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比纳
七
不要过于期待世界末日。
斯坦尼斯瓦夫·耶·莱茨《格言》
克拉科夫，文学出版社，一九七七年，“粗野的想法”
在一九六八年之后两年进入大学学习，就好像在一八九三年被录取进入圣西尔学院(1)一样，有一种生不逢时的感觉。比我至少年长十五岁的亚科波·贝尔勃在稍晚些时说服我，每代人都会经历这种感觉。人总是生在错误的标记下，而要有尊严地生活在世界上，就意味着要日复一日地修正自己的星占。
我认为，人会成为父辈在空闲时、在他们不操心如何教育我们时，顺便教导我们要成为的那种人。人是在智慧的垃圾中成长的。我十岁时，想叫我的父母给我订阅某一周刊，那上面刊载文学名著的连环画。不是因为吝啬，而是怀疑连环画有什么问题，我父亲倾向于不订。“这本杂志的宗旨，”那时我以权威性的口吻辩称——因我是一个机灵而又会说服人的孩子，“归根结底是用一种娱乐的方式教育人。”我引用了广告上的话。我父亲正在读报，连眼也不抬：“你要的那份杂志的宗旨是所有报章的宗旨，那就是卖得越多越好。”
从那天起，我开始变成一个不肯轻信的人了。
也就是说，我后悔我曾经是一个轻信的人。我曾任由激情支配，感情用事。那种冲动就是轻信。
不肯轻信并不等于什么也不相信。不要相信一切。一次相信一件事，只有当第二件事是从第一件事衍生出来的时候再去相信它。做事要以近视的方式去做，不要冒远景的风险。如果有两件互不相关的事，你两者都相信，而且还认为会有来自某个方面的第三件事把这两件事联系在一起，这就是轻信。
不轻信并不排除好奇心，相反可以抚慰它。我不信任概念的链条，却喜欢多声部的概念。只要不去相信，两种虚假的概念相遇后可能创造出美好的音程，或者diabolus in musica(2)。我不尊崇那些别人为其赌上生命的概念，但我不尊崇的两种或三种概念却能够构成一个旋律。或者节奏，如果是爵士乐那更好。
后来莉娅对我说：“你生活在表面。你感到自己有深度，那是因为你把许多东西镶嵌在一起，做出一个固体的样子，如果真是固体的话，它是站不住脚的。”
“你在说我是一个肤浅的人？”
“不，”她回答我，“其他人所谓的深度只是一个超立方体，一个四维的立方体。你从一面进去，从另一面出来，你处在一个不能同你的世界共存的世界里。”
（莉娅，我不知道还能不能再见到你，现在“他们”从一个错误面进去了，侵入了你的世界，都是我的错：我让“他们”相信有深渊，这是“他们”因脆弱而求之不得的。）
在十五年前，我究竟在想什么？我知道不要去相信，却感到身处那么多相信的人中，我是有罪过的。我感到他们是正确的，所以我决定像服用阿司匹林一样去相信。没有害处，还会变得好些。
我置身于革命之中，或者至少是一种激动人心、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模仿之中，寻求一种荣耀的信仰。我说的荣耀，是指参加集会和游行示威，同其他人一起高呼口号：“法西斯、资产阶级，你们的日子不长了，再过几个月就完蛋了！”我没有扔过石块或金属弹子球之类的东西，因为我总是怕他们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但当警察出动后我沿着市中心大街逃跑时，还是感受到了道义上的激情。我回到家里以后，有一种履行了义务的快慰感。我实在不喜欢人们在各种集会上因分派别而产生的矛盾和对抗：我对那种只要听到一个正确的语录就从一派跳槽到另一派的做法深表怀疑。我以找到正确的语录为乐，我在“调音”。
那时我在一个接一个的横幅标语下行进在游行队伍中时，偶尔会跟在一位让我想入非非的姑娘身后。由此我得出了结论，对我的很多同学来说，政治活动就是一种性经历——性是一种激情。我只感到好奇。不错，在阅读有关圣殿骑士团及归咎于他们的各种残暴行为的材料时，我偶然看到了卡波克拉蒂斯(3)的主张，他认为为了摆脱天使和宇宙主宰者的暴政统治，就要把坏事做绝，从自己对世界和对自己的身躯所负的债务中解脱，而只有完成这所有的行动，灵魂才能从各种激情中解放出来，回归到原本的纯净境界。当我们发明“计划”的时候，我发现很多受秘密蛊惑的人为了找到启示，走的就是那条路。但是阿莱斯特·克劳利这个被认为是自古以来最变态的男人，他不分性别同他的崇拜者无所不为，据其传略记载，他只选择最丑的女人（我可以想象，那些男人也好不到哪里去）做他的性伴侣，我真怀疑他从来就没有好好地做过爱。
这应当取决于权力欲和性无能之间的关系。马克思是我心仪之人，因为我确信他同他的燕妮的性生活十分愉悦。我们能从他文章的平静气息和幽默感中觉察这一点。然而有一次，在大学的走廊里，我说，常同克鲁普斯卡娅上床的后果是只能写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样的东西。当时我差一点吃了拳脚之苦，他们指责我是个法西斯。指责我的人是一个留着鞑靼人胡须的高个子，我对他印象很深，他现在把胡须全剃光了，加入了一个编箩筐的团体。
我之所以又提起那时的心绪，只是为了找回我和加拉蒙出版社联系上和与亚科波·贝尔勃相熟时的心情。我是本着讨论真理的精神去那里的，目的是为了使自己提高到可以修改稿件的水平。我认为，根本的问题是引用“我就是那种人”时决定把标点符号放在哪里，放在引号外面还是里面。
所以，我的政治选择是文献学。米兰大学在那些年代是个范例。当全国其他地方的学生到处占领教室、攻击老师、要他们只讲无产阶级的科学时，我们这里除了个别冲突外，宪法还起作用，或者说地方的妥协还是存在的。革命进驻外部区域、阶梯教室、大走廊，而官方的文化退隐到内部的走廊、楼上各层受到保护和保障，人们照样畅所欲言，好像什么事都不曾发生一样。
这样，我上午到楼下去讨论无产阶级的科学，下午去楼上做贵族的学问。我在这两种平行的世界里过得很惬意，并未感到丝毫的矛盾。我曾认为可能已到一个平等社会的大门口了，但我也对自己说，在那种社会里，比如说铁路应当还通吧（应该比以前好），而围着我的那些无套裤汉事实上并没有学会如何向蒸汽机车头的锅炉里加煤，如何搬道岔，如何草拟火车时刻表。总要有人有能力操作火车才行。
我并非没有一点内疚，我感到自己像斯大林一样捋着胡须微笑并思索着：“可怜的布尔什维克，你们干吧，干吧，我正要去第比利斯的研讨会，然后五年计划由我来制定。”
也许因为早晨我情绪比较高吧，下午我就对学问将信将疑了。所以，我想学习某种东西，某种能在资料上得到确认的东西，以便将它同信仰的内容区别开来。
几乎是出于偶然的原因，我参加了一个关于中世纪历史的研讨会，选择的论文题目与圣殿骑士团遭审判有关。自从我看到第一批文献资料起，圣殿骑士团的历史就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在那个同执政者斗争的年代，我对审判史极为憎恶，它纵容限定推理诉讼，结果圣殿骑士就凭这个推理被判火刑。但我很快发现，自从他们被判火刑以来，有一班追逐神秘事件的人设法到处寻找他们，但从来就提不出一个证据来。这种浪费精力和时间的幻想大大刺激了我的不信任感，我决心不再同这些秘密爱好者浪费时间，只靠当时的原始资料。圣殿骑士团是宗教－骑士性质的社团，由于获得了教会承认，才得以存在。如果教会解散了它，并且在七个世纪以前就这样做了，那么圣殿骑士团就不复存在了，就算还存在，那也不是圣殿骑士团了。我制作了至少关于一百部书籍的卡片，但最后我只读了三十本左右。
当我大约在一九七二年末开始写论文时，我同亚科波·贝尔勃正是因为圣殿骑士团而相识，当然是在皮拉德酒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