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以杂志为中心的文人团体

从五四时代开始，刊物的独立性就成为了有志于报刊事业的知识分子共同的思考前提。对于这些处在转型时代的自由知识者而言，如果能做到“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1]，显然是很具有诱惑力的。当然，最主要的原因是，随着出版物数量的不断攀升和影响力的迅速扩大，一个现代期刊追求并保持其独立意识的必要条件已经基本具备。

首先，与商业报刊和社团刊物不同，知识分子型的期刊大多采用同人杂志的形式。这就意味着，从筹建、创刊、撰稿，到确定编辑策略和用稿方针等诸多方面，基本上是由一个相对固定的团体来完成。按照通行的规则，刊物的编辑对于同人的稿件没有选择的权利，一般要求来稿必登。因此，这个团体大部分人的兴趣和意志，也就决定了刊物的性质和归属。当然，所谓的“同人杂志”，也有不同的解释角度。一部分刊物对于自身观点的纯粹性较为看重，力图将其经营成独领风骚的“自己的园地”。《新青年》依仗着傲视群雄的作者资源，自第4卷第1号起，便已实现“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公同担任，不另购稿”^[2]。1920年代在北京出版的《语丝》，坚守着“主张上相反的议论则只好请在别处发表”^[3]的基本原则，明显表现出浓厚的同人色彩。另一些刊物在为自家人保留足够的空间后，并不拒绝团体之外的声音加入，甚至在一定条件下，编辑者还力图以这种方式，淡化过于强烈的同人氛围。例如，同样诞生于1920年代中期的《现代评论》，就在发刊词中郑重声明“本刊同人不认本刊纯为本刊同人的论坛，而认为同人及同人的朋友与读者的公共论坛”^[4]。胡适在1930年代创办《独立评论》时，也表示“不希望它做我们这十一二个人的刊物，也不希望它成为我们的朋友的刊物；我们自始就希望它成为一切用公心讨论社会政治问题的人的公共刊物”^[5]。

当然，从这些刊物的实际运作情况看，所谓的“公众论坛”，大多只是编辑的设想和宣传手段，并不足以改变其同人杂志的性质。因为无论是否承认，这些杂志的创作群体是相对固定的，外稿不但在篇幅和数量上都非常有限，其中很大一部分还是以“读者来信”的方式登载，成为编辑者阐述自我的另一个有效的途径。《新青年》在这一方面是最佳的例证，其“通信”栏目表面上是敌我交战的阵地，其实是同道之间声气相求的舞台。《新青年》同人借助“通信”，将专题文章中不便说、不敢说的议论尽情挥洒。无论是胡适和陈独秀关于白话文学的讨论，还是王敬轩的“双簧信”刻意经营“众声喧哗”的局面，“通信”在推进文学革命过程中的重要意义，已经成为论者的共识。在此之后的同人杂志中，尽管没有哪个“通信”能再现昔日的辉煌，但大多继承了《新青年》的编辑技巧和思路，将其发展成最灵活自由、也最具锋芒的名牌栏目。

1920年代的北京，同人杂志逐渐取代社团会刊成为出版界的主流。除了在编辑原则上充分展示团体意志外，另一方面就是政治性背景的逐渐淡化。简单地说，政权意志影响刊物的编辑和出版，无外乎两种手段。其一，以国家权力控制舆论导向，加强新闻检查的力度，限制接受群体的数量和范围。在某些情况下，也会直接用查封等手段剥夺刊物生存的权力。除此之外，另一个相对平和和隐蔽的方式是，充分利用金钱优势，掌握刊物的经济命脉，将其转变成为自己服务的喉舌和工具。前者可以说是在国家新闻政策控制下的报章杂志共同的命运，与是否同人杂志无关。因此，谋求刊物独立的最有效和最直接的方式，也就集中在如何摆脱经济的外向依赖上了。从《语丝》和《现代评论》因为“二千元事件”旷日持久的论争中^[6]，不难看出这种经济独立意识被强调和重视的程度。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一个有影响力的刊物，应该拥有比较良好的销售业绩和社会关注度。也就是说，成功的报刊进入正常运作状态后，大多具备了自负盈亏的能力。因此，大部分外来的捐款或资助，都是以启动资金的方式呈现在编辑者的面前的，《现代评论》那神秘的“二千元”就是如此。所以，如何在筹备阶段拒绝外部的诱惑，也就成为了各个刊物不能回避的第一要务。内部捐款或集资是大部分同人杂志解决这个问题时首先想到的办法。《努力周报》创刊之时，胡适和几个朋友议定以各人薪水的百分之五作为会费。《语丝》也是由鲁迅、周作人和川岛等人自掏腰包，垫付了第一期出版所需的费用。

不过，并非所有的编辑者都视这种情况为理所当然。胡适就曾说过，“无钱而办杂志办报，全靠朋友友谊的投稿，那是变态的现象，是不能持久的”^[7]。作为一种商品，报纸期刊应该是文化生产与文化消费之间的桥梁。但是对于同人杂志而言，市场处于半开放的状态中。一方面产品（刊物）必须投放到市场中，通过购买渠道实现商品价值；但另一方面，在成功摆脱了政治因素的干扰后，需要警惕的还有并不健全的市场经济对刊物的左右。关于这一点，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大部分同人杂志对商业性广告的排斥。如果以现在的眼光看，《现代评论》刊载银行广告是无可厚非的，甚至会被看成生财有道而让人羡慕。但《语丝》等论敌之所以多次予以冷嘲热讽，主要是因为当时的银行资本几乎无法避免政府资金和官僚产业的渗透与控制。《语丝》对这类问题的敏感，内在的动因依旧是对刊物独立性的固守和维护。

有鉴于此，出版机构的民间化也就成了保证同人杂志经济独立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几乎所有的现代同人杂志，都有北京或上海的书局作为固定的出版和发行机构。除非经营不善或宾主失和，这其实是一个“双赢”的良性结合。书局的专业性和较为充裕的资金，为刊物解除了后顾之忧。按照当时的惯例，书局一般不能干涉刊物的具体编辑事宜，编辑部仍然拥有很高程度的自主权，刊物的同人特色并不会因此受到损害。一个反面的例证是，《语丝》被迫迁沪之后，正是因为北新书局的老板李小峰违规，插手稿件的选择和广告模式的确定，才导致主编鲁迅愤然拂袖而去。另一方面，除了能够大量地在自家负责的刊物上登载广告外，书局也可以借助编辑者的名气和刊物的发行量，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夺取同业竞争中的优势地位。例如，原本籍籍无名的亚东图书馆，就是因为五四时期印行了著名的《甲寅》和《新潮》，才能够“名字叫人认识了”^[8]。类似的情况还包括出版《新青年》的群益书社、与创造社有合作关系的泰东图书局等。北新书局和《语丝》之间的亲密关系，也是这个出版界的小字辈迅速崛起的重要原因。本书的第三章第三节，对此有较为详尽的探讨。

作为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实体，大部分书局都另外经营畅销书，并不依靠这些杂志创收，甚至在必要时还必须自掏腰包，为杂志贴补或垫付亏空。在这种情况下，各大书局依然乐此不疲，就在于觉察到这些刊物潜在的商业利益。商务印书馆对《努力周报》的大力支持，用胡适的话说，“并非谋‘红利’，乃是‘商务’里面有几位朋友赞成我们的奋斗牺牲的态度，故为友谊的帮助。以几百万资本的公司，而担此三个铜子的小生意，至一年半之久，这是他们谋‘挣红利’的表示吗”？在得知胡适准备将《努力周报》改为《努力月刊》后，竞争者闻风而动，亚东甚至表示“愿意借贷来承办此报”^[9]，迫切的心情可想而知。

随着同人杂志的日渐成熟，以固定刊物为中心的自由知识者群体的面貌也逐渐清晰。兴盛一时的《新青年》在陈独秀南下之后，逐渐陷入窘境，勉强维持至第9卷便宣告结束。但从1921年南北两地的同人为了是否将杂志迁回北京而进行的争论中可以发现，他们唯恐“破坏《新青年》精神之团结”^[10]的意念是何等执著，其间起作用的，依然是昔日群体内部的凝聚力。1920年代的北京舆论界，《语丝》和《现代评论》占据了重要位置，同人团体是它们最醒目的标签。而从《语丝》到《骆驼草》，从《现代评论》到《新月》，知识分子群体的结合和重组，也是以相应的杂志为中心。正如周策纵先生在分析五四运动前后各类期刊蜂拥而至的状况时所指出的：“这些杂志最大的价值在于它们把中国年轻的知识分子介绍给人民大众，并为青年知识分子提供了一条交流的渠道，他们在后来的几十年中成为中国著名的社会、政治、文学方面的领导人物。”因此，这些知识分子同人杂志“无论在中国舆论的发展方面，还是在中国新知识分子的形成方面都是划时代的”。^[11]

胡适曾经期待过中国有“舆论家”（Journalist or Publicist）的出现：拥有与文化相关的职业，能够在经济上取得独立；并不直接从事具体的政治活动，但是保留“改良政治”的济世理想；同时通过有组织的结合，在舆论界形成一股可以影响当局、左右决策的不容忽视的力量。至于实现这个设想的具体途径，正如胡适在分析《独立评论》的办刊宗旨时提到的那样，无外乎两种方式：其一，“我们有职业而不靠政治吃饭的朋友应该组织一个小团体，研究政治，讨论政治，作为公开的批评政治或提倡政治革新的准备”；其二，“发起一个刊物，来说说一般人不肯说或不敢说的老实话”。^[12]其实，胡适还忽略了一个相关的问题：不但舆论界需要有所谓的“小团体”的加盟，对于大部分的知识分子而言，也需要有这样的团体来交流思想，需要有这样的刊物来发表思想。这既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同时也是他们的精神需求。“不说别人的话，不用别人的钱”^[13]的同人杂志，就是实现由文人团体直接制约舆论环境的最合适的途径。《新青年》在五四时期的成功，证明了这个理想的可行性。1924年创刊的《语丝》和《现代评论》，则更能体现知识分子团体的自动结合，和对于同人杂志的自觉追求。

[1] 胡适：《〈独立评论〉引言》，《独立评论》第1号，1932年5月22日。

[2] 《本志编辑部启事》，《新青年》第4卷第3号，1918年3月15日。

[3] 《发刊辞》，《语丝》第1期，1924年11月17日。

[4] 《本刊启事》，《现代评论》第1卷第1期，1924年12月13日。

[5] 胡适：《〈独立评论〉的一周年》，《独立评论》第51号，1933年5月21日。

[6] 参见本书第三章第一节。

[7] 1924年9月8日胡适致高一涵，《胡适全集》第23卷，第437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

[8] 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31页，上海：学林出版社，1983年。

[9] 1924年9月8日胡适致高一涵，《胡适全集》第23卷，第437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

[10] 《关于〈新青年〉问题的几封信》，张静庐辑注《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第7—16页，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

[11] 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第72页，周子平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

[12] 胡适：《丁文江的传记》，第65、143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

[13] 岂明：《答伏园论〈语丝〉的文体》，《语丝》第54期，1925年11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