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本课题研究内容

本课题力求解决如下问题：从萨满教信仰角度出发，探讨成吉思汗祭奠形成的原初根基；从黄金家族完善祭祖的目的出发，探寻成吉思汗祭奠发展和变迁的机理；对守灵、司祭群体达尔扈特人的探讨，包括他们的形成和历史、现今状况、在仪式中的特殊角色和他们的观念、意识等；对现行祭奠仪式的客观描述和仪式象征意义、仪式过程的解读；旅游发展对成吉思汗祭奠的影响，以及如何做到既要保护又要发展，如何重塑成吉思汗祭祀文化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的重要地位。全书共八章。第一章引论，论述选题来源及研究目的、研究方法及资料说明、国内外相关研究评述、本课题研究内容等基本问题。第二至第四章，从宏观上探讨成吉思汗祭奠，讨论成吉思汗祭奠的形成与发展历程，进一步探讨祭奠的内部变迁机理。第五至第七章，从微观上探讨成吉思汗祭奠，以守灵人达尔扈特人为切入点，重点探讨传承者达尔扈特人群和祭祀仪式，通过剖析达尔扈特的形成历史、观念意识等，进一步探讨祭奠内部的深层次问题，展示仪式过程及其人类学内涵。第八章，以关注成吉思汗祭奠面临的问题和未来发展为目的，分析成吉思汗祭奠与旅游的关系、成吉思汗祭奠信仰群的变化，探讨成吉思汗祭奠的未来发展，即如何保护和发展成吉思汗祭奠的问题。

第一章 引论。

第二章 蒙古族宗教信仰及传统文化。作为内容铺垫和必要的基础，本章介绍了蒙古族宗教信仰与传统文化的形成。蒙古族原始宗教信仰的形成及演变，与其最初的生存环境密不可分。本章依次介绍了蒙古族族源及传统文化、蒙古族萨满教信仰、蒙古族佛教信仰等。蒙古族先民是我国北方少数民族东胡，9世纪蒙古人走出森林进入草原地带。蒙古族传统文化是在草原游牧文化的基础上保留了一定的森林狩猎成分。蒙古族传统宗教是萨满教，13、15世纪佛教两次传入，在原始萨满教信仰中注入了佛教成分，特别是15世纪后期的佛教传播在蒙古地区以不可阻挡之势迅速发展，几乎取代了萨满教的地位。佛教的第二次传入给蒙古社会造成深远的影响，成吉思汗祭奠也在这次传播中大量吸收了藏传佛教成分而得以延续和完善。

第三章 成吉思汗祭奠与萨满教。成吉思汗祭奠是蒙古族祖先祭祀的流传，扎根于远古的萨满教信仰灵魂崇拜之上。成吉思汗不是一般的祖先，他是改变蒙古人命运的特殊人物，因此在古代蒙古人观念中他的灵魂成为影响整个民族的灵魂，对他灵魂的崇拜也就成为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崇拜。成吉思汗祭奠形成于蒙古族萨满教信仰鼎盛时期，萨满教的观念和行为深深扎根其中，直至今日仍未脱离萨满教的根基。据笔者参与观察，萨满教祖灵观念、祭火传统及灶火传递观念、祭天习俗、野外洒祭、萨满占卜等观念和行为仍残留在成吉思汗祭奠之中。古代蒙古族祭祖以灵魂祭祀为基础，具体以翁衮神偶和先人遗物为祭拜对象。成吉思汗祭奠融合了古代蒙古族翁衮祭拜和遗物祭拜，是二者演变和发展的结果。祭火在蒙古族萨满教信仰中占有重要位置，蒙古人认为火是清洁的源泉，灶火是家庭的象征，灶火传递意味着家族继嗣延续、家族不灭。古代蒙古族有幼子传递父亲灶火、继承父亲家业的习俗，因此拖雷继承了成吉思汗四大鄂尔多，成为成吉思汗祭奠的创始人。天崇拜是萨满教信仰的普遍现象，在蒙古社会，最高天神腾格里的出现是阶级产生以后的产物。黄金家族把他们的祖先与天联系在一起，认为汗权是“天父”所授，因此祭天成为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及整个蒙元朝时期历代汗廷的国祭，成为成吉思汗祭奠最重要、最隆重的内容。洒祭作为萨满教自然崇拜的献祭方式，普遍存在于成吉思汗祭奠的各个仪式之中。占卜是蒙古族萨满教信仰的古老习俗，曾是大蒙古国和北元汗廷极为盛行的宗教行为，直至今日这一古老习俗仍残留在成吉思汗祭奠之中。

第四章 成吉思汗祭奠的历史变迁。成吉思汗祭奠是蒙古汗廷鄂尔多祭祀的发展。由于成吉思汗为子孙后代的长期统治打下坚实的基础，因此，他生前四大鄂尔多成为其子孙后代建构记忆的载体。人们通过完善成吉思汗祭奠而寻求历史记忆，历史记忆贯穿了成吉思汗祭奠的变迁史，并在不同时期被黄金家族后代赋予不同的记忆内容。大蒙古国时期，成吉思汗祭奠的内容包括四鄂尔多祭祀和天祭，大汗亲自参与天祭，并在自己的鄂尔多以翁衮的方式祭祀成吉思汗。到元朝，忽必烈在保留漠北四鄂尔多祭祀的基础上，在大都建立了太庙八室，成吉思汗祭奠融入了汉文化成分，祭奠表现出多元化特点。汗廷每年巡幸大都和上都之间，在上都以隆重的方式祭天、祭祖、祭祀成吉思汗。北元，忽必烈后裔在汗权面临挑战的情况下完善了成吉思汗祭奠，形成了“成吉思汗八白宫”。元朝后裔将忽必烈母亲灵包作为附属纳入八白宫祭祀之中，目的在于突出成吉思汗—忽必烈系黄金家族的正统地位。清朝，蒙古汗权结束，成吉思汗祭奠成为记忆汗权的载体再次得到完善，此时组成专门的司祭群体，祭奠采取规范化、制度化管理，仪式规则、献祭义务、仪式程序、仪式主持人等进一步完善。清政府鼓励藏传佛教在蒙古地区的传播，佛教进入成吉思汗祭奠并逐步深入，祭奠中渗入大量藏文化成分。民国时期成吉思汗祭奠进入低谷期，由于日本人的介入，八白宫被迫西迁，直至解放后迁回伊金霍洛故地。成吉思汗祭奠是黄金家族的祭祖行为，直至新中国成立为止，始终没有偏离为黄金家族服务的主线。新中国成立后，封建王朝被推翻，成吉思汗祭奠结束了记忆汗权的使命，真正成为鄂尔多斯百姓的祭祀风俗。但由于固定陵园的建立，传统习俗发生了重大变化。“文革”期间祭奠中断十年，“文革”后恢复，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对外开放，成吉思汗祭奠终于向世人揭开神秘的面纱。

第五章 达尔扈特人的形成与组织机构。达尔扈特人的先祖是成吉思汗护卫部队——怯薛丹，怯薛丹的部分成员后代发展组成为鄂尔多斯部落，清朝从鄂尔多斯人中抽调五百户组成专门的守灵、祭祀群体——达尔扈特人。本书探讨了怯薛丹、鄂尔多斯、达尔扈特之间的关系，笔者认为三者一脉相承，是承接关系。达尔扈特人有严格的组织机构，他们采取双重管理方式：在业务上采取八大牙门图仪式主持人管理方式，在行政隶属上采取达尔扈特爱玛格所属的六哈然、十八赫西格管理方式。本书在分析前人成果基础上，以调查为依据，采取比较研究的方法，对比解放前与现行达尔扈特组织机构的差别，展示了现行传承人和司祭业务的状况。本章还介绍了与组织机构相关的达尔扈特传统经济生活和男性登记制度。

第六章 达尔扈特人的仪式生活。本章以达尔扈特人为载体，展现了成吉思汗祭奠仪式的现行状况。作为描述仪式过程的铺垫，首先介绍了仪式进行地——成吉思汗陵宫的位置及八白宫、苏鲁锭的安放情况。成吉思汗祭奠仪式包括日祭、月祭、季祭、年祭、龙年大祭、虎年大祭等，其中全年大型仪式（包括伊金祭祀和苏鲁锭祭祀的月祭、季祭、年祭等仪式）就有30多次。成吉思汗祭奠的萨满教符号象征、达尔扈特人的观念意识、参与仪式的信仰者、仪式祭词、仪式祭器、仪式的佛教化等等都体现在仪式之中，进入仪式是认识成吉思汗祭奠最直观、最直接的方式。达尔扈特人是仪式的承载者，一年四季在成吉思汗祭奠的大小仪式中度过，为成吉思汗司祭是达尔扈特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达尔扈特先祖怯薛丹由成吉思汗功臣将领的后代组成，管理怯薛丹的怯薛长是大蒙古国最重要的开国功臣，四怯薛长中博尔术和木华黎的功劳最为突出。因此，作为怯薛丹及怯薛长后代的达尔扈特，出于自己的特殊身份和服务黄金家族祭祖的特殊贡献，促使他们以象征方式在仪式中向黄金家族的社会结构提出“挑战”，表现出反结构倾向。这种倾向出现在仪式交融过程中，结构与反结构的交替出现不断平衡和调整着达尔扈特与黄金家族后代在成吉思汗祭奠上的关系，这种平衡与调整促进了成吉思汗祭奠的延续与发展。达尔扈特作为黄金家族的一个特殊服务群体其内部也有等级划分，呈现出一种类似于“虚拟等级”的弱结构方式。

第七章 达尔扈特人的阐释体系。达尔扈特人的阐释体系包括达尔扈特对守护对象成吉思汗灵魂的阐释和对自身守护行为的阐释。达尔扈特拥有自己的成吉思汗观，他们认为成吉思汗灵魂永存不灭、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关于守护行为本身，达尔扈特则将忠诚意识作为守护动力，历代传承，且认为只有忠于成吉思汗、忠于黄金家族，在他们忠诚守护之下成吉思汗灵魂才能保佑他们、保佑大众。同时，达尔扈特面对世代承袭、日夜守护的守护对象和祭祀业务却说不出什么具体内容。高度重叠的司祭生活和司祭日月的反复循环，使他们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叙事方式——“无事件境”，“无事件境”体现了达尔扈特的真实生活。达尔扈特是成吉思汗祭奠的传承人，也是拥有对成吉思汗祭奠最终“解释权”的人，在他们的阐释体系中成吉思汗观是基础，只有“保证”了守护对象的神圣性才能保证他们地位的特殊性，才能使他们有足够的“理由”对成吉思汗祭奠进行阐释并得到认可。达尔扈特的成吉思汗观、忠诚意识与他们的生活融为一体，这种高度依存于达尔扈特生活的阐释方式和观念意识，最终以“无事件境”的方式表现在人们面前。

第八章 成吉思汗祭奠的传承与发展。随着游牧文化变迁和社会进步发展，成吉思汗祭奠既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诸多问题，其中比较突出的是信仰群的变化和旅游发展带来的冲击。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角度出发，应注重发挥旅游的正面影响而克服负面影响。那么成吉思汗祭奠未来究竟应坚持怎样的发展之路？实质上这涉及如何保护的问题，对成吉思汗祭奠应采取积极的保护措施，也就是将其作为文化资源进行开发，开发的前提是保护其核心观念和基本技艺不发生变化，通过发展旅游文化产业，使成吉思汗祭奠在社会实践中得到保护，实现保护与发展的良性互动，发挥成吉思汗祭奠在经济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