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日本敌视论——戴季陶的日本观
面对列强势力的扩张，欲求国家存立及发展，戴季陶主张必须培养国民的国际性知识，希望使一般国民“扩充知识，离闭塞野蛮之境，而入文明开通之世”[1]。因此，他不仅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法律、社会、军事等进行评论，或者撰写有关这些方面的小说、随笔等，而且还写出大量关于日、韩、英、俄、德、美、法等国问题及世界大势的评论及时论文章，刊登于《中外日报》、《天铎报》、《民权报》等报刊上。
就笔者管见，戴季陶关心的重点是日本的政治外交，对日本的社会文化及民族性只做若干论述。另外，戴季陶的对外认识是以日韩关系为始点，逐渐论及与当时中国利害相关的日、英、俄，而日本外交则为其所关心的中心问题，并围绕中国问题来论述日、英、俄之间的关系。[2]20世纪初，对中国来说最大的外交问题之一是俄国对满洲、蒙古的侵略，戴季陶对蒙古问题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其中有些文章亦对俄国问题进行了若干论述，但就中日关系问题上，论及俄国的例子不多，故在此暂不论及。
总之，辛亥期戴季陶日本观的特点可谓并非只关注日本自身问题，而是关注于围绕中国问题在列强之间形成的国际秩序中的日本外交。若不分析日本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则很难把握此时期戴季陶日本观全貌。因此，笔者想通过戴季陶对日韩、日英、日中关系的评论及对日本社会民族性的论述，分析其日本观的特征。
（一）“唇亡齿寒”之危机感
如第一章所述，戴季陶在日本留学期间曾与韩国李公主订婚，概因政治原因被迫分手，此事给戴季陶带来极大的精神打击，并由此对韩国命运表示出强烈的关心。作为《中外日报》记者，他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即论述《日韩合邦与中国之关系》（1910年8月5日）。由此可知其对日本外交的关心首先始于日韩关系。
戴季陶对韩国的认识与当时国人差别不大，尚停留于韩国为中国附属国的层次上。他说：“韩国者，吾国三千余年之属国也，其地则属吾国疆宇，其人则与吾国同族，其文字则吾国之国风，其政治风俗则吾国之遗范。”因此韩国的存亡问题即“吾国国权之消长问题，亦即吾国实力之增减问题”，由此可知他认为中国与韩国的命运具有连带性。[3]
戴季陶出于对韩国问题的关心，将日本的“北进政策”分为三个阶段进行分析。第一阶段即从保全韩国发展到日韩合邦的过程。他指出当时日本打着“保全韩国”的旗号与清国开战，胜后又从“保全韩国”变为今日之“并吞”。在戴看来，日韩合邦“非合邦也，灭国而已，亡国而已”[4]。第二阶段则为由日韩合邦至满洲灭亡的过程。他说，日本在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中“洒数十百万之热血，耗亿万之国费”，其目的“盖欲并吞韩国，而后更举其势以图满洲而已”。另外，他认为从东京迁都到汉城的议论，“盖出于就近为治之意，且以作他日并满之根据者”[5]。由此，日韩合邦不仅使中国丧失了韩国此一属国，实际上还是关系到“满洲生死存亡之一大问题”，“直接蒙最大多数之损害者，实吾中国也”[6]。第三阶段为从满洲灭亡到中国全土灭亡的过程。戴季陶指出日韩合邦一旦成立，满洲将不属中国所有。而且日本人在中国之势力，不仅止于满洲，且在长江一带及闽、浙两省，“亦为吾国商工经济界之大敌”[7]。“是合邦成局之日，即满洲毙命之日，亦即吾国全部大敌接近之日也”，“韩亡则满洲亡，满洲亡则内地之日本势力益盛，大好神州恐将变为岛夷之殖民地矣”[8]。
对于韩国灭亡的原因，戴季陶认为不仅是韩国人自身有问题，作为宗主国的中国亦有责任。他说1905年日俄协约的缔结是日本人实现日韩合邦的原因，中国未能在日俄协约、日韩合邦实现之前与美国联合因而导致失去韩国，此为中国外交上最大失败。他指出如果中国早与美国联盟，以东三省之部分利益给予美国，则美国人因在东三省有利害关系，必不承认之。“三韩之名义可以稍延岁月，将来图恢复计，亦必易与。”但是，他感叹如今名义既迁，情形大异，即使中国将来改造政府，整兴军备，革新政治之后，“欲恢复昔日之附庸旧邦，亦难也矣”[9]。戴季陶对永远不能收回作为附属国的韩国甚感遗憾，并以此批判清政府之无能。在此需注意的是此时期戴季陶虽为具有新思想、新知识的留洋归国者，但同时仍具有传统的中华思想倾向，并由此表现出对作为中国附属国之韩国命运的关心。对他来说，韩国问题即为中国问题之一部分，日韩关系亦为日中关系中之一环。因此他由论述韩国问题继而论述自国命运，表露出强烈的危机意识。他说：“若［日本］逞其席卷之势以谋我，将何以御之耶。”[10]他对中国全境有可能成为日本之殖民地，而全国人竟毫不关心，慨叹道“何麻木不仁之一致于斯也”[11]。
综上所述，戴季陶从日本保全韩国到吞并韩国的过程中，分析出日本继而会消灭满洲，侵略全中国。他由此开始对日本表示出强烈的不信任感，继而批判甚至敌视日本，从中韩两方面究其原因，号召中国人、韩国人奋发图强。
（二）日英同盟——吞并韩国、瓜分中国之祸首
1．日英同盟对日本之意义
对于韩国灭亡的原因，戴季陶除了从中韩两国寻找原因外，亦从日本方面进行探究，由此关注到日英同盟。他指出日本人能加入到世界一等国之行列，日英同盟为最重要之原因。[12]他认为日本围绕满洲和韩国问题，与俄国关系恶化已久，欲与俄战而不敢，但依靠日英同盟，为日俄战争培养了实力。日英同盟正是“日俄战争实现之原因”，且因胜利致使日本获得韩国，南满洲亦成为日本之势力范围。他指出，“一次之日英同盟约成而俄败，二次之日英同盟约成而韩亡”，且不禁惊叹如今又有“新日英攻守同盟结成”。他洞察到日英同盟不仅关系到日英两国，且与中国命运休戚相关，日本之所以敢于侵略中国，正因为有日英同盟做后盾之故。此外他还认为1907年的日法协约、日俄协约皆是为了瓜分中国而缔结的条约。因此，他指出中国命运之所以危险至于今日者，“实以1902年1月30日之伦敦条约为其基”（即日英同盟），加之“桂太郎之俄行也，英国之宣布［在西藏］自由行动也，俄国之侵略满蒙、新疆也，其原因皆在于是”。即日英同盟关系到中国［包括满蒙］及韩国的命运。[13]戴之此种认识代表了当时一般国民的舆论。例如，亦有论者认为日本战胜中、俄，吞并韩国，实际上是因为缔结了日英同盟之故。[14]
但是，日英关系并非坚如磐石。戴季陶注意到日英之间围绕关税问题发生矛盾，他认为日本关税是按日本法律所定，英国人若认为日本关税重，不买即可，何必举全力加以排斥呢？英国初为商人，后为舆论，继而一般国民全力反对关税之重，对此戴季陶甚觉不可思议。他说：“就实际论之，日人亦非十分违约悖理。”然而他更难理解的是日本人对此所表现出的态度。“自政府以至于报章，未有一人敢发半言道英人之非者。其政治家中之有名者，若林董若桂太郎等不惟不言英人为非，且为英人辩护焉。”他觉得此甚奇怪，但同时又认为此种做法正是日人之最可崇拜之处。不禁叹曰“敏哉日人”[15]，语意日人以退为进。日本为维持日英同盟，不得不在关税问题上妥协让步，在戴看来此乃“日人最苦之境遇，亦日人最得意之政策也”，认为这是日本的外交策略。[16]同时戴季陶亦洞察到日本人并非真对英国人抱有感情，亦并非不知受英人蔑视，只是在表面上强调英国为同盟国，两国友谊深厚，日本人这样做只不过是为了巩固自己在国际上的地位而已。
2．日英同盟对英国的意义
另一方面，戴季陶如何分析英国人对日英同盟的认识呢？他指出英国对此同盟“并不以为平等，仅谓英国允许日人之同盟请求”，英国人认为日英同盟的价值并不高。[17]此外他还反复陈述“日英攻守同盟于英国盖无十分之利益，英特为日本利用而已”[18]。他指出英国人不但从未把日本人放在眼中，而且近来对日本人颇为不满。其原因即种族关系及国力关系，在此戴季陶首次提出黄白人种的矛盾。此外，他还分析指出，对于“在中国商务最盛的英国”来说，“除德国外，日人实为英人经营东方之大敌”，并列举因经济原因日英之间多次发生冲突，分析出日英之间实际上存有矛盾。[19]他还指出英国人厌恶日本人的另一个理由是由于日俄新条约的缔结，日本承认俄国在外蒙的特殊权益，而此正为妨碍英国占领蒙古之因。
此时期的社会舆论，不仅有中国人批判日英同盟的时事评论，还有介绍美国政治学者认为日英同盟违背道德的文章，甚至有引用某英国人的发言说日英同盟实为世界外交上未曾有的伪善同盟，指出英国人已经意识到与日本缔结同盟是失算，现在应该全力破坏此同盟。[20]此外，当时在日本国内也有对日英同盟进行批判的文章，但在上海舆论中，笔者未曾见到与此有关的报道。
但是，戴季陶指出对于英国的不合理要求及其对日本人的蔑视，日本人却能忍辱负重，其目的即为维持日英同盟，获得东亚利益。他进而认为依靠日英同盟进入列强行列的日本，既已成为其中一员，则绝不会回过头来保护作为列强争夺对象的中国。因此，戴季陶通过分析日英同盟，愈发加深了对日之不信任感。
（三）“最大之强敌”——日本
1．日本侵华之必然性
19世纪末，达尔文的进化论被介绍到中国以后，“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思想在中国引起强烈反响。戴季陶介绍了美国民间军事思想家何玛里（Lea，Homer）所言：“凡一国家，本国秩序整齐而力足以自存，则其人民未有不求国外之扩张者，此国民之自然殖民性也。”[21]并以此为前提，分析了日本人的殖民性。
首先他认识到国小民穷的日本不扩张殖民及殖产的范围则不足以图生存。[22]况且“日本以三岛小国，内政整理久矣，陆海军之力，亦足以维持其国势矣。”“人口增殖，地方限制［国土有限］之故，绝不能不为对外之扩张也”。其向外之侵略，“非其政治家之野心也，国民之自然殖民性使之然耳”[23]。既然日本举国上下皆有殖民意识，那么向何处扩张呢？戴季陶断言道：“舍中国而外无他策。”[24]如此，他清醒地认识到日本对外扩张的必然性，且看穿了其实质。
戴季陶之所以能够对此表示理解，概因为辛亥革命前他曾在南洋居住且与当地华侨进行过大量、直接的接触，他认为“探险、殖民二事，几为世界文明人类之天职”，主张中国应向南洋殖民。[25]在他看来南洋为中国之“外府地”，华侨为中国商战之“健将”，华侨之发展即国力之发展。[26]他强烈主张中国应采取自由贸易主义的殖民政策，迅速开发南洋。戴季陶提出的殖民方法是首先“注力于宗教、教育，扩张语言”，“政治则取自治，法律则重惯习，社会事业则力营慈善”。但是，他认为日本及荷兰等小国采取“极端的干涉主义”，“以侵略手段为殖民主义者，固已失之敷浅”。亦即，殖民若能开发某国，使之发展，同时本国亦取得利益的话，则为有益之殖民政策，否则“一旦外国之国力稍强，以利权回收，为国民报复”，则“积怨之余，势在必败，其失远矣”[27]。
由此可知，戴季陶受当时世界思潮之影响，并不反对殖民主义，但强调殖民国与被殖民国双方之间应为互惠关系，反对只为侵略的、极端干涉性的殖民主义政策，他推崇英国式的“间接统治”方式，重视国民生计，亦即重视经济发展，而非土地的侵夺，同时他还主张尊重当地的宗教、风俗，发展当地的教育、商业、工会等，以期达到殖民国家与被殖民国家双向发展。
对只是以侵略手段、极端的干涉主义进行扩张的日本人，戴季陶表现出了强烈的不信任感。即使是对在武昌起义时奔走于中国的日本人，他亦认为有“助民军以攻清庭”者及“助清庭以攻民军”者二种，其意图“实欲使中国之战争延长，全国糜烂，而后可收渔人之利”。日本人在中国“唯恐内部之战争不久，秩序不乱也”[28]。
戴季陶考察了日本人的殖民性及其在中国的活动后，认为与日本不具备联盟的余地，“联日说”之出现完全是一种奇妙的幻觉。[29]因其认为日本在亚洲已吞并琉球，占领台湾，消灭韩国，此外可着手者，惟有中国，“则其势力之所趋，必进而侵略中国内部”，且中日之对立将永无了期。[30]因此他断言说作为东方之德意志日本，实为中国“当头之第一大敌也”[31]，且强调指出其此种对日危机感不会因明治天皇的逝去，而发生丝毫的改变。[32]
2．图自强之道
对于日本之入侵中国大陆，一般国人大多持怀恨态度，而戴季陶却不以为然。他理性地说：“日本人固非中国人，侵略我者为日本计也，何恨有之？”[33]他认为日本人之侵夺，目的是为了日本发达，因而质问中国国民：“日人能自爱其国，何吾民独不爱国乎？日人能侵略我，我独不能养成报复之能力乎？”[34]
正如桑兵所指出的那样，戴季陶认为中国人之所以受到日本人的压迫，是因为中国国民及政府无能之缘故。[35]但是，戴季陶并非止于此，而是进一步指出中国人应抱着“师夷制夷”之想法，学习日本人“勇猛精进，敏捷活动，强兵以抗外，修己以服人”。否则“徒畏之、恨之、忌之、无益也”[36]。他建议国民“勿怒勿惧勿悲”，而是应持以爱国心，“图自强之道，谋发展之策，以养成我之实力”。这样“天理循环，今日之彼，即明日之我也”[37]，以示自信。
戴季陶除向一般国人呼吁外，还强烈希望“党人”（中国同盟会员）以国家为前提，以外患为大敌，停止与同为中国人的其他党派之争，“忍小忿以全大局”。否则“屋覆巢倾，树折鸟散，亦即同归于尽矣，尚复何争？”[38]提倡中国人应团结起来，一致对外。其具体方策为“征库所以拒俄，保内蒙所以防日”[39]。另外，作为对日权宜之策，戴还主张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与美国结盟，以此牵制日本之势力。[40]
3．展望未来
戴季陶不仅论述了中日关系中所面临的问题，且亦描画出与中国命运休戚相关的日本的未来。戴季陶首先指出日本应采取之方针。他说：“日本岛国也，岛国而欲图自存，则非扩张海军不可。”进而断言道：“太平洋中，日本盖为一天然之海国，而绝无其他人种能与日本争胜也。”故此指出“日本之应为海上扩张，盖至明之事也”，但其“不图南而图北，不求海上之发展，而图大陆之侵略”，此为日本政治方针之误。[41]此种想法似与前述戴认为日本欲向海外扩张，则“舍中国而外无他策”自相矛盾。但笔者认为戴季陶希望日本采取的是南进策，而大陆扩张政策则为其不愿看到之现实。
由于日本采取错误的政治方针，戴季陶预言将来中日两国必有断交之日，与日本的“利益冲突决无终了之时”。但他对此并不担心，认为日本欲用一国之力灭亡中国是做不到的，且质问道：“日本以藐然岛国，试自思之，能有陆军几何，果能一举而竟占领中国耶”，对此其做出结论说“是必不能也”[42]。另外，日本“以一黄色种族立足于世界白晰人种之势力圈中，其一国之力果足以争自存也乎，果足以雄飞世界也乎，欧洲各国宁皆十分同情于日人者乎？”对日本的自存抱有疑问。他断言：“日人今日野心勃勃，欲一举而以并韩者并满，实不过一梦想耳，前途之害，未之料也。”[43]因此他指出日本人极力从事的大陆侵略，“非日人之幸也，非中国之忧也，是日本帝国衰微之征兆也”[44]。
故此，戴季陶对日本之将来做出如下描述，即：“北则满洲不能为日占领，而高丽之独立且随之，大陆之发展，终不能让日人一步。”日本北进政策将以失败告终。“南则不足侵闽，而台湾势必为我所复也”，进而“美国即横渡太平洋而西，日本之势，进退维谷矣”，日本之南进政策亦将不能实行。至其时日本大陆发展既失败，而海上之进取亦殊不能。即使“今即欲变计而南，然以美人之力，终不能使之越菲律宾群岛一步也”，最后他断言：“日人已矣”[45]。
20世纪初叶，在为谋求国家发展而对外扩张的“弱肉强食”的国际思潮中，戴季陶认为日本的对外扩张是一种“自然的殖民性”，对此表示出理解的态度，但是他确信作为“天然海国”之日本不采取南进政策，却实行北进政策，则是日本政治方针之误，又因只采用“侵略”而非互惠手段，故日本终将必败。
戴季陶经常批评中国人麻木不仁，大敌当前却毫不警觉，那么其对强敌日本的社会文化、民族性又是怎样认识的呢？
4．社会文化、民族性——“本无独立之价值”的小国民
具有四年留日经验的戴季陶，自认对日本有所了解。[46]戴季陶根据近代人种学研究的结果，认为“日本之种族确为马来种、韩国种及吾国人种所合成则无疑义”。这种混合人种因“日受海潮之冲击，其人必狡而易迁”。且断言，“日人赋数种民族之历史性，故人民之争斗性及调和性皆走极端”，又批评说，“侵略而胜则肆其凶淫之野图，争斗而败则又曲尽其谄媚之态”，指出“日本之强也以此，日本永无大国民气度也亦以此”[47]。
但是，在历史上“本无独立之价值”的日本，改革迟于中国，而今“工商业已足加入欧美市场。其学术如医科等，且为欧人所不及，发达如德国亦派学生留学于其医科大学矣，战斗力则足以胜强俄矣，国力则已并韩侵满矣。夫以其四千万之民族，三千余里之土地，而其进步如是之速”[48]，戴季陶对日本与其民族性不相称的快速发展表示惊奇。
故此，他分析了日本发达的原因。他首先自问：“岂其民族英锐聪明而至于此欤？抑别有他故欤？”继而自答曰：“日人所以成为一等国者，以所乘之势与所遇之时甚优故耳。至其民族在世界中以程度耳论，亦不过马来、朝鲜之种族等耳。”[49]日本的国力“在东洋诸国中实为最强盛之国。然其国民之程度，犹未进于世界的国民之域，特于东洋诸国中占优胜耳”[50]。以此否定了日本人的优点。此处他所说的“世界水平”，概指“西方”“发达国家”之意。由此可知其日本观不仅以中国为前提，还常将西方放入视野之中。
对于即使成为近代强国但并不具有独特价值，且看不到未来的日本，戴季陶期望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他高度评价社会主义是“人道主义”“世界主义”，还说“凡为人类，凡为组织社会之一分，苟尚有半点良心者，其对于社会主义无不赞同之”。他强烈批判日本政府对社会主义者的残酷镇压，指出“为幸德秋水等不平者，为社会不平也，为世界不平也。幸德秋水等即死，吾知日本国民中之后继者，决不止幸德等二十余人也”，以此寄希望于日本的社会主义者。[51]戴季陶期待着日本国内发生革命，目的是以此改变日本政治方针之误。
[1] 戴季陶：《世界国民论》，《民立报》1910年10月14—16日，桑兵、唐文权等合编：《戴季陶辛亥文集》上册，169页。
[2] 戴季陶：《瓜分之现实》，《民权报》1912年7月25日，桑兵、唐文权等合编：《戴季陶辛亥文集》下册，1066页。
[3] 戴季陶：《日韩合邦与中国之关系》，《中外日报》1910年8月5日，桑兵、唐文权等合编：《戴季陶辛亥文集》上册，30页。
[4] 戴季陶：《哭庚戌》，《天铎报》1911年1月21—25日，桑兵、唐文权等合编：《戴季陶辛亥文集》上册，502页。
[5] 戴季陶：《日韩合邦与中国之关系》，31—32页。
[6] 戴季陶：《短评》，《中外日报》1910年8月5日，桑兵、唐文权等合编：《戴季陶辛亥文集》上册，29页。戴季陶：《日韩合邦与中国之关系》，31页。
[7] 戴季陶：《短评》，桑兵、唐文权等合编：《戴季陶辛亥文集》上册，29页。
[8] 戴季陶：《日韩合邦与中国之关系》，桑兵、唐文权等合编：《戴季陶辛亥文集》上册，30、32页。
[9] 戴季陶：《哭庚戌》，桑兵、唐文权等合编：《戴季陶辛亥文集》上册，501—503页。
[10] 戴季陶：《短评》，桑兵、唐文权等合编：《戴季陶辛亥文集》上册，29页。
[11] 戴季陶：《日韩合邦与中国之关系》，桑兵、唐文权等合编：《戴季陶辛亥文集》上册，32页。
[12] 戴季陶：《日英美之新条约观》，《天铎报》1911年4月15日，桑兵、唐文权等合编：《戴季陶辛亥文集》上册，685—686页。
[13] 戴季陶：《瓜分之现实》，桑兵、唐文权等合编：《戴季陶辛亥文集》下册，1067—1068页。戴季陶：《机会均等之结果》，《民权报》1912年7月30日，桑兵、唐文权等合编：《戴季陶辛亥文集》下册，1078页。
[14] 大哀：《最近外交界大势变迁论》，《民立报》1910年11月23日。
[15] 戴季陶：《日英关税问题之冷眼观》，《民立报》1910年12月13日。桑兵、唐文权等合编：《戴季陶辛亥文集》及唐文权、桑兵编：《戴季陶集》中，均未收录此篇文章。
[16] 戴季陶：《日英美之新条约观》，桑兵、唐文权等合编：《戴季陶辛亥文集》上册，686页。
[17] 戴季陶：《此之谓英日同盟》，《天铎报》1911年4月10日，桑兵、唐文权等合编：《戴季陶辛亥文集》上册，678页。
[18] 戴季陶：《机会均等之结果》，桑兵、唐文权等合编：《戴季陶辛亥文集》下册，1079页。
[19] 戴季陶：《日英美之新条约观》，桑兵、唐文权等合编：《戴季陶辛亥文集》上册，685—686页。
[20] 锡君：《傍观不平之演说》，《民立报》1910年12月8日。寒山：《英人对英日同盟之恶感》，《民立报》1911年1月2日。《英人对日之愤言》，《民立报》1910年12月25日。《英人在反对日本》，《民立报》1910年12月29日。
[21] 戴季陶：《日本政治方针之误》，《民权报》1912年8月4—5日，桑兵、唐文权等合编：《戴季陶辛亥文集》下册，1092页。
[22] 戴季陶：《日英美之新条约观》，桑兵、唐文权等合编：《戴季陶辛亥文集》上册，686页。
[23] 戴季陶：《日本政治方针之误》，桑兵、唐文权等合编：《戴季陶辛亥文集》下册，1092、1093页。
[24] 戴季陶：《日英美之新条约观》，桑兵、唐文权等合编：《戴季陶辛亥文集》上册，686页。
[25] 戴季陶：《拓殖论》，《民权报》1912年4月12日，桑兵、唐文权等合编：《戴季陶辛亥文集》下册，763页。
[26] 戴季陶：《南洋之教育》，《民权报》1912年6月17日，桑兵、唐文权等合编：《戴季陶辛亥文集》下册，953页。
[27] 戴季陶：《海外天府论》，《民权报》1912年4月19日—5月17日，桑兵、唐文权等合编：《戴季陶辛亥文集》下册，785、786页。
[28] 戴季陶：《今日之外交界》，《民权报》1912年6月5—7日，桑兵、唐文权等合编：《戴季陶辛亥文集》下册，919—920页。
[29] 戴季陶：《联美与联日》，《民权报》1912年7月7日，桑兵、唐文权等合编：《戴季陶辛亥文集》下册，1014页。
[30] 戴季陶：《日本政治方针之误》，桑兵、唐文权等合编：《戴季陶辛亥文集》下册，1093—1094页。
[31] 桑兵、唐文权等合编：《戴季陶辛亥文集》下册，1093页。戴季陶：《征蒙与拒俄》，《民权报》1912年10月29日—11月3日，同上书，1255页。
[32] 戴季陶：《日皇之病》，《民权报》1912年7月23日，桑兵、唐文权等合编：《戴季陶辛亥文集》下册，1062页。戴季陶：《四十五年之日本》，《民权报》1912年7月31日，桑兵、唐文权等合编：《戴季陶辛亥文集》下册，1081—1083页。
[33] 戴季陶：《大国民当学小国民》，《天铎报》1910年11月28日，桑兵、唐文权等合编：《戴季陶辛亥文集》上册，313页。
[34] 戴季陶：《自强即报复》，《天铎报》1911年1月10日，桑兵、唐文权等合编：《戴季陶辛亥文集》上册，457页。
[35] 桑兵等：《辛亥时期戴季陶的日本观》，胡春惠主编：《“近代中国与亚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香港珠海书院亚洲研究中心，4页。戴季陶：《呜呼无能国呜呼无能国之民》，桑兵、唐文权等合编：《戴季陶辛亥文集》上册，181页。
[36] 戴季陶：《大国民当学小国民》，桑兵、唐文权等合编：《戴季陶辛亥文集》上册，313页。
[37] 戴季陶：《自强即报复》，桑兵、唐文权等合编：《戴季陶辛亥文集》上册，457页。
[38] 戴季陶：《今日之外交界》，《民权报》1912年6月5—7日，桑兵、唐文权等合编：《戴季陶辛亥文集》下册，922页。
[39] 戴季陶：《日本内阁辞职观》，《民权报》1912年12月5日，桑兵、唐文权等合编：《戴季陶辛亥文集》下册，1309页。
[40] 戴季陶：《短评》，桑兵、唐文权等合编：《戴季陶辛亥文集》上册，47页。关于戴季陶主张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牵制日本的问题，桑兵等已进行了分析，并且详细论述了戴季陶对军事问题的主张。故对此两问题不再论述。详见桑兵等：《辛亥时期戴季陶的日本观》，4—5、7页。但笔者欲指出，并非只有戴季陶倡导与美国提携，在当时舆论中有很多人如此主张。例如，哀鸿：《望美人兮天一方》，《民立报》1910年12月4日；心僧：《中美协约之问题》，《天铎报》1910年4月9日等。
[41] 戴季陶：《日本政治方针之误》，桑兵、唐文权等合编：《戴季陶辛亥文集》下册，1094—1095页。
[42] 戴季陶：《日本人之气质》，《天铎报》1910年10月17日—20日，桑兵、唐文权等合编：《戴季陶辛亥文集》上册，178页。戴季陶：《日本政治方针之误》，桑兵、唐文权等合编：《戴季陶辛亥文集》下册，1094—1095页。
[43] 戴季陶：《日本人之气质》，桑兵、唐文权等合编：《戴季陶辛亥文集》上册，178页。
[44] 戴季陶：《日本政治方针之误》，桑兵、唐文权等合编：《戴季陶辛亥文集》下册，1096页。
[45] 同上书，1095—1096页。
[46] 戴季陶：《日本人之气质》，桑兵、唐文权等合编：《戴季陶辛亥文集》上册，177页。
[47] 同上书，177—178页。戴季陶：《天仇丛话》，《民权报》1912年4月1，7，28日，桑兵、唐文权等合编：《戴季陶辛亥文集》下册，733页。
[48] 戴季陶：《呜呼无能国呜呼无能国之民》，《天铎报》1910年10月18—21日，桑兵、唐文权等合编：《戴季陶辛亥文集》上册，181页。
[49] 戴季陶：《日本人之气质》，桑兵、唐文权等合编：《戴季陶辛亥文集》上册，177页。
[50] 戴季陶：《日英美之新条约观》，桑兵、唐文权等合编：《戴季陶辛亥文集》上册，686页。
[51] 戴季陶：《无道国》，《天铎报》1911年2月2月，桑兵、唐文权等合编：《戴季陶辛亥文集》上册，516页。戴季陶：《复驻日蒋公使书》，陈天锡编：《戴季陶先生文存》第4卷，15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