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未来十年经济潜在增长率预测

利用前文中建立的符合中国特征的潜在增长分析框架，我们对未来十年中国潜在增长率进行估算。首先利用多部门生产函数估算只考虑生产要素供给情况下的潜在产出，然后在此估算的基础上分别扣减由于外需结构性变化、资源环境约束加强等因素对潜在增长的影响，最后获得最终的未来潜在增长预测。考虑到未来变化的不确定性因素如体制环境和技术进步等，我们主要考虑了两种情景。一种是照常情景（BAU，Business as Usual），即除了确定性因素外，其他因素都是延续其历史趋势。另一种为乐观情景，即非确定性出现积极变化时的情景，且这种变化出现具有较大的可能性。

（一）基于多部门生产函数的未来十年潜在增长率

首先估算三个产业各自的潜在增长率，再加权平均获得整体经济的潜在增长率。

1.第二产业潜在增长率

未来十年第二产业的潜在增速取决于资本存量的增速、劳动力投入的增速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其中劳动力年龄人口数来自于社科院人口所预测，我们通过滤波获得劳动年龄人口就业率变化趋势，外推后获得未来每年的就业率。由于是分部门预测，需要知道未来十年劳动力在不同产业部门的分布，因而需要预测就业结构的变化，我们在国务院发展中心和宏观院课题组预测基础上进行了一定修正，如表1-3所示[11]，分为照常情景和乐观情景。

资本存量的增长速度受到投资增速和折旧率的影响。未来十年中，由于人口结构变化，我国的储蓄率将趋于下降，主要由于以下影响因素：首先是人口因素。通常来讲，一国的储蓄率往往会随着总人口中不再储蓄人群比重的上升而走低，如图1-22。例如，日本居民储蓄率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15.6%下降至2007年的5.2%，同期日本65岁以上人群所占的比例从7.1%上升至19.1%。根据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预测，我国人口抚养比将于2014年达到最低点35.4%，之后开始上升，2020年达到39.7%。其次是政策性因素的影响。比如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调整，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以及信贷政策的影响等。

我们分析了我国人口抚养比和储蓄率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人口抚养比每上升1个百分点，储蓄率将下降0.8个百分点。据此预测，2011～2020年，由于人口格局的变动将会带动储蓄率下降2.8个百分点。如果考虑体制政策因素的综合影响，我们预计2011～2020年储蓄率将呈下降趋势，下降幅度为5个百分点左右。储蓄率的调整会引起投资速度放缓，通过测算，2011～2020年资本存量增速与1993～2009年相比下降约4个百分点。同时，资本外流等因素会进一步降低我国的资本存量的增加速度。

未来十年中，随着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投资中折旧率相对较低的建筑安装工程部分所占的比重将进一步降低，而折旧率相对较高的设备工具器具购置的比重将会上升，因此预计未来十年的折旧率将会进一步提高。2000～2009年，固定资产折旧率平均为10%，比1992～1999年提高了2个百分点。我们假定2011～2020年的折旧率提高速度与此相同，年均折旧率为12%。

综合考虑投资增速下降和折旧率提高的影响，预计未来十年的平均资本存量增速与2000～2009年相比降低7个百分点，为7.7%。

未来十年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是诸多因素中最难以确定也是对经济增长最为重要的影响因素。未来我国TFP的增长速度，取决于一系列TFP的影响因素。第一是科技水平的提高。我国目前的科技水平与国外相比相对落后，王小鲁（2009）估计得到1999～2007年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为0.3个百分点，这与国外存在很大差距。因此，在未来十年中，无论是我国通过自主创新还是技术引进，技术进步的空间都非常大。第二是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过去二十多年中，要素（主要是劳动力）从低生产率部门（农业）向高生产率部门（非农业）转移的配置效应对TFP的增长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据测算，2000～2009年全要素生产率的40%来源于这种要素的再配置效应。未来十年中，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的转移速度将放缓，这将降低TFP的增长速度。但是Heish和Klenow（2009）研究认为，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存在很大的扭曲，如果制造业内部的资本和劳动重新优化配置，中国的TFP水平可以提高30%～50%。如果未来十年这种优化配置能够促进TFP增长10%，那么TFP平均每年至少可以增加0.4个百分点。第三是人力资本的积累。经验研究表明，当经济发展进入较高阶段后，单纯的要素数量扩张无法保持经济的快速增长，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会相应的增加。80年代我国人力资本平均增速为4.9%，90年代平均增速为4.4%，21世纪以来平均资本增速下降到2.5%。根据测算，人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的相关系数为0.33，即1%的人力资本存量的增长可带来0.3%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未来十年中，我国劳动力数量将呈下降趋势，人力资本的增加就显得尤为重要。我国当前劳动力受教育年限在发展中国家中处于较高水平，具有高等教育背景的知识劳动力比重在增加，同时大量海外留学人员的回流都可促进未来人力资本的提高速度。根据相关研究，未来十年人力资本平均增速可达4%左右，与2000～2010年相比提高1.5个百分点，那么未来十年全要素生产率提高速度与2000～2010年相比加快0.5个百分点。第四是经济体制改革继续深化。我国已经进行了三十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在很多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提供了稳固的基础。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改革开放初期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出台。但目前来看，经济体制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如要素市场改革滞后等，因此，未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还有很大潜力可挖，继续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做出贡献。第五是政府职能的改善。政府在我国经济增长中扮演重要角色，政府能否恰当地履行公共职能并提高行政效率直接影响到国民经济的效率。Hanson和Henreksson（1994）通过对1970～1987年OECD国家和14个产业的分析，认为政府消费性支出对TFP有很强的负面影响。未来十年，如果我国能够在政府行政管理方面有较大的改善，那么也就能够显著提高经济效率。综合全要素生产率的各影响因素来看，未来十年中，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速度加快存在良好基础，各项有利因素合计全要素生产率可以提高1.5～2个百分点。考虑到不确定性因素的存在，我们分两种情景对其未来十年的变化进行分析。假设照常情景下，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趋势与2000～2009年相同，由此未来十年的全要素生产率我们可以通过滤波后趋势外推得到。乐观情景下，未来十年的全要生产率提高速度加快，到2020年比照常情景下提高1.5个百分点[12]。

根据以上各投入要素的测算，我们获得未来十年我国第二产业潜在经济增速（见表1-4）。总体来看，由于生产要素投入增速的下降，我国二产的潜在增长速度将趋于下降，如果延续以往趋势，未来十年间二产增速将下降约3.1个百分点。在乐观情景下，下降幅度则明显较小，增速约下降1.7个百分点。

2.第三产业增长率

第三产业的生产函数方程中仅包含就业人口和劳动生产率，因此未来十年第三产业的增长速度取决于就业人口的增长速度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上文已经给出了不同情景下第三产业劳动力投入情况。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在照常情景下保持当前的变化趋势，而在乐观情景下，我们假设未来十年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逐年提高，至2020年比趋势值加快1个百分点。

按照上文对各增长因素的分析预测，得到未来十年第三产业潜在增速预测，见表1-5。未来十年，三产潜在增长率也是呈现下降趋势，但下降的幅度较二产要小，在照常情景下潜在增长率放慢2.5个百分点，在乐观情况下只放慢0.9个百分点。三产潜在增长放慢较缓主要是由于其劳动力增长速度减慢的幅度要低于二产，特别是在2015年以后，由于第二产业基本达到峰值，吸纳劳动力的能力下降，因此劳动力再配置将主要在一产和三产展开。

3.第一产业

如前文分析，第一产业的增长主要依靠土地产出率的增长，而未来十年，土地投入的增速更不可能加快，因此我们假设未来十年土地投入的规模保持不变，即土地投入增速为零，而土地产出率的提高速度依据其历史趋势外推确定，由此获得第一产业未来十年的潜在增长速度，从表1-6中可以看出，其潜在增长基本稳定，略有上升。

4.整体经济的潜在增长率

综合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的潜在增速，得到未来十年的潜在经济增长速度（见表1-7）。照常情景下，2011～2020年潜在增长率下降2.4个百分点，潜在增长将由当前的9%左右下降到2020年的低于8%。乐观情景下，由于二产和三产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速度加快，部分弥补了由于投入要素增速下降的影响，潜在增长率仅下降了1个百分点，由9.3%下降到8.3%，也就是只考虑供给因素到2020年潜在增长仍可维持在8%左右。

（二）能源环境约束对潜在增长率的影响

能源环境约束强化是影响我国未来十年潜在增长的重要因素。我们将分别分析能源和环境约束强化对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影响，再估算其综合影响。在估算综合影响时，则必须考虑到能源和环境两者之间存在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其影响有很大的重合部分。为简单计，我们取两者之中对经济潜在增长影响较大的一个作为对经济增长的综合影响。

依据上文中的能源约束对潜在经济增长影响的分析框架，我们依然构建两部门生产函数模型来定量分析能源投入对经济潜在产出的影响，即一般的商品生产部门和自然资源生产部门，分析了自然资源生产部门生产效率和生产方式、自然资源价格和进出口比例对长短期经济增长的影响。基本的结论为，如果能源生产效率下降1%，则经济增长下降0.017个百分点，能源价格提高1%，经济增长率下降0.031个百分点，在既定的价格水平下，进口比例的提高对短期经济增长率的影响甚微，如果进口比例提高1%，经济增长率仅会下降0.0064个百分点，因此我们在下文的分析中忽略能源进口比例提高带来的影响。我们假定未来十年能源生产效率下降10%，而能源价格提高10%[13]，则将拉低潜在增长率0.47个百分点。

依据上文中的环境约束对潜在经济增长影响的分析框架，对环境投入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做了分析。结果表明，自1992年以来，环境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弹性呈现上升趋势，由90年代平均0.185上升为2000年以来的0.21，环境投入对经济增长的拉动由90年代的0.82个百分点提高到21世纪以来的1.68个百分点，这说明经济增长需要越来越大的环境容量作为支撑（见表1-8）。

分析未来十年由于环境约束对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影响。我们假设未来十年技术进步与二氧化碳强度下降难度相抵，即保持二氧化碳的弹性0.18，同时假设，照常情景为按照上文中得到的经济增速的照常情景下的预测值来分析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增速，乐观情景为按照上文得到的乐观经济增速预测分析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增速，结果如表1-9所示。

照常情景下，未来十年由于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约束则会使经济潜在增长率与2000～2009年相比下降0.72个百分点，而乐观情景下，环境限制将会把2011～2020年的经济潜在增长率与2000～2009年相比拉低0.56个百分点[14]。

从以上分析结果看，环境约束对潜在增长的影响要大于能源约束。即使在乐观情况下，未来十年环境约束导致潜在增长平均下降0.56个百分点，而能源约束影响的经济增长为0.47个点。因此，我们在综合考虑能源环境影响时，将使用环境约束的影响作为能源环境的综合影响。

（三）外需变化对潜在增长率的影响

利用外需对潜在增长影响的分析框架估算，我们发现2002～2008年期间外需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弹性为0.114，外需对潜在产出的弹性为0.0867，可见外需变动对实际经济增长的影响大于对潜在增长率的影响，因此，如果当外需下降时，实际经济增长的下滑幅度要大于潜在增长率的变动，会产生负的产出缺口，具体来说，如果外需下降了10%，则实际经济增长速度将下降1.1个百分点，而潜在增长率将下降0.86个百分点，产出缺口为0.24个百分点。

根据我们对2011年中国出口增长率的预测和IMF对2012～2016年期间预测数据，并假定当前的贸易体制不发生根本性的变动，本文估算了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和潜在经济增长的贡献，表1-10列出了基本的估算结果。

（四）考虑外需与资源环境约束条件后的经济潜在增长率

我们在只考虑供给因素得到的经济潜在增长率基础上，扣除外需、资源环境对经济潜在增长率的影响，就得到最终综合考虑供给因素和约束条件的经济潜在增长率，结果可见表1-11。从表中可以看出，在照常情景下，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将由2011年的9.0%下降到2020年的5.3%，下降3.7个百分点，这样大幅度的下降意味着我国高增长的结束。在乐观情景下，潜在增长率则由2011年的9.1%下降到2020年的7.0%，下降2.1个百分点，仍基本属于较高增长（见表1-12）。

潜在增长的下降反映了供给条件和约束加强的双重影响。我们对2011～2020年潜在增长下降的因素做了分析（见表1-13），结果表明，在照常情景下，潜在增长率的下降主要是由供给因素引起的，占到潜在增长下降总额的三分之二，而约束加强只占下降的三分之一。而在乐观情景下，潜在增长的下降则主要是由供给条件变化和约束加强共同引起的，二者各贡献了下降的一半。在约束条件中，外需和能源环境的影响在两种情景中都基本相当。从动态来看，供给因素的影响在未来十年的中期即2016年前后较大，而外需和资源环境的影响则越接近后期影响越大。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受方法数据等基础条件的限制，以上对我国潜在增长率的研究结论还是很初步的。特别是对未来趋势的预测，还存在着很多难以定量的不确定性因素，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未来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变化也还是非确定性的。但研究也清晰地表明如果继续延续以往的变化趋势，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将出现较大放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