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趋势、影响及战略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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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战略思路与战略对策

TPP覆盖范围广、标准高,谈判进程存在不确定性,涉及内容虽以经济为主,但对其进程的影响因素则涉及政治、外交、军事等多个领域。对美国而言,亚洲是其战略利益的核心区域之一,实施重返亚太战略,除了在政治、军事上占据主导地位外,同样也要在经济上谋求主导地位。而TPP正是这样一个“跳板”或“楔子”,美国借此不但可以阻碍亚洲迅速形成统一的贸易集团,稀释中国、日本等亚洲大国的区域影响力,而且能够使其避免被排除在亚洲尤其在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之外,并全面介入东亚区域一体化进程,重塑和主导亚太区域经济整合进程,更好地维护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现实经济利益和长远战略利益。

对于我国来说,TPP的影响既是复杂而现实的,又是动态而多元的。短期内TPP起到的更多是干扰和搅局的作用,负面影响相对有限,但从长远看给我国带来的综合影响却是不可低估的。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面对TPP短期的负面影响和长期的严峻挑战,我们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统筹谋划,及早制定应对预案,准确判断形势发展变化,全面把握机遇,沉着应对挑战,积极推动不利因素向有利因素转化,务实谋求我国在东亚政治经济合作中的主导权,努力营造一个于我有利的区域合作新格局,为我国科学发展、和平发展创造更加有利的外部环境。

(一)战略思路

1.辩证说,择机做

如果对TPP置之不理,并不符合我国经济利益,甚至有可能在国际上落一个阻碍东亚合作的坏名声。如果对TPP表态过于积极,则可能会向周边国家传递错误信号,导致中日韩、“10 +3”等自贸区谈判的前景更加暗淡,我国寻求东亚合作主导权的努力将前功尽弃。因此,必须要坚持辩证说,即一方面强调深化亚太合作有利于世界经济复苏和维护地区安全,我们并不反对TPP;另一方面则强调TPP在自由贸易、知识产权、劳工、环境等问题上有失公允,特别是对广大发展中国家不利,我们并不完全赞成。而择机做的关键在于,把握好应对TPP的时机,必须密切关注TPP的谈判动向和主要影响因素。如果我国在日本或东盟整体加入前进行谈判,不但相关领域难以达到TPP要求,甚至面临通盘接受所有TPP条款并做出重大让步的风险。我国可在日本和东盟开始参加谈判后考虑加入,这样一方面能为国内相关领域的调整赢得时间,另一方面能够在农产品开放等问题上拥有更多的盟友,届时谈判过程也不至于太被动,甚至有可能扭转TPP条款主要对美国有利的局面。

2.统筹兼顾,分而治之

在亚太地区错综复杂的一体化机制安排的现实背景下,TPP成员的扩容速度是决定其影响力的关键。由于亚太地区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各国经济开放程度不同,短期内TPP的扩容存在较大不确定性。现阶段,我们既要加强与TPP成员国的交流与对话,也要加强与TPP潜在成员国的合作与沟通。对于TPP潜在成员国而言,应根据其发展水平、开放程度以及对我国市场的依赖程度等划分出不同梯队,有针对性地加强沟通和协调,深入了解不同梯队国家的利益诉求和合作需求,努力创造条件以强化相互间合作。在美国重返亚太的背景下,积极营造与我有利的周边政治经济合作格局,应采取“东拉、南拓、西稳、北进”的策略。“东拉”即拉住日本与韩国,若日本与韩国都加入TPP谈判,则意味着美国已经掌控东亚政治经济合作的主导权,这对我国显然十分不利。因此,核心任务就是务实推进中日韩自贸区建设,要在具体条款上体现各方利益诉求和我国的包容精神,在时间上力争赶在TPP达成协议之前,为建立“10 +3”奠定基础。目前,我国与日本虽然在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双边关系降至历史低点,这大大增加了实施“东拉”策略的难度,但从长远看,我们仍须坚持这一策略,可通过推动中韩自贸区协定早日签署和大国政治外交等途径来不断给日本施压,迫使其尽快回归到正常的轨道。“南拓”即拓宽深化与东盟的经济合作,巩固和提升与台港澳的经济合作;要利用“10 +1”等合作框架与机制,把各个领域的功能性合作做实做深,让东盟国家享受到更多的合作收益;科学设计“10 +3”条款内容,倡导符合发展中国家利益的FTA;强化与台港澳经济合作,不断丰富拓展ECFA、CEPA 内容,树立良好的示范效应。“西稳”即稳定与印度关系,一方面要按照以经促政的思路,进一步推动中印在能源、基础设施等重点领域加强合作;另一方面,也要采用胡萝卜加大棒政策,在印度入常等问题上要坚决顶住,并着力巩固和深化与巴基斯坦的合作。“北进”即进一步强化与俄罗斯的全方位合作关系,共同应对美国重返亚太对我形成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压力。

3.谨慎施策,顺势而为

从一定意义上讲,TPP是与东亚区域一体化相抗衡而逐步发展起来的,但其谈判进程并非一帆风顺,也不会一蹴而就。由于成员国和潜在成员国经济发展的不均衡、经济开放程度的差异、协议条款的严格约束性,使得各方均需要反复权衡TPP与其他合作机制带来的利益差异影响,这就意味着TPP成员国的扩张不会太快,对已有的区域合作机制也不会造成重大冲击,同时也为我国继续推进深化相关区域合作机制争取了时间。为了消除或缓解TPP带来的冲击,我们应谨慎施策,多措并举,积极主动地推动全球区域性合作特别是亚太区域性合作,这也是我们应对TPP的一个重要抓手。

与此同时,要密切跟踪研究TPP谈判进展,根据世界经济形势和国际格局的发展变化,在权衡自身综合利益以后,应做好参与TPP相关谈判的准备。需要指出的是,我国是否加入TPP,需要综合考虑一些关键性的因素,如中日韩自贸区和“10 +3”及WTO 多哈回合谈判进展情况等。

4.未雨绸缪,强化内功

应该说,TPP对我国谋求亚太区域合作主导权已构成了现实的影响和潜在的威胁,也在一定程度上对我国经济发展形成一种倒逼效应。现阶段,与其盲目应对谈判,不如抓紧研制相关应对预案,着力强化内功,进一步提升我国政治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这是我们应对TPP的根本之道。一方面,要密切关注TPP的发展动态和各种国际影响因素,深入分析TPP对我国可能带来的各种影响,抓紧从战略层面着手研制科学可行的应对预案。事实上,亚太区域整合需要主导力量的推动,对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巨大影响力我们无法与之抗衡,况且TPP本身代表了未来贸易投资自由化的发展趋势,不论其未来进展如何,多双边贸易壁垒下降将是大势所趋。现阶段,可考虑将TPP当作亚太区域经济整合的重要契机,抓紧围绕敏感产品和行业开放以及环境、劳工、政府采购等条款提前做好应对预案,同时对台湾是否要求加入TPP保持足够的警觉。另一方面,要认真做好自己的事情,加快优化完善市场经济环境,切实建设好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经验。否则,一旦TPP建成,再寻求加入,不但高标准、广覆盖问题无法回避,而且谈判也会变得更加困难。

(二)战略对策

1.积极构建以我国为主、对我有利的亚太区域合作格局

(1)明确我国多边区域合作路线。我国自贸区战略大体可分为东亚路线和亚太路线。通过贸易依赖程度分析,东盟国家、日本、韩国与我国存在较为对称的相互依赖,并建立了较为紧密的基于各自比较优势的分工关系,如果形成一体化机制安排,将会进一步降低交易成本,贸易创造效应更加明显,贸易转移效应相对较小,东亚路线对成员国的正溢出效应是比较大的。而包括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在内的亚太国家,其相互间贸易依赖程度相对较低,呈现出非对称特征,即便一体化机制安排形成后,相关贸易创造效应也较为有限,贸易转移效应较大,亚太路线对成员国的正溢出效应比较小。可见,即便不考虑主导权这一问题,仅从一体化收益方面考虑,我国也应首选东亚路线。目前,东亚路线主要有三种机制:“10 +3”、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议(RCEP);而亚太路线主要有两种机制,即APEC (FTAAP)和TPP。综合考虑经济依赖关系、主导地位竞争关系以及我国发展水平等,按照“先东亚后亚太、先谋求战略主导后权衡经济利益、先低标准后高标准”的原则,我多边自由贸易区的优选次序是:“10 +1”→中日韩→“10 +3”→“10 +6”(RCEP)→APEC (FTAAP)→TPP,显然,目前我国加强与日韩的区域合作并巩固与东盟的合作关系乃当务之急。为此,我们要坚持以周边为基础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着力打造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进一步提升区内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积极推进中韩、中日韩、RCEP 自贸区协定谈判。

(2)积极推进与TPP成员自由贸易区谈判。目前,在TPP的12 个成员国中,已与我国签署双边FTA 的有新西兰、智利、新加坡和秘鲁等四个国家,曾有过谈判的有澳大利亚(暂中断)。另外,文莱、马来西亚、越南和我国都是中国—东盟自贸区(CAFTA)成员。而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尚未与我国谈判过双边贸易协定。加入TPP如同“入世”一样,需要与每个成员国进行双边谈判,这就需要早做准备。一是重新开始与澳大利亚进行双边谈判,争取早日签约。二是尽早与加拿大商谈双边FTA。这两个国家都是TPP中的发达成员,与其达成双边FTA,将有利我国应对TPP。三是可考虑与文莱、马来西亚、越南在CAFTA 基础上再签署更优惠的双边FTA(称之为CAFTA+)。这样做,既可以练兵,又可以为今后提升CAFTA 的自由化水平做准备。四是积极推动签署中美双边投资协定。中美双方已就此谈判接触了多年,在没有双边FTA情况下,签署该协定意义重大。五是积极推动中墨双边FTA谈判。墨西哥是区域经济合作的积极参与者,也是拉美地区除了智利之外的轴心国之一,并且与日本已签署区域贸易协定。进一步深化中墨经贸合作,也有利于我国应对TPP。

(3)参照TPP有重点、有针对性地拓展我国参与相关自由贸易协定的内容。比如,知识产权、劳工、环境、电子商务、临时入境等,目前这些内容已是国际经济合作中面临的重要问题,我们对此不能回避,也不应回避,而是应加强对相关问题的研究。

2.妥善处理与主要大国的关系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在继续巩固和加强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交流与合作的同时,要更加注重妥善处理好与主要大国的关系。

(1)妥善处理好中美日三角关系。中美日关系是影响亚太格局最重要的大国关系。目前,这种三角关系正在加速调整和演化。对于中国,美国已经取代日本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对于美国,中国已经取代日本成为其最大逆差来源国,并且持有其巨额的国债;对于日本,中国取代美国成为其最大的出口国,也取代日本作为东亚经济的主要动力和支撑力量。这种经济关系的调整相应引发了几个大国关系的调整。而美国重返亚太,也正是对世界经济格局中的这种大国地位变化和大国关系调整的迅速反应。在这个三角关系中,中国和日本是战略对抗多于战略合作,而与美国应该是战略合作多于战略竞争。从某种意义上讲,美日关系也不是“铁板一块”,中国最大的优势在于经济优势,美国对中国并非完全是战略遏制。因为美国已深刻地认识到,美国必须抛弃价值观的偏见来容纳正在崛起的中国,当然这需要有一个比较痛苦的磨合期,这也是美国回避与中国正面冲突的原因。在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我国应努力形成中美关系强于中日关系的格局。继续深化与美国双边合作,使中美经济关系稳定发展,进一步提升双方战略利益的依赖性和互补性,实现以经促政,促进共同发展,逐步推动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良性互动局面。此外,针对中美两国在全球和亚太地区的热点问题,也要继续加强与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以找到双方合作的切入点和利益交汇点,特别是要注重加强与美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合作。

(2)积极利用好中美欧三角关系。目前,虽然美国与欧盟已经决定开展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谈判,但美国重返亚太对欧洲具有排他性影响。众所周知,欧洲和美国在国际舞台上是综合实力最接近的两大经济体,在中国与美、欧力量对比悬殊且存在一定竞争的情况下,中国可以利用这一点,积极开展与欧洲国家特别是与欧盟成员国的对话与合作。除加强产业领域的合作之外,还要积极探索与欧盟开展自由贸易区谈判的可能性,进一步拓展中国FTA 的战略空间,可以就TPP涉及的边境后壁垒与欧洲国家展开磋商与合作,并在多边场合下支持欧洲立场,不断拓宽相互合作领域,以寻求对美的制衡。

(3)正确处理好中美俄三角关系。俄罗斯与中国虽同属金砖国家,在全球性问题上有很多共同立场,但中国作为新兴崛起的大国,与俄罗斯也存在竞争合作的关系。总体而言,中俄不存在明显的战略对抗,加强与俄罗斯合作应是我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在美对俄实行战略挤压的情况下,中国应加强与俄罗斯的合作,着力夯实中俄政治安全合作基础,坚持把中俄经贸合作放在发展两国关系的重要位置,不断深化两国在能源安全、气候变化和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等领域的务实合作,从战略上实行联俄制美。

3.在深入研究基础上视事态变化决定加入与否

我国外交的战略目标是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而非对抗美国。加入或不加入TPP只是一种手段,是为这一战略目标服务的。在综合评估各种因素和权衡各种利弊的基础上,可视具体事态的发展决定我国是否加入。

(1)应当明确中美之间并非只是遏制和反遏制的关系,美国的对外经济政策目标是多元的,包括维护其在全球的霸权地位、推行其核心价值理念、保证本国的经济利益等。为实现这些目标,美国可能会实施遏制中国的战略,也可能采取与中国合作的战略。但无论其动机如何,都不能以美国主导TPP为由来抵制参与TPP。

(2)TPP代表了更开放的贸易投资规则,更高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和劳工标准,这些实际上都是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若不考虑地缘政治经济因素等,加入TPP对我国也是有积极意义的,并非都是不利影响。更重要的是,一旦东亚合作被亚太合作所替代,如果我国坚持不参与,势必会造很大的负面影响。

(3)虽然TPP的劳工、环境、知识产权等条款与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冲突不大,但加入TPP后国内政策将易受美国的限制。

因此,在东亚合作和亚太区域合作走向尚不明朗之前,短期内我国可采取不加入的策略。若美国邀请我国加入,可以先采取列席或者观察员的方式参与其中,等到时机成熟时再全面介入。不过,从目前的形势看,美国近期邀请我国加入的可能性并不大,可见美国有其更长远、更深层的战略考虑。如果中日韩自贸区和“10 +3”谈判进展不顺利,WTO 多哈回合谈判继续搁浅,日本、韩国和东盟国家相继加入,台湾地区要求加入TPP的舆论压力也越来越大,而TPP谈判进展十分顺利,在此情况下,我国应果断宣布加入TPP。下一步,我国在继续做实做深东亚合作的同时,要辩证地看待TPP,切实统筹好FTA 和TPP的关系,认真做好应对和加入TPP的相关工作,力争将参与TPP谈判作为我国推动亚太区域整合的重要契机。

4.为适应未来国际高标准、新规则抓紧做准备

(1)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不断提升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努力推动经济发展再上新台阶。这是“东拉、南拓、西稳、北进”的基石,也是我国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前提。特别是,随着我国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的刚性上涨,加之外需持续低迷,这一目标任务仍相当艰巨繁重。

(2)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大力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不断增强经济发展后劲。要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广泛开展对外宣传,强调中国正着力优化调整自身经济结构,愿意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同解决资源环境、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难题,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将有利于周边国家经济乃至世界经济持续复苏和稳定增长。

(3)构建一个公平有序、充满活力的市场环境,不断增强体制优势和自身软实力。要坚持不懈地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着力消除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加快完善政府采购、劳工、环境、知识产权保护等相关政策措施,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我国经济长期发展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