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同光之际的京师学风
张之洞出身于军功之家。其父于道咸之际知贵州兴义府，办理团练、转战西南，与中兴名臣胡林翼、吕贤基、韩超等交游。故张之洞幼年的师承，带有曾国藩、胡林翼一派经世之学的气味。[1]但是，功名早达的幸运，加上族兄张之万的朝中人脉，却让张之洞从十六岁起就得以从西南兵间脱身，领略到都下学术的别样境界。
时值咸丰乱世，当曾、胡辈在长江上下用兵火锻造“中兴”之时，另一种学风上的蜕变也开始在京师酝酿。长年居京，熟于京朝掌故，且日后一度成为张之洞幕僚的沈曾植，就曾从科场风气变化的角度，追溯这一潮流的兴起：
道光之季，文场戾契，颇有幽歧，其还往常集于津要之涂，巧宦专之。而公卿大夫方直者、举子谨厚步趋守绳墨者、士以学问自负者，恒闻风而逆加摈弃。其名士而擅议论者，尤干时忌，张石洲（穆）、张亨甫（际亮）之流，困踬当时，士林所共记也。……盖自咸丰戊午以后，兹风乃殄，而后单门孤进，遗经独抱者，始得稍沾稽古之荣。至于同、光之际，二三场重于头场，则吴县（潘祖荫）、常熟（翁同龢）、南皮（张之洞）、顺德（李文田）迭主文衡，重经史之学，几复反乾、嘉之旧。[2]
道咸时代都下士人交游颇盛，或讲求理学、经济，或钻研边疆史地，或以诗古文相砥砺，却限于少数精英学者的圈子。[3]其时官场、科场晦涩依旧，被称为“不白不黑、不痛不痒之世界”。[4]咸丰八年（1858）戊午，柏葰科场案发，大狱构兴，才使“北闱积习为之一变”。[5]同年六七月间，潘祖荫、翁同龢出任陕甘乡试正、副考官，交卸后主持都下风雅数十年。到同治年间，张之洞、李文田等相继外放。诸人在主试时，贬首场时文，重视二、三场之经文及经史时务策，流风所及，几乎有重返乾嘉学术盛世之势。沈曾植本人即为此种科场新风尚的受益者，故数十年后犹津津乐道之。
翁同龢、潘祖荫以及小一辈的沈曾植等人，均出自京官世家，不仅官场人脉深厚，对数十年来的学风消息，亦了然于心。张之洞生长边陲，得以预同光学术之流，除了自身的文采、学养，更有赖于科场因缘。张之洞早年与常熟翁氏关系密切，翁同书为其受业师，同书弟同龢、子曾源则为其乡试同年。同治元年（1862）张之洞入都会试，早第的翁同龢已升任同考官，见场中一卷文字“二场沈博艳丽，三场繁称博引，其文真史汉之遗”，便“决为张香涛”，继而知其不第，又为之扼腕。[6]同治二、三年间（1863—1864），翁同书被劾下狱，张之洞曾往探看，并赋诗送其父子出戍新疆。[7]通过结交都下显宦，代撰章奏，张之洞在京城的“时名”鹊起。[8]终于在同治六年（1867）从拥挤的翰林班中脱颖而出，被派充浙江乡试副考官，旋又简放湖北学政。
晚清曾国藩、李鸿章幕府的士人圈子，确立于湘、淮军征战的年代，多以地缘或血缘关系为纽带。而崛起于科名的张之洞，则更看重“门第”“科甲”“名士”的出身。张之洞前后三次主试、视学建立起来的师生情谊，是其周边学人圈形成的基础。在浙江时，张之洞拔取袁昶、许景澄、陶模、孙诒让、谭廷献、沈善登、沈熔经等人，多为朴学之士。至视学湖北，又与李鸿章相商，仿照苏州正谊书院课经古例，创立经心书院，专课古学。[9]张之洞汲汲求才的态度，颇有乾嘉老辈遗风，亦得到曾国藩等名臣的褒奖。[10]
同治九年（1870）天津教案发生，曾国藩“革府县以谢洋人”的解决方式引起士林非议，以曾氏为楷模的中兴事业渐趋暗淡。与此同时，受益于戡定大乱后的承平气氛，都下学人的交游与清议却日益繁盛起来。是年十月，张之洞回京复命，寓南横街，与位于米市胡同的藤阴书屋相邻。藤阴书屋是潘祖荫的书斋，更是彼时京中金石学者的聚会之所。张之洞遂借此结交潘祖荫、王懿荣、吴大澂、陈乔森一流金石学者，并与王、吴诸人一道为潘祖荫编订《攀古楼款识》。[11]次年春闱甫毕，张之洞投书潘祖荫，以为“目前四方胜流尚集都下，今番来者颇盛，似不可无一雅集”，拟以翁、潘为主，邀集新进学人，款洽一日。最后则改由潘祖荫、张之洞二人主持，于当年五月初一日在龙树寺宴集。[12]事后张之洞致信潘祖荫，罗列当日到者十七人、约而不赴六人、欲约而不及者五人的名单，并依次注明各人所擅长的领域，涵盖了经学、史学、小学、金石、舆地、书画、古文、骈文等诸多方面。[13]通过此次雅集，年辈靠后的张之洞逐渐获得了组织诗酒文会的资格。
同治十一年（1872）二月，曾国藩卒于江宁督署，这一年京城士人的交游唱和却臻于极盛。七月间，李慈铭致信友人：“今春都下，文宴颇盛，消寒之后，继以春游，或排日以看花，或选寺而斗酒，寻极乐之柰树，访花之之海棠，觞咏偶停，策蹇亦出，量松报国，则朱育相从；品药天宁，则许询共坐。怅牡丹于崇效，玩丁香于悯忠。虽杖头或虚，而清谈不废……”[14]但论与学风转移的关系，这年夏秋间潘祖荫发起的三次集会显然更为重要：先是在三月前后，吴大澂为潘祖荫绘《藤阴书屋勘书图》（一说秦炳文绘），张之洞、董文焕、陈乔森、李慈铭及满洲藏书家锡缜各有题咏。[15]继而，五月中又有“消夏六咏”之唱和，分题拓铭、读碑、品泉（钱）、论印、还砚、检书，先后参与者有张之洞、王懿荣、严玉森、李慈铭、胡澍、陈乔森六人。至七月初五日，潘祖荫组织郑康成生日置酒展拜会，参加者除以上六人外，又增加陈彝、谢维藩、许赓扬、吴大澂、顾肇熙五名。[16]三次雅集的主题，明白宣示了同治末年京师士人的生活趣味与学术宗尚。
同光间都下的学人唱和，往往在称颂京师承平的同时，流露对东南文化遭受战乱破坏的惋惜，或慨叹“大盗毁江左，书种奄欲绝，天一既雨散，士礼久烟灭”[17]，或追述“当年劫火天四围，法物飘零愁惨凄，去年江上屡来往，文采亦逊乾嘉时”[18]。事实上，正是东南书种在劫火中的绝灭，反衬了京师学术存亡续绝的意义；也正是戡平大难后的“中兴”氛围，使考订之学的回潮得免于无用之讥。同光之交的京师学术，作为“厌乱”心态在文化上的表现，基本上是以“中兴”乾嘉考据学为职志；较之经世思潮涌动的道咸学术，反而有将学问进一步趣味化、专门化的趋向。其间风气的因革与扩散，恰如震钧《天咫偶闻》所总结的：
方光绪初元，京师士大夫以文史、书画、金石、古器相尚，竞扬榷翁大兴、阮仪征之余绪。当时以潘文勤公（祖荫）、翁常熟（同龢）为一代龙门，而以盛（昱）、王（懿荣）二君为之厨、顾。四方豪俊，上计春明，无不首诣之。即京师人士谈艺，下逮贾竖平准，亦无不以诸君为归宿。厂肆所售金石、书画、古铜、瓷玉、古钱、古陶器，下至零星砖甓，无不腾价蜚声。而士夫学业，亦不出考据、赏鉴二家外。未几，盛司成有太学重刊石鼓文之举；未几，王司成有重开四库馆之请，盖骎骎乎承平盛事矣。[19]
此段文字涉及乾嘉以降京师学术的传承脉络，却未提及道咸时期张穆、沈垚、吴廷栋、梅曾亮、曾国藩诸公提倡的经世学风，连主张考订的祁寯藻、程恩泽都忽略不计。按照震钧的叙述，同光学术以翁同龢、潘祖荫二人为领袖，直接乾嘉时代翁方纲、阮元一脉的考据、鉴赏之学，下启光绪年间盛昱、王懿荣等新进学人，逐渐形成弥漫京师各阶层的谈艺风气，并以琉璃厂书画、古玩交易的繁盛为其表征。光绪二年（1876）缪荃孙进京，所见琉璃厂朱履杂沓的景象，正可旁证彼时京城学人圈的层级：“旧友日日来厂者，朱子清（澄）、孙铨伯（凤钧）、黄再同（国瑾）、沈子培（曾植）、子封（曾桐）、徐梧生（坊）；若盛伯希（昱）、王廉生（懿荣），间或一至，来则高车驷马，未及门而已知。至潘（祖荫）、翁（同龢）诸老，则专候厂友之自送，罕见莅肆。”[20]足见盛昱、王懿荣二人在光绪初年承上启下的显赫地位。
光绪前期的京师学界有两件盛事：光绪十年（1884）七月，盛昱补授国子监祭酒，访问南学废坏荒堕之状况，一举而清除之；又从乙酉拔贡中补录诸生，“加膏火，定积分、日程，惩荒堕，奖勤朴”，命诸生分辑《通假汇编》，专取清朝经师成说，依照今韵排类，得二十余册，并撰校专门著作多种，继而率领诸生校改石经、重刻石鼓，都人诧为盛事。[21]至光绪十五年（1889），王懿荣奏请续修《四库全书》，并请将清代儒臣所撰十三经疏义颁布学宫，引起言官与学官之间的激烈辩论。[22]此前潘祖荫弟子汪鸣銮重申许慎从祀之请，[23]翁同龢又领衔奏请黄宗羲、顾炎武从祀。[24]盛、王二人致力于在官学系统中引进“国朝经师”的传统，正与翁、潘老辈提倡许郑之学、扩充儒学学统的努力一脉相承。
更重要的是，这一时期翩连而来的学人交游，助长了学人合作与专门研究的风尚。如果说潘祖荫《攀古楼款识》的成书，仍带有前代公卿招募学者从事编纂的遗风。那么像王懿荣最录《南北朝存石目》，题记罗列前后十九年中“探索借读往返商榷者”、“考订违合剔抉幽隐”者、“亦尝有事于此”者共十六人，则大多为同僚朋好之间的平等研讨。[25]京师学人之间，借助南城居住密迩之便，就共同关心的专题，业已形成一种相与讨论、互资镜鉴的学术空间。王懿荣训饬子女：“于所嬉戏玩物，虽琐屑不使毁弃暴殄；内室所蓄书画、碑帖、墨本等物，盛夏时必手自抖晒，防蠹鼠极力，岁以为常。儿女虽幼稚无知识，于文物戒不敢近也”，暗示从“玩物”到“文物”的观念变化。在其亡妻黄宜人的行状中，王懿荣提到自己“好聚旧椠本书、古彝器、碑版、图画之属，散署后必阅市，时有所见，归相对语，宜人则曰：‘明珠白璧，异日有力时皆可立致之，惟此种物事往往如昙花一现，撒手便去，移时不可复得，后来纵或有奇遇，未必即此类中之此种也。’好极力从臾，购之以为快，以故裘葛钗钏往来质库，有如厨笥”。[26]在《金石录后序》慨叹长物易失的言说传统之外，展现了汉学门第以得长物为快的观念。
张之洞与盛、王二人交谊甚深。光绪二年（1876）冬，张之洞更在四川学政任上迎娶了王懿荣之妹，在共同的学术好尚之上叠加了姻亲关系。后来张之洞外放疆臣，王懿荣在十数年间充当了张氏与京师学界联系的纽带。公文旁午之余，张之洞也会致信王懿荣，询问京城学界的新动向。[27]同光之际的京师交游，不仅孕育了考订金石文字的专门之学，更从学人的相互交往当中，滋长出一股清议的意气，盛昱、王懿荣均卷入其中。震钧将二人喻为东汉党锢之“厨、顾”，诚为恰当。[28]至于张之洞，则更善于呼吸领会时代风向，早在盛、王等人流连厂肆之时，便已从京城考据家队中淡出了身影。
[1] 张之洞：《谒胡文忠公祠二首》其二，《张之洞诗文集》卷三，诗集三，第117页。张之洞《抱冰堂弟子记》：“经学受于吕文节公贤基，史学、经济之学受于韩果靖公超，小学受于刘仙石观察书年，古文学受于从舅朱伯韩观察琦。”河北版《张之洞全集》，第12册，第10631页。
[2] 《沈子敦先生遗书序》，钱仲联辑录：《沈曾植海日楼佚序》（上），《文献》1990年第3期，第185页。
[3] 参见楚金（瞿兑之）：《道光学术》《道光学术余议》，《中和月刊》第1、9期，1941年1月、1944年9月。
[4] 此为咸丰三年（1853）曾国藩的观察，多次见于其书信中，参见《与刘蓉》（咸丰三年十月十五日）、《复龙启瑞》（同年十二月十六日）、《复黄淳熙》（同年十二月），分别载《曾国藩全集·书信一》（长沙：岳麓书社，1994年），第292、414、431页。
[5] 《清史稿》卷一百八《选举三·文科》。柏葰案实有肃顺清除异己的政治背景，但“自嘉道以来，公卿子弟视巍科为故物”，戊午科场案在客观上起到了肃清风气的作用。参见赵尔巽等：《清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3156页。
[6] 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二册，同治元年（1862）三月二十五日、四月初六日条，第196、199页。
[7] 参见张之洞：《送同年翁仲渊殿撰从尊甫药房先生出塞》，载《张之洞诗文集》卷二，诗集二，第31页。
[8] 李慈铭《孟学斋日记》甲集首集上，同治二年（1863）四月廿四日条：“探花张之洞，直隶南皮人。……壬子解元，少年有时名，闻其诗、古文俱有法度。近日刘其年劾吴台寿一疏，传出其手，笔力固可喜也。”《越缦堂日记》（扬州：广陵书社，2004年影印本）第4册，第2338页。
[9] 李鸿章：《复张香涛学使》（同治八年七月），吴汝纶编：《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十一，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年影印本）第32种，第746页。
[10] 曾国藩：《复许振祎》（同治十年十一月十一日），《曾国藩全集·书信十》（长沙：岳麓书社，1994年），第7579页。
[11] 参见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武昌：南皮张氏舍利函斋，1939年）卷一，同治九年条，《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第173册影印本，第664页。张之洞等为潘祖荫撰书事，尚可参看潘祖荫《攀古楼款识自序》，潘祖年编：《潘文勤公年谱》（光绪间刻本）同治十一年条；刘声木《苌楚斋三笔》卷六“潘祖荫撰述及轶事”条，刘笃龄点校：《苌楚斋随笔》（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597页。
[12] 张之洞：《致潘伯寅》，河北版《张之洞全集》第12册，书札一，第10100页。张之洞在本年四五月间一共写了七封信给潘祖荫，商讨此次雅集事宜。
[13] 张之洞《致潘伯寅》（同治十年五月初二日）附有名单，见河北版《张之洞全集》第12册，书札一，第10103—10104页。
[14] 李慈铭：《致孙子九汀州书》，载《桃花圣解盦日记》己集同治十一年七月初二日条，《越缦堂日记》影印本第8册，第5440页。地名下划线为笔者所加，原文小注略。
[15] 参见李慈铭：《桃花圣解盦日记》戊集同治十一年（1872）三月二十日条，《越缦堂日记》第8册，第5314页；张之洞：《潘侍郎藤阴书屋勘书图歌图为秦谊亭作》，《张之洞诗文集》卷二，第53—54页；锡缜、李慈铭诗亦载杨锺羲《雪桥诗话续集》（石继昌等整理，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1年）卷八，第501—502页。
[16] 据李慈铭《壬申七月五日郑司农生日集潘侍郎郑盦记》，附载《桃花圣解盦日记》己集同治十一年（1872）七月二十七日条，《越缦堂日记》第8册，第5462—5465页。
[17] 张之洞：《和潘伯寅壬申消夏六咏·检书》，《张之洞诗文集》卷二，诗集二，第62页。
[18] 严玉森诗，载《壬申消夏诗》，《滂喜斋丛书》本（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年影印本），第307页。
[19] 震钧：《天咫偶闻》（顾平旦整理，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卷三，第71页。
[20] 缪荃孙：《琉璃厂书肆后记》，孙殿起辑：《琉璃厂小志》（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05页。
[21] 参见盛昱《与张制军书》、杨锺羲《意园事略》，分别载盛昱《意园文略》卷一及附录，见《续修四库全书》第156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影印宣统二年（1910）金陵刻本，第247—248、266—268页。
[22] 参见王懿荣：《四库全书恳恩特饬续修疏》《胪陈本朝儒臣所撰十三经疏义请列学官疏》，吕伟达主编：《王懿荣集》（济南：齐鲁书社，1999年）卷一，第29—34页。
[23] 张之洞：《致潘伯寅》（光绪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河北版《张之洞全集》第12册，书札一，第10107页。
[24] 参见翁同龢等在光绪十二年（1886）二月十五日所上《遵议黄宗羲等从祀文庙折》《遵议先儒黄宗羲顾炎武从祀疏》，谢俊美编：《翁同龢集》（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上册，第47—50页。光绪十一年（1885）江西学政陈宝琛率先上奏，请以黄宗羲、顾炎武从祀。次年内阁会议，遂有此一折一疏。当时列衔者，尚有潘祖荫、周家楣、孙诒经、孙家鼐、盛昱、龙湛霖六人，但最终并未获准。
[25] 王懿荣：《〈南北朝存石目〉叙例》，《王懿荣集》卷一，第81—82页。
[26] 王懿荣：《诰封宜人元配蓬莱黄宜人行状》，《王懿荣集》卷二，第92—93页。
[27] 如光绪十七年（1891）前后，张之洞致信王懿荣，打探杨守敬在日本所购书，见《与王廉生》，河北版《张之洞全集》第12册，书札一，第10127页。乙酉（1885）以后张佩纶致信吴大衡，提及张之洞购买金石书画仍出手阔绰，不脱“名士”习气：“如孝达（张之洞），如愙公（吴大澂），如廉生（王懿荣）辈，买金石字画无不拼命。孝、愙阔派不可及，廉生甚穷，亦复如此。然则欲作名士，也须拼命一办乎？”《清代名人书札》（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186页。
[28] 《后汉书》卷六十七《党锢列传》：“自是正直废放，邪枉炽结，海内希风之流，遂共相摽搒，指天下名士，为之称号：……次曰‘八顾’……次曰‘八厨’……顾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厨者，言能以财救人者也。”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1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