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蒙古秘史》成书过程考

《秘史》的文献学价值久已得到世界各国专家学者的普遍公认，近百年来此项研究发展迅猛，并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众所周知，文献的积累从性质上讲可分为两种基本形式，即旧文献的保存和新文献的增加。衡量文献的数量和质量的重要尺度之一则是版本的流传。考证版本流传应顾及的问题很多，举凡文献的最初写作、“物化”成书、录副转抄、雕版印刷、流传普及等诸多过程均在考求之列。就《秘史》的文献研究而言，洪业等前辈已刊布考证精审的论著，笔者难能望其项背。在此，仅就研读《秘史》和元代文献时所得些微收获进行梳理，就其成书过程问题略陈拙见。

在保存古代蒙古族口头文学的丰富遗产方面，《秘史》远远超过了后世的任何一部书面创作。第一卷由68节构成，其中记载了苍狼白鹿的传说、阿阑豁娃的传说、孛端察儿的传说等，概述了蒙古民族的产生以及氏族部落形成的历史。《元史》叙蒙古先祖自朵奔蔑里犍始，《秘史》则从苍狼白鹿到也速该共列二十二世，较之前者多出十一世。对此，清末学者洪钧曾写道：“朵本巴延即脱奔咩哩犍。本纪叙帝先系，始于此人。据此数语观之，当是蒙古国史亦始此人，而《元史》本之。自此以上世系，当是传述得之，故《元史》之世系少，而《秘史》《蒙古源流》之世系多。”^[1]仔细研读《秘史》，对照前后自然会发现第一卷的68节文字从总体上看事迹无多，叙事也颇为简约，具有明显的传说辑录特征。从第69节开始直至结束，叙述了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上的各氏族部落，建立蒙古帝国以及西征、窝阔台继承汗位的史实，使叙事和抒情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在由282节文字构成的《秘史》中，这部分内容占去4/5的绝对篇幅，除了一定分量的诗歌外，基本上都是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记述。巴·布林贝赫教授指出：“《秘史》中的诗歌不是镶嵌诗，而是与散文部分融为一体的韵文；《秘史》的叙事不是单纯的叙事，而是与韵文相得益彰的散文。”^[2]《汉书》《后汉书》《隋书》《旧唐书》《新唐书》等传统史书尽管在内容、体例上或有差异，但其历史叙述的模式是相同的。就历史人物、事件进行纯客观的、近乎千篇一律的记述，基本上见不到文学的因素。《秘史》则不然，它是一部融历史、文学二者为一体的经典著作，与汉族传统的史著迥然不同。因此，清朝初期的目录学家黄虞稷在编撰《千顷堂书目》时将其归于国史一类，另加著录，以别于正史、杂史等；倪灿还据原著中的“狗儿年”“鼠儿年”等纪年方法作出“盖其国人所录”的推测。

从实质上讲，黄虞稷所称“国史”，倪灿所言“盖其国人所录”，反映了作者对《秘史》双重性质的认知。一方面，它的史源出自于元朝的“国史”，亦即“蒙古脱卜赤颜”，由蒙古人所撰述，另一方面，它又是经明人翻译、刊刻了的典籍。可以说他们较为准确地概括了今本“秘史”的本质特征。

在这里，“今本”是指明朝洪武年间由翰林诸公用汉字音译蒙古语，并附以旁译、总译，与《华夷译语》一并刊刻的《元朝秘史》，或称《元秘史》而言。之所以称其为“今本”，因为其原本，或者可以称为祖本的是元朝内廷庋藏的“蒙古脱卜赤颜”。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习惯于用《蒙古秘史》这一名称来研究包括原本、今本在内的所有文献学问题，洪业的《蒙古秘史源流考》便是一个突出的实例。该专论由三大部分组成，即“永乐大典原文”“明刻原文”“蒙文手稿”。前两部分均在探讨明初译为汉文之后的文本，第三部分才是对蒙文原稿编纂过程的考证，然仍将全文冠名为《蒙古秘史源流考》。本章所探讨的《秘史》成书过程，主要还是针对原本，即“蒙古脱卜赤颜”的，为了避免读者误解，未以《蒙古脱卜赤颜成书过程考》冠其名，而遵循以往的习惯径作《〈蒙古秘史〉成书过程考》。

[1] （清）洪钧：《元史译文证补》卷一上，《太祖本纪译证（上）》，光绪二十二年刻本。

[2] 巴·布林贝赫：《蒙古诗歌美学论纲》，附录二《蒙古秘史诗学的某些特征》，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