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大卫·李嘉图
大卫·李嘉图的写作生涯始于政治经济学，当时经济学还是一门新兴学科。李嘉图出生于1772年的一个犹太家庭，就在1776年亚当·斯密《国富论》出版前几年。经济学经过一段时间才从政治学和哲学等母学科的影子中走出来。李嘉图中年时，他的挚友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被东印度公司学院而不是大学本身任命为政治经济学教授，成为英国第一位职业经济学家。1李嘉图本人从未担任过这样的职位。他曾经是一位成功的股票经纪人，因此能够早早退休，之后他进入政界，并全身心地投入到他的研究中。他的代表作是《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On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2这种系统和全面的经济方法是对《国富论》的回应。丹尼斯·奥布莱恩（Denis O’Brien）将这两本书描述为“古典经济学的两个伟大来源”，然后“由后来的经济学家，尤其是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加以融合和发展”。3
李嘉图还鼓励经济思想的传播和讨论，并对下一代政治经济学家的职业生涯产生了兴趣，这些经济学家继续担任知名大学的首席校长。李嘉图在股票市场上的成功，他的社交能力和与他人交往的意愿，他的议会生涯，当然还有他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都使其成为他那个时代杰出的经济学家。在之后的几年里，他的名字成了自由贸易的代名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自由贸易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李嘉图成为与诸多大型国际贸易集团成立有关的名义领袖。当然，李嘉图本人是否认同是另一个问题。4
大学本科阶段的经济学学习者通过比较优势和李嘉图等价的概念认识李嘉图。研究经济思想史的历史学家们可能会进一步考虑李嘉图的价值理论和他的科学方法。本章概述了李嘉图的生平和时代，并对这些概念作了简要的介绍。
关键性概念
亚当·斯密提倡劳动分工。5总体来看，劳动分工使社会生产更多的产品。斯密还相信，在道德限度内的利己行为将导致有利的经济结果。6政府不需要过度干预。李嘉图将同样的条件应用于国际贸易。国家不再是屠夫和面包师，而成为分析的单位。李嘉图认为，“在一个完全自由的商业体系下，每个国家都会自然而然地把资本和劳动投入到对各自最有利的领域。这种对个人利益的追求与整体的普遍幸福巧妙地结合在一起。”7斯密已经提出，如果一个外国生产的商品比英国自己生产的要便宜，那么英国就应该进口这种商品。8这就是绝对优势原则。
李嘉图用一个简单的例子说明了他的比较优势理论。9简单地说，假设世界上只有葡萄牙和英格兰。10生产的商品只有布和酒，生产成本以劳动时间为单位表示。英国生产一个单位的布需要100个小时，生产一个单位的酒需要120个小时。葡萄牙生产一个单位的布需要90个小时，生产一个单位的酒需要80个小时。显然，葡萄牙人生产布和葡萄酒的方法更有效率。李嘉图的深刻见解是，贸易仍然是有益的。英国人在100小时内生产1单位布，但同一时期生产的葡萄酒却不到1单位。葡萄牙生产一单位葡萄酒需要80个小时，但不能在同一时间生产1单位布。如果英国人专营布料，葡萄牙人专营葡萄酒，那么，如果他们进行贸易，他们的境况都会更好。在没有贸易的情况下，英国人需要220个小时来制作一个单位的布加一个单位的葡萄酒，葡萄牙人则需要170个小时，总量是两个单位的布和两个单位葡萄酒。而英国人能在220小时内生产2.2单位的布，葡萄牙人能在170小时内生产超过2单位的葡萄酒，如此一来两种商品的总产量都增加了。因此，进行贸易还是有利可图的。李嘉图表明，在他的模型假设下，即使一个国家拥有绝对优势，贸易仍然是有益的。这个结果与直觉相悖，但却非常有力。11一旦在讲堂听到，很少有学生会忘记它。
购买国内产品并不总是有益的，与此类似，减税可能也不是个好主意。如果经济疲软（生产减少，消费者支出减少），政府可能会试图提振经济。12一种策略是减税，希望消费者开始把钱花在商品和服务上。理想情况下，消费增长和经济增长将形成良性循环。然而，李嘉图发现，纳税人可能想知道，今天减税是否意味着明天会增税。13基于此，他们会把钱存起来而不是花掉。于是，曾经承诺的经济增长将不会出现，政府将不得不提高税收。
与比较优势理论一样，李嘉图的等价定理挑战了公众和决策者固有的认知。这个模型中有很多假设在实践中可能不成立。即使这个概念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李嘉图本人也对这个概念的实证有效性表示怀疑。该理论直到多年以后才真正进行了实证检验。14尽管如此，政策制定者仍然应该意识到公众对未来增税作出合理预测的能力。
李嘉图具备一种发掘简洁而有力的经济学观点的能力，这种能力的另一例证就是他在1820年向下议院就《谷物法》（又称“玉米法案”）发表的演讲。15《谷物法》限制谷物的进口，以保护本国的生产商。令人困惑的是，“玉米”一词在李嘉图时代被用来指某一地区的主要谷物作物：在英格兰通常是小麦，在苏格兰通常是燕麦。李嘉图意识到，对国外玉米（一种主食）的依赖可能会导致战争时期的经济疲软。他认为这个论点“在一定程度上是合理的”。16然而，他认为，如果一个国家向英国出售多余的粮食，那么它必须种植专门卖给英国的粮食。他说，“如果与我们发生战争，这个国家将遭受极大的痛苦”。17他还想知道英国是否会依赖一个国家而不是几个国家的粮食。李嘉图再次超越了表面现象，采用了一种更加细致入微的思想方法。当然，这并不是说他的观点总是成立的，而是说他们展示了一种系统思考的能力，把经济看作一个相互作用的整体系统。
李嘉图还把他的名字用于“李嘉图租金”的概念。这里的租金不是指租户支付的金额，即他们同意支付的合同租金。李嘉图认为：“地租是土地生产的一部分，是必须支付给地主的，因使用了其原有的不可灭的土壤力。”18他比较了相邻的两个规模相同的农场。其中一处经过排水系统、树篱等改进，另一处保持原样。租户会为使用第一个农场支付比第二个农场更多的报酬，但这两种报酬，通常都被称为“地租”。李嘉图认为，只有支付“原有的不可灭的土壤力”的那部分是地租。而那些改进所收取的溢价，实际上是对提供这些改进的资本的报酬：铺设树篱，挖排水沟，撒肥料。
随着讨论的深入，经济学学习者一般很少会在本科阶段听闻李嘉图地租理论。比较优势理论仍然是李嘉图对经济学领域最重要的直接贡献。然而，他的思想为其他人的思考提供了养料，他的社交能力鼓励了经济思想家们聚集起来讨论他们的工作。
黎明和清晨
1910年，雅各布·霍兰德（Jacob Hollander）总结了李嘉图的时代：对历史经济学家来说，这是工业革命的五十年；对政治史学家来说，这是受到拿破仑影响的半个世纪；对经济思想史家来说，这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黎明和清晨。19在这个黎明和清晨，李嘉图能够与通才们交谈，但很少有专才。当时的大学经济系还没有庞大师资和大批学生。20当时，自学成才的人仍然可以写一本关于经济主题的小册子，将其出版，并使其作为重要著作受到称赞。然而，我们无法计算有多少人读过李嘉图的作品，并且理解得足够好，可以对其进行批评。对于所有已出版的作品来说，都存在各种各样的解读和理解。拥有一本书并不意味着一定会阅读它；即使阅读了也可以只读一部分而不是全部，读过也并不能保证理解。而且李嘉图的写作风格可能没那么容易理解。
李嘉图和斯密是那个“黎明”的伟大的学者。斯密是一位享有盛誉的教授，受到了世人极大的重视。李嘉图在股票市场上的能力，证明了他在一系列经济问题上的观点是可信的。当时，理论经济学还处于起步阶段，李嘉图的竞争对手比他今天的对手要少。在爱丁堡，杜格尔·斯图尔特（Dugald Stewart）的政治经济学讲座（重点放在《国富论》上）始于1799年。在英格兰，从1805年起，政治经济学才作为一门单独的学科来教授。当时，马尔萨斯被任命为黑利伯瑞新东印度学院（new East India College at Haileybury）首位“通史、政治学、商学和财政学教授”。21设立这所学院的目的是为东印度公司的员工提供实践培训，而不是辩论理论经济学的细微之处。剑桥大学的政治经济学讲座始于1816年。22李嘉图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则于一年后出版。
皮奇（Terry Peach）总结了李嘉图后期的学术方法，以及他思想的分支——“李嘉图主义”。23他展示了后来的学者，如马克思和凯恩斯，是如何从李嘉图的作品中解读出截然不同的含义的。就像许多“主义”一样，思想家最初的思想和围绕他的思想而形成的学派之间也有区别。皮奇注意到了“（李嘉图思想）解读者和评论者的怪癖、弱点和特殊的动机，以及李嘉图的经济学和‘李嘉图经济学’之间毫无疑问的混淆”。24皮奇将这种混淆的原因部分归结于李嘉图自己的写作风格。作为一个自学成才的人，他的职业生涯主要是作为一名股票经纪人度过的，所以他所写的作品有时并不清晰是可以理解的。与许多同龄人相比，他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熏陶。而他的朋友马尔萨斯受过很好的教育，尽管这看来有些不寻常。25相比之下，李嘉图没有相同的优势，虽然很显然他拥有大量的金融实践经验。在他25岁左右时，李嘉图还决定开始学习数学，同时学习化学和矿物学。26但是他的这些追求可能对改变他的文字风格并没有什么帮助。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父亲——詹姆斯·穆勒（James Mill）建议李嘉图完善自己的写作风格。老穆勒写道：“你已经是最好的政治经济学思想家，我认为你也应该成为最好的作家。”27穆勒要求李嘉图“做一项学校里的练习”，李嘉图由此在信中练习，一步一步地展示他的理论是如何运作的。穆勒要求李嘉图每进行一步都要问自己：“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有趣的是，李嘉图对“比较优势”和“李嘉图等价”的解释就集中在这样一个问题上：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如果减税，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公众可能认为接下来会增加税收。然后他们会推迟消费。如果一个国家把注意力集中在生产葡萄酒上，而另一个国家集中在生产布料上，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如果该模型的假设成立，则总产量增加。除非英国人想喝布料，而葡萄牙人想用葡萄酒做外套，否则接下来就会有贸易。李嘉图通过一个数值实例，使他的比较优势论点更加清晰。如果我们接受李嘉图在构建模型时的假设，那么这些数字“证明”他是正确的。这种方法与研究经济应当如何运行的规范理论形成了强烈对比。28
不管李嘉图的假设是否成立，他以经济模型作为其理论的基石，这使他成为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但同时，这种做法也让李嘉图陷入了“李嘉图的恶习”。奥布莱恩（O’Brien）写道，李嘉图会“采用假设前提，从这些前提中推断出结论，而不试图验证结果。从那以后，这一直是纯粹理论家的研究方法”。29奥布莱恩还认为：“李嘉图的体系，如果不完全是第一个，肯定也是第一批全面成功的经济模型构建的例子。其本质是总体经济关系的‘谷物模型’。”30
不管“谷物模型”是否真正属于李嘉图体系的一部分，他都担心如果没有谷物进口，英国将会挨饿。他认为，如果英国试图只依靠国内的谷物，将会导致经济停滞。贫瘠的土地将用于谷物生产。而在这片边际土地上花费的资本和劳动本可以用到更有利可图的其他地方。31
《谷物法》的支持者认为，如果他们将进口的谷物拒之门外，那么英国的境况会更好。至少，拥有土地的阶层可以通过减少竞争来保护自己的谷物产量。狭隘的保护主义论调正迫使谷物价格上涨。穷人受到的影响特别大，但该国新兴工业化地区的城市消费者也同样受到影响。李嘉图和马尔萨斯定期通信，讨论谷物价格及其对其他经济领域的影响。32他们之间的分歧使李嘉图能够把自己的论点推敲得更透彻。然而，他们都不允许智力上的争论影响他们的友谊。
凯恩斯认为李嘉图与马尔萨斯的通信是“整个政治经济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书面通信”。33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凯恩斯鼓励了斯拉法（Sraffa）进行对李嘉图的研究项目，并向斯拉法提供了“积极的支持，特别是在寻找未发表的材料上”。34斯拉法发现，李嘉图多年间一直与四个主要的经济学家保持着联系。马尔萨斯显然是其中之一。其他三位分别是詹姆斯·穆勒、约翰·雷姆赛·麦克库洛赫（John Ramsay McCulloch）和哈奇斯·特罗尔（Hutches Trower）。他们都直接或间接地促进或推广了李嘉图的思想。穆勒的儿子约翰·斯图尔特·穆勒曾单独受邀住在李嘉图的乡间庄园，当时他只有15岁。他和李嘉图就经济问题进行了详尽的讨论。35当然，小穆勒后来成为下一代经济学家中的关键人物。麦卡洛克（McCulloch）在《爱丁堡评论》上回顾了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斯拉法认为，这对于“建立李嘉图的声誉和普及他的学说具有决定性作用”。36李嘉图死后，麦卡洛克还出版了他的一系列作品和一本简短的传记。37麦卡洛克解释说，他出版李嘉图作品的动机是“李嘉图的这些作品受到高度尊重，而且它们越来越稀缺”。38出版的作品包括《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和其他一些作品以及发表过的演讲。了解李嘉图的作品为什么既受到高度尊重，但同时又很稀少，将是一件有趣的事情。这个难题可能永远无法解决。但是无论如何，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仍在出版。
“犹太人血统”
埃里克·罗尔（Eric Roll）认为李嘉图“毫无疑问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最伟大的代表”。39罗尔还强调了一些在对李嘉图的评价中存在的反犹太主义倾向。一位名叫凯里（Carey）的美国经济学家曾提到李嘉图的“犹太人的敏锐”，并把他称为“一个不懂文学的犹太股票经纪人”。40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本书第五章的主角）说：“李嘉图思想的缺点和优点可以追溯到他的犹太人血统：没有哪位英国经济学家有他这样的想法。”41当然，李嘉图是英国人，也有犹太血统。他的反传统思维能力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接受过非传统的教育和接触了不同的宗教传统。
李嘉图对经济学的理解植根于他对股票市场的实践经验，这是许多当代作家所缺乏的学徒期。他对于国际犹太贸易和亲属关系网络的了解，可能成就了他的国际主义学说，而该学说遭到了以马歇尔为代表的“英国”经济学家的否认。李嘉图是一个善于交际的人，他的好朋友马尔萨斯也是一位著名的政治经济学家。他们都关心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而不仅仅是土地精英的利益。他们的学术圈还包括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和作家玛丽亚·埃奇沃斯（Maria Edgeworth）等知名人士，还有许多政治经济学家，他们中的有些人现在被遗忘了。42
大卫·李嘉图于1772年出生于伦敦市的一个葡萄牙籍犹太人家庭。他的父亲亚伯拉罕（Abraham）是阿姆斯特丹的一名股票经纪人。李嘉图一家最初是葡萄牙犹太人，为了躲避迫害而移民到荷兰。大卫本人在阿姆斯特丹待了两年，那时正值他的性格形成时期。431773年，亚伯拉罕·李嘉图经营着伦敦犹太人社区仅有的十二家经纪公司之一。这使他有权合法地担任股票经纪人。你可以在皇家交易所的东南角——犹太人聚居地找到他。他的房子“一半是住宅，一半是会计室”。44亚伯拉罕也是犹太社区的财政代理人。45他从大宗商品交易转向了汇票和公共证券交易。1792年，他的办公地址是在著名的葛瑞威咖啡馆。46
大卫的父亲是非常虔诚的犹太教徒，并且非常严格。除了宗教学习，大卫本人并没有接受多少正规教育。他十四岁时开始为父亲工作，在伦敦证券交易所当职员和信差。1792年，李嘉图一家搬到了伦敦东部的博（Bow）。在那里，大卫遇到了普里西拉·安妮·威尔金森（Pris-cilla Ann Wilkinson），一位贵格会外科医生的女儿。他们结婚了，但是遭到了双方父母的极大反对。大卫的母亲再也没有和他说话，同时他被父亲剥夺了继承权。47他的家人说，对他们来说，大卫实际上已经死了。48
亚伯拉罕·吉拉姆（Abraham Gilam）认为，在乔治王时期，“上层盎格鲁犹太人世俗化的同时失去了他们的犹太身份”。49他列举了一些杰出的人物，包括第一位英国国家档案馆的档案保管人弗朗西斯·帕尔格雷夫爵士（Francis Palgrave，即内弗兰西斯·科恩[ne Francis Cohen]）。吉拉姆还说：“大卫·李嘉图和激进的政治家拉尔夫·伯纳尔（Ralph Bernal）是另外两个可以加入这个名单的名字。犹太人清楚地意识到社会不会接受他们……放弃犹太教是阶层、地位和权力提升的条件。”50
这对很多人来说可能是真的，但对李嘉图来说未必如此。他可能的确有过改变信仰的经历，或者是因为对普里西拉的爱而改变（这些动机并不相互矛盾）。但贵格会对于那些想要向上爬的人来说毫无价值。和犹太人一样，贵格会教徒（他们自诩为公谊会）也受到歧视和法律限制。51贵格会在1833年、1837年和1838年通过了三部独立的议会法案，逐渐地获得了解放。52当李嘉图遇到普里西拉时，她和他一样是一个外来宗教团体的成员。53此外，李嘉图清楚地知道，当他娶了她，他的父亲将剥夺他的继承权。由于李嘉图和他的父亲在同一行业，而犹太人的亲属关系网络很重要，被剥夺继承权会明显地影响事业的发展。李嘉图也可以像科恩那样把自己的名字英语化，但他并没有选择这么做。可以说，吉拉姆的评估或许过于苛刻了。
当李嘉图于1819年在国会就职时，他必须宣誓有着“一个基督徒的真正信仰”。54用威廉·威尔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的话来说，他“不再是犹太人”。55更确切地说，他已经不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正统犹太人。他真正的宗教情感究竟如何是未知的，但他对不同信仰的接触可能迫使他挑战公认的智慧。他从小接受的犹太教育使他接触到国际金融市场。
这也使他暴露于反犹太主义的攻击之下。金融、金融恐惧症和反犹太主义之间的联系很深。在一场有关黄金的议会辩论中，一位议员问道：“外国犹太人难道不认为向英国央行挤兑是一种很好的投机行为吗？”56持久的“滑铁卢传说”是一个反犹太的内幕交易寓言，与大卫·李嘉图以及罗斯柴尔德家族（欧洲久负盛名的犹太金融家族——编者注）有关。这个传说声称，一个著名的犹太人是第一个知道滑铁卢战役（1815年6月18日）结果的人，并能从这一信息中获利。布赖恩·卡思卡特（Brian Cathcart）指出，这个人通常被认为是内森·迈尔·罗斯柴尔德（Nathan Meyer Rothschild）。卡思卡特向我们展示了这个传说是如何起源和被润饰的。57例如，罗斯柴尔德家族本应建立一个骑手接力系统，把消息从战场（布鲁塞尔附近）传送到英吉利海峡。但是在后来的一些版本中，骑手被鸽子取代。罗斯柴尔德的档案中没有提到这些。58卡思卡特有力地证明，滑铁卢传说是捏造出来抹黑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之后，纳粹和其他一些人又恢复了对犹太人的攻诘。
在李嘉图版本的传说中，李嘉图对好消息的反应据称是抛售英国证券。他的行为让观察人士相信，滑铁卢输了，伦敦股市下跌。李嘉图随后以低价买进了股票。59如果这是真的，那么李嘉图在股市上的伟大成就是从一场导致数千人死亡的战斗的内幕消息中获得的。对于现代观察家来说，它就像“滑铁卢牙”（滑铁卢战役后，大量阵亡士兵的牙齿被卑鄙的猎牙者制作成假牙卖给牙医，这样的牙齿被称为“滑铁卢牙”，后引申为所有战死者的牙齿）一样令他们愉快。60然而，没有证据表明滑铁卢传说是真实的。李嘉图的财富另有一个与这场战争相关的来源。李嘉图曾作为一部分国债的承包商协助政府。61因此，他在为战争出力，如果英国输了，他肯定会损失一大笔钱。滑铁卢的胜利给李嘉图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但这要归功于他长期以来参与政府债务的相关事宜。滑铁卢的消息不是由传说中的信鸽传到伦敦的，而是由亨利·珀西（Henry Percy）少校带来的。珀西公开出现在一辆载着被缴获的法军鹰旗的汽车里。62在这一奇观出现在街头之后，内幕交易将很难完成。
新的事业
李嘉图因滑铁卢一役获得的财富确实使他得以退出股票市场。他在格洛斯特郡买了一大片地产——盖特康比公园，现在它作为安妮公主的住处为人们所熟知。63他在伦敦最时尚的格罗夫纳广场也有一套房子。64李嘉图对当时的政治经济学很感兴趣。约瑟夫·熊彼特后来解释说，“李嘉图的思想受到了《国富论》的启发，1799年，当他在一个疗养胜地感到无聊时，他开始研究《国富论》。”65霍兰德将李嘉图的第一本著作《黄金的高价是银行纸币贬值的明证》（The High Price of Bullion, a Proof of the Depreciation of Bank Notes，1810）描述为“一本构思迅速、写作仓促的40页左右的小册子”。66李嘉图最著名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以下简称《原理》）发表于1817年。
在《原理》一书中，李嘉图首先讨论了价值，然后讨论了地租、价格、工资、利润、对外贸易和各种不同的税收。李嘉图认为，经济是一种将“土地生产物”在土地所有者、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三者之间进行分配的体系。李嘉图在书中写道：“这种分配，受支配于一定法则，政治经济学的主要问题是确定这种法则。”67李嘉图在前言中承认他对亚当·斯密和朋友马尔萨斯的亏欠。68同时感谢了他的法国联络人让—巴蒂斯特·萨伊（Jean-Baptiste Say），萨伊现在以“萨伊定律”而闻名。69《原理》一书成为古典经济学重要的奠基文本。
和许多同时代的人和追随者一样，李嘉图感兴趣的是什么使一些东西有价值（不一定是什么决定了它的市场价格）。法国重农主义者弗朗索瓦·魁奈在1758年创作了《经济表》。70这张表是“科学的研究方法严格应用于经济现象的最早例子之一”。71魁奈从土地和在土地上工作的人开始。任何不属于农业的人都属于一个无生产力的阶层。商人、工匠和制造者被认为是没有生产力的。他们没有创造价值，只是把由农业创造的价值转化为其他形式。价值来源会影响社会的各个方面。如果土地是真正的价值来源，那么商业部门显然对社会资源没有什么发言权。亚当·斯密和李嘉图也把关注的焦点放在了价值理论上，但他们的理论出发点是劳动，而不是土地。72《原理》第一章的第一句话是：“一种商品的价值，或它所能换得的其他商品的数量，取决于其生产所必需的相对劳动量，而不取决于劳动报酬的多寡。”73
到了李嘉图的时代，工业化进程已经削弱了农业无所不能的作用。许多人从事制造业及其附属服务行业，如销售、运输和金融等。李嘉图在金融业工作，在城市而不是在拥有土地的农村长大。因此，李嘉图不太可能接受魁奈基于土地的经济观点。
塔克（G.S.L.Tucker）指出，自19世纪末以来，人们普遍认为马克思关于劳动价值论的观点受到了李嘉图的影响。74李嘉图对马克思的真正影响是一个值得讨论的话题。乔治·斯蒂格勒认为，李嘉图本身并没有提出劳动价值论。他概述了现有的对李嘉图价值论的各种解读，75而这些各异的解读对李嘉图想要表达的观点并没有达成共识。与此类似的是，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创造了“李嘉图效应”（Ricardo effect）一词，用来描述工资上涨是如何鼓励资本家用资本替代劳动力的。然而，包括尼古拉斯·卡尔多（Nicholas Kaldor）和马克·布劳格（Mark Blaug）在内的其他学者，都认为李嘉图从未提出过这种效应。76李嘉图流传下的思想引发了许多争议。
实质重于形式
1823年，托马斯·阿特伍德（Thomas Attwood）议员在李嘉图面前宣称，马尔萨斯“毫无疑问是这个国家乃至欧洲之内，在所有与政治经济有关的问题上最权威的人”。77马尔萨斯最著名的观点是，从长远来看，人口增长总是会超过粮食供应的增长。短期的改善只会导致越来越多的孩子出生，有越来越多的人口需要养活。饥荒的发生不可避免。78这就是“马尔萨斯陷阱”。马尔萨斯很容易被想象成一个没有幽默感的悲观主义者，尤其是当他写下这样的段落时：“不可避免的巨大饥荒逐步逼近，以一记重击就把人口增长抑制住了。”79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批评经济学为“悲观的科学”，这一著名批评经常被错误地用来指代马尔萨斯主义。80然而，马尔萨斯也有伟大的人格和智慧。他的写作风格十分有趣，他能够写出那种令人难忘和唤起回忆的段落，比如：“一个隐居的平民，他的思想也许不能高高地飞出或伸展到他那小小的花园之外，整日也只是徘徊在自己田园的边界之内，但是他的寿命也许可以和哲学家一样长。”81
在马尔萨斯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聪明机智的人所关心的问题，他的例子来自他周围的世界：农场和村庄的世界。马尔萨斯呼吁消除自由劳动力市场的各种障碍，特别是穷人必须住在自己的教区内才能获得贫困救济的要求。82马尔萨斯不是传说中令人生畏的贵族，而是一个激进的批评家。他严厉斥责富人之间串通一气压低工资的行为。他对市场是如何运作的讨论不是纯理论的，其根基是他对穷人苦难生活的同情之心。他的挚友李嘉图和他有许多相同的忧虑。
李嘉图和马尔萨斯的书信几乎占据了斯拉法出版的11卷本的全部篇幅。这两个人之间的深厚友谊是显而易见的。他们时常见面，经常讨论。1814年8月，李嘉图写信给马尔萨斯，希望有机会“在盖特康比公园阴凉的树丛里讨论那些重要的问题”。83这两个男人的妻子也有交往。84
第二年，李嘉图在给马尔萨斯的另一封信中哀叹道，他所认识的“政治经济学家”太少了，以至于他不知道自己的著作是否被人阅读。85李嘉图还坦率地谈到了自己作为作家的缺点：“我的写作如此失败，这对我来说是一种耻辱。”86
文学品味随时间而变化。但是，李嘉图的文章会一直流传下去。这里有一个例子：
马尔萨斯是一位比较有趣的作家，因此，他的作品可能会被更多的普通读者所阅读。相比之下，李嘉图可以说是更优秀的经济学家。
李嘉图的身后名
1983年一篇名为《已故经济学家影响力的衰退》（Half-Lives of Dead Economists）的研究报告发布，报告调查了经济思想家在学术期刊文章中被引用的频率。在所有的期刊中，李嘉图被引用的次数，排在第十四位。在经济类的期刊中，引用次数排名第九。在1900年之前去世的作家中，李嘉图排名第六，马尔萨斯排名第九。不出意料，亚当·斯密和卡尔·马克思在所有的排名中都排在李嘉图之前。88也许，围绕着李嘉图真实意图而展开的辩论，增加了他的被引用次数。
李嘉图仍然是经济思想史学者的兴趣所在，但他的名字也被学术圈之外的人所铭记。当英国皇家经济学会（Royal Economic Society）为纪念李嘉图200周年诞辰而举办纪念展时，伦敦市长、政治经济俱乐部（Political Economic Club，由李嘉图和马尔萨斯于1821年创建）的财务主管以及大批观众都参加了展览。其中一件展品是1807年“证券交易所名录”赠予李嘉图的一个“巨大的银花瓶”，以“纪念他为证券交易所争取战争贷款合同所作的贡献”。89他与马尔萨斯以及其他人通信的原件也被展出。显然，“许多人，尤其是来自附近证券交易所的人”，在活动进行的十天时间里参观了展览。90这也许很适合李嘉图的身份，因为他是最早从证券交易所背景中诞生的政治经济学家之一。91
斯法拉出版了李嘉图作品和信件的多卷本评论版，这极大地提升了李嘉图死后的声誉。92很少有未发表的信件从斯拉法的手里溜走。被遗漏的其中一篇完整地发表在了《经济学期刊》（Economic Journal）上，它回答了来自西布罗姆维奇的弗朗西斯·芬奇（Francis Finch）提出的一个未知问题。93这就是李嘉图的地位，主流学术期刊愿意发表他的任何信件，无论这信件是多么枯燥或晦涩，只为填补对李嘉图理解的空白。对切克兰德（S.G.Checkland）来说，寻找这些手稿让人们看到了“在李嘉图的生活中特别缺乏的浪漫主义的元素”。94
这种对李嘉图“缺乏浪漫”的评价似乎有些苛刻。李嘉图写给马尔萨斯的信充满了人情和善意。事实上，浪漫是李嘉图与他的生身父母和他的信仰最终决裂的原因（尽管可能还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李嘉图和普里西拉的家庭生活似乎很幸福。他们的孩子被地主精英同化了。小大卫·李嘉图是泰特伯里的一名治安法官，他在1828年判处贝蒂·贾奇（Betty Judge）“恶意破坏萝卜”罪，这是一种违反土地秩序的犯罪——如果这种秩序曾经存在的话。95老李嘉图在此前五年去世，享年51岁。遗憾的是，他没有太多的时间来享受徘徊于田园中的乐趣。
在学术上，李嘉图遵循严格的构建经济模型的方法，以及与之伴生的所谓“李嘉图恶习”，在人际关系上，他完全不是一个严肃的人。詹姆斯·穆勒建议李嘉图少参加一些社交活动，多花点时间做研究。李嘉图被告诫要拒绝“最无聊的社交拜访”。96他自己也承认，盖特康比“总是挤满了拜访者”，有一次他和妻子邀请了49个人跳舞和参加晚宴，聚会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凌晨四点。97在这种情况下，李嘉图只有四个小时的睡眠时间，所以穆勒说得有道理。然而另一方面，他的社交能力也使他能够与同时代的伟大思想家以及当时活跃的少数政治经济学家进行交谈。谷物价格的变化或保护主义的影响并不是抽象的谜题，不能靠理论来解决。李嘉图和马尔萨斯为饥荒一定会发生的预期所困扰，正如马尔萨斯所说，饥荒以一记重击控制了人口的增长。
李嘉图是以地主精英的身份走向人生终点的，但他的人生始于一个遭受迫害的犹太移民家庭。这可能影响了他的经济思想，但也影响了他同情社会边缘群体的能力。他妻子的贵格会信仰也对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李嘉图在股票市场的经历帮助他理解了经济主体在更广泛的经济中是如何表现的。他的“滑铁卢财富”使他得以离开股市，并把政治经济学当作一种爱好。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为其职业生涯的这种转变提供了催化剂。李嘉图的《原理》一书，就像《国富论》一样，试图描述整个经济生活。学者们现在就李嘉图关于“玉米”或“价值”的长篇大论到底想说明什么而争论不休。而本科生仍然要学习比较优势和李嘉图等价这样巧妙而简洁的概念。在李嘉图死后很久，他成为国际贸易利益的象征，他的名字也成了旨在抵御狭隘保护主义的贸易体系的同义词。不管现代贸易集团是不是真正的李嘉图主义，它们的建立都是为了避免战争和通过合作促进经济增长。李嘉图主张合作，并实践了这一原则，他试图创建一个学者共同体。与同时代的人一样，他也敏锐地意识到当战争取代和平的经济竞争时，人类所要付出的巨大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