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重点任务
1.以贸易强国为目标的外贸可持续发展新机制
要加快构建外贸可持续发展新机制，既要保持外贸传统优势，又要积极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着力破解制约外贸转型升级的突出问题，全面提升外贸竞争力，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完善进出口促进体系，健全贸易摩擦应对机制，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外贸提质增效升级。
——实施积极进口战略。不以追求贸易顺差为目标，努力扩大进口，促进经常项目收支平衡。降低汽车、药品、化妆品等商品进口关税，增加人民群众需求比较集中的特色优势产品进口，加快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政府采购协定》进程。办好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提高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降低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加快培育外贸新业态新模式，推进服务贸易特别是服务出口的创新发展。大力推动中西部和东北地区承接加工贸易梯度转移和转型升级。强化大通关协作机制，实现口岸管理相关部门信息互换、监管互认、执法互助。加快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建设，全面推行口岸管理相关部门“联合查验、一次放行”等通关新模式。依托电子口岸平台，推动口岸管理相关部门各作业系统横向互联，建立信息共享共用机制。探索开展口岸查验机制创新和口岸管理相关部门综合执法试点。加快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整合优化。加快一体化通关改革，推进通关作业无纸化。与主要贸易伙伴开展检验检疫、认证认可和技术标准等方面的交流合作与互认。加强口岸检验检疫综合能力建设，完善产品质量安全风险预警和快速反应体系。整合和规范进出口环节经营性服务和收费。
——实施质量效益导向型外贸政策，提升贸易发展位势。支持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大、资源和能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小、产业关联度强的对外贸易活动，实现外贸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进一步完善出口退税制度，优化出口退税流程。健全出口信用保险体系。加强贸易风险、汇率风险监测分析，适时公布有关风险提示，引导企业有效规避出口风险。
——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优化贸易结构。稳定传统优势产品出口，进一步推进以质取胜战略，提升出口产品质量、档次和创新要素比重，扩大大型成套设备和技术出口。加强外贸诚信体系建设，规范进出口秩序。鼓励企业开展科技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加快培育以技术、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外贸竞争新优势。优化进口商品结构，鼓励先进技术、关键设备和零部件进口，稳定资源性产品进口，合理增加一般消费品进口。培育国际大宗商品交易平台。提高一般贸易和服务贸易比重，推动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延长加工贸易产业链，提高加工贸易的质量和附加值。
——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和电商等新兴贸易业态。提升服务贸易战略地位，着力扩大服务贸易规模，推进服务贸易便利化和自由化。鼓励发展生产性服务贸易。依托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等新技术，推动服务业转型，培育服务新业态。创新服务贸易金融服务体系，建立与服务贸易相适应的口岸管理和通关协作模式。提高货物贸易中的服务附加值，促进制造业与服务业、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协调发展。推进国内服务市场健全制度、标准、规范和监管体系，为专业人才和专业服务跨境流动提供便利。制定与国际接轨的服务业标准化体系，加强与服务贸易相关的人才培养、资格互认、标准制定等方面的国际合作。促进服务外包升级，提升服务跨境交付能力，建设好服务外包示范城市。鼓励发展跨境电子商务、市场采购贸易等新型贸易方式。积极解决电子商务在境内外发展的技术、政策问题，在标准、支付、物流、通关、检验检疫、税收等方面加强国际协调，参与相关规则制定，创新跨境电子商务合作方式，融入国外零售体系，化解相关贸易摩擦。
——坚持多边贸易体制规则，健全贸易摩擦应对机制。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强化中央、地方、行业协会商会、企业四体联动的综合应对机制，指导企业做好贸易摩擦预警、咨询、对话、磋商、诉讼等工作。有理有节、化解分歧、争取双赢，以协商方式妥善解决贸易争端，对滥用贸易保护措施和歧视性做法，善于运用规则进行交涉和制衡。依法开展贸易救济调查，维护国内产业企业合法权益。
2.打造更加完善的外商投资环境
国际引资竞争加剧，我国利用外资工作必须更加积极主动地对接外部环境，稳定外资规模和速度，改善外资来源地构成，平衡外资区域分布。为适应利用外资新形势，还需要不断推进完善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对外开放步伐，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继续扩大外资市场准入，继续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在更大范围实施对外开放，实现互利共赢。
——全面开放制造业，大幅降低外资准入门槛。加快推进各领域进一步改革和开放，以全球价值链重构为契机提升产业竞争力。尽快落地新版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制定分别适用于全国和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新版外商投资负面清单，使对外开放重大举措尽快落地。在汽车、船舶、飞机制造业、能源、资源、基础设施、交通运输、商贸流通等领域推出一系列开放措施。支持中外企业在公平竞争环境下实现共同发展，鼓励中外企业开展更广泛更多元的资本、技术、管理、人才交流合作。
——调整利用外资结构。制造业和服务业仍是各国引资最重要的领域，且竞争力度更加剧烈。吸引外资重点要与产业转型升级的方向一致。制造业吸引外资，重点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升级，从加工制造向研发、营销环节延伸的趋势。服务业吸引外资，不断扩大外商投资规模和范围，加大信息、商务、研发、营销、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和旅游、文化、健康、养老、体育、教育培训等生活性服务业引资力度。引导外资更多投向先进制造、高新技术、节能环保和中西部地区、东北地区，进一步优化利用外资产业结构和区域结构。
——鼓励外资参与境内企业兼并重组。完善外资并购的风险防范体系，可借鉴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做法，从敏感科技领域和特别关注国家投资者两方面入手，强化对各类外资并购的事前审查。
——尽快推进外商投资法立法进程。理顺外商投资法与现存的各类投资便利化措施、已签署的双多边投资协定、负面清单之间的关系，出台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条例，建立统一、合理、高效的外商投资管理体系。
——依托新比较优势吸引和利用外资。利用外资进入转型期，传统的低成本优势正在发生变化，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压力凸显，必须认清和尊重经济规律，及时转换动力，未来需巩固最大的消费市场、完善的基础设施条件、齐全的产业配套能力、丰富的人力资源和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等方面的优势，打造市场体系健全、行政服务高效、人力资源丰富、产业配套齐全、基础设施完备的综合新优势。
——全方位、宽领域利用外资。在“一带一路”倡议推进统领下，对外开放格局将向东开放转为向东向西开放并举，东部地区重在建设国际化高标准投资环境，继续发挥吸引外资领头羊作用；中西部地区通过陆上丝绸之路，从开放末梢变为开放前沿，把握引资重要机遇。
——切实给予外商投资企业准入后公平待遇，促进内外资企业公平竞争。外资企业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一样，都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只要是在我国境内注册的企业，都要享受同等待遇。要加快形成企业公平竞争的现代市场体系，对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公平对待。要确保政策法规执行的一致性，地方和部门不得擅自增加对外资企业的限制。对外商投资企业同等适用产业支持政策、创新支持政策。按照统一标准、统一时限的原则，审核外商投资企业业务牌照和资质申请。推进标准制（修）订全过程信息公开，给予内外资企业公平机会参与标准化工作。平等对待外商投资企业生产的产品，促进内外资企业公平参与政府采购招投标。严格保护外资企业知识产权。支持外资企业在中国境内上市、发债。实行内外资企业统一的注册资本制度。鼓励外商投资企业深度融入我国制造体系、创新体系。制定涉及外资的政策，要进行公平竞争审查。
——允许地方政府在法定权限范围内制定出台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对就业、经济发展、技术创新贡献大的项目，地方可根据实际情况予以支持。鼓励外资企业再投资，对境外投资者从中国境内居民企业分配的利润直接投资于鼓励类投资项目。扩大中西部地区、东北地区鼓励外商投资范围，支持中西部地区、东北地区承接产业转移。对西部地区继续实行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推进外资跨国公司本外币资金集中运营改革，促进资金双向流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营造有国际竞争力的营商环境吸引外资，深化外商投资管理体制改革。督查落实国务院出台的“吸引外资20 条措施”、《国务院关于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外资若干措施的通知》（国发〔2017〕 5 号）文件、《国务院关于促进外资增长若干措施的通知》（国发〔2017〕 39 号）文件，适时研究新措施。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全面推行普遍备案、有限核准的外商投资管理制度。进一步优化外商投资管理流程，压缩办理时限，推进外商投资项目核准、备案统一在线办理，实现一口受理、限时办结、进度可查询，提高外商投资管理信息化水平。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特大城市率先加大营商环境改革力度，提高投资便利化程度，取得经验后向全国复制推广。完善与外商投资负面清单管理方式相适应的事中事后监管制度。
——对企业境外所得汇回提供税收支持，形成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的良性循环。发达国家更多采取免税制解决企业境外所得的双重征税问题。为有效减轻境外投资的税收负担和合规成本，可效仿国际做法在境外所得抵免制度中引入免税，鼓励海外利润回流。
——充分发挥国家级新区、各类开发区吸引外资的龙头作用。加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以及省级开发区等各类开发区规划指导、创新发展。发挥开发区的引领和带动作用，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和科技服务业，推动区内产业升级，建设协同创新平台，实现产业结构、产品附加值、质量、品牌、技术水平、创新能力的全面提升。推动开发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继续深化节能环保国际合作。不断改善投资环境，进一步规范行政管理制度，完善决策、执行、监督和考核评价体系，避免同质竞争，努力把开发区建设成为带动地区经济发展和实施区域发展战略的重要载体、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和培育吸引外资新优势的排头兵、科技创新驱动和绿色集约发展的示范区。
——完善外商投资监管体系。按照扩大开放与加强监管同步的要求，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建立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制度和外商投资信息公示平台，充分发挥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平台作用，形成各政府部门信息共享、协同监管、社会公众参与监督的外商投资全程监管体系，提升外商投资监管的科学性、规范性和透明度，防止一放就乱。
3.积极稳妥开展境外投资
境外投资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方式，是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要方面。随着企业“走出去”规模不断扩大，我国正在由资本输入国逐步转变为资本输出国，在境外能源资源、制造业、高新技术、服务业等领域成功实施了一大批项目，为带动相关产品、技术、服务“走出去”，促进国内经济转型发展，深化我国与相关国家互利合作，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和国际产能合作发挥了积极作用。未来，需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一带一路”建设为统领，促进企业合理有序开展境外投资活动，防范和应对境外投资风险，推动境外投资持续健康发展，实现与投资目的国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开展境外投资战略研究。彻底跳出项目核准和备案的传统管理思路，把工作重点放在加强指导协调服务上，完善境外投资项目监管。健全境外投资法规体系，优化管理体系和程序。创新对外投资合作机制，支持有关行业和领域加快走出去步伐。加强与重点国家合作，推进与周边国家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加强政策沟通，着力推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订双边或多边合作协议，营造畅通的政策环境；加强政策引导，有效对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际需求，引导企业持续合理、有序健康地开展境外投资。
——做好对外投资的引导和管理。对外投资管理机制是我国开放型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把完善中长期制度建设和短期相机调控结合起来，在推进对外投资便利化的同时防范对外投资风险，完善和规范市场秩序，促进对外投资健康有序发展，保持国际收支基本平衡。按照国家“走出去”和“一带一路”倡议部署，坚持市场化原则支持企业海外并购。同时，加强对外直接投资相关部门监管联动，上游部门把好入口关，强化对外直接投资真实性、合规性审核，避免一哄而上的现象，促进对外直接投资有序健康发展。
——保持对外直接投资方针政策和管理原则的稳定性。坚持实施“走出去”的战略不变、坚持充分利用“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的方针不变、坚持支持合法合规的对外直接投资方向不变、坚持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中注意防范对外投资风险的原则不变。坚持“企业主体、市场原则、国际惯例、政府引导”的原则，鼓励企业参与国际经济竞争与合作、融入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不断推进对外投资管理“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支持国内有能力、有条件的企业开展真实合规的对外投资活动，参与“一带一路”共同建设和国际产能合作，促进国内经济转型升级，深化我国与世界各国的互利合作。
——研究制定促进境外投资便利化的法律法规。贯彻企业投资自主决策、自负盈亏原则，放宽境外投资限制，简化境外投资管理，除少数有特殊规定外，境外投资项目一律实行备案制。加快建立合格境内个人投资者制度，加强境外投资合作信息平台建设。
——创新对外投资合作方式。允许企业和个人发挥自身优势到境外开展投资合作，允许自担风险到各国各地区承揽工程和劳务合作项目，允许创新方式走出去开展绿地投资、并购投资、证券投资、联合投资等。鼓励有实力的企业采取多种方式开展境外基础设施投资和能源资源合作。促进高铁、核电、航空、机械、电力、电信、冶金、建材、轻工、纺织等优势行业走出去，提升互联网信息服务等现代服务业国际化水平，推动电子商务走出去。积极稳妥推进境外农业投资合作。支持我国重大技术标准走出去。创新境外经贸合作区发展模式，支持国内投资主体自主建设和管理。
——健全走出去服务保障体系。加快同有关国家和地区商签投资协定，完善领事保护制度，提供权益保障、投资促进、风险预警等更多服务，推进对外投资合作便利化。保障我国境外人员人身和财产安全。发挥中介机构作用，培育一批国际化的设计咨询、资产评估、信用评级、法律服务等中介机构。
——防范境外投资风险。加强对外直接投资风险教育，运用具体案例和数据引导企业理性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国内商业协会等中介组织要加强法律、金融、制度、文化等全方位支持配套，及时充分提示投资、汇率、债务等潜在风险，协助中资企业做好项目评估、风险应对，确保对外直接投资行稳致远。加强各类风险防范，确保有效降低企业境外投资的经营风险、债务风险、资金外流风险、产业空心化、政策风险五大风险类型。
——引进来和走出去有机结合。推进引进外资与对外投资有机结合、相互配合，推动与各国各地区互利共赢的产业投资合作。发挥我国优势和条件促进其他国家和地区共同发展。鼓励企业开展科技创新、项目对接、信息交流、人力资源开发等多方面国际合作。支持地方和企业做好引资、引智、引技等工作，并积极开拓国际市场。通过各类投资合作机制，分享我国引进来的成功经验，推动有关国家营造良好投资环境。
4.开展互利共赢国际产能合作
国际产能合作旨在发挥中方在装备、技术、资金等方面的综合优势和其他方面的比较优势，对接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供给能力和发展需求，共同发展实体经济、建设基础设施，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从对世界经济影响的角度看，我国推动国际产能合作，本质上是通过提高有效供给来催生新的需求，有利于实现世界经济再平衡。
——坚持在“一带一路”倡议等国家战略统领下开展国际产能合作。国际产能合作是贯彻实施国家经济外交战略的重要体现，是具体的行动纲领，应围绕“一带一路”的重点区域布局，根据国际市场需求和我国产业优势，重点输出高铁、通信、电力等优势产业和能力。不是落后产能的转移，而是将产业链条整体输出到不同的国家，帮助这些国家建立更加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制造能力。
——国际产能合作应坚持互利共赢合作观。不仅应加强国内企业间的合作、形成产业集群，还应加强双边、多边、第三方乃至多方企业间的产业合作，一方面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另一方面也要发挥发达国家技术、资金、经验优势，从“互利双赢”升级为“互利三赢”“互利多赢”，扩大产能合作利益汇合点，实现合作最大公约数，形成新的更大的利益共同体。
——聚焦重点国家、重点行业开展国际产能合作。区域布局层面，以哈萨克斯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周边重点国家为“主轴”，以非洲、中东和欧洲中东部重点国家为“西翼”，巴西、秘鲁等拉美重点国家为“东翼”，重点圈定“一带一路”重点沿线国家开展产能合作。在产业布局层面，重点推动钢铁、有色、建材、化工、轻工、汽车、农业等行业优势富余产能，包括工程机械、航空航天、船舶和海洋工程的优势装备，以及交通、能源、通信等基础设施，开展国际产能合作。充分利用发达经济体给予越南、柬埔寨、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巴基斯坦等WTO 最不发达成员方的关税减免政策、双边贸易安排和东道国优惠政策，通过运筹境外产业园区曲线进入国际市场。着力推进与发达经济体共同展开面向全球市场的“第三方合作”。通过创业投资早期进入海外创新企业突破贸易封锁。精准指导，加强与优质中小型高技术企业展开产能合作。
——形成部门、地方、企业、协会等推进国际产能合作的合力。不断完善现有双多边产能合作机制，组织政策对话和项目对接，与有关国家加紧商签共同推进产能合作框架协议，切实发挥各部门、各地区统一对外工作平台的作用。借助多边舞台推动产能合作，加快推动与东盟、非盟、欧盟、拉共体等区域组织，与法国、韩国、西班牙、德国等发达经济体建立的第三方合作机制的作用。发挥中央地方协同联动机制作用，通过委省协同联动机制指导地方立足产业实际，与重点国家开展合作对接，上下合力推进国际产能合作。发挥央企、民企、协会协同推进机制作用，发挥中央企业主力军作用，发挥民营企业积极性，发挥钢铁工业协会、建筑材料联合会等行业协会桥梁纽带作用，全面推进国际产能合作。
——以共建产业园区作为国际产能合作的重要载体。共建工业园区是发挥彼此优势、促进各自经济发展、增强贸易比较优势的重大举措。对园区定位、运筹管理以及入园企业和产品生产、营销等都提出了很高要求。现在园区的基础设施、招商引资、产业引导、生产定位、双方管理磨合、运行机制创新等任务很重，需要双方逐渐探索，以克服文化差异、加强人才队伍培育。园区不能仅靠两国的国有企业和吸引的外资，还应鼓励两国中小企业积极参与其中。建立海外工业园并在当地整合产业链资源是未来的发展方向。通过支持有实力、有条件的中国企业到有关国家投资建设或与所在国企业共同投资建设产业园区，以吸纳中国、所在国或其他国家企业入区投资发展，推动双边和多边产能合作，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经贸活动。
——以构建价值链网络作为国际产能合作的主要支撑。鼓励政策不应是普惠制的，而应针对特定行业、特定产业链环节给予不同侧重点的扶持，更加精准发力，旨在推动我国企业海外投资中沿着全球价值链和产业链向上游升级。
——多渠道拓展国际产能合作的资金来源。完善财税支持政策、发挥优惠贷款作用、拓宽外汇储备使用渠道、增强开发性金融和政策性银行服务能力、强化出口信用保险作用，持续加大对国际产能合作的资金支持力度。多渠道设立系列双多边产能合作基金，为产能和装备走出去提供有力支持。支持企业和金融机构境外发债融资。改革企业发行外债管理，发挥企业境外发债对国际产能合作的促进作用。支持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分别赴境外发行债券，重点用于支持国际产能合作项目。优化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使用方式和资金投向。逐年增加“两优”贷款规模，提高“两优”贷款优惠度。进一步完善中长期出口信用保险、海外投资险等，加快与有关国家商签避免双重征税协定。
——鼓励金融机构提供多元化、全方位金融产品和服务。金融机构要积极利用海外分支机构资源优势，紧抓优势企业“走出去”业务机遇，重点推进对外担保、融资租赁、中介型福费廷、出口买方信贷等“走出去”拳头产品，为企业获取最低融资成本，通过境内外分支机构的内外联动和高效协同，满足企业在境外的各项资金需求。根据“走出去”企业跨时区、跨币种、跨市场的多维度需求，金融机构要不断增强境外机构本地化服务能力，建立财务顾问、贸易融资、资金管理、托管清算、债券承销发行、外汇衍生品交易等业务在内的立体式、全方位金融服务体系。加强前端性服务，实现海外项目市场的“源头性”开发，将财务顾问、开发顾问等投行服务与商业银行传统金融服务相结合。
——提升国际产能合作的风险规避能力。建立针对“一带一路”下产能合作的风险防范机制。打造系统风险防范机制，加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市场环境的研究工作，建立一套科学的风险预警指标体系。
5.创新外债管理体制
进一步解放思想，调动企业积极性，政府和企业形成合力共同推动我国成为对外投资大国。梳理评估全口径内外资企业外债管理有效性，不断改进企业外债管理方式，进一步完善部门间的外债管理协调配合机制，强化监管统筹。优化外债的期限结构和币种结构，提高外债发行主体多元化水平，提升外债响应国家战略、促进区域和产业发展方面的引导作用，重点支持一批综合经济实力强、国际化经营水平高、风险防控机制健全的大型企业和金融机构赴境外发债。建立从企业外债登记、发行到资金投向的全流程管理机制，加强外债风险预警，完善市场约束机制。
——提升外债在响应国家战略和促进区域、产业发展方面的引导作用。鼓励企业通过外债筹资，投资于“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等国家重大战略规划和城镇化、战略性新兴产业、“双创”、高端装备制造业、“互联网+”、绿色发展等重点领域，不断扩大有效投资。金融机构发行外债应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促进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融合发展，助推产业转型升级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控制外债资金在金融体系内部交叉投资、自我循环。
——完善企业外债发行政策，优化外国政府贷款程序。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推进企业发行外债备案登记制管理改革的通知》（发改外资〔2015〕 2044 号）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对企业发行海外债的要求，加强海外债发行管理，对一年期及以下海外债发行纳入备案要求。重点做好国外优惠贷款规划管理、中长期国际商业贷款管理、境外发债管理等改革；按照要求公开、程序公开、过程公开、结果公开的原则，推动贷款信息全流程公开。
——创新监管方式。推动外商投资项目核准、备案纳入全国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建立健全覆盖全国的境外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动态监测并指导地方项目备案、核准工作，全面掌握外商投资和境外投资动态，保证中央政策落地。
——适时将企业外债规模管理改革试点政策向更大范围推广。允许企业在年度外债规模内灵活把握发债时机，自主选择发债时间和发债批次，境内外统筹使用外债资金，降低借款成本，提高发债效果。鼓励企业境内母公司直接发行外债，适当控制海外分支机构和子公司发行外债，鼓励外债资金回流结汇。
——加强企业在外债发行风险防范中的主体地位。企业应密切跟踪国际国内资本市场变化情况，关注国家经济金融形势、国际收支状况、跨境资本流动和外债外汇政策调整，强化外债风险管理意识，制定外债风险防控方案。明确外债风险管理责任，健全外债风险管理决策、授权和监督机制，将外债风险管理贯穿外债借、用、还全过程；统筹考虑汇率、利率、币种及企业资产负债结构等因素，适当运用货币互换、利率互换、远期外汇买卖、期权、掉期等金融衍生产品，审慎选择融资工具，合理持有外汇头寸，有效控制风险敞口，确保外债风险控制在自身可承受范围内。
——完善全口径外债管理体系。将利用外资与防范风险相结合，进一步提升跨境融资的便利化水平，更好地服务企业、服务实体经济。从监管职能匹配协调角度出发，进一步明确加强跨境融资监管部门的权责，加强部门间的政策协调，为深化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提供制度保障。在外币外债的审慎监管应逐步由余额管理和审批制转变为备案制的基础上，可基于风险识别的外债动态调节机制，进一步加强融资主体的精细化分类监管。全口径跨境融资政策可针对企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三类主体实施融资差别化管理。建议加大对各类融资主体特点的调研，在充分考虑行业、区域、规模等差异情况基础上，制定更加精细化的分类管理措施。
——提高利用外债的风险预警和应对能力。宏观方面，监管部门应在本外币全口径外债统计监测基础上，进一步建立、健全“隐形外债”监测预警机制，从数量规模上对“隐形外债”加以控制，防止贸易项下“隐形外债”在一定条件下可能转化为“现实外债”的潜在风险，并加强对外债数据的事中事后监测分析。微观方面，综合评判经营主体各项经济行为，重点关注企业的资金流动和资产负债情况以及偿债能力等指标，对重点可疑企业实行定向跟踪监测。建立健全预警机制，构建宏观审慎管理的工具箱，完善宏观审慎框架下的外债和跨境资本流动管理体系，不断丰富应对国际资本流动风险冲击的政策储备和应急预案，抑制境内外套利行为，切实防范跨境资本流动风险，在跨境融资宏观风险指标触及预警值时，及时采取有针对性的逆周期调控措施，避免内外债风险之间的相互转化造成系统性金融风险。
——构建高效的外债综合管理体系。加强国家发展改革委外债登记备案和中国人民银行宏观审慎外债管理的政策对接，防止规避监管和监管套利；研究出台外债资金集中流出风险的管控政策，将外债额度与偿还本息和对外投资等活动挂钩，构建流出入均衡、覆盖全过程的外债综合管理体系。
——培养企业对外债资金的汇率风险防范意识。针对汇率双向波动增强的长期趋势，应引导企业树立外债资金的风险中性意识，通过外汇衍生工具开展套期保值规避汇率敞口，科学降低外债资金的风险管理成本。
——优化境外债券的发行币种。实现本币和外币计价债券的均衡，顺应人民币国际化的长期趋势，应逐步提升人民币计价债券的发行比例。此外，要实现外币计价债券发行的均衡，适度增加欧元、日元等其他外币币种的债券发行。
6.为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提供“中国方案”
抓住当前全球价值链重构的历史性机遇，以中国理念、中国市场、中国资本和中国倡议引领新一轮经济全球化，重塑未来国际分工格局。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提高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做国际经贸规则的积极参与者，扩大国际合作与交流，努力形成深度交融的互利合作网络。为对外开放提供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保驾护航。这也是中国承担大国责任的体现。中国应该站在发展中国家乃至世界整体利益的高度，提出建设性的主张和诉求。
——坚持世界贸易体制规则。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中的主渠道地位，坚持均衡、普惠、共赢原则，反对贸易投资保护主义。积极落实“巴厘一揽子协定”，推动后巴厘工作计划制定，争取尽早完成多哈回合谈判。推进《信息技术协定》扩围和《环境产品协定》谈判，推动我国加入《政府采购协定》谈判。支持世贸组织继续加强贸易政策监督机制、完善争端解决机制。进一步加强贸易政策合规工作。
——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推进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支持联合国、二十国集团等发挥全球经济治理主要平台作用，推动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发挥作用，共同提高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领域的发言权和代表性。全面参与国际经济体系变革和规则制定，在全球性议题上，主动提出新主张、新倡议和新行动方案，增强我国在国际经贸规则和标准制定中的话语权。
——制定跨境资本流动管理的国际规则。目前对跨境资本流动管理的共识是作为处理风险和危机的事后措施，这还远远不够，应该发展事前资本流动管理框架，制定国际层面和国别层面的资本流动管理原则，允许各国根据本国国情和发展阶段采取不同的资本流动管理体制，鼓励各国有序适度开放资本账户，以保障资本流动能够切实提高有关国家和世界经济的福利。
——构建多双边、全方位经贸合作新格局。坚持正确的义利观，弘义融利，因地制宜，务实合作。丰富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经贸内涵，深化中欧多领域合作，协同推进中美、中欧投资协定谈判，统筹国内改革与对外开放进程。促进中俄经贸关系跨越式发展。深化同发展中国家合作。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宏观政策沟通与协调。完善区域次区域合作机制，发挥亚太经合组织、亚欧会议、上海合作组织作用，强化中非、中阿、中拉等合作机制。推进大湄公河、中亚、图们江、泛北部湾等次区域合作。多双边合作机制要加强统筹、提高效率、讲求实效。
——建立国际经贸谈判新机制。抓紧建立依法有序、科学高效、协调有力、执行有效的谈判机制。统筹谈判资源和筹码，科学决策谈判方案，优化谈判进程。加强谈判方案执行、监督和谈判绩效评价，提高对外谈判力度和有效性。充分发挥有关议事协调机制的积极作用，完善国际经贸谈判授权和批准制度。
（指导：孙学工，统稿修改：郭春丽 执笔：王蕴 李世刚 易信 盛雯雯）
[1]http：//cpc.people.com.cn/n1/2018/0629/c419242-30094654.html。
[2]Michael Spence and Sandile Hlatshwayo，The Evolving Structure of the American Economy and the Employment Challenge，2011。
[3]美国基尼系数数据来自世界银行WDI database 和联合国大学世界收入不平等数据库。
[4]top1%指的是P99—P100，top10%指的是P90—P100，这些收入均指税前收入。
[5]top1%指的是P99—P100，top10%指的是P90—P100，这些收入均指税前收入。
[6]奥美：《锐速12 国报告》，http：//finance.sina.com.cn/stock/usstock/c/2016-08-24/us-ifxvcsrn9138336.shtml。
[7]http：//finance.china.com.cn/roll/20170807/4340061.shtml。
[8]参见附件文章《美联储加息缩表趋势、影响和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