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取向与宏大叙事

考察历史的角度和方法，经常因史家的历史观而异。过去我们研究历史，更多钟情于宏观历史和历史上的风云人物。黄仁宇风行一时的《中国大历史》，更使我们相信，历史学家应该高瞻远瞩，写历史也应有叱咤风云的气概、指点江山的魄力、洞悉世事的眼光，或像《资治通鉴》那样，为当政者提供治国的借鉴，或为国家民族复兴在意识形态上奠定基础。书写这样的历史，在相当程度上满足了我们驾驭历史的野心。因此，整个中国的历史书写，从根本上看，可以说是一部帝王将相、英雄以及知识精英的历史，因为我们相信，只有书写他们，才能建构民族和国家命运的宏大叙事，才能体现史学家的使命感。

宏观历史当然是重要的，问题在于研究历史何必厚此薄彼？我们似乎不屑把精力浪费在那些历史上默默无闻的芸芸众生之上，生恐这样降低了历史研究的意义。但在我看来，没有无意义的研究对象，无论我们的研究对象是多么平淡无奇，多么缺乏宏大的“政治叙事”，如果我们有利用“显微镜”解剖对象的本领，有贴近底层的心态和毅力，我们都可以从那表面看来“无意义”的对象中，发现有意义的内涵。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不正是从一个平平常常的、“没有意义的一年”（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发现了这个帝国内部所隐藏的、导致灭顶之灾的深层危机吗？(6)当然，黄仁宇的兴趣，仍然在于帝王将相，与我所关注的默默无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老百姓，依然有着遥远的距离。

我们事无巨细地了解帝王将相的一举一动，对那些宫廷闱事、明争暗斗了如指掌。他们当然比一个默默无闻的普通人对历史更有影响。但问题在于，我们所面对的是占总人口99%以上的这些小人物，他们每天也在创造历史，只不过创造的方式不同罢了。我们不关心他们的情感、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对世界的看法、他们的遭遇、他们的文化、他们的思想，因为他们太渺小，渺小到难以进入我们史家的视野。因此，我们所知道的历史是一个非常不平衡的历史，我们把焦距放在一个帝王将相、英雄驰骋的小舞台上，而对舞台下面千变万化、丰富多彩的民众的历史却不屑一顾。在帝王和英雄的历史书写主导下，我们把希望寄托在历史上屈指可数的明君贤相身上，普通个体则如沧海的一滴水，可有可无，似乎在历史上没有留下任何踪迹。

研究成都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尽管在过去，可以说几千年来关于成都的各式各样的资料都留存了下来，但是并不能说我们只用这些资料就能找回成都的真实的历史，中间会出现很多问题，其中之一就是过去的历史记录，关于政治方面的内容很多，关于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叙述很多，关于重要人物的记录很多，但是真正关于普通人、关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却说不清楚。今天我们了解自己的生活，但是我们了解多少50年前、100年前，一个普通成都人是怎么度过他的一天的，他是怎么在街头上或茶馆里活动的？现在我们每天看电视，其中所演的都是皇帝、大人物的事迹，或者是政治运动、战争，但是真正对占人口99%的一般民众，我们了解甚少。

研究日常、研究下层，说到底是历史观和方法论的问题。虽然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不断强调，“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但我们的历史研究实际上对这一动力却十分轻视。当然，论者可以反驳说，研究农民战争不也曾经是红极一时的“五朵金花”之一吗？但是，我们应该知道，这些农民战争的研究，基本是以其领导者为中心的。一个普通农民一旦成为农民起义的领袖，便成为我们历史撰写中的“英雄”。而他们的“英雄事迹”不过是进一步为我们的英雄史观提供更多的脚注和事例罢了。

地区或地方的研究是否可以提供一个理解中国社会和文化的普遍性知识，也是历史学家们关心的问题。微观研究的意义在于，能够把对历史的认识上升到一个更广义和抽象的层次而提供个案分析，不仅能丰富我们的地方知识，还有助于我们对中国的理解。由于中国地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特征的复杂性，任何同一性或特殊性都应在我们的思考范围之内。我们研究大众文化、一般民众、日常生活时，也应该重视那些具有普遍意义的重要事件。一方面，对微观和下层的研究，使我们能观察那些在社会底层、知之不多的现象；另一方面，对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的考察，可以加强我们对政治和日常生活的深刻理解。因此，当我们将微观视野放在民众、日常、街头、茶馆等问题时，精英、国家、政治运动等也不可避免地被纳入我们的讨论之中。这种取向使我们在研究微观问题时，也充分注意到宏观的历史事件。虽然微观历史对那些微不足道的细节或“小历史”津津乐道，但其所揭示的问题有助于我们理解大历史。(7)

一位我十分钦佩、成就斐然的前辈美国华裔历史学家曾经告诫道，“千万不要做第二等的题目”，言下之意是只有选重要题材研究才可能成就杰出历史学家，所以他所做选题都是关于国计民生的大题目。他的这种看法，引起不少国内史家的共鸣。但是我怀疑，是否真的存在所谓“一等题目”或“二等题目”。我想在那些崇拜“一等题目”学者的眼中，巴黎圣塞佛伦街印刷作坊学徒工的杀猫，巴厘岛上原住民的斗鸡，成都穷街陋巷边茶馆的清谈…… 应该都是末流题目了。其实，难道我们不认为每天的日常生活，较之突发的政治事件，更贴近我们的命运吗？

我们的史家热衷于宏大的政治叙事，还在于我们受“定性历史学”的影响。这种“定性历史学”显然源于中国史学“臧否人物”的传统。在这种传统的影响下，史家更重视的是价值判断，而疏于探索这种事件发生的前因后果，更谈不上在历史的语境下对某个事件和人物的行为，站在客观的立场上做出一种合乎逻辑的解释了。我们把过多的精力花费在对历史事件和人物性质的判定上，强调是进步还是倒退，正确还是错误，革命还是反动，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等等。与此同时，我们把自己的角色转换成了历史的审判官，而非冷静的研究者。我们的研究经常充斥着政治名词，但又经常对这些名词缺乏学术的限定。

研究历史应该作为一种学术和文化事业，应该与功利和运用相脱离，这便是国人颇为诟病的“纯学术”的问题。作为一名历史学家，为什么不能沉浸在自己的世界，让自己的思想在所研究的历史中飞翔？历史是否给人们以启迪，是否能为当政者提供“资治”，应该让他人去判断，而非历史学家自身。一旦一名史家对其所研究的对象带有一种功利的目的，我们就有理由怀疑其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和公正性。在一个开放的社会中，在社会高度分工的今天，为什么不能允许一些人进行“纯粹”的历史研究呢？作为人文科学的历史学，与作为社会科学的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不同的，便是它的非运用性，它是我们现实社会中传承和传播知识的一部分。当我们这个社会能够容忍历史学家脱离现实地研究历史问题，我们才能真正对一些历史问题做出深刻的认识。

当然，历史学家应该具有情感、正义与现实关怀，但所有这些因素，都不应该左右他们冷静的历史判断。当我们看到一些史家带着强烈的感情色彩撰写历史时，我们应该对这些历史是否公正加以警惕；当我们听到一些史家义正词严地指责他人“违背”了什么原则时，我们应该认真问一问，历史研究除了诚实公正、言之有据、独立思考外，真的有什么不可违背的清规戒律吗？

要允许不同历史观和方法论的历史学家发表与现存的主流历史书写不同的历史观点，问不同的问题，做不同的解答。如果历史研究已经有了现成的标准答案，那还需要我们研究历史吗？或者，我们所研究的历史还会有任何生命力吗？当我们看到有史家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和口吻，指责史学研究的所谓“不正常”或“不正确”的倾向，为别人的研究贴上所谓“历史虚无主义”的标签时，我们就应该问问，是谁来判断“正常”与“不正常”，“正确”与“不正确”，以及什么是真正的“历史虚无主义”？当我们只允许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做出一种既定的标准解释时，我们就应该问问，历史学家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当我们用学术之外的权力来捍卫一种学术观点时，我们就应该问问，如果一种学术需要权力来捍卫，这种学术是否还有存在的价值？

其实，任何历史研究都不能逃脱所处的语境，尽管我在这里一方面竭力提倡“出世”的纯学术研究，但一方面也表达了对目前一些史学研究倾向的担忧，表现了一种实实在在的“入世”的态度。这恐怕也是任何一位试图独立思考的历史研究者所面临的两难处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