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赖心狠罪难逃

明宣德二年（1427），即位不久的宣德帝亲自过问了一个案件，不但为十几个人洗刷冤屈，而且将秉公执法的官员流放辽东。冤屈得雪当然令人们拍手称快，而秉公执法的官员被流放，人们也拍手称快，就不得不让人思考了。

当时在江苏常州府宜兴县有个名叫刘贵的无赖，是一个大光头，专好杀人放火，嫁祸生风，只要心中毒起，定会蝎尾蜂针，不蜇人不罢休。平日间大模大样，走在街上，来到城坊，不知道有多少人要奉承他。谁都知道，沾上他，喜运变霉运；染上他，得财变伤财；躲着他，无风三尺浪；避着他，平地起风雷；只有奉承他，才能免除祸灾，所以都纷纷奉承他，实际上是避祸之道。不过，也有一些天不怕、地不怕、鬼神虎豹都不怕的人，那就是县学的生员们。

能考中县里的生员，已经很不容易了，因为大县的名额只有四十个，中县三十个，小县二十个。生员虽然算不上是有权势的人物，但却是本县的知识阶层，他们的舆论往往会影响到县太爷的进退，而且他们可以参加科举，其前途也难限量，所以县太爷出于自身利益上的考虑，对生员多采取姑息纵容的态度。很难说县太爷看得起生员，但县太爷一般都不招惹他们。宜兴县偏偏有一个叫余丽卿的生员，仗着自己年轻，家境富裕，比起别的生员，更加气盛一些。他看到刘贵在市井横行霸道，就愤愤不平，每每见到刘贵欺男霸女，一定上前去理论，时常将刘贵告到官府。这刘贵也是个人物，虽然他经常被抓到县衙门去问罪，但罪责重时不过挨上几板子，罪责轻时仅仅受到申饬，最终县太爷还是要把他释放了，因为他所犯的罪，顶多是“不应”，最重也就是杖八十，更何况衙门内上上下下，都不愿意惹上这个无赖。如果惹上他了，今日家里不知道哪里被泼了一桶粪，臭气烘烘；明日衣衫上不知道被谁弄上油漆，清洗不掉；后日菜肴里不知道被谁放了苍蝇，让你恶心。故此，行刑皂隶在县太爷的指令下，不得不打刘贵几板，但刘贵出了县衙，皂隶们便要在酒馆备酒席给他压惊，频频地向他赔礼道歉。余丽卿哪里知道这些，还以为自己是除暴安良呢。

余丽卿偏要在虎嘴上去拔毛，龙口里去挖珠，已经使刘贵气恼，所以刘贵要寻些罪过陷害他。不过，余丽卿是财主出身，有钱必财大气粗，是生员也会恃才傲物，行商坐贾对他客客气气，县太爷对他也是待之以礼，再加上县里的生员都是他同窗朋友，定然会相互扶持，所以刘贵想扳倒他，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别看刘贵年仅四十岁，却有五个如狼似虎的儿子，大的二十二岁，小的十六岁，仗着这些儿子凶猛，刘贵才能横行市井，上阵父子兵嘛。见到父亲被余丽卿告到县衙，挨了板子，刘大气愤不过，就要找余丽卿拼命。刘二虽然才二十一岁，但老谋深算，深得其父亲的真传，他劝住哥哥弟弟们，不要莽撞行事。刘二认为，如果打人，必定触犯王法，若是打死人，则要抵命，这是得不偿失的办法。要是罗织罪名，将余丽卿告到县衙，他有权有势，一般的罪名也告不倒他。所谓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刘二认为，只有谋反大逆之罪，才能斩草除根，既能够雪恨，又能够得到一笔意外之财，因为按照《大明律》的规定：有能捕获谋反大逆罪犯者，民授以民官，军授以军职，还将犯人财产全给充赏。知而首告，官为捕获者，止给财产。我们虽然不能将余丽卿当作谋反大逆犯加以捕获，但是首告他谋反大逆之罪，由官府将之正法，我们就能得到其财产。问题是如何找到余丽卿谋反大逆的罪证。

《大明律》虽然禁止官员宿娼，却不禁止生员、举人、进士这些有功名、没有当官的人嫖妓。余丽卿少年书生，当然也不能免俗，在青楼与一个名叫倚妆的妓女打得火热。身为秀才，不会像一般的嫖客那样，倚仗自己的钱财，借酒撒泼；也不会动辄指挥狼仆，打砸勒索，声扬送官；他们总会找些所谓的才女以撑门面，以表明自己风雅。倚妆原来是好人家女儿，只因连遭兵火，地方残破了，父母各不相顾，逃窜东西，不知下落，因此被人转卖给青楼，却也是会作诗写字，算是妓院的才女了。

余丽卿恋上了倚妆，两个人在一起作诗写字，一帮妓女也都来附和。众妓女都能作上几句诗，余丽卿便生了心思，想在妓院内将妓女们分出高下来。秀才有什么本事，不过是醉心科场，所以对科场那套规矩烂熟于胸。余丽卿想到开科举，选拔优秀的妓女当女进士，并且分出名次，便紧锣密鼓地筹备起来。考试之前，还在妓院内张贴告示云：“为科举事，今将科场一应听用职事员役开列于后。”准备齐全，有什么提调女官、唱名女官、散卷女官、受卷所女官、弥封所女官、巡绰东文场女官、巡绰西文场女官、总理内供给所女官、分理外供给所男官、搜检女丁、女监军、把守东文场女丁、把守西文场女丁、把守头门男役、把守二门男役、把守东栅男役、把守西栅男役，共计五十二名。可以说整个妓院都忙活此事，也可见余丽卿财大气粗，挥金如土了。

余丽卿的所作所为，不过是在妓院附庸风雅，摆摆排场，最多算是个风流罪，也不会受法律制裁，但在刘二的眼里，这可是绝好的机会，因为私设官僚，擅开科举，聚朋结党，是朝廷关注的大问题，不但挑战官府的权威，而且有谋反大逆之嫌。如果是谋反大逆，不但要不分首从皆斩，还要株连家族。控告谋反大逆罪名，因为牵涉家族乃至宗族的生死，所以官府为了取证，对首告重罪的人要进行刑讯。要知道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刘贵不可能让儿子们去首告，当即挺身而出，要知道他在宜兴县充当无赖三十载，经过了多少打打杀杀，才能成为宜兴县的恶霸，挨些板子对他来说，是家常便饭。如果将余丽卿告到宜兴县衙，刘贵等于是飞蛾扑火，县太爷肯定不会相信一个无赖的话，更何况县太爷刚刚惩处了他，所以，刘贵就想到了巡按。

明代巡按是代天子巡狩，“所按藩服大臣，府州县官，诸考察举劾尤专，大事奏裁，小事立断”，是一方的太上皇，所在之处称为察院，或者是按院，其权力尤大。刘贵来到察院门前擂起鼓来，高喊有重大机密禀告。巡按怕有什么紧急的军情，慌忙出堂开门，抓他进去，发现是一个告状的人。惹得巡按怒气冲天，且不问他的曲直，先令手下人将刘贵打五十大板，然后再来问话。为什么要先打五十大板呢？因为按照《大明律》的规定：“凡军民词讼，皆须自下而上陈告。若越本管官司，辄赴上司称诉者，笞五十。”不到县衙门去告状，直接到巡按处告状，就是越诉。刘贵是何许人也，五十板子对他来说，是小菜一碟，所以他一边挨打，一边喊叫：“地方谋反大事，小的如何不冒死禀明，就是打死小的，也不敢不讲，还望老爷详察。”巡按一听是地方谋反，当然不敢疏忽，当即威吓刘贵说：“谋反大逆是重罪，非同儿戏，身家性命只在顷刻之间。如果没有确凿证据，希图陷害良民，本院立时将你反坐。”那刘贵不慌不忙，膝行上前禀道：“小的怎敢撒谎。现今本处有一个余秀才，唤名丽卿，家资巨万，暗结凶徒，举动不良，久怀异志。如今他明张榜示，盗窃名器，大集党徒，号令歃血，委实反情已露，方敢据实报明，实在不敢陷害他人。”说罢呈上余丽卿在妓院张贴的告示。

巡按看过告示，见上面罗列各种官役五十二名，并不知道这是余丽卿在妓院所为，以为是他私下设立科场，违禁自行科举之事。再看刘贵挨了五十大板之后，还能侃侃而谈，言之凿凿，也就相信了。巡按不敢怠慢，当即派遣佐贰官，率领兵丁前往捉拿榜上各犯听审。余家根本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哪里会有防备，结果被兵丁拿个正着，个个五花大绑，被押送到察院。也合当此案应有转机，那天余丽卿与朋友喝酒，没有在家，听说巡按派兵抄了自己的家，也知道自己回去就等于送死，所以匆匆逃跑，前往京城寻找亲友帮忙。

谋反大逆重罪，按照《大明律》是要凌迟处死的，因此必须进行刑讯逼供。看到巡按怒气冲天的样子，行刑皂隶岂敢懈怠，更何况余丽卿逃跑，其家被抄，更没有人用钱财来打点，皂隶们岂能手下留情？当下就打死余家的家丁，在榜上有名的男役五名。其余的人刑讯以后，都屈打成招了，被押入宜兴县监狱，等候朝廷令下，另行处置。那个时候的县监狱，肮脏不堪，万恶聚集，管理者专制恶劣，名曰地狱，是恐怖、残暴、滥用酷刑的处所，所以在县监狱又死了八人。十三条人命，就在巡按不详查实情，听信诬告的情况下命丧黄泉的。

如果巡按仔细调查，就会发现，这不过是一群书呆子的把戏，在妓院设酒聚欢，找些妓女凑兴，即便是不该冒窃了朝廷的名器，也不应该治他们谋反大逆罪，充其量也就是个违制，将生员革去功名，相关人等进行杖责而已。但巡按却不分青红皂白，先来个大刑伺候，以致连毙五命，在县监狱又瘐死八人。既然事情已经闹大，也就不能就此收手，因为屈打成招不可怕，怕的是屈打成招的人翻供，或者是去告御状。为了自己的身家性命，巡按是不肯更正自己的错误的，所以将案情故意夸大，申报朝廷，等候圣裁。按照《大明律》规定，刘贵首告有功，应该将余丽卿家的财产赏赐给他，巡按的裁定，使刘贵凭空得到万贯家财。

天下极贵的人，可以荣我辱我；天下极贱的人，亦可以生我死我。余丽卿因为刘贵诬告，只身逃到京师，想想自己的亲友就是因为自己一时毫无顾忌，在妓院开科举而身陷囹圄，如今自己是有家难回，有冤难申，也是垂头丧气。就在此时，他遇上自己的恩师鲁易水。鲁易水原本为宜兴县教谕，因为都察院左都御史刘观的举荐，得以来京城为官，虽然在太常寺这样闲散的衙门任职，但认识刘观，也就有了申冤的可能。

刘观，北直隶雄县人，洪武十八年（1385）进士，在官场上也是起起伏伏，曾经当过县丞、监察御史、佥都御史、知府、户部右侍郎、左副都御史、礼部尚书、刑部尚书，也曾经被贬为刑部吏员，但后来又官复原职。左都御史，当时是都察院的长官。《明史》将刘观列入贪墨之臣。当时天下承平，官员们追求享乐成风，由于当时没有禁用官妓的规定，官员们宴会聚乐，均以奢侈相尚，歌妓满于宴席之上。刘观更是私下接受贿赂，放纵巡按御史们贪污受贿，自己坐享其成。既然刘观好财，事情就好办了。余丽卿家乡的财产虽然被抄没了，但在外的买卖没有受到牵连，还是有些钱财的，所以余丽卿通过自己的座师，向刘观行贿。刘观得到银子，也就同意复查此案。那么因为诬告余丽卿而得到一笔横财的刘贵一家人是不是坐享其成，面对官府的复查而无动于衷呢？

按理说刘贵得了一笔大财，完全可以奢侈生活一生，但飞来之财不可受，得到就会有报应。刘贵乐极生悲，不久染上时疫，一命呜呼了。刘大、刘二等兄弟，依然横行霸道，为害闾里。朝廷派来钦差查核，对相关的人证重新审讯，便可以确定余丽卿等人在妓院开科举是实，但定为谋反大逆则未免过重，因为他们不过是文人自吹自擂，嫖客显富胡为，最多问个“不应”之罪，轻则笞四十，重则杖八十，巡按裁断有误。问题是参与刘贵诬告的刘大、刘二，也不能让他们逍遥法外，刘贵已死，刘大、刘二不断狡辩，说他们只是控告了余丽卿的所作所为，并没有讲是谋反大逆，是巡按自己判断，与他们无关，不但将责任全部推在巡按身上，而且装出无辜的样子。钦差御史非常恼怒，动用大刑，才使他们认罪，便按照《大明律》，将二人拟为绞刑。巡按也是朝廷钦差，因此钦差御史无权审问他，便将巡按带往京城，请旨再行审讯。刘贵已经死了，刘大、刘二入狱，剩下的刘三、刘四、刘五，也不是善茬，兄弟三个人来到京师鸣冤，刘观也不能一手遮天，只好将此案奏报宣德皇帝。

宣德皇帝看到此案已经冤死十三人，而主犯却没有得到法律的制裁而得病死去，那十三条人命总应该有个交代，所以下旨云：“人情孰不畏死，其杀人多矣。此若幸免，平民何辜？处决如律。”也就是说，人哪里有不怕死的呢？这个案件杀了这样多的人，如果让他们幸免，受诬告的平民如何能够申冤呢？一定要按法律处决。

宣德皇帝的圣旨，既宣告了刘大、刘二的死刑，也牵连承办此案的巡按。按照《大明律》的规定，身为监察的官员犯罪，应该是罪加二等。此案不能确定巡按当时是否受赃，但罪加二等的原则不能改变。按照《大明律》的规定，巡按至少要承担失入的责任，也就是在罪犯之罪上减三等量刑。按理来说减三等，再加二等，等于是减一等，这样的话，谋反大逆罪要凌迟处死，减一等也免不得要处以斩刑，但该律还规定：若未决及囚自死，又减一等。刑讯打死人，算是邂逅致死，司法官无罪，而囚徒在监狱瘐死，算是自死，也就是没有将人犯处决，按照规定，通算可以减四等，风宪官罪加二等，还是能够减二等的，似此就应该将巡按判处绞刑。但是《大明律》“五刑”条内没有凌迟处死的规定，死刑就是斩、绞二等，凌迟处死没有被纳入死刑等级，因此没有将巡按定为绞刑，而是在杖一百、流三千里罪上加重处罚，发遣到云南烟瘴地区充军，当官的终究可以免于一死，也算是官官相护吧。这正是：

魑魅魍魉能作祟，牛鬼蛇神也为仇。

此案的诬告，起自无赖刘贵，但余丽卿也不是没有责任。余丽卿读了几本圣贤书，得了个生员功名，就以为天底下唯我独尊，干出在妓院开设科举的荒唐事，被无赖利用，被诬陷谋反大逆，再遇上一个昏官酷吏，如果当时就被捕获，一顿乱棒被打死，也只能冤沉海底了。幸亏宣德皇帝能够明察秋毫，面对刘观的奏报，不惊不怒，一句“平民何辜”，就了结此案，却也开始怀疑刘观。不久，宣德皇帝召见大学士杨士奇、杨荣，问为什么现在贪浊成风，而如今又是谁最贪浊呢？杨荣直截了当地说出了刘观。经过核实，刘观枉法收受贿赂达千金之多，这在宣德年间可是个大数目，因为那个时候物价低廉。本来宣德皇帝要将刘观处死，杨士奇、杨荣却为其求情，结果是被流放到辽东，最终客死他乡。可见恶人报应，毫发不爽。刘观虽然按照制度对这个案件进行复核，弄清了真相，也使恶人受到法办，但这种拿人钱财才按制度办事的做法是不可取的。他贪财受贿已经犯法，即便没有违反制度规定，也是以权谋私，所以古代有贪赃枉法的法律，也有贪赃不枉法的法律。即便是按照制度办好事，只要贪赃就是犯法，更何况将办事与金钱结合起来，没钱不办事，办事为了钱，公权力成为生财之道，这种选择性办事的官不会给政权带来任何好处，宣德帝将刘观清除，是正确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