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闭关年代的中国与世界

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就有将近四千年之久。

“中国人从来就是一个伟大的勇敢的勤劳的民族，只是在近代是落伍了。这种落伍，完全是被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政府所压迫和剥削的结果。”⁽¹⁾

1840年（清道光二十年）爆发的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的开端。自从中国的大门被英国侵略者用鸦片和大炮轰开之后，中国便由一个封建社会，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毛泽东精辟地指出：“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²⁾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八十年的历史，既是一幅血迹斑斑的图画，也是一篇雄伟壮丽的史诗。

早期欧洲旅行家关于东方奇富的神话，一直像磁力那样吸引着西方。然而，十九世纪以前，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中国，并没有成为资本主义殖民势力的囊中物。历史进入十九世纪之后，双方力量对比发生了巨变：封建主义的清王朝，经历“康乾盛世”而日趋衰落；欧美资本主义各国，却因工业革命而迅猛发展。在落后挨打的情况下，中国被迫同侵略自己的西方世界打交道。

“康乾盛世”的中外关系

十七世纪四十年代，世界的东方和西方，几乎同时发生了两件大事。在东方，是1644年（清顺治元年）清军入关，定都北京，建立了中国封建社会最后的一个王朝清朝；在西方，是1640年（明崇祯十三年）英国国王与国会斗争加剧，不久爆发内战，从而开辟了资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新时代。

清朝开国之初，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曾经有过一番兴旺的气象。康熙皇帝（1662—1722年在位）励精图治，对内重视安定统一，发展社会经济，对外维护国家主权，抵抗侵略，有效地遏制了来自海上和沙皇俄国的殖民扩张。到乾隆皇帝（1736—1795年在位）初期和中期，国势达于鼎盛。这一百多年，史称“康乾盛世”。

远望这一时期的西方：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先后向海外扩张；十八世纪后半期，又接连发生英国工业革命、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资本原始积累和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西方资产阶级驾着炮舰，在全球各地掀起殖民掠夺的凶涛恶浪。

海盗与商人一身而二任，是西方殖民者的本来面目。十六世纪初，欧洲发现了通往亚洲的新航路。1514年，第一艘葡萄牙船绕过非洲好望角，沿着明朝“三宝太监”郑和下西洋和中国南方对印度洋帆船贸易的航线，驶抵广东。到达不久，他们就强占海岛，盗窃行旅，掠卖人口。1553年，葡萄牙人借口“舟触风涛”，要晾晒“水渍贡物”，用欺诈和贿赂广东地方官吏的手段，租占了澳门。随后，西班牙（1575年）、荷兰（1601年）、英国（1637年）、法国（1698年）、美国（1784年）的船只，先后闯入中国东南沿海。1624年，荷兰殖民者侵占中国台湾南部；1626年，西班牙殖民者侵占中国台湾北部。1637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武装船队，由威得尔（John Weddell）船长率领，首次来华。他们刚到中国，便炮击虎门炮台，击沉水师船只，还焚烧官署，劫掠商船。连西方学者马士、宓亨利也认为：“中国对于西方国家的看法，由十六世纪葡萄牙人的半海盗行为、十七世纪西班牙人的血腥屠杀，以及荷兰人的胡作非为所形成；而英国人却是1637年用大炮打开通商门径的人。”⁽³⁾

西方殖民者的海上入侵和强盗行径，激起中国军民的义愤和反击。1662年2月1日，郑成功（1624—1662年）在台湾各族人民密切配合下，经过八个月的战斗，打败了殖民军，迫使荷兰总督投降，收复了台湾。

1808年9月，当英国兵船十三艘、士兵三百名在澳门登陆，10月又侵占虎门时，清军立即发炮抵抗，调兵二千六百名严加防范。两广总督下令停止广州英船开舱起货，人民拒绝供应侵略军粮食、物品，迫使英军在12月全部退出。英商亦具结认罪，表示今后“断不许兵船再来滋事”。

在进行武装挑衅的同时，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也曾尝试由外交途径来敲开中国的大门。1793年8月，英国派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使团到达中国大沽口。英王乔治三世（George Ⅲ）在致中国乾隆皇帝的信中伪善地说，他之所以遣使来华，目的绝非谋求扩充本国领土，亦非谋求获取外国财富，而只是为了“研究世界各地的出产，向落后地方交流技术及生活福利的知识”，“与世界各国和平共处”。⁽⁴⁾“和平”的词句掩盖不住侵略的野心。9月中旬，马戛尔尼在热河行宫两次谒见乾隆皇帝后，终于向清政府提出了开放宁波、舟山及天津为通商口岸，割舟山附近海岛一处以屯货，割广东省城附近一处供英商居住，裁减关税，自由传教等侵犯中国主权的无理要求。对此，清政府断然拒绝。乾隆皇帝在给英王复信中表示：“天朝尺土，俱归版籍”，原定通商制度，不能改变。

除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海上侵略外，沙皇俄国从十七世纪中叶起，也由陆路觊觎中国的领土。

沙皇俄国原是欧洲东部的一个封建农奴制国家，它本来同中国并不接壤。十六世纪八十年代，沙俄越过欧、亚交界的乌拉尔山，向西伯利亚扩张。1643年，第一批全副武装的沙俄侵略者一百一十多人，在瓦西里·波雅科夫（Василий Поярков）率领下由西伯利亚入侵中国黑龙江流域。匪徒们烧杀劫掠，甚至像“吃人生番”一样，在这年冬天吃掉了五十多个中国居民。此后，在沙皇政府的支持下，叶罗非·哈巴罗夫（Ерофей Хабаров）又于1650年纠集一批俄国哥萨克窜入中国境内，强占黑龙江上游北岸的雅克萨，修筑城堡，起名阿尔巴金。

沙俄的疯狂入侵，自始就遭到中国达斡尔、赫哲、虎尔哈族等各族人民的坚决抵抗。清政府曾通过外交途径，要俄国人撤出中国领土，但遭拒绝。康熙皇帝决定出兵反击，遏制沙俄在黑龙江地区的扩张。1685年6月，中国军队发炮轰击雅克萨，俄国侵略军被迫投降。在摧毁了沙俄侵略据点雅克萨城堡后，中国军队退回瑷珲。沙俄政府无可奈何，只得坐下来谈判。1689年（清康熙二十八年），中俄签订第一个边界条约，即《尼布楚条约》，划定两国东段边界以外兴安岭至海、格尔必齐河和额尔古纳河为界，从法律上肯定了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的广大地区都是中国领土。1727年（清雍正五年），中俄又通过谈判，订立《布连斯奇条约》，划定了西起沙宾达巴哈、东至额尔古纳河的两国中段边界（这段边界目前大部分已成为蒙苏边界）。至于西部，当时中国的疆界在巴尔喀什湖，沙俄的势力尚未到达咸海，两国之间的疆界还相距很远。这一时期，沙俄对中国黑龙江流域和滨海地区虽然虎视眈眈，垂涎三尺，但却因为自己心有余而力不足，不敢轻举妄动。

由上可见，从清王朝建立到十八世纪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武装入侵和外交讹诈，并没有能打开中国市场的大门；沙俄侵占中国领土的野心，也未能得逞。在处理和西方各国的关系时，清朝还是一个有自卫能力的主权国家。

清王朝由盛转衰

十九世纪之后，封建主义的中国和欧美资本主义各国的差距越来越大了。随着生产力发展的一快一慢，国力对比的一升一降，中外关系的格局，产生了巨大而急遽的变化。

事实上，乾隆末年，清王朝已明显地由盛转衰。自嘉庆朝（1796—1820）至鸦片战争前夜，整个封建制度已危机四伏。

以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为基本特征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一直是中国封建时代的社会经济基础。从明朝中叶开始，中国封建社会母体内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到鸦片战争前夜，在丝织、棉纺织、陶瓷、煮盐、采铜冶铜、采铁冶铁、制茶、制糖、造纸、木材加工等行业中，更出现了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工场。但是，与占主要地位的封建自然经济相比，它们只是汪洋大海中几个若隐若现的小岛而已。清政府一直推行“重农抑商”政策，把先进的工业技艺视为“奇技淫巧”。根深蒂固的封建势力，阻碍了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

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特点之一，是地主阶级、贵族和皇帝拥有最大部分的土地，而农民则很少或者完全没有土地。这种时张时弛的土地兼并、集中现象，到了十九世纪初又十分惊人。据1812年（清嘉庆十七年）统计：直接、间接掌握在皇帝手中的土地，竟达八十三万顷（每顷一百亩）。其他大地主大官僚也占有大量土地，北方的官僚豪富，有的拥地数百万亩，或“膏腴万顷”；江南一带，豪强兼并，土地集中在百分之一二十的人口手里，以致“田主不知耕，耕者多无田”。⁽⁵⁾乾隆末年，由政府掌握的人口骤增至三亿一千三百二十八万，而耕地和生产的增长却有限，也给社会带来了极大的负担。在日益加重的地租、赋税、徭役和高利贷剥削下，人民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

保护封建剥削制度的清王朝，是一个君主专制政权，鸦片战争前即已腐朽不堪。外迫强敌，祸在眉睫，清王朝依然昏昏沉沉。道光皇帝（1782—1850）虚骄自大，封疆大吏闭塞无知，他们之中的许多人甚至连英国在世界上的什么方位都不知道。吏治黑暗，贿赂公行，朝廷充斥“除富贵而外不知国计民生为何事，除私党而外不知人材为何物”⁽⁶⁾的老朽官僚；地方官吏，“为大府者，见黄金则喜，为县令者，严刑非法以搜括邑之钱米”。⁽⁷⁾

国家政权的主要成分军队，也逐渐瘫痪。以刀、矛、弓箭、短剑、藤牌、甲胄和少量火绳枪、滑膛炮等老式兵器装备起来的八旗兵、绿营兵，鸦片战争前夕约有九十万（内八旗兵为二十二万）。不仅兵器落后，而且营务废弛，百弊丛生。当时任鸿胪寺卿的黄爵滋奏称：“今日之兵，或册多虚具”，或“粮多冒领”，或“老弱滥充”，或“训练不勤”，或“约束不严”，“凡此诸弊，悉为兵蠹，稍有缓急，其何可恃？”⁽⁸⁾驻防京城的八旗兵，竟三五成群，手提鸟笼雀架，终日闲游，甚而相聚赌博。有些海防要塞，使用的还是三百年前的旧炮。至于沿海水师所用战船，大多是以“薄板旧钉”制成，“遇击即破”。这样的军队，除了扰民劫财，已经没有什么抵御外来侵略的能力了。

为了维护封建专制统治，镇压和消弭汉族知识分子及其他反抗势力的“排满”思想，清朝统治者从入关之初，就采取怀柔与高压相结合的手段，实行严厉的文化专制政策。他们不仅竭力宣扬孔孟之道，特别提倡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程朱理学，规定科举考试按朱熹集注的“四书”章句命题；而且大兴文字狱，对稍有不满情绪，略为讥评时政，甚至完全无辜的知识分子，罗织罪名，屠戮株连。清朝皇帝通过软硬兼施的手法，笼络与镇慑封建士大夫，培养为清王朝尽忠效劳的奴才。封建士大夫被迫面向故纸，背对现实；或沉湎科举考试，猎取功名利禄；或从事繁琐考据，不敢触及政事。他们闭目塞聪，孤陋寡闻，甚而“不读秦汉以后之书，更不考地球各国之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完成工业革命，而清王朝却还在顶礼膜拜儒家的“四书”“五经”。知识分子的头脑被禁锢，言论被钳制，思想界和学术界怎么能不万马齐喑！

随着封建王朝统治危机的加深，人民再也无法照旧生活下去了。从嘉庆朝（1796—1820）开始，到鸦片战争爆发前，广大农民在北方以白莲教为主，在南方以天地会为主，不断揭竿起义，反抗地主阶级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1796年爆发的白莲教起义，以“兴汉灭满”为宗旨，声势浩大，烽火燃遍湖北、四川、河南、陕西、甘肃五省，卷入斗争的农民先后有几百万。清政府花了九年时间，用去军费二万万两白银，才于1804年将这场起义镇压下去。1813年爆发的以林清、李文成为首的天理会（白莲教支派）起义，波及直隶、河南、山东等省。10月8日，京郊一支农民起义队伍，以太监为内应，在陈爽率领下“突入紫禁城”，至今隆宗门匾额上还保存着他们当年射的箭头。清王朝“祸积有素”，封建制度已经快走到它的尽头。

欧美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

正当清朝国势江河日下之时，英、法、美等国的资本主义却在迅猛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⁹⁾

英国资产阶级掌握政权后，为了争夺海上霸权，扩张和掠夺殖民地，从十七世纪五十年代至十八世纪六十年代，先后打败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以及法国，成为显赫一时的“海上霸王”。在血腥的资本原始积累的基础上，英国从十八世纪六十年代起开始工业革命，用机器工业逐渐代替工场手工业。到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这个过程大体完成。据统计：1835年，英国已拥有蒸汽机一千九百五十三台，纱锭九百万枚，年产生铁一百零二万吨，煤三千万吨。这时，英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强大、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它的炮舰走遍全球，它的工业占世界总产量的一半，它的贸易额在各国对华商务中居压倒优势。适应炮舰政策和经济掠夺的需要，英国的军事工业也在急速发展。当时，它已经拥有主要靠帆力航行，但也装备了蒸汽机的海军舰船，这种两层或三层的木质装甲舰船，每艘配备几十门精良大炮，陆战部队则使用新式的来复枪和各式大炮。作为这一切条件的综合，英国成为资本主义对华侵略的急先锋。

法国经过1789年资产阶级革命，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了道路。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起，工业革命在国内大规模地进行。到1830年，法国拥有蒸汽机625台，1837年生铁产量达59万吨；从1815—1840年，棉织品的产量也增加了三倍。鸦片战争前夕，法国的工业产量在世界上已居第二位，但对东方的商品贸易额仍很小。

美国资产阶级是在1776年独立战争后取得政权的。鸦片战争前，它的对华贸易额仅次于英国而占第二位。美国运来中国的货物，主要是北美的人参、毛皮、棉花，南洋的檀香，从土耳其转卖的鸦片，以及从英国贩运的工业制造品；带回去的则是中国的茶叶、生丝和“南京布”（即土布）等。优厚的利润和美国政府的保护与帮助，使美国资产阶级“把中国看成是一个不可限量的销货市场”。⁽¹⁰⁾

随着近代工业的迅猛发展，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不可克服的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日趋尖锐。1825年，英国爆发了世界资本主义史上第一次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1836年，英国兴起了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政治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即宪章运动。为了摆脱危机，增加利润，英国资产阶级除了对内加紧压榨本国工人外，对外更加疯狂地侵略扩张。

列宁深刻地指出：“资本主义如果不经常扩大其统治范围，如果不开发新的地方并把非资本主义的古老国家卷入世界经济漩涡之中，它就不能存在与发展。”⁽¹¹⁾中国与亚洲四邻各国，有遭受西方资本主义侵略的共同命运。特别当英国用火与剑巩固了自己对印度的殖民统治，并于1819年占领通往远东的重要基地新加坡，1824年部分占领缅甸，1838年侵入阿富汗，将势力推进到中国海疆和边邻之后，神州大地就成了西方资本主义尤其是英国的直接侵略对象。1828年，注重经世之学的包世臣，已敏锐地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英夷去国五六万里，与中华争，势难相及。而新埔（即新加坡）则近在肘腋，易为进退”。他大声警告清廷：“十数年后，虽求如目前之苟安而不能。”⁽¹²⁾

考察十九世纪头四十年的历史变迁，比较两种社会制度的发展趋势，到鸦片战争前夕，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中国封建社会在衰落，而西方资本主义在发展。一个落后了，成为弱者；一个先进了，成为强者。“打落后者，打弱者，这已经成了剥削者的规律。这就是资本主义弱肉强食的规律。”⁽¹³⁾正是在中西易势，力量对比愈来愈不利的情况下，中国碰到了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这个凶恶的对手。

闭关政策与中英贸易

清政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外实行闭关政策。这一政策在不同时期曾经有过不同的内容，起过不同的作用。

清初，东南沿海有郑成功、张煌言领导的武装抗清斗争。1656年（清顺治十三年），清政府厉行“海禁”，片板不许下海，目的全在防止闽、粤、苏、浙等省沿海人民与台湾抗清斗争联系。因而当郑克塽（郑成功之孙）降清后，清政府即于1685年解除海禁，开粤海（广州）、闽海（漳州）、浙海（宁波）、江海（云台山，即今连云港附近）四关，作为外商来华通商口岸，并许中国商民出洋贸易。1716年（清康熙五十五年），清政府禁止商船到西方殖民者控制下的南洋吕宋（今菲律宾）、噶喇巴（今爪哇）等处贸易，但对东洋的朝鲜、日本、琉球以及越南的贸易，仍照常进行。

对外关系上实行严格意义的闭关政策，是在十八世纪中叶。1757年，乾隆皇帝下令封闭江、浙、闽三关，只留粤海关广州一口对外通商。1759年，两广总督李侍尧上奏乾隆皇帝，在广东颁布了《防范外夷规条》。其后，清政府又陆续颁发《民夷交易章程》（1809年）、《防范夷人章程》（1831年）等，对外国人的商务活动、居留期限、居住场所、行动范围、华夷交往等，作了苛细而繁杂的规定。这些规条的核心，是从维护天朝封建体制出发，防范和管制外国人的行动。构成闭关政策的另一项措施，是1760年在广州恢复的公行制度。公行，是经清政府登记认可，由专营对外贸易的行商（亦称洋行、洋商、洋货行）组成的垄断性组织。它具有亦官亦商的职能：清政府给参加公行的行商以包办一切进出口贸易的独占权，公行商人则对清政府承担一定的义务，如担保外商缴纳税饷、规礼，负责约束外人在广州的起居行动，充当清政府与外商间一切交涉的中间人等。上述规条章程和公行制度，一直延续到鸦片战争爆发后，才被打破。

清代闭关政策的形成，并非历史的偶然。一方面，它是落后的闭塞的封建自然经济的产物。封建统治者在简单再生产的磨盘上转圈，在自给自足的庄园内昏睡，既不了解世界大势的发展，也不依赖外国商品的进口，因而乾隆皇帝1793年在复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信中，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¹⁴⁾甚至像林则徐这样有远见的人，鸦片战争前也曾认为：“我中原数万里版舆，百产丰盈，并不藉资夷货”，如果封关绝市，那就“各国生计，从此休矣”。⁽¹⁵⁾另一方面，闭关政策又是清朝统治集团民族狭隘性的表现。这个统治集团不仅对汉族人民非常疑忌，就是对充当臣仆的汉族地主官僚也深具戒心。它企图通过“海禁”、“闭关”，将国内汉人与外界完全隔绝，以防他们内外联结，形成反清力量。只是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对华侵略的日益迫近和愈加狂暴，闭关政策在后期才具有维护国家主权的自卫性质。

闭关政策虽曾作为一种消极防御手段而起过一定的民族自卫作用，但它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前进和发展，也起了严重的阻碍作用。因为，它作茧自缚，不利于中华民族同世界各民族的正常交往，不利于中国人民了解世界，走向世界，学习世界各民族优秀的思想文化和先进的科学技术，借以取长补短。闭关自守和狂妄自大是互相联结的，近代中国的落后挨打，与这种状态不无关系。

1757年，也就是清政府下令闭关的同一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占领了鸦片产地孟加拉。东印度公司创立于1600年，是英国侵略远东的巨大殖民机构。它有“皇家特许状”，有军队和舰队，“除了在东印度拥有政治统治权外，还拥有茶叶贸易、同中国的贸易和对欧洲往来的货运的垄断权”。⁽¹⁶⁾直到1834年取消专利权之前，东印度公司一直垄断英国对华贸易，而它在中国方面的对手则是公行。

十八世纪中叶以前，在广州与中国进行海上贸易的西方国家，没有一个在贸易额上占绝对优势。工业革命后，英国资产阶级竭力向中国推销产品、收购原料，对华贸易额急剧增长。鸦片战争前夕，中外海上贸易的百分之八十是中英双边贸易。这种情况（不包括鸦片走私），从下列统计表⁽¹⁷⁾看出：

从中英贸易的商品构成看：由英国本土来的，主要是毛织品（各种呢绒）和金属品（以铅料、锡料、铜料为主，包括少量金属制品，如刀以及钟表等，没有机器）；由印度来的以棉花为大宗。由中国输往英国的货物，以茶叶为大宗，其次为生丝、土布，此外还有一些零星货物，如丝织品、陶瓷、糖、大黄、樟脑、水银，等等。中国封建自然经济对外来商品有顽强的抵抗力。广大农民，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过着“晴事耕耘，雨勤织绩”的生活。他们“以织助耕”，不但生产自己需要的农产品，而且生产自己需要的大部分手工业品，因此，中国市场的大门，远不是英国的王牌工业品（如毛织品之类）所能打破的。相反，中国出口的茶叶、生丝、土布及其他土特产，却在西方销路畅通，很受欢迎。这样，鸦片战争前的近七十年里，如果按中英之间正当商品的进出口贸易计算，除少数几年外，中国长期处于出超的有利地位。不少外国商船来中国做生意，所载货物不多，大量带来的倒是银元。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对英贸易每年还保持出超二三百万两白银的优势。

掠夺是一切资产阶级的生存原则。英国资产阶级对中国这块肥肉早就馋涎欲滴，然而用外交讹诈，打不开中国市场的大门；用一般商品的“重炮”，也摧毁不了中国自然经济。为了追逐利润，扭转贸易逆差，最大限度地掠夺中国人民，英国资产阶级竟向中国大量走私特殊商品鸦片，并为了维护罪恶的鸦片贸易，用大炮对中国发动了赤裸裸的侵略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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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5页。

(2)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95页。

(3)　［美］马士、宓亨利合著：《远东国际关系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74页。

(4)　［英］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40—41页。

(5)　吴梃：《因时论十》，《皇朝经世文续编》第35卷，第2页。

(6)　魏源：《默觚下·治篇（十一）》，《魏源集》上册，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66页。

(7)　张际亮：《答黄树斋鸿胪书》，《鸦片战争时期思想史资料选辑》，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6页。

(8)　《综核名实疏》（道光十四年四月初一日），《黄爵滋奏疏许乃济奏议合刊》，第36页。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6页。

(10)　［美］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60—61页。

(11)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545页。

(12)　包世臣：《致广东按察姚中丞书》，《安吴四种》第35卷。

(13)　《论经济工作人员的任务》，《斯大林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7页。

(14)　王先谦：《九朝东华录》（乾隆朝）第47卷，第16页。

(15)　《谕各国商人呈缴烟土稿》，《林则徐集》，“公牍”，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59页。

(16)　《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20—821页。

(17)　据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