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关于历史学的理论斗争

抗战推动一切学术更走向实践之途，它的理论斗争都和实践更密切地联系着，历史学自然也是如此。历史学上的理论斗争可分为两大方向：第一是历史科学方法建立的方面，这里面包括了科学方法的介绍和错误理论的清算。第二为反对日寇汉奸诱降及投降等理论的斗争。当然有些文字是双方面都包括到了的，并无绝对的界限，还有一种文字如对新作的评论介绍，虽非斗争的文字，但也多涉及理论问题，也应付属于此。

这方面的工作虽然还嫌不够，尤其是关于对汉奸投降理论打击的不够。但已发表的文章也颇不少，这里为篇幅所限，自难一一论及。仅举出几篇有代表性的存在手边的文章略加论列：属于第一类如侯外庐先生在《中苏文化》四卷二期所发表的《社会史论导言》，翦伯赞先生在《读书月报》二卷三期所发表的《中国历史科学的实验主义》，吴泽先生在同上书二卷四期所发表的《怎样运用中国的原始社会的史料》，华岗先生在同上书一卷十期所发表的《研究中国历史的锁钥》等等。属于第二类的如吕振羽先生在《理论与现实》二卷一期上发表的《关于中国社会史的诸问题》及其在《中苏文化》纪念中山先生逝世十五年特刊上发表的《日本法西斯蒂的中国历史观与三民主义的国民革命》，陈伯达同志在《解放》六十一期上的《评陈独秀的亡国论》及同上书八十五期上的《随感录》等等。而焦甘霖先生在《理论与现实》二卷一期上所译的《评扑克洛夫斯基学派的历史理论》则为介绍苏联理论斗争的文字，也应属于第一类中。

我们知道，扑克洛夫斯基的理论，对中国历史学者是有很大的影响的，苏联对扑克洛夫斯基经济唯物理论错误的清算，给予历史学上一个很大向前的推动。焦先生本文为译自真理报上耶洛斯拉夫斯基同志的一篇论文，对扑氏的错误各点以概括的论述，并指示其错误的要源为在于他是个不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者，他时常拥护经济唯物理论。本文的介绍，对中国历史学者是有很大的理论上的帮助的。

侯外庐先生的一篇论文，则是想利用资本论中散见的有关社会形态的文献，抽取结合起来，给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下一明确的定义，也就是给认识社会形态的方法的一个示范。侯先生对于决定社会形态应由于生产方法，而生产方法与生产诸关系又是互相渗透的，不能孤立开来，只认作生产诸力的总和，给以明白地叙述，是十分正确的。虽然本文的主要目的在于建设，但也做了破坏的工作。它对罗隆基，陈独秀辈认为“苏联的国家工业是没有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不能说已经走出了人剥削人的资本主义制”^[1]的理论给以打击。不过侯先生仅以苏联没有阶级一点作证明。而认当新经济政策时代，生产物的分配是有资本主义的要素，为生产编制却是社会主义的要素主导着。而对于已经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今天的苏联的分配，则未加说明，对于社会主义社会分配原则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基本法则与资本主义社会中剩余价值的分配，表面或有相混之处，本质上的截然不同，未予详细说明，而对罗、陈等的批评也未进一步发现其错误本质所在，则可为遗憾之点。然这并不能掩盖本文的功绩的。

翦先生对实验主义者的批判是正确的。他指出实验主义者以主观观念论出发，以渐进的进化论为历史发展规律，受限于机械的因果律，强调历史性，否认历史的突变，否认各个因果间的联系，否认客观对主观能动性的限制，否认历史必然的发展等等的缺点，也是对的，对历史学中经验论的残余是有力的打击。但翦先生忽视了五四时代他们曾尽过的责任，一概加以非难，似有点近于超历史时代的非难了。

吴先生和华先生两文，虽无多少的创见，但将历史科学方法的某部分作有系统的叙述而指出某些错误观点的要不得，对广大青年，是有用的文字。正需要多做这类工作。

吕振羽先生两篇文章，主要为对日寇代言人秋泽修二的《支那社会构成》一书的批判，当然这是极要紧的工作。吕先生的批判大部分是正确的。但他在指出秋泽的见解是以地理史观为基础时，他的理论是对的。但吕先生解释中国社会发展缓慢的原因时，却举出“最主要的，而是中国所处的大陆环境，可耕的土地是一个最广漠的区域……中国又没有强大的民族来加以阻挠。这使中国社会内在的矛盾斗争不断地获得缓和，阻碍了生产力的跃进与生产关系的破坏”。^[2]这里吕先生却以地理作用来作为主要因素了。而且中国何常未受外来强大的民族的阻碍呢？北魏，金，元都曾大大地阻碍和破坏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异族侵入残暴地破坏、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不但在抗战今天应当强调，而且具体史实也更如此显示。试将金元侵入后经济与唐宋对比，是显然可见的。异族入主，使中国经济发生了很大的停滞。这一真理与秋泽所说中国发展由外族推动，是真实的反对物。吕先生未注意到用此打击日寇谬说是很可惜的。

复次，吕先生因为反驳日寇，便强调中国没有停滞现象。其实如果翻案史实，五胡乱华之时，金元侵袭之日，何常无此现象。问题在造成这种现象的正由于外族的侵略破坏。而中国社会正常发展的时代汉唐宋正是击退外族侵略之时代。如果不认清外族侵入破坏停滞的作用，则吕先生所认为宋代已到封建末期，这以后千余年时间为何不能发展到资本主义，到无法解释了。正因元和满清入侵的破坏作用，才使宋以后社会未得到正常的发展。这几点的认识不到，是吕先生文章的美中不足。

陈伯达同志，评陈独秀的亡国论，本不当作为历史学方面的问题。但批评了陈独秀的进化论的渐进的历史发展观点，和其对中国社会性质为资本主义的托派老调的重唱的批评则是属于历史学方面的。这本是一般公认的问题，因陈独秀重新拾起老调，便不能不引起再度批评了。

在《随感录》中批评了蒋君解释建国的化装了的投降理论是正确的，但对蒋君正面的投降著作中的谬论未予提及，似乎不够。不过这篇文章只是随见随感的东西，并不是对蒋氏专门批评的文章。

最后，关于历史作品评论的文字，《读书月报》上差不多经常登载。其中如赵荇先生对中国政治史讲话，照念先生对近代世界革命史和各国革命史讲话，楼毅先生对世界文化史讲话等的批评，都很细心地指出原作的缺点和其长处，对之作了较正确的评价。虽仅是介绍的短文，却也含有理论批评在内。

[1] 侯外庐先生引陈独秀语。见《社会史论导言》，原引《再生》三期杂文，陈文未注出处。

[2] 《日本法西斯蒂的中国历史观与三民主义的中国革命》，《中苏文化》，中山先生逝世十五周年纪念特刊，第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