一系列关于扶持科技投入与技术创新的鼓励政策，比如《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促进生物产业加快发展若干政策》等政策性文件。这不仅促进了健康产业的研发投入，并逐渐使健康产业发展成为高技术领域的支柱产业和国家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第二是国家对企业自主创新投入实行税收优惠，完善促进技术企业发展的税收政策，使得相关健康产业的企业纷纷加大研发投入，增强创新能力。第三是逐渐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在这一时期，第三次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加强中医药知识产权的指导意见》等保护知识产权的政策及法律法规纷纷出台，为企业研发提供了强有力的后续保障。

四、健康产业的对外开放

健康产业的对外开放主要包括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这一节将从这两个方面分别分析健康产业的对外开放情况。

（一）健康产业的国际贸易

图1.23显示了近20年来中国医药产业的进出口规模。总的来说，我国医药产业对外开放规模呈现逐步扩大的趋势。特别是中国在2001年年底加入WTO和2005年进行汇率改革以后，进出口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呈现高速增长的趋势。2012年以前，医药产业出口总额远高于进口总额。自2013年开始，由于欧美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国际药品监管制度趋严、贸易保护加剧、人民币升值压力以及国内医改的扩容加深，导致出口放缓，进口增长迅速，进口总额逐渐超过出口总额，进出口总额差异呈现持续扩大的趋势。

（二）健康产业出境直接投资

近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健康产业发展良好，大量国内资本涌入健康产业，有的国内健康产业企业开始探索海外开拓之路。图1.24描绘了2012—2016年中国健康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情况，可以看出，健康产业出境直接投资于近年兴起并呈快速增长的态势，在2016年出现了爆发性增长，全年投资累计金额近8亿美元，超过了之前4年投资金额的总和。但是如果同外商直接投资相比，中国健康企业出境直接投资规模较小，金额较低。

从图1.25可以看出，从行业方面来看，健康产业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医药行业和生物科技行业。医疗器械类企业虽然投资项目数量较多，但是由于平均投资金额较低，累计金额较其他两个行业低。同时，与外商直接投资不同的是，中国医疗服务类行业出境投资规模较小，中国企业直接在海外投资兴建医院或诊所的投资意愿不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