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经典‘中国儒家经典’英语文库”
总 序
作为儒家核心基本典籍的“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五经”（《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及其承载的思想观念、价值判断与伦理规范，早已化入中国人的血液中，成为中国与中国人的文化基因。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以“四书”“五经”为核心的儒家经典塑造了中国和中国人，是千百年来源远流长的中国思想文化的根本原典。
我们早已走出古典跨入现代。由于种种原因，我们一度放弃了对这些经典及其思想观念的习读与接受，将它们束之高阁。但是经典的精神脉动从未曾消失，其思想的烛照也没有熄灭，它依然流淌在我们的血液中，深住在我们的灵魂里。当下强调复兴传统文化、回归传统、重拾传统的文化反思潮流，正是基于这一民族内在的共同文化基因。重温先民们习诵过且内化于心、外致于用的经典，无疑是回归传统、重拾传统的正确做法和途径。
当然，今天我们重新拿起“四书”“五经”，显然不是如古人那样习诵，也不是如古人那样指向仕途，而应该在更加广泛与开阔的世界文化视阈中，以一种全新的态度、立场与方式进行研读。一百多年前刊行的理雅各的“四书”“五经”译本，无疑是一个值得尝试的选择。理雅各的“四书”“五经”译本十分特别，不仅有“四书”“五经”原文与英译，正文中还有大量评论性注释。这就使得理雅各的译本不仅是停留在语言层面的文字翻译，还是学术层面上的考察与研究。
1845年末，在香港的苏格兰传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因病返回英国休养，1848年7月返回香港。在返港途中，经过深思熟虑，理雅各决定开始翻译中国典籍。他首先从儒家经典“四书”入手，继而“五经”，然后及于道家、佛教等其他中国典籍。1861年至1872年的11年里，理雅各翻译了儒家经典的“四书”和“五经”中的《诗经》《尚书》《春秋》，以“中国儒家经典”之名由香港伦敦传道会印刷所先后印刷出版。1879年，理雅各完成《易经》与《礼记》的翻译，被收入牛津大学比较宗教学家、东方学家麦克思·穆勒主编的“东方圣书”系列丛书之中，由伦敦克勒瑞敦出版社出版。理雅各也因此成为第一个独立完成中国儒家经典“四书”“五经”完整英译的西方人。三十余年后，伦敦克勒瑞敦出版社对“中国儒家经典”进行再版，理雅各仅修订了其中的第一、二卷。除“四书”“五经”之外，理雅各还翻译了《孝经》《道德经》等中国典籍。
在理雅各翻译“四书”“五经”的过程中，不得不提到一个叫王韬的中国人。王韬（1828—1897）出生于清朝道光年间的苏州，1845年考取秀才。1849年，英国传教士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1796—1857）聘请王韬到上海墨海书馆工作。王韬在墨海书馆工作13年，协助翻译英文书籍，为西学东渐做出了贡献。1862年因支持太平天国，王韬被清廷追捕，被迫逃亡香港，得到时任香港英华书院院长理雅各的帮助，并协助理雅各翻译中国经典。由此，开始了东西方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
1868—1870年，王韬和理雅各一起在苏格兰待了两年，其间两人合作完成了《诗经》《易经》《礼记》等中国经典的翻译。1870年，王韬随理雅各返回香港，理雅各重新主持英华书院。工作之余，二人继续翻译。1873年，理雅各返回英国定居，王韬则把书院的印刷设备买下来。次年，王韬创办了《循环日报》，这是世界上第一家由华人出资创办的成功的中文日报，王韬也因此被尊称为中国第一报人。1879年，王韬还应邀去日本考察四个月。1884年，王韬回到阔别二十余年的上海，次年任上海格致书院院长，直至1897年5月去世。巧合的是，同年11月，远在英国的理雅各也溘然辞世。一百五十多年前，两位不同国度、不同文化背景的思想家，因为对文化传播事业的热爱走到一起，谱写出一段中西方文化交流史上的华彩乐章。
自理雅各“中国儒家经典”译本首发，时间已过去一百五十多年，包括“四书”“五经”在内的中国典籍，虽然已产生了一些新的英译本，但理雅各的译本仍被认为是中国儒家经典的标准译本，仍然是西方人了解东方文明和中国文化以及中国民族伦理道德最可靠的原典，其里程碑意义也因时间的淘洗与检验而更加清晰和毋庸置疑。理雅各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中国典籍翻译以及他返英后长达二十余年的牛津大学汉学教授生涯，不仅推动了西方对中国及中国文化的了解与认知，而且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汉学，并持续地影响了西方汉学的发展，在东学西渐以及中西方文化交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全球化已成为历史必然、东西方交流更加密切的今天，一方面，东西方之间的沟通与了解要广阔和深邃许多，但无疑也还存在着一些无法跨越的文化障碍，在某种层面上，我们依然要面对一百多年前理雅各面对的问题。比如，如何面对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与冲突，在交流与对话中应该以何种态度对待异质文明；另一方面，对于一个有着深厚传统文化积淀的民族而言，在我们民族内部，也存在如何面对现代文明与古老传统之间的差异与冲突的问题，也存在作为现代人的我们如何对待传统、与传统文化进行交流与对话的问题。因而，重读理雅各的中国儒家典籍译本，回顾与总结理雅各的中国儒家典籍研读、翻译之路，相比于对理雅各的缅怀、对其中国典籍译本学术成就以及历史地位等方面的关注，我更愿意把目光投向理雅各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工作的起点，了解他是以何种态度和立场面对中国、中国文化和中国传统典籍特别是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儒家经典的。
理雅各决心开始翻译中国典籍的时代，中国与西方的交流显然不是在平等的地位上开始与推进的。西方用坚船利炮叩开中国与西方的交流之门，因而处于一种居高临下的势位，是主动的、强势的；反之，中国则是被动的、弱势的。在这样一种情势下，回顾理雅各研读、翻译中国经典的历史过程，有一点特别让人感动和赞叹，那就是，理雅各始终秉持平等、没有偏见的态度，以谦逊、谨慎的姿态审视中国、中国文化与中国典籍，在客观、包容的理念下研读、翻译中国典籍。
理雅各的基督教传教士身份、他对基督教的虔诚以及自身的基督教修为所具备的人格与品性，应该是他采取并秉持这种平等态度与客观立场的身份与心理基础。理雅各开始研读、翻译中国典籍首先是从其传教士的立场出发，为了更好地在中国传播基督教。在“中国儒家经典”这套系列图书第一版第二卷中，理雅各明确指出翻译中国儒家经典的必要性，他认为这是世界上其他国家了解古老中国及其深厚文化的重要途径，而传教士也可以借此获得更多的智慧，从而大大促进未来的传教工作。[1]当然，撇开宗教目的，了解中国与中国文化的渴望才是其真正动力。在日记中，理雅各曾表示过他看待中国文化的态度：他是以哲学而非哲学家的眼光看待中国，他渴望了解中国的语言、历史、文学、伦理与社会形态，因为中国对他来说是个伟大的故事。[2]在理雅各看来，研读儒家经典是了解中国语言、历史、文学、伦理与社会形态最好的途径和方式。艾约瑟博士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中国经书的地位无异于基督徒心中的《圣经》，英语专业学生心中的莎士比亚，穆斯林心中的《古兰经》。[3]
此外，在长达三十余年对中国儒家典籍的研读和翻译生涯中，随着研读的深入，理雅各不断修正自己的认识，这一点更是难能可贵。他对孔子的评价就是典型一例。在“中国儒家经典”初版第一卷“序言”中，理雅各对孔子是持批判态度的；而在1893年修订版第一卷“序言”中，理雅各改变了对孔子的看法, 对孔子表达了由衷的推崇，用语也变得小心翼翼，唯恐自己的认识不够深入，表达不够准确：“希望我没有不公正地对待他。对他的性格和观点研究得越多，我就愈加敬重他。他非常伟大，总体来说，他对中国人的影响巨大而有益；而对于我们这些自称信仰基督的人而言，他的教诲也是重要的借鉴。”[4]
理雅各在西方汉学的建立与发展、在中学西渐以及中西方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意义与巨大影响，无论是在西方还是中国学术界，都已有十分广泛和深入的考察与研究，此无须赘言。然而，在理雅各的“四书”“五经”译本修订出版之际，回顾与总结理雅各的中国典籍研读、翻译之路，在致敬先贤与经典、文化怀旧与传承之外，我们之所以强调理雅各在研读、翻译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中国典籍的实践中的态度和立场，是因为理雅各平等、不带偏见的态度，谦逊、谨慎的姿态，客观、包容的立场，对于今天习读“四书”“五经”，无论是那些来自不同文化环境的西方读者，还是早已走出古典、已与传统文化有了隔膜的中国读者，无疑都仍然具有启示和借鉴意义。
古代文学研究专家
辽宁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熊 明
2016年于耕烟堂
[1]见James Legge: The Chinese Classics, Vol.2, 1st edition.Hong Kong: London Mission Society Press, 1861. p.95.
[2]见Lauren F. Pfister, "Some New Dimensions in the Study of the Works of James Legge (1815-1897): Part I", SinoWestern Cultural Relations Journal, xii 1990, PP.30-31, Note 10.
[3]见Joseph Edkins. Dr. James Legge. North China Herald,1898-04-12.
[4]见James Legge, "Prolegomena", The ChineseClassics: with a Translation, Critical and Exegetical Notes,Prolegomena, and Copious Indexes. Vol. I, 2nd edition.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893. p. 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