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近代史与反帝

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这时也形成风气。有关近代史的专著出版70多部，发表文章200多篇。其中比较著名的有：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太平天国运动》、《汉奸刽子手曾国藩》，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吴玉章的《中国最近五十年民族与民主运动简史》、《辛亥革命运动的教训》，华岗的《中国近代史》（上册）、《太平天国革命战争史》，平心的《中国民主宪政运动史》，范文澜、陈伯达的《曾国藩与袁世凯》，陈伯达的《近代中国地租概说》，阿英的《近代外祸史》，刘大年的《美国侵华简史》，胡华的《美帝国主义侵华史略》，郭廷以的《中国近代史》，罗尔纲的《太平天国史事考证集》，孟森的《清史讲义》，郑天挺的《清史探微》等等。除了一些历史的回忆、考据之外，大部分著述都从不同角度，探索了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状况，探索了各时期历史事变的成败得失和各种历史人物活动的功过，企图揭示近代中国问题的症结所在，以求接受教训，指导未来。而在这些著作中所回答的问题，大都又是与当时的现实政治斗争密切相关的。

首先是对帝国主义的认识。范文澜、吴玉章、华岗、胡绳等人的著作，比起以前的近代史研究又深入了一步，他们不仅充分地揭露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种种行为与过程，而且将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统治者，北洋军阀如何一步步紧密勾结，帝国主义如何用种种诡诈伎俩、阴谋手段、破坏方法，来压迫剥削中国人民，一一揭示出来，使人们清楚地看到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命运的形成和人民革命的根本任务。人们从这些确凿的历史事实中自然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只有彻底地从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压迫下解放出来，只有彻底地打倒作为帝国主义的工具中国反动派，中国才能有真正的国家统一、人民民主和民族经济的发展。”^[1]他们的著作为建国后的研究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在近代史著作中还有另一种观点。虽然他们不得不承认帝国主义对中国的行为是侵略，然而却认为那是由于中国的高傲自大、不平等待人而引起；而且认为，帝国主义给中国带来了西方的文明，推动了中国的发展。他们还认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中心问题是，“中国能近代化吗？”中国若能学习西方，走西方资本主义的路，就可以免除这些灾难。持这种观点的有蒋廷黻、郭廷以等人。这与艾奇逊所说，帝国主义给中国带来了西方的“文明”，引起了中国的“骚乱”是一个意思。这是一种为帝国主义侵略辩护的买办史学。虽然我们不否认帝国主义冲破了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对中国进行侵略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带进了西方资产阶级的一些先进技术和资产阶级文化，促使中国封建社会逐渐解体。然而，这既非帝国主义者的本意，也非由于这些“文明”引起了中国的骚乱，而是它们不文明的侵略，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反抗。革命史学家们的著作都以有力的史实，对以上观点进行了驳斥。1949年毛泽东写出了《“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等文，淋漓尽致地痛斥了艾奇逊等人的这种观点。他指出，孙中山“以大半辈子的光阴从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中寻找救国真理，结果是失望”，他和苦难的中国人民一齐被“西方的影响”所激怒，才下决心联俄、联共，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奋斗和拼命。

近代史研究的另一方面，就是对历次革命运动的总结。范文澜、华岗等人对太平天国史的研究，罗尔纲对太平天国的考证，吴泽等人对戊戌维新运动和康、梁的探讨，吴玉章，胡绳等人对辛亥革命和孙中山的研究，都有了新的创获。他们分别地揭示了农民阶级、资产阶级的英勇奋斗精神和历史局限性，比较深刻地总结了这些运动的经验和教训，指出他们都不能正确地认识敌我，又不能正确地对待自己和团结人民，革命目标模糊，革命手段和方法幼稚，是他们失败的原因。这都给人们以宝贵的历史启示。

近代史研究还表现在经济史方面的开展。许涤新的《中国官僚资本主义发展史》，陈伯达的《中国四大家族》，《近代中国地租概说》，夏炎德的《中国近百年经济思想》，高平叔、丁雨山的《外人在华投资的过去和现在》，徐梗生的《中外合办煤铁矿业史》，以及其他一些著作，都在不同程度上揭示了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状况，填补了近代史研究中的空白。

[1] 胡绳：《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