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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世间的你的头脑

我在一座阴郁的大城市里学了心理学。我们系所在的大楼曾是战时纳粹德国党卫队的总部所在地。城市的这个区域是在昔日贫民窟的废墟上建起来的,如果你仔细看,就能看出端倪——整个街区比其他城区高出了三英尺。三英尺厚的废墟。在那里,我从没感觉舒服过;在新建起的共产主义大楼和破败的广场之间总有一股风,严酷的冷空气感觉尤其苦涩,迎面吹来会刺痛你的脸。就算是重建的新楼,也终究是属于死者的地方。我至今仍会梦到那栋楼,我们上课的地方——宽阔的走道像是用石头刻出来的,被人们的脚步磨得光滑;阶梯的边缘有所磨损;扶手被人们的手掌磨得光润,各种痕迹在空间里留下了印记。也许,那就是我们被那些死魂灵纠缠不放的缘由。

我们把老鼠放进迷宫后,总会有只老鼠做出与理论相悖的行为,完全不管我们那些机巧的设定。它会用两条小后腿站立,对我们放置在试验路径的奖品完全无动于衷;完全蔑视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论,它只会一个劲儿地打量我们,然后转过身去,要不然就转向迷宫中的另一个方向,从容不迫地进行自己的勘探。它会在横向走道里寻找什么,试图引发我们的关注。它会吱吱叫,毫无方向,直到女学生们打破规则,把它从迷宫里拿出来,捧在她们的掌心里。

四肢被摊开、钉住的死青蛙,肌肉会随着电流刺激的节奏弯曲或伸直,但那是以一种尚未在我们的教科书中被描述过的方式——其四肢的动态透露出威胁和嘲弄的意味,分明在抵触我们对纯粹的生理反应机械论的空洞信念。

我们在此学到的是:世界是可以被描述的,甚而被解释,只需用简单的答案去回答机智的问题。就其本质而言,世界是惰性的、僵死的,支配这个世界的是相当简单的法则,假设在公式、图表的辅助下可以办到的话,需要被解释清楚、公布于众的仅仅是这些法则而已。我们要做实验。演算各种假说的公式。证实。我们要遵照引导,摸索深奥的统计数据;听从教诲,学着去相信:只要用这样的科学工具武装自己,我们就能够完美描述发生在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事件——百分之九十比百分之五更重要。

但是,要说现在的我至少明白了一件事,那就是:无论谁想寻找秩序,都该彻底避开心理学。去读生理学或神学吧,你起码还能找到一点坚实的依据——或是物质上的或是精神上的。总之,别在心理学这片不可把握的领域里找。人的心智,实在是个太缥缈的课题。

事实证明有些人说得对:你选读心理学并非因为你想从事这个行当,或出于好奇,或为了帮助他人,真正的原因其实非常简单。我认为所有人都有某种隐藏得很深的缺点,哪怕在别人看来,我们绝对都是聪颖、健康的年轻人,其实缺点被遮掩了,在入学考试时就用绝妙的手法遮掩了。那团紧绷、纠缠的情绪爆裂瓦解时,就像那些时而出现在人体内部、在任何一家自珍自重的病理解剖博物馆中都能看到的奇特肿瘤。然而,万一给我们出题的人也是同一类人,非常清楚他们在甄选我们时究竟做了什么呢?那样的话,我们就将成为他们的嫡系传人。进入第二学年,我们就防御机制展开讨论,发现这部分的心理能量会让我们变得谦卑愚拙,我们这才开始明白,如果那不是为了理性、升华、拒绝——也就是我们放任自己表现的各种小花招——而是恰好相反:仅用诚实且勇敢的眼光,把世界看成它本来的样子,明白没什么能保护我们,那将最终让我们心碎。

我们在大学里学到的是:我们都是由防御、盾牌和盔甲组成的,我们都是一些看似城池,实则仅有墙垣、壁垒、营寨的庇护所。

每一次测试、问卷、试验,我们都会以彼此为研究对象再做一遍,因而,到第三学年末的时候,我已经因为各种毛病而出名了;这就像是发现了自己有另一个名字:召你加入秘密会所的那种秘密名字。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不曾实践自己研习的这门行当。在某次远行中,我没钱了,被困在一座大城市里,一边当女服务员,一边开始写书。那是一个写给旅行者看,而且本该在火车上看的故事——不妨说是我写给自己看的。就书而言,它像小巧精致的点心,可以让你一口吃下去。

我能够集中注意力,在一段时间里化身为某种巨大的耳朵,聆听呢喃、回音、耳语和穿过四壁传来的远处的声响。但我始终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作家。生活总能与我保持一臂之遥。我顶多只能找到它的尾迹,发现它抛弃的旧皮囊。等到我可以确定它的方位了,它早已逃之夭夭。我能找到的,只是它曾经逗留此处的标记,俨如公园树干上某些人留下的“到此一游”的涂鸦。在我写下的故事里,生活会演变为不完整的故事,梦一般的情节,会从不知其所在的遥远场景,或一看就知道的典型场景里浮现出来——因而,几乎不可能从中得出所谓的普世定论。

任何尝试过写长篇小说的人都知道,写作是艰苦的重任,毫无疑问,也是让一个人永不得闲的最糟糕的方法之一。你必须时时刻刻待在自己的内心,自拘于孤绝境地。写作是可控的精神错乱,偏执狂的强迫工作,我们通常认为作家会有的羽毛笔、忙碌和威尼斯面具一概全无,相反,作家系着屠夫的围裙,穿着橡胶筒靴,手持剥除内脏的屠刀。从作家所在的地下室里看出去,你连路人的脚都看不清楚,只能听到人家鞋跟着地的踢踏声。偶尔会有人停下脚步,弯下腰,往地下室的窗里瞧,那么,你多少能瞥见一张人脸,说不定还能聊上几句。但说到底,心神已完全被自己的戏占据,亲自摆布舞台,再匆忙上阵,独自演出,临时拼凑的珍奇柜里塞满了奇奇怪怪的人:作者和角色、叙述者和读者、描述者和被描述者;那些脚、鞋、鞋跟和脸孔迟早都会化为那场戏里的道具。

我一点儿也不后悔对这种古怪的职业兴趣渐浓,反正我也当不成出色的心理学家。我从来都不知道该如何从某人的脑海深处提取出一幅幅家庭旧照,更不知道该如何诠释。别人剖白心迹通常只会让我烦闷,但又苦于坦承这一点。但若坦白地说,实际上,我倒很情愿把这种倾诉关系颠倒过来:对他们讲述我自己的事。我要时刻防备自己,以免突然抓住病人的袖子,打断她的陈述:“我没办法相信你!我会有完全不同的反应!而且,你也不会相信我刚做的梦!”或是这样:“先生,你对失眠症有多少了解?而且,你把那种反应称为‘恐慌症发作’?你肯定是在开玩笑吧。我没多久之前倒有过一次恐慌,但从另一方面说……”

我不懂如何倾听。我观察不到界线;我会陷入移情。我不相信统计出来的数据,也不相信被证实的理论。对某人性格的假设概括总让我觉得太过简略。我总是把看似清晰的东西模糊掉,去质疑无可辩驳的论点——这就是我的习惯做法,任性乖张的精神瑜伽,感受内心转折时无法言喻的快感。我会带着疑虑,检验每一则评判,斟酌每一个观点,直到最终发现我一直想找到的答案:没有一个是正确的,全都是假说,冒牌货。我不想要既定观念,它们只是超重的行李。在辩论中,我一会儿持正方观点,一会儿又持反方观点——我知道,辩友们因此从不把我当自己人。我见证了一种发生在自己头脑中的奇特现象:我越想找出论点,脑海中就会冒出越来越多的反面论据,我越是执着于那些有利的观点,与其对立的观点也就越来越有吸引力。

叫我完成所有那些心理测试就够难了,我又该如何去分析别人呢?人格诊断,问卷调查,许多道多项选择题,这些对我来说都太难了。我立刻注意到自己有这种障碍,所以,在大学里,每当学生们要互相分析以作训练时,我都会随意地给出答案,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所以,我得到的是最古怪的人格侧写——坐标轴上呈现出不规则的曲线。“你相信最好的决定也就是最容易更改的决定吗?”我相信吗?什么样的决定?更改?什么时候改?怎么叫做最容易?“走进一个房间时,你通常会径直走向中央,还是靠墙?”什么房间?什么时候?房间是空的,还是摆放了几张豪华的红色长毛绒沙发?有没有窗呢?窗外的景致如何呢?还有类似这样的刻板问题:我宁愿读一本书,也不愿去参加派对吗?答案取决于那是本什么书?又是场什么样的派对?

这是什么样的方法论啊!心照不宣地先假定人们不了解自己,但是,假如你用足够机智的问题塞满他们的脑袋,他们就可以找出自己的真相。他们给自己摆出一道问题,再给自己一套答案。于是,他们就会在不经意中向自己揭露在此之前一无所知的那个秘密。

而且,还存在一种危险得可怕的假设——假设我们是恒定的,我们的各种反应都是可以被预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