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为何无法成为父母

眼下，为何一旦成为父母就会被孤立

以生下头胎为契机，有四成女性会选择“生育离职”，合计有七成女性处于待业状态。根据国立社会保障及人口问题研究所的《第14回出生动向基本调查》（夫妇调查，2010年）所示，这一状况已持续近30年，从未改变（图1-3）。这是构建出“不让生育的社会”的根本原因。

此外，她们在待业之前面临的错综复杂的情况也是一大问题。当然，有的女性出于专心育儿的考虑，自愿离职，还有不少女性却是为“妊娠解雇”“育儿离职”所迫，不得已退出劳动市场。根据三菱UFJ调研咨询株式会社《关于两立支援⁽¹⁾诸问题的综合调查研究》（2008年，厚生劳动省委托调查）显示，关于“按拥有孩子前就业形态的不同，妊娠或生育前后离职的理由”，公司正式员工中，每4人里有1人回答“虽然很想继续工作，但工作和育儿实在难以兼顾，因此选择离职”（26.1%），每10人里有1人是“被解雇、被劝退”（9%）。考虑受雷曼事件⁽²⁾的影响，上述比例还会增加，而紧随其后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便是“孤独育儿”。

御茶水女子大学受文部科学省委托，曾做过“协调对性别差异敏感的工作方式与生活”项目中《关于工作与生活的平衡调查》（2011年）。据调查显示，尽管大学毕业后成为公司正式员工的女性达到75.4%，婚后这一数值却降至66.3%，生育前1年继续降至41.4%，而产子1年后甚至降到21.3%。由此可见，从就职到产后1年的这段时间，多达五成的正式员工从公司辞职。大学毕业生中，女性待业比例为2.8%，结婚时为5.9%，产后1年则大幅攀升，达到57.4%。无论哪份调查，所示结果都大同小异，即有六至七成女性在产后短时期内处于待业状态。孕妇与产妇（怀孕中与产后不足1年的女性）的离职，也为职场带来某些变化。原本一天中大部分时间都应待在职场的孕妇、产妇及哺育婴儿的“新手妈妈们”，这时却从职场回归家庭，她们的同事、后辈也由此失去了学习妊娠、分娩、育儿等基本知识的机会。

于是，婴儿理所当然变成来自异世界的存在。位于东京都内的“府中之森　土屋妇产科”诊所所长土屋清志指出：“来我们医院的孕妇中，有六成在抱自己孩子之前从没有怀抱婴儿的经验。”

事实上，随着采访次数增加，我们发现二三十岁的单身男女会异口同声地说：“婴儿和小孩好像异次元世界的生物。”他们也无法判断在街上看到的婴儿已经出生几个月，无法判断蹒跚学步的小孩是一岁还是两岁。与婴幼儿几乎没有接触的年轻人正在增多，他们甚至无法从外表猜想一个小孩的年龄。这样的他们却会在将来某天生下自己的孩子，成为父母，养育来自未知世界的“婴儿”。然后，他们中那些失去工作、遭受孤立的女性，几乎承担起养育孩子的全部重任。

这里有一份颇为有趣的报告。虽然是10年前的调查，但据结果显示，当时每3位母亲里已经有1人面临孤立无援的状况。

专攻幼儿、青春期领域的大阪人间科学大学副校长、精神科医生原田正文曾在被称为“大阪报告”“兵库报告”的两份调查中总结过日本母亲身处的状态。“大阪报告”是以1980年出生的孩子为调查对象的育儿实态调查，“兵库报告”是2003年进行的同规模调查。99%的参与调查者都是母亲。从调查中我们得知，这23年间，育儿状况发生了很大改变。

针对“在自己的孩子出生前，你曾有过喂其他小孩吃饭、换尿布的经验吗”这一问题，1980年阶段的调查里，约38.8%的母亲回答“没有”，而2003年这样的回答超过半数，增加到55.5%（图4）。另一方面，回答“经常有”的人从21%下降到16.9%，回答“有少数几次”的人从35.4%下降到26.8%（剩下的回答不明）。这意味着，对婴幼儿全然陌生却直接成为父母的年轻人数量激增。

这份调查还指出了母亲被孤立的现象，将其称为“母子的胶囊化”。针对“邻居中平时有人与你闲话家常，聊各自的孩子吗”这一问题，在孩子出生4个月后进行体检的时期，回答“没有”的人从15.5%倍增至34.8%，回答“数名”的人从44.7%减少到30.6%（图5）。

此外，倍乐生下一代育成研究所的《妊娠、生产、育儿基本调查》曾在2006年与2011年以妊娠期至孩子2岁时的父母为调查对象，调查了他们的育儿意识与行动。针对“在一定地区内，通过孩子实现的人际交往”这一现象，对比2006年与2011年的结果，就“对我家孩子很在意，于是主动跟我们打招呼”这一问题回答“完全没有人”的人里，妻子占比从15.5%上升到21.9%，丈夫占比从24.8%上升到33.6%。丈夫那边的比例上升了近10个百分点。另外，就“让孩子们一起玩耍，彼此的父母站在一旁闲聊”这一问题回答“从未”的人里，妻子占比从25.6%上升到34.3%，增加近10个百分点，丈夫占比从51.8%上升到56.3%，超过半数。

当然，在少子化的影响下，自家周围拥有孩子的家庭数量减少也是原因之一。厚生劳动省发布的《国民生活基础调查》显示，“拥有儿童的户数”占比从1975年的53%减少到2010年的25.3%。也就是说，曾经超过半数的家庭拥有小孩，而现在却有超过七成的家庭没有小孩。同时，单身户家庭的户数占比从18.2%上升到25.2%，即四分之一的家庭实际上只有一个“单身贵族”。“仅有夫妇二人的家庭”户数占比从11.8%增加到22.7%。且不论孩子的具体年龄，单是没有孩子的家庭占比就超过半数。顺便一提，三世同堂的家庭占比也从16.9%减少到7.4%。

另外，倍乐生下一代育成研究所还做过一份调查，在《首都圈及地方市部的婴幼儿育儿报告》（2010年9月）里，以0至2岁幼儿的父母为调查对象，其中一项调查了“工作日孩子与母亲单独待在家里的时间”。总体来看，0至2岁幼儿的母亲中，回答“15小时以上”的多达22.1%，首都圈的0岁幼儿母亲里，回答“15小时以上”的超过30%，即是说，每3位母亲就有1人过着整天与自家小孩单独相对的生活。回答“10小时至15小时以下”的占34%，合计约六成的母子长时间单独待在家里。不过，由于丈夫（孩子的父亲）的平均下班回家时间，首都圈为晚上9时26分，地方市部为晚上8时37分（全体平均时间为晚上9时01分），因此出现这些现象也是理所当然的吧。

前文提到的原田氏报告显示，针对“感觉婴儿（孩子）可爱吗”“和孩子在一起觉得开心吗”的问题，两份调查里答案几乎都是肯定的，然而因为育儿负担增大，“对育儿感到焦虑吗”这个问题的回答出现了显著分歧（图6）。1980年回答“是”的人里，10.8%拥有1岁半的孩子，16.5%拥有3岁的孩子。2003年回答“是”的人明显增多，其中32.6%拥有1岁半的孩子，46.3%拥有3岁的孩子。顺便一说，3岁孩子的父母之所以占比增加，是因为孩子到了3岁，自我开始萌芽，导致育儿问题变得越发棘手。与此前相比，待孩子3岁时，在育儿中感到不安的父母会增加3倍。

“兵库报告”以来的10年间，受雷曼事件等的影响，经济停滞不前，出现解雇派遣员工的浪潮。在雇用环境恶化的今天，如果我们进行同样内容的调查，也许会发现育儿女性的“孤立化”倾向更加显著吧。

原因何在呢？这是由于经济萧条之下，一旦企业前景堪忧，会率先裁掉怀孕中或处于育儿期无法正常工作的年轻女性员工，以及不具备即战力的应届毕业生。

在因妊娠或育儿被解雇后，找不到能与自己轻松交谈的对象，那么容身之处就只剩自己的家庭了。这样的女性，若是置身于只有丈夫、子女的核心家庭中，当丈夫需要长时间工作时，家里必然就看不到“父亲”的身影。当丈夫是公司的非正式员工而收入较低的话，他不得不同时兼两份、三份的工。如此看来，即便拥有丈夫或伴侣，女性实际上仍是置身于母子家庭中，独自担负“孤独育儿”的任务。

此种现实下，女性会消极对待结婚、生子也就不足为奇了。专攻家族心理学、性别问题领域的东京女子大学名誉教授柏木惠子曾指出：“相比在职母亲，没有工作的全职主妇在育儿过程中，会承受更多的不安和压力。”此外，柏木氏更愤然指出：“很明显，因工作导致的‘父亲缺席’，以及由此发生的‘孤独育儿’现象，会造成女性的育儿不安。产下头胎后，如果孩子总是由妻子单独抚养，那么即便丈夫想要第二个孩子，妻子自然而然也会冒出‘不想再生’的念头。细数女性无法生育的理由，其中也包括不负责任的男性与整个社会吧，是他们将育儿重任全部推给了女性。”

随着少子化的加剧，同龄人中有孩子的家庭本就越来越少，一旦成为父母则会被孤立。观察1990年至2010年的20年间，20—29岁女性未婚率从40.2%上升到60.3%，30—34岁女性未婚率则从13.9%上升到34.5%。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龄也年年增长，2011年东京都的这一数据达到30.1岁，首次突破30岁关卡，晚婚化现象迈上新台阶（全国平均29岁）。据同年份统计，女性的初产平均年龄也达到了30.1岁。这样的背景中，个人价值观与生活方式的改变诚然是原因之一，而劳动环境的变化无疑带来了更为巨大的影响。

2004年笔者就职于《经济学人》杂志编辑部，曾在杂志中做过关于非正式年轻员工问题的特辑，这在主流杂志尚属首次。读者对于特辑“爸爸和妈妈知道吗　儿子与女儿的‘悲惨’就业”（2004年5月4日、11日合刊号）反响十分强烈，同年11月做了“无法生育的职场的现实”特辑，翌年2月做的是“无法结婚的男性的现实”。总之，笔者以“就业不稳定对结婚与生育造成的影响”为主题，接连做了几次特辑。那时候，“啃老族”之类的词汇还很流行，指的便是与父母同住，以便任性挥霍自己工资的年轻人，他们又被称为寄生虫。然而，就业环境的恶化已经是不可避免的社会问题，是非常严峻的事实。在那之后，特辑“女儿、儿子的悲惨职场”成为一个系列，至今共出8期，指出了职场环境对年轻人的就业情势、结婚、生育所造成的影响。

第一期特辑做完10年后，现实情况越发不容乐观。虽然公司中男性的非正式员工比例基本低于女性，但和过去的数据相比仍有显著上升。比如，25—34岁的男性非正式员工比例，1990年仅占3.2%，2012年增加近5倍，达到15.9%。

根据内阁府《关于结婚及家族形成的调查》（2011年）显示，就业形态和年收入对于男性的结婚选择有较大影响。报告书里还显示，“已婚”男性在20—39岁且年收入不足300万日元的人群中占比最低，为8%—9%；年收入在300万日元以上的人群中约占25%—40%，比例上与前者明显拉开差距。按就业形态不同，在20—39岁且为正式员工的男性里，“已婚”人数占比27.5%，与之相对，在非正式员工的男性里，“已婚”人数仅到4.7%便不再上升。“有恋人”的20—39岁男性在正式员工中占比27.2%，在非正式员工中则只有15.3%（图7）。女性在妊娠、分娩、育儿期，非正式员工比例比正式员工高，其中25—29岁女性占比38.1%，30—34岁女性占比46.2%，35—39岁女性占比54.2%，超过半数，可见年龄越大，非正式员工比例越高。

从前的企业，一般职位由女性担任，综合职位⁽³⁾由男性担任，一旦选择“职场结婚”，有不少女性也会随之辞职，如今一般职位大多改由派遣社员等非正式员工担任。于是，“因结婚而辞职”可以说变成了“妊娠解雇”。1986年，《男女就业机会均等法》施行后，女性的就业出口得以拓宽。然而，因为《劳动者派遣法》也在同年施行，所以即便女性的就业机会有所增加，她们最初也只能选择非正式员工的道路。而且，一旦作为非正式员工参加工作，哪怕调职，也难以改变非正式员工的命运，这一规则几乎很难打破。被报酬甚少的工作折磨得精疲力竭，她们中的一些人便选择与在接受派遣服务的公司遇见的男性结婚，然后离职。

国立社会保障及人口问题研究所每5年会进行一次“全国家庭动向调查”。尽管赞成“丈夫在外工作，妻子专心做全职主妇”的人数一直有下降的趋势，但这一数据在第4回（2008年）的调查中出现变化，与第3回调查相比，上升了3.9个百分点，达到45%。这与就业环境的恶化是一致的。有些女性是因为在职场心力交瘁，主动选择成为全职主妇；有些则是遭遇“妊娠解雇”，之后很难实现再就业，不得已成为全职主妇；甚至更有一些女性非正式员工，由于看不到职业前景，干脆选择放弃未来去结婚，这种形式的婚姻可说是“放弃婚”（笔者自造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