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蒙古族族源及游牧文化的形成

蒙古族源自中国古代北方民族“东胡”。“东胡”的“东”表示方向，“胡”则是汉籍对北方少数民族的称呼。东胡，因牧地在匈奴以东、肃慎和扶余以西而得名，意即“匈奴以东的胡人”。春秋战国时期，分布于今内蒙古东部地区的蒙古语族游牧狩猎诸部落，统称为东胡。战国后期，东胡逐渐强大，后被燕国击退。东胡退走后，燕国修筑了长城防御东胡。秦末，东胡再次强盛，形成强大的部落联盟，与匈奴抗衡。汉初，东胡被北匈奴冒顿单于击破，部落联盟瓦解。此后，东胡余众分为乌桓、鲜卑二支，受匈奴统治。居住在大鲜卑山（今内蒙古呼伦贝尔盟大兴安岭）一带的原始鲜卑，北魏至唐、辽时统称为室韦（或失韦），其中一部——“蒙兀室韦”，即为蒙古部的先世。唐时东突厥汗国、回鹘汗国先后衰亡，大批室韦人迁入蒙古高原腹地，成为草原游牧部落，辽金时遍布大漠南北，统称为术不姑或阻卜。9世纪中叶以后，长期居住在额尔古纳河西南峻岭丛林中的蒙古部，走出大山，分为数支向西、西南发展。其中一支，向西南行，到达呼伦湖，然后度过呼伦湖西行，约于9世纪末到达斡难河、怯鲁连河、土拉河三河之源不尔罕哈勒敦山（今肯特山，位于蒙古国境内）地区。这就是成吉思汗祖先的分支。^[1]自9世纪走出额尔古纳河岸后，蒙古部各分支通过三百多年的发展，逐渐分衍为众多部落及部落分支，成吉思汗出生时蒙古高原上的强盛部落包括克烈部、塔塔尔部、蔑尔乞部、乃曼部、蒙古部等。除了上述东胡说，关于蒙古族族源还有匈奴说、突厥说、吐蕃说、白狄说、蒙汉同源说、东胡突厥吐蕃混合说等不同的观点，这里引用了史学界较为集中的意见。

蒙古民族历史悠久，早从唐朝开始就有了对其族称的记录，曾先后以“蒙兀”“蒙瓦”“萌古子”“蒙古斯”“莫卧尔”“忙豁勒”“萌古”“蒙国”“蒙古”等20多种不同音译名称出现。另外，“鞑靼”一词很早出现于汉籍和突厥文史料当中，“室韦”与“鞑靼”指同一族群，“有理由把这两个名称连接起来使用，称为室韦——鞑靼人”^[2]。关于“蒙古”一词的含义，也出现了多种解释。南宋彭大雅认为，蒙古语“银子”称为“蒙古”，女真人称其国为“大金”，故蒙古人之“蒙古”为“大银”之意。拉施特认为“蒙古”意即“孱弱纯朴”。白鸟库吉认为“蒙古”是“永恒长存”；瑞臣·克哈达认为是“永存不朽”与“中心”二字相拼，是“永存的中心”之意。额尔登泰、乌云达赉从宗教信仰角度做出解释，认为古代蒙古人信仰萨满教，天上崇拜“腾格里”天神，地上崇拜“嘎拉”火神，因此“忙豁勒”一词是“孟克”——“永恒”“腾格里”——“天”“嘎拉”——“火”等三个字相连，经音节省略和元音同化形成，意为“长生之部落”。楚勒特木认为，“忙豁勒”是“我们”和“蒙古族发源之根子——灶火‘嘎拉’”二字拼写而成，是“我们同火人”之意。此外还有“不可战胜”“傲慢、勇敢”“悲愁、诚实坦白”等不同的解释。^[3]

蒙古高原是我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共同生存生息的地方，也是蒙古游牧文化的诞生地。蒙古民族在长期生活、居住的过程中，通过与其他民族的交往和相互影响，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特点。蒙古高原位于亚洲腹地，平均海拔1000米以上，四周山脉环抱与外界相隔，形成相对独立的空间：西南为阿尔泰山脉，与中亚、西域相隔；东南有大兴安岭，与松嫩平原相接；唐努山、萨彦岭、哈马尔山和肯特山等由西而东，形成高原北部屏障；阴山山脉横贯南部。高原内，除西北部的杭爱山，还有很多连绵不断的岗峦。高原距海遥远，东南季风迟来，且受到高山峻岭阻挡难以深入内部，一年四季降雨量少，干燥程度由东南向西北递增，温度递减，是典型的干燥大陆，自古旱灾屡见不鲜。高原夏短冬长，早晚温差大，北方极地冷气不断吹来，常年盛行风力强劲的北风、西北风。冬季四野冰封，酷寒漫长，暴风雪肆虐，常造成“白灾”。200多万平方公里的蒙古高原上地面河流少，加重了干旱程度。境内有色楞格河、额尔古纳河、土拉河、鄂嫩河、克鲁伦河、海拉尔河、西辽河等。高原内沙漠较多，著名的“杭盖”就是其中的代表。杭盖又称“戈壁”或“大漠”，由不同类型的沙漠和沙漠中的草原组成，因广漠无垠、浩瀚如海而得名。所谓“大漠南北”就是以杭盖为界的南部和北部，即漠南、漠北。此外还有巴丹吉林、腾格里、乌兰布和等大沙漠。高原自然条件适合牧草生长，草场广，草种类型适于牲畜四季需求。高原内有大面积优良牧场，自然条件为游牧文化的形成奠定了物质基础。

蒙古高原游牧文化由我国古代北方多民族共同创造。古代的蒙古高原曾先后由不同的民族统治，各民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发挥了各自的作用，游牧文化是北方多民族文化积淀的过程。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诸部之前，匈奴、鲜卑、突厥、契丹、女真等民族在蒙古高原上相继兴起，先后建立过强大的汗权，持续了千余年。他们在政权形式、经济类型、语言文化、生活方式等诸方面对蒙古族游牧文化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蒙古族在北方各民族原有基础上，以主导民族的身份延续了游牧文化，从而为游牧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做出了特殊贡献。

蒙古先民以狩猎为主，到达三河^[4]流域后大面积草原为他们提供了新的生存环境，游牧成为主导经济形式，狩猎成为游牧经济的补充。蒙古游牧文化经历了发展过程中的不同阶段，各个阶段表现出各自鲜明的特点。13世纪初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建立了大蒙古国。大蒙古国的建立，将蒙古高原上族属不同、各有名号、语言各异、信仰有别、发展程度多样的诸部落统一为“蒙古族”这一民族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以成吉思汗为首的蒙古部起到了核心作用。11至13世纪是蒙古族传统游牧文化的形成期，所体现的是蒙古族原初文化的特点。“11—13世纪蒙古游牧民主要从事畜牧和狩猎。他们是游牧民，同时又是狩猎民，但他们的经济毕竟是畜牧业。”“像一切时代的游牧民一样，蒙古游牧民为了给牲畜寻找牧场，不得不好几次从一个地方移牧到另一个地方，移牧的距离以牧场的条件和畜群的大小为转移。”“根据我们的资料，可以把11—12世纪蒙古人的游牧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结成相当大的集团来生活和游牧；另一种则呈现相反的现象：一些个别家族单独、孤立地或结成较小的集体进行游牧。”^[5]“结成相当大的集团游牧”就是蒙古族古列延游牧方式，“个别家庭单独、孤立地或结成小的集团进行游牧”是阿寅勒方式。在古代，古列延和阿寅勒是蒙古族游牧文化最显著的特点。这两个名称早在13世纪成书的《蒙古秘史》中就已出现，14世纪初在波斯史学家拉施特笔下有了对古列延较为详细的描述：“古列延一词的含义如下：许多帐幕在原野上围成圈子驻扎下来，它们就被称为一个古列延。当时将这样环列的一千帐幕，算作一个古列延。”“古列延是圈子的意思。在古时候，当某部落屯驻在某地时，就围成一个圈子，部落首领处于像中心点那样的圈子的中央，这就称作古列延。在现代，当敌军临近时，他们（蒙古人）也按这种形式布阵，使敌人和异己无法冲进来。”^[6]显然，古列延是古代蒙古人游牧或行军、作战的屯营方式。

古列延在草原上出现具有悠久的历史。从森林地带进入草原后必须适应新环境，草原上空旷无垠，缺乏保护屏障，使古代蒙古人面临种种生存危险和自然灾害的挑战。这种情况下，古老的蒙古民族总结出团结协作、共同挑战自然的杰出经验——古列延。有组织地进行大型围猎，是古代蒙古人与大自然搏斗过程中逐渐总结出的有效方法，古列延方式不仅使他们保护了自己，而且获得了大量猎物。草原人以几十户、几百户，甚至上千户的规模聚集到一起，形成环形古列延，共同组织生产、生活，逐渐形成了以古列延为单位的经济组织。随着时间的推进，古列延经验不断健全和完善，在一个古列延内部形成合理的分工，指挥者处于环形中央，成员围绕中央安营扎寨，男人负责游牧、捕获猎物，女人负责后方服务。就这样，以古列延为单位，形成多个古列延组织，古列延成为草原最基本的特征。逐渐地，原初的古列延方式从抵御自然扩展到对付人，对付别的古列延，古列延经验被推广到各个领域，甚至渗透到人们的思维之中。

人们在与大自然搏斗的过程中总结出以古列延方式进行围猎的经验，这使人们逐渐产生了一种认识世界的朴素思维，形成以圆形思维认识世间万物和各种现象的“古列延”（“库伦”）思维方式，进而形成蒙古族独特的圆形“古列延”（“库伦”）文化。^[7]库伦圆形思维与萨满教信仰相结合，形成了蒙古人独特的认识世界的观念：认为最原始、最基本的形状是圆形，在蒙古人的观念中天地、日月星辰、湖泊、雨点、冰雹、雪花等都是圆形的。蒙古库伦思维从最初的平面发展到立体层面上，最后上升到整体及完整。于是除了库伦、独贵（蒙古语“圆形”之意）之外，还崇尚 “球形” “团、块”。在蒙古人心目中，圆形、球形是团结、圆满、凝聚力的象征，任何力量攻不破。^[8]古列延思维及古列延文化的形成，是古代蒙古族原始文化最显著和独特的例子，体现在古代蒙古族的社会制度、宗教信仰、军事、住宅、风俗习惯等多方面，直至今日，我们在蒙古族的生活和文化中仍可找到“古列延”的残留。

除古列延外，“白帐”“黑车”是游牧文化的典型特点。“白帐”指蒙古族居住的毡帐，“黑车”即游牧、行军的勒勒车。毡帐与勒勒车的出现是蒙古族进入游牧文化的象征，白帐、黑车经历了不断改进和完善的过程。^[9]随着蒙古族社会历史环境的变化，蒙古游牧文化不断发生变迁，每个阶段都形成不同的特点。元朝灭亡后，游牧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突出了“图门”“鄂托克”等组织方式。“图门”即“万户”，“鄂托克”是大蒙古国时期“千户”的发展和变体。随着清朝实现对蒙古高原的统治，“图门”与“鄂托克”的组织形式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爱玛格”与“和硕”。“爱玛格”是“盟”，“和硕”即“旗”，盟与旗是清朝盟旗制度的行政区划单位。“盟”和“旗”的出现，使蒙古族游牧文化发生了重大变化，蒙古族虽然没有放弃游牧文化，但游牧的区域被严格限定在“旗”的范围之内。这一时期蒙古族游牧文化受到藏传佛教和满族文化的影响。到了清末，由于大面积的牧场开垦，大批汉族农民进入草原，蒙汉经济、文化发生了交流与融合。^[10]今日，游牧变为固定的畜牧生产，蒙古族文化发展进入新时期。

[1] 余大钧：《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传记与研究》，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9—16页。

[2] 亦邻真：《中国北方少数民族与蒙古族族源》，《内蒙古大学学报》1979年第3—4期。

[3] 义都合西格主编：《蒙古民族通史》第1卷，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7—39页。

[4] 指蒙古高原上的斡难河、克鲁伦河、土拉河三条河流。

[5] 符拉基米尔佐夫：《蒙古社会制度史》，刘荣焌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58—59页。

[6] 拉施特：《史集》第1卷第2分册，余大钧、周建奇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8、112页。

[7] “库伦”是“古列延”的不同音译，古列延思维即“库伦”思维，“古列延”文化即“库伦”文化。

[8] 斯钦朝克图：《蒙古语“库伦”的文化释读》，《民族研究》2001年第4期。

[9] 宝·呼格吉勒图：《蒙元文化》，远方出版社2003年版，第217—233页。

[10] 色音：《蒙古游牧社会的变迁》，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24—2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