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90%类似于黑猩猩，10%类似于蜜蜂？

社会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目前是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的道德领导力教授，写过大量的科学论文和几本心理学畅销书。根据海特对心理学和进化证据的详细分析，人性里面，90%类似于黑猩猩，10%类似于蜜蜂。（当然，这只是一种暗喻的说法。）如同黑猩猩一样，我们非常关心自己的福利和部落，有时甚至不惜诉诸暴力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与此同时，我们的天性也像蜜蜂那样具备集体性的一面。正如海特所说的那样，我们有“群体归属”的倾向。他引用了19世纪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杜尔凯姆的观点。杜尔凯姆认为，人类应该被称为“双重人”（Homo duplex），即人类是一个既能独立存在，又能形成集体认同的物种。其他理论家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即人类经验既有“自我模式”，也有“我们模式”。

我们类似于蜜蜂的一面会呈现在某些特定的环境中，这些环境将我们的意识糅合进了一个共同的体验框架中，比如随着一个共同的节奏跳舞，一起唱赞美诗。一些导致人际边界变得模糊的“环境因素”，如黑暗、酒精、极度疲劳、集体重复运动和某些药物，也会催生一种超越个体的集体意识。异教领袖经常故意创造这些条件，以鼓励追随者之间保持一致性。

当我们的输出（运动、发声）和输入（看到别人的运动、听到别人的声音）具有同步性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突破身体和自我意识的界限，将意识的触角伸入更大的集体。芝加哥大学历史学教授、二战老兵威廉·麦克尼尔在与战友进行机械行军训练时，写下了自己的狂喜体验：“我记得当时到处都是幸福感；更具体地说，由于参与了集体仪式，产生了一种奇怪的个人膨胀感，感觉这比生命还重要。”

在《持久团结：人类历史上的舞蹈和操练》（Keeping Together in Time: Dance and Drill in Human History）一书中，麦克尼尔认为肌肉运动和语言表达的同步性会导致“界限消失”，自我和他人之间不再有严格的区分，共同构成了一个更大的集体意识。他认为，这种做法通过影响人类的情感来增强群体团结，并提供一种强有力的纽带，催生了集体凝聚力。许多士兵都报告说他们对战友怀有强烈的团结感和亲切感。

麦克尼尔认为，不同文化、不同时期的人都发现了动作和声音同步进行的力量，从围着篝火的狩猎到建设金字塔再到军事操练，所有活动都涉及肢体动作的同步性，这让我们觉得自己变得更强大、更有能力，超出了自己身体的能力范围。

记者、学者芭芭拉·埃伦赖希（Barbara Ehrenreich）继承了麦克尼尔的“衣钵”，在《街头的狂欢：集体欢乐的历史》（Dancing in the Streets: A History of Collective Joy）一书中煞费苦心地追溯了狂喜舞蹈从史前时代到现代社会的演变历程。她根据人类学的证据，提出定期与他人一起庆祝是我们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人类的历史记录中，仪式性的舞蹈和集体庆典一次又一次地兴起，但也会一次又一次地被压制，最常见的是强者反对弱者进行这种群体活动。

在被压迫的群体中，及时凝聚在一起组建一个集体，成为确保团结以及反抗主流文化的一种方式。曾经饱受奴隶制压迫的非洲裔美国人创作了劳动歌曲来分享传统，互相帮助，有时分享带有特定编码的信息。这些歌曲经常在重复的、共同的动作中演唱。19世纪末，印第安人的鬼舞如同病毒般迅速传遍了北美洲。那是一种圆圈舞，据说拥有一些神秘的特征，能让人们与逝去的亲人团聚，而且有利于结束白人的殖民统治。它之所以能产生广泛的吸引力，并得到迅速传播，可能与两个因素有关：一个是共同的狂喜运动；另一个是在一个绝望和悲惨的时代，它带给人们一种力量感。

那些支配弱势群体的人经常在弱势群体的集体行动中看到一些令人讨厌的东西，看到野蛮的状态或无节制的性欲。但有些人觉得自己被这类舞蹈深深地吸引住了。比如，作家克林顿·弗内斯曾在20世纪20年代参加过非洲裔美国人的“环形呼喊”，芭芭拉·埃伦赖希引用了弗内斯这样一句话：“我强烈地感觉到一种强大的智慧，一个具有自我意识的实体，逐渐影响人群，控制着每一个人的大脑，包括我自己的……”伴随着旋转的舞蹈，参与者逐渐陷入了一种蜂巢思维，释放自我，融入一个更大的集体。

虽然历史上那种常规的、大型的、有组织的、欣喜若狂的集体仪式可能已经失传了，但即便在现代西方文化中，我们也能找到这种狂热集体仪式的苍白身影。我敢打赌，如果你快速回顾一下自己的生活经历，就会发现几个与这方面相关的例子。我还记得小时候在教堂里唱圣诞颂歌时的那种如同潮汐般向自己涌来的感觉，我能感觉到自己心中的震动，也能感受到来自其他歌声的冲击。我还记得十几岁时去看九寸钉乐队演唱会的情景，当你与其他人伴随着同样的音乐节拍摆动身体时，会收获意想不到的甜蜜感，尤其是当你旁边那个人未来将成为你的丈夫以及你孩子的父亲时，更是如此。

每年夏天，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内华达州西北部的黑岩沙漠，那里将临时搭建起一座“城市”，让人参与一年一度的反传统狂欢节“火人节”（Burning Man Festival）。这种集体仪式将视觉艺术、音乐、创造性和绝对包容结合在一起（如果所传不虚，这个节日还宣称制药业能让生活变得更好一些），鼓励参与者建立一种强烈的、守望相助的社区精神和集体仪式。

甚至现代社会狂热的体育运动也带有人类社会早期祭祀仪式的痕迹。球迷们在脸上画上代表球队颜色的条纹，穿上一模一样的运动服，戴上一模一样的帽子，或许还有其他属于球队的标志，一起吟唱、挥手、起立、呐喊。在赛前聚会中，球迷们如同古代参与类似活动的人一样，也会摆下宴席，并分享一些可以改变思维的物质。

在这些蜂巢式的群体体验中，人与人之间的身体边界似乎被打破了，彼此的意识融合在一起。蜂巢体验背后或许存在多重生物学机制，其中三种可能的原因为内源性（身体自然产生的）阿片类物质、神经肽催产素以及我们的镜像能力。

你可能熟悉内源性阿片类物质，这种物质对跑步者愉悦感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事实证明，当我们作为群体的成员参与共同的运动或活动时，内源性阿片类物质就会被释放出来，比如在跳舞、划船比赛甚至是一起大笑的时候。 这可能在部分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我们觉得这些体验非常有益，并被一股强大的动力驱使着去探寻这其中的奥秘。

催产素是一种由下丘脑产生的神经肽，在分娩、哺乳和性高潮时由脑垂体释放出来。催产素似乎在较为不确定的心理事件中也起着重要作用，如两性的结合、依恋、群体内的团结、群体外的敌意等等。它可能通过模糊自我和他人之间的区别而对社会互动和依恋产生一些影响。 非常美妙的是，当人们和他们的爱犬互相长时间地注视时（应该是满怀爱意），这种物质也会在他们的大脑中释放出来。

20世纪90年代，意大利的一组研究人员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猴子大脑中的神经元不仅会在猴子做出某个动作（比如拿起一颗花生）时被激活，还会在观察到其他猴子或人做出同样动作时被激活（比如看到研究人员拿起一颗花生）。似乎对这些神经元来说，自己做一个动作和看别人做同样动作的效果是一样的。在这项研究的早期，一些人认为这些镜像神经元是大脑特定部位的特殊类型的神经元，负责理解我们观察到的世界以及我们观察到的社会伙伴。一些人认为，这种神经元活动的镜像是同理心的神经学基础。

在早期的研究热潮过后，镜像神经元的概念受到了一些抵制。有些人指出，一个神经元在一个有机体从事某个活动时和观察到其他生物体从事同样活动时的反应相同，这种现象只在猴子身上直接观察到，而在人类身上没有。还有人问为什么这些特殊类型的神经元在结构和功能上与其他类型的神经元不可分割。

马可·亚科博尼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精神病学和生物行为科学教授，也是镜像神经元的主要研究人员之一。他不再把镜像神经元说成是可分离的神经元，而说镜像是一个过程。在其最早的一篇论文中，亚科博尼让受试者在神经成像扫描仪中轻敲他们的某一根手指，然后观看其他人轻敲同一根手指的视频，结果观察到受试者在这两种情况下的大脑活动几乎相同。神经成像技术检测的是流向大脑更活跃区域的血液，因此这种数据并不是测量单个神经元是否更活跃，而是整个大脑区域是否更活跃。这些发现反映了镜像的概念，即无论我们经历了某个事情还是目睹社会上的其他人经历了同样事情，我们的大脑都能做出相似的反应。关于这一方面的论文已经多达数百篇。因此，镜像似乎是我们超社会性的生物学基础之一。

我回想起了自己内心深处发生镜像反应的瞬间：当我在女儿身后倾斜身子，用我的滑雪杖撬开她滑雪靴上的锁时，我的感觉如同是我的父亲在为我做这个动作；当我剥开一只蛤蜊的壳时，能感觉到我祖父那双饱经风霜的手也在做着同样的动作，感觉到这个动作所需要的那种节奏和撬开外壳的角度；当我心不在焉地摘下一片香蜂叶，揉搓它，释放它的香味，闻一闻，再让它飘落到草地上，似乎感觉到妈妈也在做同样的动作。

在这些情况下，神经系统和其他系统可以协同工作，促进社会思维的一致性，在人类的大脑中形成群体的概念。人类不会像鸟类或蚂蚁那样成群结队，而是会通过情绪传染和社会从众（social conformity）的过程产生思维的同步性，从而产生“共同的感受、共同的步调和共同的身份认同”。

然而，这种思维的同步性并不仅仅在大规模的人群或仪式中产生，两个人在一起，或三个人在一起，或者在小规模的群组里，都会发生这种同步性。当人们面对面交流时，往往会模仿彼此的姿势和面部表情，从而产生相似的情绪。多个人走在一起时，步调会趋于一致，很容易会互相模仿举止习惯和说话的节奏，甚至眼神凝视的方式。与他人同步似乎也能促进与他人的联系。当有人模仿我们的身体动作（姿势、手势）时，我们更有可能喜欢他们，并与他们融洽相处。

这种同步性和超社会性意味着即便当我们完全独处时，也不是孤立的，因为思考本身不是孤立的，具有社会性。心理学家迈克尔·托马塞洛写道：“对于人类来说，思考如同爵士音乐家在自己房间的私密环境中即兴创作一段曲子一样。没错，这的确是一种单独开展的活动，但使用的乐器是别人制造出来的，之前曾经与其他音乐家一起演奏，并向其他音乐家学习，而且这种音乐流派之前曾经拥有丰富传奇的历史，曲子是为想象中的爵士乐迷创作的。所以，人的思维是个体在社会文化母体中形成的。”即使在我们自己的内心深处，我们也无法逃避社会性。

人类具有个体性与社会性。我们作为个体经历了世界上的许多事情，但我们也有一种集体的本能去寻找社会环境，像蜂巢里的蜜蜂一样实现彼此之间的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