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文化现代化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开始于“内外交困、国将不国”的历史阶段，内部缺乏先进成熟的经济政治结构，外部没有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地位，经济落后、政治腐朽、文化封闭，带有明显后发外源特点。基于这种历史性的国情，人类历史的具体实践已经向我们证明现代化的实现必须要依赖强有力的政党领导才能实现。(21)作为这样一个强有力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在近百年的发展历程中始终带领中国人民进行无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建设，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生态等领域取得了突出了现代化建设成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忘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历史使命，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根本目标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大方面提出了“五位一体”的战略格局。其中，文化现代化为每一种现代化的发展模式提供了思想支持与价值引领，内含最复杂、最艰难也最重要的发展要素。目前学界普遍认为，文化现代化是一个国家或民族以提高人的综合素质为根本内容、以推进人文环境优化为基本手段，以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为根本目的的文化实践活动。(22)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中国文化最危亡的历史时期，既为中国文化所孕育，又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肩负着引领和建设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历史使命。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进入新时代，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驱动的全球化展现出更多元复杂的文化环境，不同的社会思潮和民族文化空前交融，这也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在文化现代化的建设过程中面临更多机遇和挑战。可以说，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过程是与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相统一的，始终代表中国文化的前进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和领导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本质规定。(23)所以，想要更好地标定中国文化现代化所处的历史方位、明确中国共产党在其中必须承担的时代使命、明确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我们必须要总结和反思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文化现代化历史进程中发挥的重大作用，才能进而认清现实困境，思考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基本路径，理解新时代党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兴盛繁荣的现实意义。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化发展道路的抉择与对先进文化的开辟是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基本主题。中国共产党诞生初期，李大钊、陈独秀、李达、瞿秋白等党的早期领导人将马克思主义从新文化运动与五四爱国运动中纷繁复杂的思想论证中凸显出来，将文化的关注点直指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和时代问题的解决，主张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必须要建设新的文化，必须要突破“中西之辨”的思想藩篱，开辟出不同于中西文化的第三种文化，以思想革命的形式探索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化体系。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虽然地主阶级和新兴资产阶级的政治主张都宣告失败，但由此衍生的东方文化派、儒家复兴论、教育救国论、实业救国论等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24)，然而由于它们都缺乏最广泛的阶级力量和最先进的思想理论作为支撑，所以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在具体的革命历史实践中经得起广大中国人民的选择和考验，也只有马克思主义可以指导中国真正走上胜利的轨道。当然，文化不是凭空产生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25)，科学的理论需要时刻同具体的实践相结合才能绽放出应有的时代华彩，无论是20世纪30年代冒着白色恐怖逆流而上的左翼文化运动，还是抗战时期的文化，都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唤醒民众意识、焕发人民爱国意识所做的伟大探索。总的来说，战争时期文化现代化的突出成就就是富有时代特色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特点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形成。在它的指引下，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带领中国人民推倒“三座大山”的伟大历史实践中时刻关切劳苦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根本诉求，坚持以传统的思维方式和人民能接受的民族语言表述传播马克思主义，坚持依托革命的不同阶段和不同地区的具体环境筹划具体的文化政策，在与封建旧文化、帝国主义外来文化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作斗争的同时时刻以内容丰富、有时代特色的文化形式感染和服务广大人民群众。这些思想集中体现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报告中，它们规定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无产阶级属性，同时着重强调了文化的革命性、民族性与大众性，既为革命的最终胜利提供了思想保障，又在根本上解决了人民群众的文化诉求，填补了中华民族缺失的信仰之源。同时，中国共产党在这一阶段就打下了时刻保证政党自身思想水平先进性的优良传统，刘少奇同志就强调，“共产党员应该具有人类最伟大、最崇高的一切美德”(26)。当然，由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只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阶段，新民主主义文化在意识形态上也不属于社会主义的文化形态，但它依旧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世界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部分。它所始终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对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批判性的继承和吸收的原则和文化大众化的前进方向为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的建设时期对文化现代化的引领确立了基本的价值原则、奠定了基本的思想基调。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如何实现革命时期的革命文化向执政阶段的发展文化转移成为这一阶段文化现代化的基本主题，强烈的震荡和反思是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旷日持久的战争结束后，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首先要面对的就是如何将新民主主义文化平稳过渡到社会主义文化，这是与经济上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同步进行的一次文化革新。总的来看，在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发动这一阶段，文化改造和发展的步伐扎实而稳健，并成为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现代化的根本遵循，可以主要总结为三个主要方面：一是通过毛泽东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五次斗争真正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新中国的意识形态主导地位，明确了中国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二是以“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的大布局与知识分子政策与“向科学进军”的具体策略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划定了民族性、科学性、大众性和民主性的基本属性；三是明确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创新的文化方针，真正指明了中国文化的综合之路。这一阶段党的方针路线精确地认清了中国当时所处的特殊历史时期和文化建设过程中必然面对的阻碍，正确的把握了文化现代化对弥补人民战后的文化需求、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虽然有碍于抗战刚刚结束的历史惯性和执政经验的缺失，导致在一些问题的理解上还存在极端化的倾向，但整体上取得了非常突出的初创成果，具有相当的开创和奠基作用。但随后，一些有益的文化成果没有被很好地贯彻和实施，最终接连爆发了“反右”扩大化和“文化大革命”，之前文化改造的突出成果被异化为两个方面：一是“左”倾错误占据上风，文化的发展建设被错误拖拽到意识形态斗争的战场，严重混淆了学术研究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二是以文化发展为切口开展政治斗争，严重挫伤了知识界的研究热情，置换颠倒了文化与政治的关系，使文化的现代化发展失去独立性。总体来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初期，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进程中探索和反思是主旋律，年轻的中国既经历了最自由的“双百”时期，也经历了黑暗的“文革”阶段，既奠定了基础、锚定了方向，也走了弯路、经受了挫折。
改革开放后，文化现代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紧密相连，逐步成为激发全民族创造活力的动力之源，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这一阶段的主旋律。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社会剧烈转型，随之而来的是文化环境的空前复杂，不同的思想充分涌流和交融，文化的古今“中西之辨”在改革开放之初再次成为知识界和思想界主要话题，“儒学复兴论”和“全盘西化论”一时风起。但与当时不同的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已经对这个问题做了充分解答，加之沉重的历史经验，党的第二、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文化领域拨乱反正的同时冷静沉着地实现了文化建设从服务“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服务国家中心工作的转变，以“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开端的先进文化指导思想的重塑，“二为”方向、“双百”方针的重新确立，科学教育事业的重新整顿都说明中国的文化建设成功地从政治附庸的倒置地位解放出来，获得更为独立的发展空间，中国文化的发展在这一阶段实现了一次伟大的转型，既厘清了探索时期存在的问题，又在对外开放国策确立的基础上实现了与世界文化的广泛联系。当然，机遇和挑战往往相伴而行，中国文化赖以生存的土壤再一次发生变化，内有腐朽的落后文化死灰复燃，外有裹挟西方主流价值观的外来文化“虎视眈眈”，这一现状为中国共产党加快实现文化现代化的转型、积极探索先进文化的构建提出了崭新的要求。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这一阶段做出了很多突出的历史贡献：一是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提出“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二是充分吸取历史经验，在具体实践中不失时机地提出加强物质文明建设同时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文化现代化的发展实际有机联系在一起；三是进一步突出科学技术发展和文化创新发展的纽带关系，形成了尊重人才、重视科技的良好文化氛围；四是着重强调了文化工作的人民性、科学性和时代性，在继承和发展中赋予了文化现代化伟大的历史使命。2000年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通过“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精准概括和把握了中国共产党在文化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继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同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政治建设相联结，系统阐释了文化建设的地位和作用，通过文化体制的改革不断完善和推进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和发展。这段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一方面通过完善和制定相关决议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基本理论，同时总结和深化了社会主义文化的理论内容，强调其必须承载的价值核心属性，在真正意义上指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理论路向；另一方面将文化的建设与党的自身建设有机结合，将文化的发展水平与综合国力有机结合，将文化的传承和创新与中华文明的接续和民族文化世界化有机结合。既明确了时代赋予中国共产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推进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历史使命，也将党的前途命运同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连接起来。
回顾十八大以前党的历任领导集体在文化现代化推进道路上做出的伟大探索，我们不难发现中国文化现代化的突出特点与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政党属性不谋而合，两者相互依存、共同发展。这也要求我们党在新时代必须继续承担新的文化使命，直面文化现代化建设道路上遇到的各种各样的时代性难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不断进行文化创造，实现中国文化新的历史性飞跃。最近十年，随着全球化背景下东西方话语逻辑的冲突日益加剧和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科学技术的信息化水平日益完备，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内外部压力日益加深，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的冲突尤为显著，国家对富有创造力的文化成果的需求与人民对具有中国特色的高水平文化产品的需求空前高涨。所以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继承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文化强国的道路上提出了一系列有着鲜明时代特色、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充分满足人民需求的新思想与新举措，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等各方面作出理论分析和政策指导，一方面有助于我们充分而全面地认识、理解和总结新的时代环境下中国共产党如何领导和推进中国文化现代化，另一方面也对我们总结性地把握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推进中国文化现代化的伟大使命和先进经验有充分意义：
其一，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指导地位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道路中国文化现代化的理论起点和行动指南。通过对历史的梳理和经验的总结，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离不开中国文化近代化的突出成果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导，中国文化现代化事业的稳步推进与马克思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不断涌现也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就强调：“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既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27)这既是时代赋予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也是中国文化现代化经过长期历史检验后的必然选择。同时，我们也应明白，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先进性与科学性赋予了中国共产党破除思想藩篱、不断创新领导方法的强大力量，使中国文化现代化得以可能。所以，党在十九大报告中首先强调的就是必须牢牢把握住文化工作中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切实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28)，同时也要保证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可以真正武装全党头脑，永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底色。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才能在党总领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作用下有效贯彻，中国文化现代化的道路才能走得坚实。同时，这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道路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在接续奋斗中总结的宝贵思想财富，是在贯穿中国近现代历史始终的文化价值取向之争中党的人民的最终选择和根本坚持。面对当下改革开放日益深化、文化思潮选择日趋多元、文化格局深刻变革的基本环境，我们只有坚定不移地走好这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道路才能抵住诱惑、步履坚定的履行党的文化使命，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过程中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协调发展，使中国文化在传承发展中永葆时代风采与社会主义的鲜明本色。
其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人民的主体地位是中国文化现代化力量之源。马克思告诫我们，人的全部社会生活都是实践的，人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主题；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与发展既离不开中国文化的肥沃土壤，更离不开亿万中国人民的支持和推动。所以，只有具有“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29)的人民群众才是中国文化现代化实现的真正主体。这就要求我们要始终坚守“以人民为中心”这一条不变的发展红线，一方面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和理想信念教育，为广大人民树立正确的文化观念，真正做到“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30)；另一方面也要在社会主义文艺工作的开展与文化事业、文化产业的发展中充分信任和依靠人民的力量，“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31)，最终在漫漫历史长河的考验与见证中交上人民充分满意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现代化答卷。
其三，在建立和坚定文化自信基础上，加快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培养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是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在党的十八大、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党的十九大等重要场合，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在面向现代化的文化发展过程中，必须时刻坚定文化自信，切实构建中国文化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支撑作用；在主观上提高认识、坚定信念、精准匹配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32)，切实推动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全方位提升。这一方面要求我们既要避免堕入历史虚无主义的深渊，理性的了解和认识其他文化，也要在充分阐释和运用自己的思想与理论的过程中为世界提供中国的智慧与方案。同时，“所谓人的现代化是人在适应社会发展中努力提高自身素质与能力的过程”(33)。所以文化育人必须时刻要以“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人的时代新人”(34)为着眼点，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符合时代要求的思想政治教育规范和引导人；时刻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以优秀文艺作品切实提升人们的道德水平、知识水平和文明修养，使中国文化现代化的火炬能够接续传递、生生不息。
其四，坚持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中国文化现代化的优良传统与根本遵循。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开启于文明间的激烈冲撞，正是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使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得以理性融合借鉴，这也是共产党人对待中华传统文化与西方优秀文化成果的优良传统与先进经验。回顾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什么样的文化适合现代社会的发展？怎样对待本民族的历史文化？怎样对待外来的异质文化？在处置中外文化冲突中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35)这些问题始终伴随着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进程，甚至在改革开放以来，这些问题尤为显著。中国共产党给出的解决方案也一以贯之的延续了党的优良传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中，传统文化的传承保护和文化开放水平的切实提高就是应对之策。当今世界，全人类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灿烂而伟大，中国与世界也越来越在文化的教育和文明的联系中逐渐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文明间的交流融合与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是世界文化现代化必须要经历的一步，也是人类社会实现真正转型必须要经历的一步。因此，新时代党要在文化领域继续坚持开放的对外环境，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基本方针，在文化的创造和创新中不断借鉴、吸收和反思各国文化的优秀部分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时代精华，使中国文化能够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实现真正的进步与飞跃。
其五，全面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切实提升文化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动力保障。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必不可少地需要面对文化领域时刻存在的矛盾和冲突。完善的文化体制机制，成为确保强大的文化生产力、建设文化强国的根本保证。党的十九大明确指出，在文化现代化的具体实践中，必须“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加快构建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体制机制”(36)。更重要的是，文化治理能力表现为党和政府必须具备的现代化治理能力，是文化政策部署、应对文化突发危机、保障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改革发展的必备能力。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中国文化现代化进入新时代，我们必须构建和完善足以匹配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要求的文化现代化治理体系，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提升文化治理法治化、规范化水平，充分利用信息化平台，增强文化传播力和影响力，以喜闻乐见的大众文化，满足不同群体多样性的文化需求。(37)特别是在文化体制机制的改革过程中，真正发挥党在推进文化现代化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纵览全局、协调各方的核心作用，真正实现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与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协同共进，书写中国文化灿烂壮丽的新篇章。
(1)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4页。
(2)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0页。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68页。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6页。
(5) 齐卫平：《论中国共产党推动文化现代化的历史作用》，《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
(6) 丁伟志：《中国文化近代转型的启示》，《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年第6期。
(7) 丁伟志：《中国文化近代转型的启示》，《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年第6期。
(8) 《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95页。
(9) 《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11页。
(10) 《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5、560页。
(11) 《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06—518页。
(12) 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
(13) 张星久：《中国政治思想史》（近现代部分），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40页。
(14) 何党生：《近代中国文化选择视阈下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学理论》2010年第4期。
(15) 《李大钊文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60页。
(16) 尹德树：《论近代中国文化范式的转变》，《长白学刊》2014年第5期。
(17) ［日］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96页。
(18) 卢先福等：《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史纲》，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版，第106页。
(19) 《李大钊全集》第3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51、285页。
(20) 李汉俊：《我们如何使中国底混乱赶快终止》，《民国日报》1922年1月1日。
(21) 杜艳华：《中国现代性的样态与特质》，《科学社会主义》2017年第3期。
(22) 许煜华：《新时代习近平文化现代化思想探析》，《学理论》2018年第3期。
(23) 齐卫平：《论中国共产党推动文化现代化的历史作用》，《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
(24) 刘仓：《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文化发展道路》，《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理论研讨会文集》，2011年6月。
(2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页。
(26) 《刘少奇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33页。
(27)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1页。
(28) 同上书，第41—42页。
(29) 习近平：《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3月21日。
(30)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2页。
(31)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5日。
(32) 刘建军：《论当代中国人文化自信的来源》，《文化软实力》2016年第1期。
(33) 许煜华：《新时代习近平文化现代化思想探析》，《学理论》2018年第3期。
(34)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2页。
(35) 齐卫平：《论中国共产党推动文化现代化的历史作用》，《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
(36)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3页。
(37) 邓纯东：《当代中国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理论反思》，《湖湘论坛》201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