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接受经今文学的启示，编写普通的历史教本，使转变期的新史学普及于一般青年们的，是夏曾佑。
夏曾佑不是康有为的弟子，但青年期住在北京的时候，和康氏的弟子梁启超及后来成为“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很友善。他治经今文学，在和梁、谭结交之前；他是杭州人，或者是受同乡前辈今文学者龚自珍、邵懿辰的影响。自从他和梁、谭结交以后，因学问上的切磋，思想更趋于前进与解放。那时，他们以为孔门淑世之学所以转变，都由于荀卿，而发动一种“排荀”运动。[1]但夏氏的性格偏于现代心理学家所谓“内向”型，与梁氏的豪迈不同；加以当时生活相当穷困，所以不无郁郁。[2]“戊戌政变”，这血的思想斗争与政治斗争的一幕，大概亦给他很大的刺激。所以“他既不著书，又不讲学……只是和心赏的朋友偶然讲讲，或者在报纸上随意写一两篇”，而且都是“署名别士”。结果，他“贫病交攻，借酒自戕”，于民国十三年（公元1924年）三月间逝世。[3]这转变期的初期的新史学家，留给我们的，除了几篇在《新民丛报》和《东方杂志》上发表而还没有人代为收集出版的几篇文章外，只有一部未完全而且“并非得意之作”[4]的《中国历史教科书》。
这部《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是为商务印书馆编写的，本是一部清末旧制中学本国史教本。第一册出版于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但是并没有编完，只出了三册，到隋代为止。民国十年（公元1921年），梁启超出版《清代学术概论》，论到和他同时的人物，特别提及夏曾佑和谭嗣同。次年（民国十一年，公元1922年），蔡元培为申报馆纪念刊《最近之五十年》撰《五十年来之中国哲学》一文，根据夏氏这部书，也说到他的宗教哲学。民国十三年（公元1924年），夏氏死，梁氏又为撰《亡友夏穗卿先生》一文，发表于《晨报》及《东方杂志》[5]，于是夏氏的学术声誉因之上升。民国二十二年（公元1933年）冬，商务印书馆将这部书加以句读，改称为《中国古代史》，作为“大学丛书”之一，重行出版，颇引起学术界的注意。当时，缪凤林在《图书评论》上撰文批评，并指责商务以中学教科书改称为大学丛书。其实这部书在中国现代史学史上自有其相当的地位，如在改版书的首尾加以序跋，详述夏氏的身世、学术的来源以及本书在中国转变期的新史学上的评价，则重印改版未尝没有相当的意义。[6]
《中国古代史》（只为便于称引起见）一书，开宗明义，便提出达尔文的《种源论》（CR．Darwin：The Origin of Spicies），其他以人群进化的原则论证中国史迹的，更是掇拾便是。[7]原来他在戊戌政变以前，对于严译赫胥黎的《天演论》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Spencer：The Study of Sociology），已感到很大的趣味[8]；加以受康有为《孔子改制考》的影响，则其接受进化论的思想，以为本书的骨架，实是当然的事。在本书中，他着眼孔子以前的原始宗教，秦、汉的方士，汉代道教的产生与佛教的输入；同时着眼宗教与哲学相嬗之故，于老、孔、墨三家之“道”，周、秦之际的学派，西汉今文学与方士的关系，东汉古文学与方术的分离，都另立专题。[9]其识力的敏锐，不仅在当时，就是在现在，和一般只知堆积死的史实的史学家相较，也可说相去倍蓰。夏氏在本书中，并没有专留意宗教和哲学，而忘记了政制的重要性。他说：“中国五千年之历史，以战国为古今之大界。故战国时之制度，学者不可不知其梗概。”[10]又说：“秦、汉两朝尤为中国文化之标准。”“中国之教得孔子而后立，中国之政得秦皇而后行，中国之境得汉武而后定。三者皆中国之所以为中国。……譬如建屋，孔子奠其基，秦、汉二君营其室。后之王者，不过随事补苴，以求适一时。”[11]又说：“清代二百六十一年为更化之期：此期前半，学问政治，集秦以来之大成；后半，世局人心，开秦以来所未有。此盖处秦人成局之已穷，而将转入他局。”[12]这种理论，对于“古今世变”，真可称为“洞若观火”，与最近有些中国社会史的论战家相较，或反为“谈言微中，可以解纷”。同时，他对于中国民族的发展，也给予很大的注意，虽然限于时代，他的民族主义思想比较狭窄而不甚同于现在。他溯论中国种族之原，不同意于当时流行的“中国民族西来说”[13]；他详述两汉的四裔民族，而更详于匈奴的政治与世系，予以很高的比重。[14]这些，在当时的史学界，都是不易得的见解。
至于这部书受今文学的影响，采用今文学的学说，更其是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二书中的理论，以反抗传统的古文学的见解，更是十分明显。如叙述尧、舜，说：“儒家言政治者，必法尧、舜。……九流百家托始不同：墨子言禹，道家言黄帝，许行言神农，各有其所宗。即六艺之文，并孔子所述作，而托始亦异。……惟《书》首尧、舜，其义深矣。”[15]如叙述孔子手定六经，附录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而加以按语说：“案此篇皆唐人之学。至宋学兴，而其说一变。至近日今文学兴，而其说再变。年代久远，书缺简脱，不可详也，然以今文学为是。”[16]如叙述春秋、战国时代的学派说：“著录百家之说，始于《汉书·艺文志》，后人皆遵用其说。然《艺文志》实与古人不同。……因（刘）向（刘）歆之大蔽，在以经为史。古人以六艺为教书，故其排列之次，自浅及深，而为《诗》、《书》、《礼》、《乐》、《易象》、《春秋》。向、歆以六艺为史记，故其排列之次，自古及今，而为《易》、《书》、《诗》、《礼》、《乐》、《春秋》。……既已视之为史，自以为九流之所共矣，然又何以自解于附《论语》、《孝经》于其作乎？其不通如此。”[17]对于经古文学者所尊信而将跻于经典的刘歆《七略》与班固《汉志》，直斥为“不通”，而且深究其“不通”的原因。及叙述两汉经学学派，更探究经古文学产生之政治的背景，以为“六艺为汉人之国教，无禁绝之理；则其为计，唯有入他说以乱之耳。刘歆为（王）莽腹心……必与闻莽谋……故为莽杂糅古书，以作诸古文经。其中至要之义即‘六经皆史’一语。盖经既为史，则不过记已往之事……而其结果，即以孔子之宗教改为周公之政法。一以便篡窃之渐，一以塞符命之源，计无便于此者”。他在这一专题中，表明自己的学统，而且表明自己由经今文学转变为新史学的原因，在本书中可说是最重要的一段自白。他曾说：“自东汉至清初，皆用古文学；当世几无知今文为何物者。至嘉庆以后，乃稍稍有人分别今古文之所以然；而好学深思之士，大都皆信今文学。本编亦尊今文学者，惟其命意与清朝诸经师稍异。凡经义之变迁，皆以历史因果之理解之，不专在讲经也。”[18]夏氏所以尊信经今文学，是由于“好学深思”之学术史的观察；而夏氏所以由经今文学者转变为新史学家，则由于“历史因果论”的采用。夏氏与康有为的学统上的离合，在这里已表白得非常清楚了！
夏氏《中国古代史》一书，在内容或本质方面是中国经今文学与西洋进化论思想的糅合，已如上文所说；但我们研究中国现代史学的转变，更应该注意：夏氏一书，在形式或体裁方面，实受日本东洋史编著者的影响。中国史学体裁上所谓“通史”，在现在含有两种意义：一种是中国固有的“通史”，即与“断代史”相对的“通贯古今”的“通史”，起源于《史记》；最显著的例，如《隋书·经籍志》说梁武帝曾撰《通史》四百八十卷，从三皇到梁代（《史通·六家》篇说六百二十卷）。另一种是中国与西方文化接触后而输入的“通史”，即与“专史”相对的“通贯政治、经济、学术、宗教等等”的“通史”，将中国史分为若干期而再用分章分节的体裁写作。这种体裁不是中国所固有；就我个人现在所得的材料而言，似乎也不是直接由西洋输入，而是由日本间接的输入。这类书影响于中国史学界较早而较大的，大概是日本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和桑原骘藏的《中等东洋史》[19]两书；尤其是前者，因为用汉文写作的关系，影响更大。这书出版于公元1891年（明治二十四年，光绪十七年，也正是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出版的那一年），原是学校的教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南摩纲纪曾为这部书撰有序文，说：“著史之要有十”：“一曰详治乱之源委、国势之隆替；二曰辨政刑之美恶、教育之盛衰；三曰明地理之形、人种之别；四曰审制度之沿革；五曰记学术之异同、工艺之变迁；六曰分贡举、铨选之良否；七曰举兵赋、财政、货币之制；八曰析贤愚、淑慝、忠奸、正邪之迹；九曰载农商之勤惰、风俗之醇漓；十曰揭他国交涉之事。”关于通史所要叙述的材料大体具备。他称誉这书能包举这“十要”，说：“初学熟读此书，则不费力而得略知支那四千之治乱、政刑、地理、人种、教育、制度、风俗及农工商之大体。”过了八年，中国经过甲午战役、戊戌政变以后，到公元一八九九年（光绪二十五年己亥），罗振玉将这部书翻印，由上海东文学社出版，但只出版到卷四宋代为止。罗氏曾为这翻印本撰序，说：“吾友东儒藤田学士之言曰：自进化之论出，学子益重历史。……振玉持此义以求诸古史氏，则唯司马子长近之。……其他卷帙纷纶，只为帝王将相□事实作谱系，信如斯宾塞氏东家产猫之喻，事非不实，其不关体要，亦已甚矣。”因而称誉本书为“良史”，以为“简而赅，质而雅，而后吾族之盛衰与其强弱、智愚、贫富之所由然可知”。（由罗氏的序文，可知他亦是受进化论的影响而将新通史体输入的一人。）夏曾佑《中国古代史》书中虽没有说到这部书，但他受日本东洋史研究者的影响仍是显然的；如他叙述三国疆域与两晋疆域沿革，便抄录日本重野安绎的《支那疆域沿革图》及略说。[20]夏氏这部书，于开端几节，述种族，论分期，以及以下分章分节的编制，大体与《支那通史》一书相近，而内容精审过之。就体裁说，显然的受了这位日本东洋史研究者的影响。[21]
由上文所说，夏曾佑在中国史学转变的初期，是将中国正在发展的经今文学、西洋正在发展的进化论和日本正在发展的东洋史研究的体裁相糅合的第一人。梁启超说：“他对于中国历史有崭新的见解，尤其是古代史”；因而称誉他是“晚清思想界革命的先驱者”，实不是阿好之言。
然而，这位“思想界革命先驱的夏穗卿先生”，对于中国历史虽有崭新的见解，但不能由理论的知发为实践的行。他对于中国史，也只是“好像沙滩旁白鹭，翘起一足”，对这波涛千顷的“史海”“在那里出神”[22]。我们读到他所说“综合今之士类言之，亦可分为三期：由三代至三国之初，经师时代也；经师者，法古守礼，而其蔽也诬。由三国至唐，名士时代也；名士者，俶傥不羁，而其蔽也疏。由唐至今，举子时代也；举子者，天地之大，万物之多，而惟应试之知，故其蔽也无耻”[23]。真如面对着这位愤世嫉邪的新史学家，而得知其借酒自戕的原因。然而，从夏氏长逝以后，“士类”又一变了。天地之大，万物之多，而惟个己声色货利享受之知，倘使这位愤世嫉邪的新史学家活下去，不知他又将怎样的愤慨了！
[1] 梁启超《亡友夏穗卿先生》：“穗卿和我都是从小治乾、嘉派考证学有相当修养的人，到我们在一块儿的时候，我们对于从前所学的极大的反动。不惟厌他，而且恨他。……清儒所做的汉学，自命为‘荀学’；我们要把当时垄断学界的汉学打倒，便用‘擒贼擒王’的手段法打他们的老祖宗——荀子。”（见《饮冰室合集》，文集第十五册，文集之四十四上，页二一）。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二十四节：“启超……讲学最契之友，曰夏曾佑、谭嗣同。曾佑方治龚、刘今文学。每发一义，辄相视莫逆。其后启超亡命日本，曾佑赠以诗，中有句曰：‘……冥冥兰陵（荀卿）门，万鬼头如蚁……祖裼往暴之，一击类执豕。酒酣掷杯起，跌宕笑相视。颇谓宙合间，只此足欢喜。……’此可想见当时彼辈‘排荀’运动实有一种元气淋漓景象。”（见《饮冰室合集》本，专集第九册，专集之三十四）。又夏曾佑《中国古代史》页三三七至三三八：“盖汉儒……皆出荀子。……《荀子·仲尼》篇……《臣道》篇……以固宠无患，崇美讳败，为六经之微旨，则流弊胡所不至。荀子死于秦前，幸耳。荀子而生于秦皇、汉武之世，有不为文成、五利者乎？”按此书仍采排荀的主张。
[2] 梁启超《与碎佛书》：“……具悉近状，云何失馆，而棲萧寺？穷岁客况，闻之凄怆……念兄家计，勉集绵薄。……顾此区区，恐未有济。……侪辈之中，咸稍苏息；独君郁郁，穷蹙益甚。……”注：“碎佛，夏穗卿先生号。”按此书作于光绪二十二年，当公元1896年（见《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一册，文集之一，页一一一）。
[3] 关于夏曾佑的生卒年月，各书颇多歧误。夏氏的生年，梁启超《亡友夏穗卿先生》一文中未提及。梁氏从子廷灿所编《历代名人生卒年表》亦只云生于清咸丰（见页廿六）。夏元瑮所撰《夏曾佑传略》，云生于咸丰癸亥十月，年六十二（见《第一次中国教育年监》戊编，第九，页四一一）。按咸丰无癸亥年，自咸丰任何一年数至民国十三年（或十二年），亦均超过六十二，当是“同治癸亥”之误。同治二年癸亥，当公元1863年；下至民国十三年（公元1924年），适为六十二年。夏氏的卒年，据梁文末署“十三年四月二十三日，穗卿死后六日，”则夏氏卒于民国十三年（公元1924年），适为六十二年。夏梁廷灿书亦云夏氏卒于“民国十三，四子，一九二四”；但夏元瑮《专略》云：“民国十二年三月十五日卒，时年六十二岁。”年、月、日均不同。按《传略》“民国十二年”当系“民国十三年”之误，因同治二年至民国十二年，为六十一年，非六十二年。至月日或以《传略》为是，因梁仅系根据夏氏家族的函告。容异日再考订之。
[4] 本段本页第三行起引号“”中文，都摘自梁启超《亡友夏穗卿先生》（见《饮冰室合集》，文集第十五册，文集之四十四上，页二一）。
[5] 见《晨报副镌》民国十三年四月份及《东方杂志》第二十一卷第十号。
[6] 缪文期数待查。据王钟麒（伯祥）面告，夏书改版在“一二八”之前，确曾为撰跋。事变以后，跋文大概遗失，故未附印。
[7] 马君武译为《物种原始》，中华书局出版，今从夏氏原文。夏氏《中国古代史》第一编第一章第一节“世界之初”：“昔之学人笃于宗教，每多入主出奴之意。今幸稍衰，但用以考古而已。至于生物学家者，创于此百年以内，最著者英人达尔文（Darwin）之《种源论》（Origin of Species）。其说本于考察当世之生物与地层之化石，条分缕析，观其会通，而得物与物相嬗之故。由古之说，则人之生为神造；由今之说，则人之生为天演。其学如水火之不相容……先举此以告学者，庶几有所别择焉。”（页一至二）。又如页一○：“故凡今日文明之国，其初必由渔猎社会以进入游牧社会。自渔猎社会改为游牧社会，而社会一大进。……我族则自包羲已出渔猎社会，神农已出游牧社会矣。”如同页：“大凡人类初生，由野番以成部落，养生之事次第而备，而其造文字，必在生事略备之后。”如页二四：“禹乃确立传位之定法；盖专制之权渐固，亦世运进步使然，无所谓德之隆替。”如页二九：“中国若无周人，恐今日尚居草昧。……中国之有周人，犹泰西之有希腊。”如页三五：“群之由分而合也，世运自然之理。物竞争存，自相残贼。历千余年，自不能不由万数减至十数。”（按指春秋、战国诸侯之争霸）。如页七○：“春秋之时，人事进化，骎骎有一日千里之势。鬼神术数之学，遂不足以牢笼一切。……至老子遂一洗古人之面目。”如页一六六：“秦以前为古人之世界，秦以后为今日之世界。”如页一八○：“僖公十八年传，郑伯始朝于楚，楚子赐金……曰：无以铸兵。……是其时以铜为兵。而《史记·范睢传》云：铁剑利而勇士倡，则知战国已用铁为兵矣。即西人所谓铜刀期与铁刀期也。”如页一八三：“古今人群进化之大例，必学说先开，而政治乃从其后。……至战国时……一曰宗教之改革。此为社会进化之起原，即老、孔、墨三大宗是也。……四曰财政之改革。井田之制……以近人天演学之理解之，则似不能有此。……其实情盖以大地为贵人所专有，而农夫皆附田之奴……至秦商君，乃克去之，此亦社会进化之一端。”如页三八三：“循夫优胜劣败之理，服从强权，遂为世界之公例。威力所及，举世风靡。弱肉强食，视为公义。于是有具智仁勇者出，发明一种反抗强权之学风，以扶弱而抑强。此宗教之所以兴，而人之所以异于禽兽也。”都在应用进化论的理论。
[8] 《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一册，文集之一。
[9] 参阅《中国古代史》原书“目录”便知，文繁不录。
[10] 见原书第一篇第二章第二十三节“春秋制度之大概”，页一七八。
[11] 见原书第二篇第一章第一节“读本期历史之要旨”，页二二五。
[12] 见原书第一篇第一章第四节“古今世变之大概”，页五至六。
[13] 公元1894年，法人拉克伯里（Perrien de Lacouperie）著《中国古文明西源论》（Western Origin of the 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以为中国黄帝即巴比仑巴克族的酋长，率族东迁而来中国。1899年（明治三十九年），日人白河次郎、国府种德合著《支那文明史》，采用这说。1904年（光绪三十年，原书用孔子纪元，署纪元二千四百五十五年），留日学生所组织的东新译社将这书译出，改称为《中国文明发达史》。当时这说很流行于中国学术界，如章炳麟的《序种姓》（《检论》），丁谦的《中国人种从来考》（《穆天子传考证》），黄节的《种源篇》，刘师培的《思祖国篇》、《华夏篇》、《国士原始论》，蒋智由的《中国人种考》等都附和这说。独夏曾佑《中国古代史》说：“据下文最近西历一千八百七十余年后，法、德、美各国人数次在巴比伦故墟掘地所发见之证据观之，则古巴比伦人与欧洲文化相去近，而与吾族之文化相去远，恐非同种也。”（见第一篇第一章第三节“中国种族之原”，页三至五）。
[14] 原书第二篇第三十六节至第四十一节，述匈奴之政治及其世系（页三○○至三一○）；第四十二节至第五十九节，述西域、西羌、西南夷、百越、朝鲜、日本（页三一○至三三四）。
[15] 见原书第一篇第一章第十七节“尧、舜”，页二○。
[16] 见原书第一篇第一章第十七节“孔子之六经”，页七七至九○。
[17] 见原书第一篇第二章第二十二节“周、秦之际之学派”，页一七五至一七八。
[18] 见原书第二篇第一章第六十二节“儒家与方士分离即道教之原始”，页三四○至三四三。
[19] 桑原骘藏《中等东洋史》，二卷，出版于明治三十一年，当清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有樊炳清译本，于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由东文学社出版。又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泰东同文局出版桑原氏《东洋史课本》，不署局又出版同上书；都见于《涵芬楼地字书目》。又“一二八”前商务印书馆出版“本版书目”内载有金为译桑原氏的《东洋史要》一书，今已绝版，未见。
[20] 见原书第二编第一章第七十五节页三八九及第二章第三十九节页五二—。
[21] 按当时受日本东洋史研究者的影响，不仅夏氏一人。刘师培于光绪末年间曾编著《中国历史教科书》二册，由国学保存会出版，其体裁亦与夏书相同。
[22] 引语教录自梁启超《亡友夏穗卿先生》一文，见注二一。
[23] 见《中国古代史》第二篇第一章第七十四节”三国未社会之变迁下“，页三八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