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这又是一部艺术性和真实性兼美的传记。传主的生活时代虽离作者的时代颇近（柯氏当时乃是幼年人），但高人心迹难摹，何况是出家作了和尚，连他的至亲好友，对有些事的看法说法也不一致。这就对传记作者提出很高的要求：既不能只求堆砌史料而不加以拣择，又不能断章取义简单武断地理解传主的行为思想，柯著恰当地担负起了这个重任，并在文学的艺术性和史料的真实性取得了兼美效果。大致而言，这部传记有如下几方面特点：
1．行文严谨克制，资料存疑处不随便臆断。此为严格的史家笔法，而非小说家虚构情节、虚设对话的表现方式。取材时，作者的基本态度是：“生命历程便是个人与周围关系的总和，孤立过其一世的人并不存在。我愿一切似与传主无大关联的表象，百年千载而后到了大手笔的跟前，说不定会有料想不到的用处。”但材料繁杂，不免虚实相掺，而无论巨细，作者都深入考察，细心辨析，不含一丝苟且。大到叔同是否同盟会成员：“在叔同生前及去世后，说他加入过同盟会的文章有十多篇，甚至说他见过孙中山，笔者孤陋寡闻，未见史料，不敢苟同。爱护一位历史人物的最好方式是存真。”（第76页）小到一首七律诗的真伪：“诗真正的作者是康有为的弟子马君武”，对此作一番体察考证功夫，然后得出公允结论，“一首诗对一位诗人的文学地位没有影响。编叔同全集者则宜割爱”（第53页）。诸如此种，作者都不妄断，不谵言。书中记载弘一过去的学生沈本千等几位同学到虎跑寺去看望弘一，沈后来著文追叙这段经过并追录弘一的画语。沈的追忆文章发表于1983年，柯氏忠实地抄录下来，以备读者了解，但对其转录弘一的话又细心地辨别：“所用多当代词语，与弘一学养不类，只供参考。”（第204页）诸如此类的辨析考察，书中处处皆有，作者的苦心，只是在通过搜集这些历史留下杂糅的材料，俾此去取之间，更接近真实的传主。
2．对艺术本身和对人生的深刻理解，由此上升到对艺术背后那个人的深刻理解。作者曾多年担任刘海粟先生的助手，其对艺术鉴赏能力自是非凡，加之坎坷的遭际更使他对于人生有其独到之见，对他人的人生有其深广的同情，所以作者往往从艺术和人生两方面出发，从艺术去理解其人，又从人生去理解其艺术，相互补益，合而为一。在第十三章“夜钟”，写到弘一的绝笔“悲欣交集”，作者对这四个字首先从出处、从其所蕴涵的深刻意味予以深刻的诠释，继而又从书法角度对弘一晚年书法艺术有个评述，又对每个字的每一笔划做了细致描写，以俾览者更深透地理解弘一的书法与人格精神。综合作者之前对传主晚年的评述，“人的感情思想不可能单一化。他虽苦修，不意味前尘影事全泯灭。僧人凡人双重意识瞬息间交替交织浮现，亦很正常。宗教人，社会人，从前，现在，身后往生，诸多观念交响，而以佛法为主旋律，悲欣是不平静的大平静，大觉悟。真实状态无人可以阐释，读者调动灵台所有因素去解悟。万能答案不会有，见智见仁路更多”（第419页）。以此种眼光论书法，方能够更好地把握绝笔四字传递出来的精神品格，此绝非后人故弄玄虚的妄辞。“惟杰出艺术品享受不自由中的大自在。深幸有一，不可能有二。四字起承转合，四个乐章，凤头、狮肩、熊腰、豹尾浑一，生活、情操、书卷味、呼吸，相映共生。如我试作拆析，势必出丑。您初读见点画章法，后来形均让气，纷纷退场，我们视无所见，听无所闻，揽之无物。不思之思，跟无技巧顶级技巧邂逅，没齿忘归。奇幻，又实在。”（第420—421页）这是在说书法，又是在说人。书法家傅山有言：“作字先作人，人奇字自古。”从评判角度看，字的好坏，与人的精神境界之高下息息相关，所以柯氏说：“只有这个人，才有这类字。”
3．以诗化的语言和对传主景慕的热情，合乎传主艺术化的人生而营造出特殊的美的氛围，处处见着诗意。如写叔同入山为僧时与挚友夏丏尊告别，“相知已久，反复叮咛，仍是几句老话，一片至诚。……丏尊踟蹰片刻，还是从命伫立，目送先生与闻玉渐小的身影没入树林深处”。写到叔同旅沪经历，柯氏体察到涌动在青年叔同内心的寂寞，因为发挥了一段含着人生亲证亲悟的体会：“寂寞是事业的胚胎，志士的职业，抗击颓丧意志的长城，延长有效生命的灵药。从被迫寂寞到和寂寞怒目而视，进而和平共处，再而心电交流，玩赏寂寞，乐于寂寞，最后以大寂寞降服小寂寞，英雄、高僧、有道者，多由智慧的寂寞所塑造。面壁即与寂寞对话。”（第27页）
作者试图全方位地去理解弘一，对于弘一建立在真实基础上而又充满艺术化的人生，他热情地品评到：“叔同是人生大舞台上放光的大演员，贵公子哥儿、捧角儿的、金石家、大学生、诗人词客、书画家、音乐家、演员、记者、教师、短期的欣欣道人、和尚，无论行当间差异多大，出世入世，皆能胜任。世界艺术史宗教史上，演一两种角色比他成功的先例极多；演过这么多的几乎没有。从这个意义来说他是人中绝品，不可重复。他好比一条街，这条街很长，但不一定每座建筑物都耸入云霄。”（第62页）传主的书法、绘画，他前半生浊世翩翩佳公子的风采，他后半生清标霜节的气度，无一不体现着美。正是从这样一个特殊的角度，作者与传主会心不远。在篇章安排，语言传述上，都体现出独特的美感。
在弘一的一生中，最关节之处就是：他为何出家？理解了这点才便于认识他此后的人生。他的出家表面看似很斩截：从虎跑断食后就开始一心向佛，安排出家后家人财务诸事，没多久便不事张扬地投入寺院了。一入寺院即易僧服，全以出家人要求自己。由于李叔同在文化界的影响，他的出家自然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了种种的猜测和说法。但一般都以常情度之，不是深入理解弘一者，或其思想境界无法企及。柯氏说：“叔同从皈依到出家仅有半载，他的心路历程势必悠长而复杂，所思或比普通人十年还多。”“人生重大转折期间，偶然因素与必然因素时而交叉，互相推进，难以条分缕析，甚至身在境中的当事者也分不清哪些是主动，哪些是被动，何者为主，何者为次。”（第163页）
一般认为断食是入山的前因，实则断食时叔同尚在信天理教，作者对这一点辨明得很清楚：“对照《断食日记》，足以说明断食活动与佛教无关，以及叔同是信过此教的，这样说并无贬意，但反衬出家的思想预备过程甚短。”（第175—176页）
至于从李叔同到弘一两段人生转捩的根本原因，柯氏并没有故作高明地给出一个研究的答案，而是依凭传主和同时代人留下的记载，层层传述：“弘一出家在知识分子阶层中引起过巨大的震动，原因则人言人殊，莫衷一是，直到目前仍无有很强说服力的结论。笔者不敢妄议，先看他自己的现身说法。”之后全文抄录了弘一口述的《我在西湖出家之经过》，又辅以叔同弟子曹聚仁先生论乃师出家的短文、丰子恺著名的三层楼论断，以及当时其他著名人物的看法。总之，对于弘一的出家各说纷纭，作者对此保持了清醒的态度——“认识此事本难”,“单一现成答卷没有说服力”,“可靠的说法是大师对寂山和尚说过：‘弟子出家，非谋衣食，纯为了生死大事。'”（第202—203页）
弘一自落发起，所行所为，对佛法是极为虔敬的，并且持律极严，后半生苦行求法，所到之处以其高洁的人格感染了无数僧众和在俗之人。对此，柯氏深有所悟。由此反观其出家之初的心境，便不能简单地得出一个是此非彼的答案。作者在罗列参考了时人的说法之后，写道：“出家不能排除社会、历史因素，个人内因是首位。穿凿猜测，不如多多思考。”（第213页）
柯文辉先生在谈到他写作《弘一大传》的过程时，不胜感慨：“我的心时时被与弘一相关的感情充实着，而一旦落笔成文，又不免感到空虚惆怅……这两种情感交替出现，贯穿整个的写作过程。”是什么使作者“充实”和“惆怅”？这矛盾而复杂的心情从何而来？我们细绎行文，发现处处散落着作者亲证亲悟的人生智慧，与传主心灵的历程如同两条线，而终能够合而为一。在这“悲欣交集”的行文中，深深打上的是柯氏人生苍凉的底色，贯穿全文，作者传主在弘一时代全镜式推移的过程中，那传主，或说是兼带着作者本人的人生深切体悟，时时凸现——这正是这部书独有的特色和魅力。
“画印诗书文烂漫，曲寄深情，剧苑天葩放。举世昂头惊坦荡，忽然芒履扶藜杖。 古寺寒窗银汉灿，梦里桑枝，莲瓣镜中绽。一代风流归逸淡，墨香犹把新苗灌。”这首《鹊踏枝》是少年柯氏题在弘一照片后的词（钱君《忆弘一大师》，陈星编《我看弘一大师》，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他勾勒出弘一各方面的才华成就，以及终归于“逸淡”的心迹。弘一在当时少年柯氏心中的影响已经至为深刻，而这亦可看作柯氏作此书的心路历程的起点。从悲凉到苍凉，而终至于清凉境地，柯氏画出了一个时代的背景，画出了背景中弘一这位传奇人物的真实面貌。画笔尽处，他勾出这样一个结局：“历史人物纷纷被无情的时间卸妆之后，像周予同教授说的那样：‘老人是最富于美感的一个！'”
（本文原载《北京大学学报》2008年9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