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日本留学的中断

（一）不得已退学

戴季陶进入日本大学，与同为四川籍的谢健、金锐新（工手学校学生）及湖南籍的杨子鸿成为好友，号称“松滨四友”。戴与金锐新同住位于麹町的松滨馆，此旅馆专门面向日本客人，不太欢迎中国留学生。^[1]因其两人皆能讲一口流利的日语，尤其是戴季陶经常在报纸、杂志上发表诗或小说，旅馆的老板很佩服这位优秀的年轻人，遂破例允其居住。当时的中国留学生中，有很多人是几个人共租一个房子并雇用女佣，且多与中国人接触，而非积极地去了解日本社会。戴季陶却与此大不相同，住宿于只面向日本人的旅馆，并和老板结下了很深的友情，有机会与进出旅馆的日本人进行交流，从一般大众的水平上了解日本的国民性，为其后来日本观的形成起到了很大作用。日本旅馆一般将食宿费合起来计算，食费以外的香烟、火柴、邮票等费用都是旅馆临时垫付，月终结账。松滨馆的老板因喜欢戴季陶的才能，住宿费以外的其他费用算得并不严格。

戴季陶来日时，带着卖掉三十亩祖田得到的七百元，作为留学费用，为了安全起见，将钱分为两部分，五百元装在怀里，剩下的二百元放在提篮底层。当他从四川坐船到达汉口时，突遇强盗，提篮被抢走。伤心无比的戴季陶放声大哭，因得到同姓族兄的安慰及照料才得以来到日本。数年过去，戴季陶在经济上日见困窘，家中亦无法寄钱给他。戴季陶经常向朋友借钱或得到一些援助，松滨馆的主人就是其中之一。他常向主人借零用钱，甚至后来从老板那里借钱偿还其他债务，由此可知二人关系之密，交流之深。但是长此以往，巨额借款无法偿还。三年级的时候，戴季陶在经济上越发困难，甚至连学费都是用金锐新家的汇款代付的。此时松滨馆的老板也在经济上发生困难，要求戴季陶限期还钱。戴季陶别无他法，不得不考虑退学。回国的旅费还是依靠谢健当掉妻子的戒指及大学讲义得钱买来。如此，陷入经济困难的戴季陶因无法支付旅馆房租，终于不得不在毕业前退学、回国。十八岁的戴季陶临行前放声大哭，不得已告别好友，于1909年夏满怀遗憾地离开了日本。

因此，在日本大学毕业生名簿中并没有戴季陶的名字。但是在1940年兴亚院政务部编辑出版的《日本留学中华民国人名调》中，作为推荐校友记载着“戴天仇”［戴季陶1910—1920年代所用的笔名］的名字（629页）。这似与私立日本大学学则总则第四条规定，即“拥有毕业证书的人方可成为本大学的终身校友”相违。^[2]但是，日本大学校友会规则第五条规定，“特请知名人士成为本会名誉会员”^[3]，由此可认为因戴季陶回国多年后，在中华民国的政治、文化、特别是对日外交上，成为颇具影响的知名人士，因而被收入名簿之中。以往的研究均认为戴季陶不得已而退学的原因是经济困难，但是要想毕业，对于异常聪明的戴季陶来说，难道果真毫无办法吗？

（二）救济措施

日本大学学则第四十八条规定，对于成绩优秀、品行端正的学生，通过临时考试可被选为“特待生”，并“将得到奖品，或享受免除其一年以内学费的待遇”。第四十九条规定，“对于成绩优秀、品行方正但无法交付学费的学生，作为贷费生，可向其贷款年额二百元”。再有根据第四十五、四十六条，“五个月以上在籍并全部交纳学费的学生，因病或其他不得已缘故，满六个月以上不能上学时，经本大学许可，可在一年以内休学。”“休学期间不需交纳学费”。^[4]特待生、贷费生、休学无论哪项措施，对于贫困笃学的学生来说都是甚为有效的救济方法，但不知戴季陶是未申请，还是申请了未被批准，或者此制度不面向留学生，无论怎样，因经济困难不得已退学的事实说明戴季陶未能享受到此等优待措施。另外，如前所述，一年有三次毕业考试，学生可任选其中各个科目，分数次参加考试。谢健就是提前三个月于1909年毕业的^[5]，“聪明异乎寻常”的戴季陶若想努力应试的话，是完全有可能考试合格，提前毕业的。但是事实上，最终结果却是不得已抱憾归国。

另一方面，当时留日学生肩负着通过日本向中国人介绍西方文明的使命，进行了大量的翻译及杂志出版活动。例如宋教仁尽管患有神经衰弱症，但留日半年后即在神田工艺学堂教授中文，一年后翻译了《日本宪法》、《露国之革命》、《英国制度要览》、《各国警察制度》等大量书籍，赚取稿费。^[6]日语水平远远高于宋教仁的戴季陶，却没有参加过译书活动。此外，据说他曾经常向各报投稿，与日本作家争稿费^[7]，然而这些也只不过是临时收入且数额有限，不足以维持生计。

如上所述，尽管有特待生、贷费生、休学、通过考试提前毕业、以及译书或写文章赚取稿费等多种救济或自救措施，但是无论哪一种戴季陶都没有采取。由此笔者认为迫使他回国的真正原因并非单纯的经济困难，而是由于其他什么原因，使其失去在异国继续奋斗的动力。那么到底是何事呢？

（三）精神打击——初恋的困惑

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戴季陶与官府选派来日的山西省籍王用宾相识，后来又成为日本大学的同学。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时，王用宾直接向孙中山要求加入同盟会，受到称赞。经他介绍加入同盟会的山西省籍者超过百人。^[8]戴季陶通过王用宾认识了很多革命党员，也得知了孙中山及中国同盟会。1905年8月13日，多达1300人的中国留日学生主办了欢迎孙中山的大会，据戴季陶称，其亦参加了此次大会，初次听到孙中山的演说，认为孙中山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9]但是戴季陶在留学期间，几乎没有参加政治活动。其原因是他认为从事政治活动者中有不少人“人格卑劣，品行低下，思想龌龊”^[10]。

戴季陶虽然与中国留学生的政治活动保持一定的距离，但在1908年却积极参与、组织了日本大学中国留学生学友会。当时日本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已逾千人，却漫无组织。为了便于交流，戴季陶与杨子鸿、胡霖等商量组织学友会。为了防止学生通过组织团体宣传革命，进行反清活动，当时的驻日留学生监督田景炤反对此事。戴季陶在与其交涉、筹措经费等各方面，均率先积极活动，终使学友会得以成立。在成立大会上，日本文部省和清国公使馆派来代表参加，日本大学松冈校长及大部分教授出席，大学内外的留学生多达二千人以上，成为空前的盛况。十七岁的戴季陶当选为大会主席，他用成都方言和流利的日语致开幕词，其能力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挥。最后他被选为日本大学中国留学生学友会会长，谢健被选为书记。情感丰富的戴季陶，有一个习惯就是无论哀乐总爱大哭，此日回到松滨馆后，又是情不自禁地放声大哭。^[11]

戴季陶在留学生团体设立过程中表现活跃，成为领导，因此增加了与其他团体接触的机会，并受到注目。其中需要特别提及的是他与朝鲜留日学生的交流活动。1908年10月25日戴季陶在东京结识了朝鲜留日学生团体的中心人物、1920年代末提倡三均主义主张朝鲜独立的赵素昂（当时为明治大学法学部学生）。赵素昂对戴季陶评价甚高，称其为“大才”，并特意去拜访他。^[12]另外，戴季陶还和作为政治犯亡命日本、为国事奔走活动的僧侣金永基有过交流，并得其赠诗。他评价在日韩国人“亦颇有勇于为义，奔走国事，毫不计及一身之利害者”^[13]。对朝鲜人有如此认识的戴季陶积极与朝鲜留学生交流，并对他们抱有一定程度的好感。此时在其留学生活中，发生了一件对其人生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事情。

据谢健回忆，戴季陶和朝鲜复国志士交往中认识了一位李姓女子留学生。她是大韩帝国皇帝叔辈的女儿。朝鲜留日学生中，有很多爱国革命志士秘密从事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因此，日本政府对韩国学生严加防范，限制其自由活动。在日韩合并前，若是公主身份的人在东京留学，对日本来说其政治价值甚高，不会无视其行动。戴季陶与李公主的交往初时秘密进行，后来深深相爱的两人相约订婚，且举行了订婚宴。戴季陶在宴会上唱了日本歌，谢健唱了家乡戏川剧“叫花子排朝”。李皇叔朗读了《论语》中的一个段落，到场的友人都衷心地为他们祝福。最后感慨万千的戴季陶放声哭道：“人生遇合，不过如此。”但是，数日后李公主却突然不知去向。据谢健回忆，“对方可能因政治上的关系，似受威胁，不三日，交往遂绝”。完全沉浸于幸福之中的戴季陶突然遭此打击，意志完全消沉下来，在异国纯洁的初恋变成了政治牺牲品。以后戴季陶对此事绝口不提，知者甚少。^[14]1926年戴季陶在一次讲话中说：“兄弟对于世界革命的人物，也颇有往来，对于世界各国革命的事情，实是常常放在心头的，而我对于高丽的革命，特别关心。这或是因为我第一次订婚的系高丽人吧。”^[15]经过十七年的岁月，戴季陶依然对此事记忆犹新。

不难想象在异国他乡的纯洁婚约以这种形式告终，对于一个正值青春期的十八岁青年来说，打击是何等之大。笔者认为或许正是由于这场纯洁婚姻的彻底失败，使得感情丰富、富于浪漫色彩的戴季陶意志消沉，失去了在异国继续努力奋斗的动力。这或许亦为戴在辛亥革命期对日本失望、反感的原因之一。而当时最直接的影响则是导致戴季陶留学的中断。

综上所述，在日本求学的戴季陶因经济困难退学，不得已回国。虽然有特待生、贷费生、休学、早期毕业、以及通过翻译或文笔活动获得报酬等好几项救济或自救措施，但他均未选择。在留学期间，戴季陶积极参加组织中国留学生学友会的活动，并直接与大学及清国公使馆方面交涉，锻炼了他的组织领导能力。并因此增加了与韩国人交流的机会，这种交流使他可以从第三国的立场上观察日本及中国的问题。但是笔者认为与韩国李公主的婚约失败给青年时期的戴季陶带来极大的精神打击，使其失去了在异国继续求学的动力。另外，此种屈辱又是使一生留下浩瀚文章的戴季陶，对自己的留学经历谈之甚少的原因。

[1] 谢健：《戴季陶先生逝世二周年纪念献词》，陈天锡编：《戴季陶先生文存》三续编，290页。

[2] 作道好男、江藤武人编：《日本大学创基八十五年》，138页。

[3] 日本大学编：《日本大学九十年史》上卷，366页。

[4] 作道好男、江藤武人编：《日本大学创基八十五年》，142页。

[5] 谢健：《谢铸陈回忆录》，28页。

[6] 宋教仁：《宋教仁日记》，75、118页。

[7] 谢健：《谢铸陈回忆录》，25页。据徐鳌润：《戴传贤对“民族国际”的推行与贡献》，249—250、280页记载，戴曾化名“阙名”在中国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第19号（1908年2月25日）上发表《仇一姓不仇一族论》。他还用同样的化名在《民报》第19号上发表了《预备立宪之满洲》。另外，他在第17号（1907年10月25日）化名“不共天”捐款7元，化名“西川汉史”捐款7元，在第24号（1908年10月10日）化名“我亦汉民”捐款2元，共计16元。当时1份《民报》定价为2角。民报报馆编：《民报》第17号、19号、24号，中华书局，2006年，影印版，161、2669、3085—3098、3718页。但无旁证，仍待考察。

[8] 王用宾于1911年毕业，留日期间曾参与学生运动。例如1909年8月14日在清国留学生会馆与明治大学的邵修文一起，就安奉线敷设问题以国民联合会的名义进行反对运动，提倡排斥日货。详细参照：《在本邦清国留学生关系杂篡·乙秘第1900号、1903号》，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后来，他曾几次当选为同盟会山西支部长，还担任过太原《晋阳公报》编辑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委员长等重要职务。1928年成为考试院院长的戴季陶，在1930年至1934年推荐王用宾任考选委员会副委员长、委员长。肖如平：《国民政府考试院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78页。王在中日战争期病死于重庆。

[9] 戴季陶讲演、阳春暄记：《总理行谊演讲词》1942年1月19日，陈天锡编：《戴季陶先生文存》三续编，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71年，118页。

[10] 戴季陶：《爱之真理》，桑兵、唐文权等合编：《戴季陶辛亥文集》下册，1490页。

[11] 谢健：《谢铸陈回忆录》，26页。

[12] 裴京汉：《三均主义与三民主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华民国史研究三十年（1972—2002）》下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1125—1126页。参照裴京汉：《从韩国看的中华民国史》，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64—69页。

[13] 戴季陶：《天仇丛话》，桑兵、唐文权等合编：《戴季陶辛亥文集》下册，730页。

[14] 谢健说：“惜此公主芳名偏忘却，不无遗憾。”谢健：《谢铸陈回忆录》，26页。另外，据说戴季陶得到韩王女婿、锦陵尉朴泳孝的信赖，与“小公主”（母亲为永惠翁主）恋爱、结婚。徐鳌润：《戴传贤对“民族国际”的推行与贡献》，256页。但是，哲宗的王女永惠翁主（1859—1872年7月4日），1872年4月与朴泳孝结婚，仅三个月后去世，因此不可能成为“小公主”的母亲。另外，朴泳孝（1861—1939）是一位致力于实现朝鲜半岛近代化的开化派政治家，曾在1882年及1884年二次亡命日本，在韩国有亲日派政治家之恶名。朴确曾有一女，该女是其1886年在长崎与李姓韩国女性所生，名为朴妙玉。妙玉至1899年生活在长崎，1899年10月与朴泳孝同去神户，1901年4月至1907年6月在神户亲和女学校上学，并成为该校最初的外国人毕业生。1907年6月末朴泳孝获得特赦，妙玉随父归国。1907年9月至1908年8月朴泳孝被判流刑流放济州岛，妙玉同行。后因改为一年徒刑，妙玉于1908年8月早于父亲回到汉城。姜健荣：《开化派领袖们的日本亡命——追寻金玉均、朴泳孝、徐载弼的足迹》，朱鸟社，2006年，168—170页。至1909年戴季陶回国前为止，父女二人似乎并未再去日本。因此笔者认为在1908年至1909年期间，其与戴季陶并无可能在东京相识相爱。笔者将继续调查李公主的身份。

[15] 戴季陶：《革命的知识与革命的工作讲辞》，1926年11—12月，《革命先烈先进诗文选集》第4册《戴传贤选集》，中华民国各界纪念国父百年诞辰筹备委员会，1965年，5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