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1

1972年12月1日，大队干部韦顺超告诉我，大队决定让我当代课老师。这天晚上，我们队里召开社员大会，讨论生产队事务，会上韦顺超舅公代表大队宣布了：老赵明天起去板坡小学当代课老师，这是大队党支部决定的。

第二天，我便到板坡小学报到，听了一天的课，第三天我便开始上课。

又过了几天，学校安排了房间，我挑些铺盖到学校去住。当晚，我挑东西到学校时，韦老师正在学校食堂做事，是他带我拿东西上了楼安排了我的住宿。从那天起，我才脱离了繁重的农活劳动，但没有脱离农民的身份。

民办老师，户口在农村，仍然是农民，口粮仍然由生产队供应，只是不拿工分了，生产队和大队有统筹款发工资，每月10元，教育局每月补助12元，合计每月22元，全年264元，教育系统的12元每月发给，这就是工资，大队统筹款就难说了，一年到头不一定兑现。

但毕竟脱离了只有做工挣工分才有口粮口油过生活的苦日子，我已经很感恩了。

2

1970年和1971年的双抢期间，板六大队部办了一份油印简报叫作《双抢战报》，每天出一版8开纸，用蜡纸刻写，然后用油印机自行油印，发给下属的13个生产队，也上报公社革委办公室。

1971年的双抢，大队抽我去办这份报纸，整个双抢也就是10天左右，去办报也就这10天，大队抽人，生产队记我的工分。我每天傍晚走一圈各个生产队，一个队一个队地到他们的文化室也就是生产队仓库，各队的保管员会将当天收割的田亩数、收回的水谷数，以及好人好事汇报给我，我简单记下来，当晚就在家里拟稿，第二早去大队办公室，刻写蜡纸和油印，下午便出版了，傍晚时又将《双抢战报》一个队一个队送下去，同时收集当天的各队的事迹，便于第二天出版。

每年双抢，公社都派干部下到各大队督战。这年，公社革委会专职通讯员卓干事到板六大队蹲点，见我办的《双抢战报》有特色，写的新闻稿也好，于是，对大队党支书说，大队应成立一个通讯组，专门写新闻稿件。大队同意了，安排三个人：组长是板六大队党支部韦书记，成员是大队部办公室覃秘书和业余通讯员我。由我负责采访写稿，然后交党支书或覃秘书，审查后加盖大队的公章，就寄给丹洲公社广播站和县广播站。寄广播稿不用贴邮票，只要在信封右上角写上“新闻稿件邮资整付”字样，邮费定期由广播站支付。

从1971年秋天开始，我干上了业余新闻报道员这一行。

不久，也就是1971年冬天，丹洲公社办了一期新闻与民兵训练学习班，通知我去参加了，卓干事给学习班讲了一天的写作课，讲了什么是新闻稿，怎么写新闻稿，新闻稿通常采用的文章形式，我听了很受启发。

从1971年开始到1972年，特别是1972年，我写的广播稿达到了高峰，1972年我发出了90篇稿子，平均一个月7.5篇。写什么？有什么东西来写？现在我还保留着1972年全年发稿的目录，那些稿件有的写农村生产队老贫农看田水负责任，有的写开田造地，有的写忆苦思甜，不过就是农村当时那些平凡小事。

尽管如此，各级用稿单位对我是大加赞赏，县广播站经常广播我的稿件，我们大队我们村不通县社的广播，但去了县城的人回来都说：某天某天县广播站又广播大队通讯组的稿件。公社广播站、县广播站，以及广西人民广播电台每年都给我寄来了好几批学习资料，以及空白稿纸、笔、笔记本，这些对我来说都是莫大的鼓励。

我写稿条件很苦，去采访后，就在我的笔记本上写初稿，然后用复写纸用圆珠笔复写，发出去。我的简陋房间的书桌就是写稿的地方，昏暗的小煤油灯伴我度过了很多个夜晚。

3

1973年以后，我的新闻稿件的深度和广度都提高了，虽然产量少了，但质量上去了，我开始给《广西日报》、广西电台投寄稿件，虽然没被采用，但充实了县里上《广西日报》和广西电台的稿件数量，县里重视了我。

1974年初春，县委宣传部举办业余通讯员学习班，通知我参加，我与另两位同志分到丹洲公社红路大队去采访春耕的事迹，采访回县便突击写几天稿件，由县委宣传部统一发出去。

1974年6月，县委宣传部又举办第二期学习班，通知我参加。这一次，我随县委宣传部专职宣传干事罗干事、吴干事两人到良口公社晒江大队去采访一五八军医院下乡到侗乡帮助侗族人民搞好医疗卫生工作的事迹。回县后又与县委宣传部专职宣传报道组郑组长等三人到独峒公社的三省坡上的大塘坳水库采写三省人民共建大塘坳水库的先进事迹。这一次，我平生第一次登上了三省坡。

三省坡地处广西、湖南、贵州三省区交界处，海拔1000多米，我们是7月上去的，在山脚我们穿衬衫线衣还浑身汗水，上到三省坡半坡却要加衣服了。那一夜，我们在三省坡上一个牧羊场里住宿，半夜下起了雪，我们加盖大被子，第二早穿起大棉衣。三省坡上的牧羊场里的羊是省、地、县去东北采购回的北方绵羊，作为扶贫项目拿到三省坡上去放养，三省坡上有宽阔的草场便于养羊，但那些羊养得不好，后来逐个死掉，不过我们去采访时，刚办场不久，正在火红的兴头上。

这一年办了几期学习班，让我跑遍了全县各公社，包括独峒公社三省坡，以及处在大山半山坡上的侗寨：独峒公社林略大队；大塘坳水库；还有良口公社、老堡公社、富六公社、富六公社的梅林大队；还从梅林大队去到从江县。从江县是贵州省的边远县，但离我们县的富六公社梅林大队仅十多里。

参加几次通讯学习班，向专业报道干事比如郑组长、吴干事、罗干事等学到了很多写作知识，也让县里的领导更了解了我的写作能力，这些都为了一个目的：跳出农门。

回想起来，从1971年开始写广播稿，到1974年的几年里，广西人民电台采用了我的几篇稿件，但我的视野毕竟太小，所处的区域太不起眼，20世纪70年代的新闻见报首先讲政治影响，想一想桂北一个普通的壮族山乡，夹在侗族自治县里，能出什么大新闻呢？倒是我参加县里学习班，主笔写了几篇大的稿子都得到广西日报和广西电台青睐，被采用了，尽管那是以县委宣传部通讯组的名义写的，但毕竟让上级领导对我有了一点印象，多了几分重视。

4

1975年元月1日，广西日报和广西电台在南宁召开了广西日报广西电台通讯员积代会。我获得县委宣传部推荐，以农民业余通讯报道员积极分子代表的身份，参加了这一盛会。

会前，在1974年11月的业余通讯员学习班期间，县委宣传部新闻报道组郑组长事先已向我打了招呼，1974年12月25日，大队覃秘书用一张薄纸写了一份书面通知还加盖了大队部的公章，大队干部韦顺超舅公下班回家时拿给了我：“接公社革委会转来县委宣传部通知，你出席1975年1月1日在南宁召开的通讯员积代会，请带足来回15天的粮票，及时到县委宣传部报到。”

尽管是一张薄薄的纸写的通知，还要带粮票，尽管是去南宁参加一个积极分子代表会，但对我来说，意义非同小可。几年来我写诗歌、写散文、写新闻，练笔不辍，特别是1972年，全年写了近100篇新闻广播稿件，上级肯定了我的成绩，上级看到了我的进步，要知道，当时我的身份还是一位农民，一个农村小学的民办老师，户口还在农村生产队，吃的口粮还是生产队的农业口粮。

我准时出发了，怀着满心欢喜出发了。

走路60里到了县城，去县委宣传部报到，得知县里是三个名额：县委宣传部报道组郑组长，斗江公社革委会专职报道干事潘某，加上农民业余通讯员的我。这叫专业业余的三结合代表。

我们三人坐汽车去柳州，又从柳州坐火车下南宁。

20世纪70年代，柳州到南宁的火车要跑5个多小时，火车“哐当哐当哐当”慢慢爬。

郑组长和潘干事在火车上闭目养神，5个小时很累人，而我坐在车窗边，睡不着，两眼望着窗外，一晃而过的山水田园，感慨万千，心情激动，浮想联翩，我回乡后在苦难的农家生活中，压抑，挣扎，一次次企图跳出农门，但一次次跳不过，跳不过哇。

太阳西落之时，我们来到了南宁，我们三人走出南宁火车站，一股南国繁荣都市的气息迎面扑来，令人心情振奋。元旦来临，街道两边红旗招展，灯笼高挂，标语醒目……这让我这个初入都市的农村娃，真有“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感觉。

我们三人融入城市，坐公共汽车来到南宁饭店，全广西此次与会人员全部住在南宁饭店。南宁饭店是官方招待宾馆，各种行政会议都在这里召开，我们三人被安排住进了豪华的宾馆房间。

晚餐就在南宁饭店的大餐厅，餐桌上早就将与会人员名单打好了，对号入座，对号就餐。

饭后，郑组长去参加简短的预备会回来，领回了全部会议材料，分发给我们一人一份，我看完了会议材料知晓了会议日程。这样的大会，日程总是千篇一律的，特别在当时，无非：一是大会开幕式领导作报告；二是宣读年度积极分子名单，发放奖品奖状；三是典型代表作经验介绍；四是分组，讨论研究下一步如何贯彻大会精神；最后是大会闭幕散会。会议分组讨论地点都在南宁饭店，而大会开幕与闭幕作报告则在广西区政府大礼堂。

会议第一天的日程是：开幕式、领导作报告。早餐之后，代表们自觉佩戴会议代表证，到广西区人民政府大礼堂参加开幕式，听领导作报告。

会议按日程进行，领导讲话都事先有讲话稿，在台上念一遍，这是程序。下午讨论，分组在南宁饭店的各个小会议室里举行。

晚饭后是自由活动。

我跟郑组长打个招呼说上街走走，便一溜烟出了南宁饭店，往邕江大桥走去。

夜幕下的南宁，华灯绽放，车水马龙，人头攒动，我信步走过邕江宾馆大门口，那个年代的南宁，邕江宾馆是一座最高的大楼，楼高九层，雄居邕江之滨，邕江大桥横跨南北，桥边就是著名的冬泳亭。

冬泳亭之所以成为南宁一景，是因为它的政治意义太伟大了。1958年1月6日至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南宁召开会议期间，65岁的毛主席1月7日和1月11日两次冒着7摄氏度的低温天气从这里下邕江冬泳，而且游了很远很远，当时各大报刊电台广为宣传了这一壮举，一位伟大的领袖在这里下邕江冬泳，而且在寒冷的冬日，那种不畏艰险的伟大精神激励了多少人，于是1974年就在这里建了这座冬泳亭。

1974年6月，董必武亲笔题写“冬泳亭”三个字，还题了一首诗铭刻亭上：

盛会南宁主席临，邕江冬泳纪碑亭。

工农奋发思跃进，大势如高屋建瓴。

此时，我伏在冬泳亭的栏杆边，望着夜幕下的江面，江水闪烁，华灯倒影，江风习习，我陶醉在这样美好的夜晚，陶醉在这样有意义的地方，我思绪万千，浮想翩翩，几年来的苦难情景全部浮现眼前。几年来在那苦难的农家，苦命挣扎，苦命拼搏，苦苦地奋斗，以求鲤鱼跳龙门，以求能有进步，如今初有成果，所有的辛酸一时全部涌上心头，我望一眼高大雄伟的邕江宾馆，再望一眼江流不尽的邕江水，想起我的身世，泪水簌簌而下。

我的思绪从回忆中拉回到了眼前。

眼前，我来到广西首府南宁，今天我出席了广西日报广西电台通讯员积代会。今夜，我站在这邕江宾馆前面，我站在邕江大桥头，我站在这邕江之滨，我站在这冬泳亭中。

今天出席广西全区通讯报道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是对我四年来工作的肯定，是一种莫大的嘉奖，是一种莫大的激励，在那个年代，这显得格外重要。

我擦干激动的泪水，深情地告别夜幕下的冬泳亭，夜深了，我必须回到南宁饭店，明天大会还有一系列活动。

几天后，会议结束了。我与郑组长、潘干事三人登上火车回程。

回到县里之后，县委宣传部立即又举办了一期通讯报道学习班，在斗江公社办。在这期学习班上，县里面安排我作了一次典型发言，介绍这几年来我如何业余写新闻报道稿件的事情。学习班还安排我和良口一位女知青去桐叶大队采访，当天早去晚回，这位良口女知青当时也在当地写一些广播稿件，但仅仅是这一次相识，后来也不知她做什么工作，是否成家，前途如何，包括参加了几期学习班的人员，也都是一面之交，后来再无信息了。

1975年6月底，县委宣传部和县武装部抽我去参加广西民兵故事的写作。广西军区政治部主持编写军事题材的革命斗争故事，其中第一本已经命名为《歼穷寇》，反映解放初期广西民兵斗争事迹。我受命参加这一丛书的写作，于是，从此以后，便永远地结束了我的新闻稿件的写作。

1975年夏天，在新闻报道方面的写作，我停笔了，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提笔写新闻稿件。

5

1975年7月1日，我接通知来到县武装部，到分管的政工科侯科长那里报到，侯科长告诉我：广西军区政治部计划主编广西民兵斗争革命故事丛书一套。各军分区各县武装部都按照上级部署开展工作，县委宣传部的同志说我文笔好，所以决定抽我到武装部来，算是借用，民办老师另外请人代课，由武装部发另一份工资给代课人。工作时间几个月未定，直到写完能出版为止。并且安排我住在武装部后楼一层的大房里，那里原来就是招待上级来人住的，铺盖一应俱全，吃饭就在武装部食堂。

从1975年7月1日这天起，我算是进入了创作专业班子了，但我在文笔上并没有做好准备，水平还是那一点点写了几年新闻报道的料子，而且身份还是农民，刚刚从田野上走来，可想而知：土气、傻气、拙笨、文采欠缺集于一身，我一下子要登上文学的殿堂，亲手写一篇作品，由广西军区政治部主编收入集子，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谈何容易。

但我硬着头皮做了下去，在县里人们的眼中，我算是一支好笔，能写，是个才子，天哪，哪知道我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我与侯科长等人议论了一下写作主题与内容，决定以西坡大队解放初期保卫农会的斗争事迹为题材写一篇名叫《保卫农会》的故事，我到县档案馆翻阅相关材料，走访了几位当年的老革命，于是初步提纲《保卫农会》出来了。

不久后，柳州军分区政治部通知各县到柳州集中汇稿。各县武装部都抽调文学高手来专业写稿，第一次汇稿主要让各县汇报初步拟定的文稿主题题材和内容。我汇报了《保卫农会》，第一轮就被枪毙了，通不过，没有特色，没有特点，太一般化了，解放初期保卫农会斗土匪的故事太多太平凡太普通，上不了书，叫我选择县里有特色的东西来写，比如：风雨桥、鼓楼等等这些才有民族特色，有地方特色，才能出类拔萃，才能标新立异，汇稿会还提出了与其写保卫农会不如写保卫风雨桥，敌人土匪要破坏风雨桥，民兵保护风雨桥，同样是对敌斗争，同样是民兵故事，这就有特点特色了。

这次汇稿，确定了我县的篇目是《风雨桥》，这是这篇处女作第一次定名定篇，其他各县都筛过一次，融安、融水、鹿寨、柳江、来宾、金秀等等，大都淘汰了，能保留下来的也就是几篇。这次汇稿会商后，我回到县里，将柳州军分区汇稿会议如实汇报反映，最后县武装部问我计划如何，我提出：一、大量走访关于风雨桥的故事；二、大量收集解放初期全县剿匪斗争的故事；三、在这两者基础上拿出新的一稿《风雨桥》的故事情节来。

县武装部完全同意我的想法和计划，于是，我便开始了我的侗乡之行，去了独峒、八江、林溪，还到了平流、巴团等侗族风雨桥最多的一些村寨，还在档案馆抄录了大量关于风雨桥的诗文。这些日子，似乎让我重新认识了侗乡，重新认识侗乡传承下来的侗族文化。

1975年8月，一次偶然的机遇，广西著名作家包玉堂先生来到我们县，住在招待所。这天夜晚，县武装部政工科侯科长、县革委会文化科罗科长等领导带我到招待所拜见了包玉堂先生，我简要而又全面地汇报了写作《风雨桥》的设想，想听一听大作家包玉堂的指点，包玉堂听后不假思索就说：“这个题材很好，很有特点，很有侗族特色，是个好题材。”接着大作家包玉堂深入浅出地说了应设置三个回合的斗争，增加悬念，增加斗争复杂性，增加故事性，土匪要破坏风雨桥，民兵和寨老要保桥，这样一来一去就有戏剧性了。

大作家的一席话，点拨得我眼明心亮，我似乎一下子豁然开朗。

会谈后，我还带着包玉堂先生去他外甥女周女生的宿舍，包玉堂是县中周老校长的内弟，周女生是周校长的宝贝女儿，周校长后来从良口中学校长任上调来县中任副校长，而当时周女生是在县文艺队当演员，不过，后来也调到柳州工作了。

根据大作家包玉堂的指点，我突击几天，很快就把《风雨桥》新的故事情节弄出来了。

1975年9月，金秋时节，我带着《风雨桥》的故事梗概来到南宁，到广西军区政治部汇稿，我们住在广西军区招待所，也就是现在的桃园饭店，那个时候还仅是一片平房。

在这第一次全自治区汇稿会议上，我认识了柳州地区的几位名人：来宾县的作者小黄，当兵复员回来，写得一手好文章，小说故事很拿手，来宾县的民兵故事他写得很好，后来定稿了，集结出书了，再后来，小黄也进了干部队伍，分配在来宾县文联，再后来小黄当到来宾县文联主席，也发表了很多小说故事，还主编了来宾县的文艺刊物。鹿寨县的黎老师，重度残疾，双脚一拐一拐的，也写得一手好文章，擅长诗歌小说散文，发表了很多作品，他在一所中学当老师，后来也调到县文联，当文联主席了。还有柳江县武装部一位年轻小伙子，还有金秀县，还有柳州市、柳州地区七八个作者吧，这些作者留给了我深刻的印象。

这次汇稿，大家都认识了这套丛书的主编：胡副政委，他是广西某师的副政委，曾著作出版了一部中篇小说，这次胡副政委主编这套丛书，大约要出几本集子，每本几十篇故事，我们听了胡副政委的几次写作技巧报告，很感动，讲得很好，胡副政委认为：写作要有生活，年轻人要多积累生活，在写作中，小说情节来源于生活，语言来源于生活，大的故事情节可以编，但小细节编不了，编了就假了，文字语言要生动，不能死板，同样对一件事的叙述，用生动的词汇来表达与平板叙述就大不一样。

这次汇稿，主要筛选题目与内容，我的《风雨桥》通过了，编委认为：题材有特色，有侗族民族特点，反映了解放初期民兵斗争的多民族性，题目算是确定了，但故事情节还不紧凑，无悬念，平淡了一点，要求我把这篇文章写好。

广西军区第一次汇稿会确定了我的题目，我高兴，因为在此次广西军区汇稿会议上又淘汰了一批，这次汇稿会能通得过的，就有希望出书了。有希望选得上集结出书我当然万分高兴。

在南宁期间，汇稿会组织我们去了当时算得上全国一流、名列全国第四的南宁剧场看了两场文艺演出。能进到全国一流的剧场看全国一流的演出，那是不容易的，我们看的剧目是《瑶山的春天》，当时我就写了观后感，记下了我的感受。我还在军区大院里看了好几场当时热门的电影，如《海岛女民兵》《闪闪的红星》《春苗》等，享受到当时最高级别的文艺娱乐。

从南宁回来后便埋头写稿，但写来写去，脱离不了平铺直叙的影子，也没有文学的语言，全是几年来习惯的新闻语言，永远像写故事梗概，怎么写还像是故事梗概，只有骨头没有肉。好几次征求了宣传部、文化馆、广播站、县中学等文化界的知名人士来讨论。

时间不等人，第二次汇稿的日子越来越近。汇稿也就是交稿子，要交上一篇完整的文学作品，而不是故事梗概，也不是作品说明书。而我，当时还处在文学写作的启蒙阶段，假如当年就能像现在这样写小说写纪实文学，一口气写几万字，飘洒流畅，词汇丰富，情真意切，引人泪下，那就好了，但当年仅是20出头，初出茅庐，小小嫩鸭初下河，还不成样子。

但还是硬着头皮写出了初稿，一万多字，打印好了，按军区通知带稿赴邕汇稿定稿。

我又再次来到首府南宁，带着10份《风雨桥》打印稿住进了广西军区招待所。

紧张的汇稿工作开始了，我把《风雨桥》稿本10份送给柳州军分区政工科带队的科长。军分区科长及时呈送广西军区民兵故事主编等领导手中，广西军区政治部丛书编辑部的各位主编都在紧张地阅读各县送上来的稿本，然后每天上下午都由胡副政委等七八位编委对各个军分区送上来的稿件逐一评点。

轮到评点柳州军分区的稿件了。金秀县的《瑶山的春天》得到好评，通过了，基本肯定了，作者只需作些小修改、润色、提炼，就可以了，因为金秀大瑶山的剿匪在广西太重要了，几乎与十万大山的《英雄虎胆》剿匪故事同样惊心动魄。来宾县的《清江渔歌》也顺利过关了，作者小黄，写了红水河水上剿匪的故事，有特点，这套丛书中，没有几篇是写水上民兵斗争故事的，胡副政委表扬了小黄文稿的笔法很好，文学的语言很流畅。小黄当年也就20多岁，话不多，沉默寡言，但写得一手好作品。鹿寨县的《十八弄》也通过了，写在山区里的剿匪，又是写广西著名的大土匪李某，有真实的历史事实，也有山弄弄的特色，文笔也好，黎老师本身就是《鹿寨文艺》的编辑，又是中学语文教师，得到军区领导的好评，也过关了。

这是最后一次汇稿，前面经过各军分区筛选，又经过军区第一次筛选，前几次筛选主要是针对题目、题材的选择，故事情节的选择，是提纲式的、梗概式的，还谈不到文学作品的文采和表现手法，而这次是最后筛选了，是交付出版社之前的最后筛选，这次主要是看行文，看作品的表现形式、表现手法、文学语言、词汇等。

这天上午，轮到《风雨桥》的评点，我内心异常忐忑，不知“判决书”是如何下的，胡副政委说话了：“总的来说，《风雨桥》题材很有特点，故事也有民族特点，题目新颖。但是，整个作品读了就像一碗白开水，什么味道也没有，语言死板苍白，平铺直叙，作品的口子太大、太宽，收拢不到一块，故事情节的几个回合没有悬念，没有层次，还没成型。”

“改，马上改，就在这里改，不要回去改。”胡副政委说，“可以这样设计：一个侗族阿公，在风雨桥头弹起侗族琵琶，唱起侗歌，一大群青少年上来，阿公开始讲故事，这个故事，就是这篇作品的主题内容，用一个大倒叙的表现手法，把解放初期一场民兵阻击土匪破坏风雨桥的斗争讲出来。斗争还要分为三个回合，这样才有层次，一层一层地把故事铺开写下去。”

我立即投入了几天几夜的紧张创作中。过了几天，我又出了一稿，交了上去。不到两天，稿子又退回来了，还是那几句话：“不行，没有吃透军区胡副政委的指示精神，故事框架搭起来了，但语言还是不行，还是一碗白开水，还是像作品说明书，继续改。”

我又没日没夜地思考，创作。我精神高度紧张，失眠，病了。我到军区招待所医务室去看病，医生说：“你没有什么病，可能是精神紧张过度了，你要好好放松一下。”

放松，能放松吗？写作已近五个月了，要是在这最后关头写不出来，被淘汰了，怎么对得起领导和组织？再说，我竟如此无能吗？我能就此放弃吗？连一篇一万字的小说故事都写不出来，还谈什么作家，写什么大部头小说？

经过三四天又改成一稿交上去。不到半天，胡副政委把柳州这个组集中起来，说《风雨桥》还是老样子。胡副政委说：“柳州组的，你们发挥点互助精神吧。来宾的小黄，你的《清江渔歌》已经定稿了，那么你来改《风雨桥》，按我前次的思路改。”

军分区带队科长按照胡副政委的指示，叫来宾小黄帮我改。小黄确实很行，不到两天，新的一稿出来了，我赶紧抄好几份，呈送上去。胡副政委阅后大笔一勾：“可以了。”

定稿了！谢天谢地，定稿了！

定稿了，就意味着这篇故事将由广西军区政治部的民兵革命斗争故事编写组收集成册，可以交出版社出版了。

此时已是1975年的秋冬季节。

不久，这本书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书名《歼穷寇》，由广西军区政治部民兵革命斗争故事丛书编写组编辑出版。《风雨桥》这篇作品也收在其中，还配了插图。

出书后，军区政治部寄了两本书给我，还奖励了笔和笔记本、纪念册，作为参加广西民兵斗争故事写作的纪念。

我回到柳州，回到县里，美誉如潮，像是凯旋的大英雄。

6

军区这次的写作任务到1975年12月底就已全部结束了，我们可以回原单位了。但是，县武装部把我留了下来，说再写下去，写第二篇，同时还加了两个人，一个是文化馆的周东培，一个是独峒的小张同学。

周东培是文化干部，是写诗歌民歌的高手，早在1972年，《广西文艺》编辑部就抽调他去，以笔名苗红文与另两位作者共同写了一首长长的叙事诗《韦江歌》，歌颂宜山县三只羊公社的一位大队党支书韦江歌，带领石山区社员如何农业学大寨的先进事迹，今天“苗红文”就站在我的面前，与我同在武装部吃饭写作。

小张是独峒的民办教师，是我高中同班同学，也是最具代表性的侗族文化人，很能写。恢复高考后考取了广西民族学院即现在的广西民族大学中文系，毕业回县分配到县文联，后又调回广西民族大学任教授。

现在，我们两个同学又走到了一起，共同在武装部从事写作。

这第二篇故事的题目和题材，我们三人商量又商量，确定写《红军留下一杆枪》，写的是1934年红军北上抗日，路过三江留下一杆枪的故事，这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事实，红军从江西瑞金出发，过湘江，过通道时，也过林溪和八江。

1976年的元月2日，我们三人为了写好这篇故事，又开展广泛的社会调查。我、周东培、小张三人驱车到通道，然后去黄土公社，走的就是当年红军长征的路线。

1976年3月中旬一天早上，县武装部对我们三人说，全国反击右倾翻案风，广西军区决定暂停所有的民兵斗争故事的写作工作，各县抽来的写作人员可返回原单位。这次，是真的解散写作班子了。

结了账，整理了材料，1976年3月15日我乘车回家。车到江荷大队我下了车，从江荷大队回白镐河老家要翻高高的播荷界大山，天，下着纷纷细雨，已是初春天气，三天两头都是雨，所以山路很滑，我挑着一些东西，吃力地爬坡，千辛万苦地冒着雨踏着泥泞的山路回到了家。

当晚，我在日记里写道：“今天结束了浩然式的写作生活，又回到了我的白镐河畔，回到了我的农家小木楼，回到了我教书的学校，仍然当我的民办教师。”

这天，结束的是浩然式的写作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