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荷属南非开普殖民地的建立

一 从好望角的发现到开普殖民地的建立

好望角备受冷落的一百年　南非开普（好望角）殖民地的建立经历了一个独特的过程。1498年葡萄牙人达伽马绕过好望角，打开了欧洲直通印度和中国的新航道。然而这条以好望角港口为中心的新航道并没有迅速热火起来，而是冷落、寂寞了足有一百年。1648—1612年，从欧洲绕过好望角开往印度和东亚的海船只有806艘，平均每年只有7艘，而回程经过好望角的船只更少，只有425艘，平均每年不到4艘，因为有285艘船被葡萄牙留在印度洋和太平洋上驻守，有96艘船回程时尚未绕过好望角就沉没海底了。所以，一百多年中好望角港是备受冷落的，葡萄牙人自从占有非洲东南沿海的莫桑比克港后，为躲过好望角海面令水手胆战心惊的西风带风暴^[1]，干脆远远绕行好望角直驶莫桑比克。在16世纪90年代前，葡萄牙自己不使用好望角港，也不准荷、英、法等欧洲船舶通过它所发现的航路，进入印度洋。葡萄牙人对新航线的海图严格保密，甚至对泄密和投奔他国的船主、领航员以“叛徒”治罪。这种严密封锁状态因欧洲政治地图变动而变本加厉。直到1580年葡萄牙与西班牙合并成为“一国”，才给在欧洲带头反对西班牙的荷兰，以可乘之机。荷兰船员首作俑者，带头冲击一直被葡萄牙封锁的新航线，接踵而至的英、法船只如法炮制，窜进印度洋。不久这些来自北大西洋的船舶还打通了直奔巽他群岛（印度尼西亚）的新航线。荷兰往返于香料群岛的船舶不绝于途，并很快成为亚洲海域最强大的西方贸易力量。经过多条航线的比较，精明的荷兰商人目光都集中到好望角航线上。

荷兰东印度公司进驻好望角　1652年，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VOC）决定在好望角建立一个补给站，并没有引起好望角“最早发现者”葡萄牙的多少对抗。葡萄牙人从来没有在此地逗留过多少时间，更不用说建立什么殖民行政权力。荷兰人在好望角（Cape,此后中文行文凡称殖民地皆译作“开普”）建立“补给站”，也并非由荷兰政府出面，而是由荷兰富商、大船主等组成的东印度公司直接管理。1602年成立的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简称东印度公司）与英国东印度公司（1600年成立）一样，从一开始就与葡萄牙、西班牙由国家组成的“公司”不同，公司的主动权不受政府掌握，而是操纵在私人股东手中。所谓“私人股东”亦不是一般商人，而属于商人贵族集团寡头，如荷兰的特里普家族等。公司资金充足，超过英国东印度公司10倍。荷兰商人财富与荷兰国家权力的紧密结合，使荷兰东印度公司成为17世纪欧洲最大的垄断海外贸易的公司。公司凭借其实力在短期内就将葡萄牙人从太平洋的香料群岛驱逐出去，并攻占马六甲，控制了印度洋与西太平洋间交通要冲——马六甲海峡。公司商贸业务迅速扩大到印度、锡兰、波斯、阿拉伯半岛以及日本和中国，形成了广大的亚非贸易网。驶往亚洲东方的荷兰船舶大量增加。由荷兰船运往欧洲的货物——胡椒、香料、纺织品、茶叶、咖啡越来越多，好望角港口作为中继站的地位急遽提高。

葡萄牙控制航路时期，往返欧亚途中绕过（不停泊）好望角的船舶年均只有7艘左右；荷兰时期，经过并停泊好望角桌湾的船舶逐年猛增，尤其在亚洲地区发动殖民战争时期增数最多。到17世纪50年代，为减少船员死亡率和患病率，荷兰东印度公司深感有必要在开普半岛建立一所海船补给站。当时从荷兰特塞尔港开往（印尼）巴达维亚的商船航程约需六个月，为避免乘客和船员在漫长航程中因缺少新鲜食品屡患败血病，造成严重减员，大大提高航行成本，公司认为，刻不容缓要办的事是要在中途设站，为海船补充新鲜肉类、水果和蔬菜并安排旅客、船员上岸休整。开普半岛位于南纬31°东经23°，具有地中海气候特征，气温宜人，空气清新，土地肥沃，适宜建立供旅客休憩的疗养地和补给站。东印度公司遭遇海难的船员曾在好望角海边搭棚居住两年，深感陆地条件优越，处于大西洋西风带的开普有此宝地难能可贵。^[2]

1652年4月7日，荷兰东印度公司由“单峰驼号”、“白鹭号”和“好望角号”三艘帆船组成的船队在好望角登陆。船队司令官范·里贝克（J.vanRiebeeck）在航海日记中记述了几日的情景：

1652年4月5日，感谢上帝，大约下午5古漏（1古漏约半小时），我们望见了好望角。

4月6日太阳落山不久，驶进桌湾，在水深4（1是6英尺，合1.828米）的沙砾海面上抛锚。

4月7日……傍晚我们登岸观察地形，选择构筑要塞的地点。^[3]

就这样，包含有四名妇女（其中一人为范·里贝克夫人）的首批移民乘坐的三艘船驶进桌湾，落地生根了。

补给站建成后，公司招来一批职员在开普半岛办农场，生产新鲜水果、蔬菜。不久证明此类体制农场经营完全失败：多劳不多得，职员劳动不与经济收益挂钩，缺乏经营积极性。^[4]公司便让部分雇员及其家属以“自由市民”身份经营园圃、牧场，产品由公司收购，售给商船。^[5]由于“自由市民”人数增加，公司雇员人数锐减^[6]，“补给站”单纯供应给养的性质没有维持多少年便发生改变。荷兰17世纪下半叶在亚洲的猛烈殖民扩张，使南非在荷兰殖民体系链条中普通一环的地位相应发生变化。好望角建站的田园诗式的过程也迅速结束了。

开普殖民地的建立和早期　“牲畜贸易　” 好望角“补给站”是怎样演变成开普殖民地的？经济利益和实际需求的两股力量推动着它转变。实际上，新航线上过往海船在开普港最需要补充的食物，越来越多的是鲜肉、活羊和活牛，而不是一般的农产品，因为新鲜蔬菜和水果在热带洋面上极易腐烂而不能多带、多贮存，而谷物和酒类等农产品一般是在价格最低廉的口岸采购，轮不到价格相对昂贵的开普港口。到18世纪上半叶，平均每年的泊港商船有77艘，仅活羊一项每年就需向商船（不包括战舰）供应8600多只。此外，上岸休养的旅客和住在港口的公司人员和居民也消费大量肉类。

供应开普市场的大批牛羊从哪里来？最早（17世纪50年代）是由当地经营牧业的科伊人（亦译“科伊—科伊人”）提供的。牲畜和牧养牲畜的土地成为当地土著与欧洲外来人的利害攸关（advantagesanddisadventages）的连接点。在欧洲人到来之前，居住在南非次大陆广袤土地上的土著民族有三个：桑人（旧称布须曼人）仍过着原始狩猎生活，散居在大卡鲁高原的南部山区直至奥兰治河北岸高原的广阔地带，人口约4—5万人，他们只有猎物，不进行畜牧。科伊人（旧称霍屯督人），人口约20万人。这两个土著民族在人类学上合称科伊桑人，肤色多呈黄褐色。第三个土著民族南班图人是黑人，17世纪时已居住在加姆图斯河以东和以北直至林波波河流域的广大地区，经营牧业和农业的混合经济，人口增长很快。南班图黑人按语系又分恩戈尼人和苏陀—茨瓦纳人两大支，其中恩戈尼人按地域又有南支和北支之分。在19世纪30年代以前，与欧洲人接触的主要是南恩戈尼人，尤其是其中的科萨人。科萨人也是补给站牲畜主要的供应者，而且是越来越重要的供应者。南班图黑人人口众多，在100万人以上，仅科萨人一支就有10万人之众。

在17世纪下半叶，向开普半岛东印度公司补给站供应牲畜的，主要是毗邻的科伊人，科萨人只间接供应一小部分。18世纪初期，科伊人的牲畜仍占供应量很大比重，但科萨人供应的比重逐渐增加。内地土著民族越来越被拉入与世界贸易有着间接关系的贸易圈，他们的社会经济结构也开始发生微小变化。在开普补给站建立以前，开普半岛附近地区的地中海型气候为科伊人的牲畜放牧提供了丰茂牧草。有些部落拥有很多牲畜。牲畜数量成为科伊人衡量社会财富的标准，成为他们社会经济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科伊人十分爱惜牲畜，除祭祀用牲外，一般不常宰食，为维持牲畜繁殖，也不愿过多地出售牲口。他们把剩余牲畜同荷兰人交换，只是为了满足生活上和生产上必要的需求（如换取铜、铁金属），因而对荷兰商人所提供的饰物、珠子等日用品的需求量有限。而对荷兰人来说，与科伊人进行牲畜交易是一本万利的生意，收购一头羊只给科伊人1/8磅烟叶和1/2磅铜丝^[7]，收购一头牛只给科伊人1磅烟叶，约值4盾，而转手卖给外船售价25盾，净赚500%利润。从建站伊始，东印度公司就垄断了高利润的牲畜贸易，三令五申严禁“自由市民” 进行此项贸易。但荷兰移民为利所驱，争相经营，为了厚利，不惜铤而走险，无视公司一切禁令。南非开普殖民地同科伊人的牲畜贸易比起荷兰人在北美殖民地同印第安人进行的毛皮贸易，更典型地暴露了荷兰商业资本确是“代表着一种掠夺制度”。它的利润几乎完全来自侵占和欺诈。东印度公司和私商为了最大限度掠夺科伊人的牲畜，采取一切卑鄙手段，以摧残人的身心的烈性酒和烟草，诱骗从未接触过烟酒的科伊人上瘾，使烈酒和烟草成为科伊人大批消耗的奢侈品，从而埋下了科伊人被灭绝的最早的根子。荷兰人通过这些“交换手段”从科伊人手中攫得大批牲畜。据记载，有的一次“交换”就拉走了447头牛和1292只羊。^[8]开普半岛附近地区的科伊人部落的牲畜迅速减少。到17世纪末，这种交换“贸易”变成了东印度公司对科伊部落的“索贡”行动。科伊部落想方设法逃避与公司的牲口交易。科伊人向导故意引错路，头人一见白人到来就把牲口藏匿起来或赶进深山。

科伊人牲畜资源枯竭　荷兰殖民者摧残科伊部落更厉害的手段是暴力劫掠。牲口走私商多由殖民社会的渣滓组成，他们的“经商”行为与劫掠行径毫无二致。从开普出发，携带火器的“牲畜贸易远征队”进入内地山区和草原，摇身一变成了杀人越货的匪帮，烧寨子、抢牲口、奸淫，无恶不作。而公司有时发动的掠牲战争规模比私商大得多，每当荷兰的回程船队停泊桌湾港口，市面牲畜供不应求，船队无法起锚时，公司远征队往往窜入内地，抢劫牲口供应船舶。1702年“牲畜贸易远征队”深入内地抢劫英夸部落，掠走2000头牛和2500只羊，并杀害许多英夸人。^[9]

东印度公司的竭泽而渔的贸易手段，加上公司和私商的武力劫掠，双管齐下，吮吸科伊人的牲畜资源。科伊人牲畜资源一年比一年枯竭，以致经常不能把一部分牲畜作为必要储备留在生产过程中，从而使简单再生产也无法维持。牲畜是科伊人维系部落社会结构的重要纽带，牲畜的逐渐丧失既使科伊社会日益贫穷，又使部落组织濒于瓦解。当一个部落的牲畜被榨干后，公司和私商就转向另外一些部落。到1699年，开普半岛附近100公里范围的科伊人部落几乎丧失了全部牲畜。17世纪下半叶，有一些失去牲畜的科伊部落把他们以前用牲畜换来的荷兰人货物，往东贩运到赫鲁特河和加姆图斯河以东的内地去换取科萨黑人的牲口；或者替荷兰人放牧牛群赚取一些牲畜（代替工资），几经努力，一度在自己牧区恢复了畜群。但从18世纪初以后，随着桌山后面斯克河畔的科伊人牧场被占，荷兰殖民者接二连三向科伊人最好的牧区土地猛烈扩张。科伊部落丧失了整片土地，也就丧失了恢复牧区经济的一线希望。

丧失了畜群的科伊人无以为生，日益贫困，逐渐从部落中游离出来：青壮男子流落到开普殖民地社会，加入劳动力行列。许多科伊妇女生活无着，被迫成为白人的“泄欲工具”。停泊于好望角港口的远航海船的水手和船员把开普当作“冒险者乐园”，狎妓包娼，趋之若，以满足其猎奇的猥亵（licentious）心理。不到一百年时间，混血人种便充斥于开普社会。

[1] 直到1618年，1100吨的荷兰船通过好望角时仍是如下情景：“看见了陆地即好望角，然而西风强劲，我们只得卷缩前桅帆行驶，不敢做登陆的尝试。”

[2]《“哈勒姆号”海难船向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建议书》，载Moodie,The　Record　,or　A Series　of　Official Papers Relative to the Condition and Treatment of Native Tribes of South Africa　,Amsterdam,1960,pp.1-4。

[3] 《范·里贝克日记》（1652年4月5日、6日、7日），载Moodie,op.cit.，p.9。

[4] 《1655年4月28日范·里贝克致荷兰东印度公司十七人董事会公函》，载Moodie,op.cit.，p.62。

[5] 《东印度公司十七人董事会致范·里贝克的公函》，载Moodie,op.cit.，p.75。

[6] 《1657年4月16日荷属东印度总督里克洛夫·范·戈恩斯给范·里贝克的训令》，载Moodie,op,cit.，p.40。

[7] Moodie,op.cit.，p.11.

[8]Wilson,M.，& Leonard Thompson,The　 Oxford　 History　 of　 South　 Africa　,Vol.1,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9,p.65.

[9]Elphick,R.，Kraal and Castle-Khoikhoi and the Founding ofWhite South Africa　,Yale　Unviersity Press,1985,p.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