逐梦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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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1

1958年,我从河池金城江回到老家,转学到板坡小学,读小学三年级。

当时,“大跃进”的气息已经扑面而来,整个学校洋溢着快马加鞭十五年赶超美国英国的气氛。学生也去劳动,板坡小学去板廖村后的山冲开山种树,劳动的场面很感人,到处红旗飘飘,歌声阵阵。学校还出黑板报、墙报,登载诗歌文章。我从一些报纸书刊上寻章摘句、抄袭模仿,修改成一首首诗歌(其实就是山歌、顺口溜),发表在墙报上。一时间,我成为写诗高手,“三年级有个小诗人”在校园里传开了,其实我知道那些都是抄袭作品,虽然也费了我一番剪裁、改造功夫,但毕竟是抄袭模仿。我当年写的山歌现在一首也记不起了,原因就是口号化格式化,是假话、空话拼凑成的四句式,再押点韵,如此而已。

1959年10月1日,建国十周年国庆。

秋天的早晨,格外凉爽。这天,我起得很早,天气晴朗,太阳已经从东山的山界上射出了道道光芒。

我们板坡小学,昨晚放学排队时校长宣布:“明天,全校师生去桐叶公社参加国庆十周年活动,考虑到各村寨远近散居,决定不集中行动,各位学生各自跟随大人前去。”

我们全家匆忙吃过早饭,父母亲不去,我是肯定要去的。我昨天已经约好了小伙伴:来发、荣生、斌烈、贤春、心黄等。我和来发、荣生走到学校寻伴等人,不一会儿,寨脉村的心黄和他祖父也来了,有了一个大人似多了一份依靠,我们便跟随出发啦。

六七个小伙伴很高兴,精神焕发,过板廖村、大寨村、向家坳、白口村、白言村、弄三村,拐进九江村的山路。我从来没到过九江村,居然在这里还有这样大一个村子。过了九江村,前面就是在当地很出名的九江瀑布。

九江瀑布我早就听说过,但没到过,今天才看到其真面目:两岸都是陡峭高矗的山石,长着阴森森的树木,瀑布高达几十米,白花花的水流下去,在很远就听到哗哗巨响,令人心怵。小伙伴心黄的祖父还恶作剧地说一些鬼话,使得气氛更加恐怖,一行人都不敢作声,只管走路,我更加提心吊胆、低眉垂目,不敢正面望那瀑布。

过了九江瀑布,九江溪到这里流入白镐河。

我们沿着白镐河走过几里路,到了白镐河与高基河汇合处的板八村。板八村在两河交汇的那边岸上,这小小板八村,人杰地灵,后来的后来,出了父子两届副县长。

从板八村口再沿高基河往上游走,又是几里路,到了桐叶村,这便是当时的桐叶公社所在地。

桐叶公社所在地其实也就是一大片木楼瓦房的村子。公社设在过去一家地主的大房子里。桐叶村依山傍水,村子前面是一片很宽阔的沙坪。小河对岸是桐叶小学。

今天,庆典会场就设在沙坪上。

会场正中搭起了一座木板台子,上面横幅写着:桐叶公社庆祝建国十周年大会。两边是一副歌颂“大跃进”的对联,会场上的人越来越多,很是热闹,我们也夹在人群堆中。

庆祝大会开始,鸣炮,领导讲话,结束。会议主持人宣布晚上公映电影《国庆十点钟》。

散会后,我随着荣生到他的一位远房姑婆家吃晚饭,当然,我是怯生生的,什么话也不敢说。晚饭后,我们随着潮水般的人流,去到沙坪上看电影。

1959年国庆,在这样的一个偏僻的山村,庆祝活动就是一个庆祝大会和一场电影,参加庆典的人们都是从各生产队走路来的,虽然简朴,却很有意义。

2

6月1日,国际儿童节。

板坡小学全校师生都穿上节日的盛装,在学校操场集中排队。校长讲话了:“今天是六一儿童节,根据学区的统一布置,全学区各学校的师生全部集中到学区的和平中心小学校,在和平中心校开展六一儿童节活动。”校长宣布后,少先队大队长章杨升站在队列前发口令:“全体,向右转,按年级按班级顺序跟进,向和平中心校出发。”少先队的队鼓响起来了,锣鼓声震动人心。走在最前面的是少先队大队的队旗。

从板坡小学出发走了两个钟头,到了和平街,和平街俗称牙洞街。牙洞街的两边是高山,街头街尾都有一座石山,白镐河沿街边流下。民间传说过去江源村的人与牙洞街的人斗嘴,牙洞街的人说:“你们江源是山冲冲,哪比得上我们牙洞街。”江源人不服,编山歌骂牙洞街的人:“你的嘴巴是个腮,牙洞也讲是条街,两边都是岩岜岜,问你通船把哪来?”骂得牙洞街的人哑口无言。

这意思就是说,牙洞街很小。

虽然牙洞街很小,但在白镐河一带,也只有这里成集成街,有几家商店,还有裁缝店,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于是便成为白镐河一带的政治、商业、文化的中心。和平中心校就建在牙洞街头。

我第一次到和平高小,刚进校园,觉得这里是白镐河最高学府,多么神圣,我心中涌起一股敬意。

六一儿童节的节目很多,先是庆祝大会,还有新少先队员入队仪式,大会之后,有篮球、乒乓球等各种体育比赛,还有猜谜游园活动。

不久,板坡小学撤销高年级班级,也就是不设五年级和六年级,五、六年级学生划归到和平中心校读书。我和我的同班同学,从1959年的9月1日起,离开了板坡小学,并入和平中心校去读五年级。

板坡村的小学生去和平中心校,因为太远,年纪又小,走读不方便,学校要求统一去和平小学住校了。我们几个同班同学同住在一个学生宿舍里。

和平中心校校园呈长方形,校门朝街头。进了校门,便是教师宿舍楼,再走过去便是学校办公室。中间是一个大操场,大操场的边沿靠农田那一边是一排长长的泥墙房的教室。从一年级到六年级一字排过去,教室隔着大操场的对面,是一排学生宿舍,木板房。宿舍前头是师生合用的食堂。宿舍的另一头再过去一点便是厕所。厕所是木结构,粪坑在土坎的下面,坎面即平着厕所木板楼,厕所分为两端,男厕女厕各在一端。

住校要花钱,每个星期要几角钱,有些家长实在没有钱,第二学期便有几个学生不来住校了,住校人少了,学校不便管理,于是取消学生住校,改为走读。

我们板坡村的几个学生开始走读。

我与同村的贤春、家升、斌烈、梁韬,还有板廖村的凡信、寨脉村的启林,一共七个人去和平走读,而且是同班。

刚开始,家里还给我们5分钱在牙洞街上吃碗粉当午饭。因为困难,后来只好早上从家里带中午饭到学校。

我带的中午饭是一个精致的楠竹筒装的,里面分两层,上层装菜,下层装饭。早饭时,母亲便把我的中午饭装在竹筒里,我一边背着书包,一边背着饭筒,去和平中心校读书,中午上完课了,几个人在教室里吃午饭。

从板坡村去和平街,要过东岭村、靖州村、新寨村。从新寨村上去有一个地方名叫兰桥冲,有一条小溪水,溪上建了一座桥,叫兰桥,是木质盖瓦结构,桥面是木板,两边有坐凳,相当于一个凉亭,也就是桂北流行的风雨桥。

从板坡村到和平街约15里路,这兰桥是从板坡村到和平街的中点,从兰桥上去,过板六村、寨方村,便到和平街了。走到了兰桥也就走过了一半路。我们七位走读生,随着时间的推移也进步了,我们商议:中午饭不带到学校,我们在兰桥吃掉,大家同意了。

我们从家里到兰桥也就九点多钟吧,也算小中午了,我们便在兰桥上把各自的中午饭吃掉,然后把饭筒收藏在兰桥头的一条小水沟里,并且用草盖上。中午在学校不吃午饭,我们用打乒乓球来消磨时间。晚上放学回家,走回到兰桥,又把那饭筒拿起来,背回家。

天天如此。

几十年过去了,那兰桥已拆掉了,是前些年修公路拆的。桥已不见,那收藏饭筒的小水沟也填平为公路了。但我每年回家,小车路过兰桥时,儿时的情景又浮现出来,令人回味无穷,无限感慨。

1961年,我小学毕业,小学毕业证是一张粗糙的纸。

小学升初中考过了,又是学校鉴定,又是政审,我考上了斗江初中。

中学录取通知书仍是一张粗糙的纸。但就凭这张粗糙的纸,我一步一步地走进文化的殿堂,接受一层比一层更高更深的教育,一步一步走向人生的高峰。

3

斗江初中当时按全县排名为三江四中。当时全县只有四所中学,县城的叫三江一中,八江公社的八江初中称三江二中,良口公社的良口初中称三江三中。

1961年9月开学那天,因为年纪小,挑不了行李,母亲挑上行李送我去上学。上学的行李是头一天就准备好了的:一只大木箱,一床棉被,一顶蚊帐,一张席子,以及换洗的衣服等,收拾成一担。

清早,母亲带着我下斗江街。那时就是一条马路,没有车,我和母亲一前一后朝学校走去。

当时从斗江街过学校没有桥,要在斗江街尾过船渡。斗江初中设在斗江街河对面的营盘坡上。学校前面是一片水田,后面是一座大山,学校在一个土坡上。早年,清兵在那里驻扎,把坡铲平,扎了营房,坡上四周还依稀可见营垒的断垣残壁,那土墙原来很厚很高,于今已面目全非,只剩下些土坎泥埂罢了。

母亲送我到学校后,便回家了,我开始了独立的中学生活。

学校,从斗江街过河后要经过田塅中一段黄泥土路,然后爬小坡,那小坡修了泥土台阶,一级一级往上走,走到坡顶,迎面是校门,接着便是一个大操场。操场左边是教室,一排一层砖房结构。教室过去是男生宿舍,也是一排一层砖房结构。操场后面是教师宿舍,一溜儿砖房,分隔成独门独窗的单间。操场右边是女生宿舍,一层砖房结构。学校食堂厨房建在大操场往下低一个层次的地方,是木楼。

我在初五班。前面有初一到初四班。我们村上的覃启能在初四班,高我一个年级;还有韦孝昌、高基的曾秉扬的老弟曾秉荣也都在初四班;高基还有一个叫曹富聪,也在初四班,算是大哥。

安顿下来之后,第三天,星期六,我去斗江街买洗脸盆。1961年正值三年困难时期,日用工业品少得可怜。在斗江街上,买一个洗脸盆要12元。我还在斗江街上吃了一碗米粉,肉粉是5分钱一碗,素粉是3分钱一碗。

我的班主任是韦德柱老师,教数学。当时学校有一位年轻教师叫荣成方,刚从师范院校毕业,朝气蓬勃。我记忆最深的是他把当时最时髦的广西本土壮族元素的歌曲,抄在一张纸上,摆在他宿舍里,天天练唱,也拿来教我们唱:“尼罗尼罗,桂花开咧贵人来,贵人来咧幸福来,尼罗、尼罗。”这是歌颂毛主席1958年到广西,在南宁召开南宁会议,在南宁人民公园雨中接见广西人民的情景。“尼罗、尼罗”,壮话就是“好啊、好啊”的意思。

几十年过去了,荣成方老师这首“尼罗、尼罗”的歌曲仍回响在我耳边。而荣成方老师早已不在人世。他后来从斗江初中调到三江县中,后来又到县教育局教研室分管教学仪器,再后来是调到柳州地区教育局教研室,分管全地区的教学仪器,最后因病在柳州去世。斯人已逝,但他二十多岁风华正茂之时,在斗江中学教唱的“尼罗、尼罗”的歌声仍回荡在我的心中。

4

1961年正值三年困难时期,父母亲的红薯、芋头、竹筷条、家织布情深似海。

我们吃得很苦也吃不饱,妈妈到河边、到山沟,开荒种红薯、种芋头、种芭蕉芋。妈妈常把红薯、芋头、芭蕉芋煮熟了,用一个小竹篓装着,专门送到斗江送到学校给我。每次在学校见到妈妈专程从家走45里路赶到斗江送来的红薯、芋头、芭蕉芋,我感动不已。我把这些东西锁在我那个木箱里,我的衣服不值钱,在那饥饿的年代,那红薯芋头才弥足珍贵。几十年过去了,我在斗江读初中的往事,母亲在饥饿中送来的红薯、芋头、芭蕉芋,我记在心中,可以说是终生难忘这种母爱。

那是最艰难的岁月,家里没有钱供我读书。但父母又一定要供我读书,三四个村子拢共只有两三个中学生,所以,父母不得不拼力供我。父亲要正常出工做生产队的活路,收工后,晚上就加班削竹筷条。父亲先用手锯把楠竹锯成筷子长度的一节节,然后用柴刀剖开,竹筷条形状是上方下圆,开始,父亲用刀削那圆形,很慢,后来他用一把旧柴刀,在刀口上凿成一个半圆形的刮口,把柴刀安装在一个木凳上,削筷条下半段圆柱形时,就将竹筷坯子用手压着拉过来,反复几次就成圆了;同时,他也用那柴刀利口平板部分来过细筷条上段的四方形剖面。一桌筷子是8双共16支,一桌筷子16支收购价是5分钱。10桌筷子5角钱,100桌筷子是5块钱,而100桌的筷子已经是一大挑了。竹筷收购站在桐叶公社供销社,通常是父亲自己拿去卖。有一次过什么节,学校放假,我回家了,那天我便与丽云姑、美秀大姐、丽琼姑几个人去桐叶出卖筷条,回来时过白言村已经天黑了,过向家坳时,大家很怕,于是就故意大声说话,几个人乱说一通才过完那一段路,我也因此感觉到父亲卖筷子的艰辛。

母亲除了开荒种红薯、芋头、芭蕉芋补充全家吃食以外,还种了几片辣椒地。种辣椒为的是出卖辣椒种,当时板榄街收购辣椒种,一市斤12块钱,但辣椒种很细很轻,要一担箩筐的辣椒才掏得出一市斤辣椒种子。一担箩筐的辣椒那是多少哇!而且还要走一天路拿到板榄街去卖,我的天!

父母这样的艰辛,都是为供我上学。

读了一年,放暑假了,学校留几位学生守校,我也留下了,还有罗同学、韦同学。留校主要任务是守校,白天夜晚轮流值班,每班二至四人。夜深了,月亮高高挂在天空,四周一片宁静,偶尔从斗江村传来几声狗叫。我和罗同学去巡逻,学校没有围墙,黑夜里走在那寂静得可怕的校园,我心里忐忑不安,怕。学校周围还有勤工俭学种的玉米地,那玉米叶沙沙作响,吓得人心里发怵。

整个国家的经济不景气,经济的不景气直接影响到社会的教育,加上其他种种原因,斗江初中撤销了,我们只读了初中一年级,二年级刚开学,便全校撤到县城去,并入三江县中。并校后,斗江初中全部教师也转入三江一中,当然有些也调到其他学校,斗江初中的杨校长到三江县中后便改任副校长。

1962年9月,斗江初中即三江四中整建制地并入了三江县中,我也随着学校的合并转到三江中学读初中二年级。

家里弟妹多,更困难了。母亲种棉花织布给我做衣服,那种土布叫家织布,是手工织的,不像机织那样紧密,所以穿不久便稀松了。再则白棉花纺线织出来是白色的布,还要用自己种植的蓝靛草染成黑色,但人工染色的家织布穿不久洗了几次也容易褪色,特别是刚穿第一次第二次洗衣服时,洗脱出来的全是黑色,很容易掉色,洗衣服还必须单独洗,否则其他衣服也被染黑了。我穿着母亲织的家织布做成的裤子和衣服去县城读书。裤子屁股和膝盖烂了补了一块补丁在外面。有一次我穿着有补丁的裤子回家,恰好我祖母在家门口站着,看见我从县城方向的马路穿着补丁裤子回来,刚到门口,她便一把拉住我,抱住我的头,哭了,连声说:“可怜孙仔,可怜孙仔,穿补丁衣裳从县城读书回来。”祖母感慨万千,唏嘘不已。此事已过去几十年,但那情景仍然烙印在我头脑中,时而像电影镜头一样浮现在我眼前。那困苦年代,那求学的艰辛历历在目。

我并入三江中学读初中二年级,当时不知是何原因,或许是家里太困难,开学不到几个星期我便休学了,我打了休学报告,班主任劝了,劝不住便批了,我拿到学校教导处那里,三江县中教导主任是杨钦明,他也劝了,但最后还是批了,还告诉我说,一年后可以凭休学证再到学校来复学。

于是我休学回家了。

5

大约是1962年10月,我休学回到了老家。

秋冬季节,田地里的农活基本做完了:稻谷收割了,各种农作物也收获了。三年经济困难的阴影逐渐消去,白镐河两岸以及我们村稻谷丰收,山地农作物也收获不小,吃饭问题基本解决,加上家乡原来农业林业基础比较好,在我们那个小小的地方,农村经济很快复活了。生产队过去从农户名下收归生产队的杉木很多很多,杉木长大成材了,于是寨脉村、板坡村很多农户都打报告给大队和生产队,申请砍杉木做新房子。寨脉村总共有20多户,都得到批准砍杉木做房子,我们板坡村也有很多户获得批准。我家和祖父、叔叔家都积极筹备建新房子。

这年冬天的一天,我家的新建木楼房子择日择时竖柱子了。

这天清早三点钟,按旧历法称寅时,我们全家人早早就起床赶去新房子新地址开展工作。新建房子在寨脉村拉敢村,拉敢是地名,在寨脉村的右边,与之相对的左边是九盘村。九盘村曾经是一个繁荣的村屯,后来不知何故衰落了。

我们从田塅中十字路下的老祖屋搬去拉敢村。

这里原是一片稻田,现在我们在这里建新房。工地上燃起了篝火,几堆篝火把屋场照得通亮。村上帮忙的人陆续来到,全村凡是各家建房竖柱,每家的男劳力都必须来,这是规矩。地理先生也来了,我父亲请的地理先生是寨六村的韦寿梅先生,他背着一个大罗盘。木匠师傅头目也来了,他是侗族那边的八江公社王朝村的人,整个木工工程队共40多人都是他们村上的,侗族擅长木工,出了很多能工巧匠。

竖房子的工地,早在前两天,在村上兄弟帮忙下,已用楠竹搭成了两排扇形排架,楠竹整根高高地竖在那里,若干根竖的加上若干根横的,用竹篾捆扎好,斜躺在两边。木楼房子一般是三间四排房柱,每排七柱。前两天,已经将柱子整好斜靠在两边的架子上,今早将把整座房子搭成框架。村上的叔叔伯伯们各自忙碌着,有人将山藤套在10米高的柱顶上,有人在整排柱子离地不高处用竹篾捆扎一根横楠竹待用。

吉时到了。木工师傅头目用斧头背敲了敲一根中柱,那斧头今天已扎上一条红绸布,喊道:“嗨嗨嗨,竖起房子啦!”寨上叔伯兄弟们齐声和道:“好!”“开工了。”我手中拿着鞭炮点响了,噼里啪啦,热闹非凡。

在鞭炮声和人们的呐喊喝彩声中,一排大柱子共七根慢慢地竖起来了,村上人拉着那几条山藤,轻松地将一排柱子竖了起来。接着十多位叔伯们用肩膀扛起那横扎的楠竹,把整排房柱扛起来,往中间指定地点挪。

同样的方法,竖起其他三排。

当四排都竖起来了,天已亮了,场地上一片欢呼声。

吃过早饭,便弄房子的“过堂方”,所谓过堂方就是每层楼房的连接方条,这样的过堂方每层一根柱子有一根,每座房子都有三至四层。过堂方需用木槌来锤进两边木柱,每层每柱站一个人,一排房柱站了十几个人,为了统一行动打木槌,大家喊着:“嗨,呀,进。”“嗨,呀,进。”那劳动号子像音乐一样美妙。一间房子的两排木柱在过堂方的牵连下,稳固地竖在那里。

同样的方法,连好其他两排。

下午,我的新家新房子,框架式的木楼便搭成了。

接下来是地理先生定房屋的朝向,地理先生他有整套的说法:新屋的屋背是从田边大界下来的一条龙脉,整个寨脉也是这条龙脉;新屋的左边是滔滔的白镐河之水,日夜不停地流进意味着水带金钱来;新屋的右边也是田边大界下来的一条龙脉,叫金凤朝阳,凤头就是拉谢那个石头山嘴,这样的风水是最好最好的了。而旧屋场在马路边十字路底,是一块莲藕叶子,莲藕叶子可积水,但蓄量不大,水多了就会泼出去,而且已经住了几十年,气数已过,所以要搬迁。

此时,地理先生在我家新屋的正中架着罗盘,上面一根红绳,从屋门口拉到屋背,并通过罗盘的指南针来定方向,地理先生有他的说法,当时我很小还不懂这些,只是看人们把整个框架式房屋抬起来,按照地理先生的指点摆放停当。

这一切都弄好了,又放鞭炮。

下一个程序是上梁。

上梁是建新房最热闹的场面,全村老少都来观看,木工师傅头目,手拿一只公鸡,一把利剑,口中念念有词,他在请鲁班师父,请各路神仙。那屋梁是一根特殊的杉木,必须是一株双生树叫作两胞胎的树才能用,染成大红色,梁正中用一块大红布包着铜钱和糯米谷穗。此时,两端各一人抬上去,一层一层地抬上去,每上一层都要听木工师傅的口令。

“上梁、上梁,万物开张。”

“上一步,大发大富。”这是将屋梁抬上第二层。

“上两步,金钱满屋。”这是抬上第三层。

“上三步,三星高照。”这是抬上第四层。

“上五步,五子登科。”这是抬上第六层。

“上六步,六福齐天。”这时已经到屋顶了,到位了。

众人们在下面齐声呼喊:“好呀!”“好!”

屋梁上到最顶上面,架在两边屋柱顶端上。木工师傅也随着同上,此时,木工师傅赤脚踩在屋梁上面,从屋梁的这一端走到另一端,这叫踩梁,一边走一边念念有词:“走一步,大发大富。”“走三步,三星高照。”“走五步,五子登科。”众人在下高声附和:“好呀!”“好呀!”踩梁之后,最后一个仪式是:木工师傅从屋梁上撒下大把大把的铜钱和粑粑。抓一把撒下来,满地的钱币和糯米粑粑,寨里观看的男女老少都可以捡,大家捡、抢,欢声笑语,荡漾在整个新屋。

这种仪式就是图个吉利吧。

这样干了一天,我们的新房终于“大厦落成”。

此时我站在新房门口,落日余晖,照耀着全寨,放眼望去,全寨有20多家都在这个冬天建成了新房子,木工的棚子还搭在田里,从寨头数来,覃启建家、覃启和家、覃启之家、覃启昆家、覃启全家、覃启升家、覃裕学家……一二十家新房子的框架先后都建起来了。对边寨还有梁国忠家、韦顺超家也都在此时先后建了起来。

1962年冬天,那是全寨大建新房的年头,一个寨子同时建了很多新房。

木工班子是八江公社王朝村的,来了几十个木工。侗族擅长木工,他们的鼓楼、风雨桥、木楼全是自己设计、自己施工、自己修建的。侗族木工师傅修建木楼房子没有设计图纸,只要主人家把新房的深度、高度大体上定下来,木工师傅便在心中有了全盘的框架,该有多少根柱子,多少根穿方、多少根过堂方,以及整个房屋的尺寸长短宽窄,木工师傅都标刻在一块长长的楠竹片上,这半边楠竹片上的尺寸,就是整个房子的几十根柱子和几十根穿方、几十根过堂方的尺码。按照这个尺码,一根一根、一件一件先在工棚里制作完毕,并由木工师傅写上标志,竖新房时,木工师傅指点着,哪一根在什么地方,照他的指令施工,居然几十根柱子、几十根方条无一差错,全部准确地安装完毕,真是巧夺天工,令人叹服。

多少年来,不断地传颂着侗族木工的巧夺天工,最辉煌的作品就是三江林溪程阳风雨桥。郭沫若先生凭着程阳桥的照片为之题了一首诗:

艳说林溪风雨桥,桥长廿丈四寻高。

重瓴联阁怡神巧,列砥横流入望遥。

竹木一身坚胜铁,茶林万载茁新苗。

何时得上三江道,学把犁锄事体劳。

这个八江王朝的木工班子仅是侗族工匠的缩影罢了。

就在那几天,我祖父覃贵林和三个叔父的房子也同时建了起来,就在我们家新房的前面,仅隔三尺而已。

木楼房子的特点是最先建成框架,我家新房也是这样。

第二天,钉瓦角,也是全村人来帮工,将屋面上的瓦角全部钉好。

第三天,是拆旧屋的瓦,搬过去,人力挑的。

第四天,是挑瓦、上瓦。我们家也与村上人一样烧制了新瓦,新瓦不足,以旧瓦补充,瓦是人梯传递到屋面上的,整整干了一天,才把瓦传到屋面。

第五天,新屋盖瓦了,也是全村劳动力来帮工,这是规矩,一家一至两人,其实是互相换工而已,你帮我我帮你。这又是一天,整个房屋都盖上了瓦。

到此时,整座房屋才算完工了。

凡是房屋盖完瓦的当天,当晚便是聚会酒席,一般都是几十桌,我家也不例外,当晚摆了三十多席酒,宴请村上兄弟和亲戚。村上的人和亲戚来贺屋,礼品是封包、镜屏、糯米和糯米粑等。

也就是在这一天,我们也算进新屋了,虽然还没有搬进去住,但进新屋的仪式今天是完成了。

此后几天,我们全家都忙着搬家具东西,一天数十趟。按规矩,搬东西时村上人是不来帮忙的,全是自家做的。

我当时年纪不大但也懂事,一个人竟然扛起一根圆形杉木,很重,慢慢地慢慢地扛到了新屋。

从旧房屋拆来板子以及木皮,迅速将新屋围成一个方框,分成几个房,全家便在新房住下了,然后再来慢慢打理完善。

当年,新房子的地址是兑换得来的。我父亲与寨脉村的兄弟商量,以田换田,即旧屋场搬走后要开成水田交给寨脉村耕种,寨脉村则让出拉敢村的水田给我们建房子。

新屋建成后,我父亲与祖父叔叔们都搬进新房。之后,我们便回头将旧屋场开成水田。我天天参加劳动,叔父们说:“大家要留点心眼,开挖屋场整田时看看地下是否有上辈人用瓦罐装银圆金条收在地下。”我当时听了这话,于是总希望能挖出一坛金子来。

那个年代,为了建房子,我父亲付出了全部身心,而我也学着、跟着或被拉扯着做了很多我还力不能及的事。

我们新家是七根柱子,在后面还要加泥墙房。父亲决定加三米左右,用泥土垒成墙。当时,全村人都在建新房,各顾各的,根本没有空闲人手,只能自己做。一副泥墙夹板很重,父亲一个人垒墙,我挑泥巴,墙越上越高了,我挑着一担泥,走在那单薄的墙上心很慌,眼睛不敢望地下,毕竟自己还是一个小孩子啊。直到今天,那老屋还在,那泥墙经过几十年风雨,不行了,我和弟弟于前些年将其改建为木质柱子的房子,那泥墙只是依稀可见其墙基。

盖房的当年,瓦不够,临时用竹瓦代替,我和父亲专门去山上砍楠竹做成竹瓦,一捆捆扛回来,盖上。后来,又过了几年,才换上烧制的泥瓦片。

建新房,最辛苦的是锯板子,特别是松树板。杉木没有那么多,生产队只允许砍松树来锯板。但松树材质坚硬,锯板子是最辛苦的,我们在家里设了锯马,父亲拖着我和他锯板子,我人小,拉锯很吃力,半天下来,手臂都酸了,但我不做,没有人帮父亲,只好忍耐做下去,那新房子有一半以上的木板是我与父亲自己动手锯出来的。

我还学做木工。一些普通的板子屏风是我亲手制作的。我还自己研究制作木楼梯。我老屋那架木楼梯就是我自己设计自己动手制造的,可以说那些年我是半个木工师傅。

新房建成了。我还特地在左排靠后围了一个小房间,2米宽,5米长,约10平方米,是我的卧室也是我的小书房,这个书房至今还保留着,木板屏风上还挂着一些字画条幅。

几十年过去了,老家的老祖屋已不见踪影,映入眼帘的,只是一片稻田,禾青稻黄、春种秋收。然而,记忆里,我们知道,那里曾是祖父覃贵林的房屋和油榨以及父亲的老屋。

1962年大搬迁后,我们住进拉敢村新建的房子,那房子有一半是我亲手建造的,而今也已经几十年了,每次回到老家,看到这些,万分感慨,往事历历在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