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以张之洞为中心的学人交游
在晚清由督抚主导文教变革的图景中，不难勾勒张之洞集团的特殊位置。张之洞自身经历了从“清流”到疆臣的身份转变。甲申中法之役以后，“清流”在朝中横遭摧折，张之洞先后在广州及武昌开辟幕府，为昔日同道提供庇护之所。张之洞督鄂最久，武昌又地处南北要冲，较易吸收外来新风尚，亦曾吸引不少新学人物流连，遂使其幕府成为新、旧思想折冲的要津。晚清直隶、两江、湖广三地疆臣人选及班次较为稳定：直隶总督兼任北洋通商大臣，居疆臣首班；两江总督兼任南洋通商大臣，地位次之；湖广总督再次之。张之洞虽曾两次署理两江，却未尝真除。直隶总督之职则为北洋一系把持。占据直隶、两江要职的李鸿章、左宗棠、刘坤一、袁世凯等人，均出自曾国藩以来的湘淮军功系统。单就人脉接续而言，从曾国藩到李鸿章、刘坤一、袁世凯的军功督抚序列，正是当年“清流”竭力排击的所谓“浊流”。身为“清流”遗存的张之洞，在晚清督抚队中的确算得异类。
这就涉及晚清政治乃至文化变迁过程中“军功”与“正途”的统系之争。平定太平天国的战争，造就了不必经过仕途磨转，凭借军功直接上升的新途径。军旅中人的价值观念与处世方式，势必有异于仍在“正途”上排队的京官。幕府制度的弹性，正是在此观念变迁下被激发，成为怀抱韬略而未入仕途者的首选。但不能忽略的是，作为这些决意破格而行者的领袖，曾国藩、胡林翼等军功督抚，却往往有其书生面目。张之洞的幕僚辜鸿铭曾在曾、张二人之间分出“政”与“教”的区别。[1]其实曾国藩致力于采访忠义、兴办书院、开辟书局，何尝不讲“教士化民”；张之洞作为一方督抚，又怎能忽略富国强兵的“政事”？重要的，倒是下面一段较少为人注意的阐发：
当同光间，清流党之所以不满意李文忠（鸿章）者，非不满意李文忠，实不满意曾文正（国藩）所定天下之大计也。盖文忠所行方略，悉由文正手所规定，文忠特不过一汉之曹参，事事遵萧何约束耳。至文正所定天下大计，之所以不满意于清流党者何？为其仅计及于政，而不计及于教。文忠步趋文正，更不知有所谓教者，故一切行政用人，但论功利而不论气节，但论材能而不论人品。[2]
辜鸿铭出于西学背景议论中国官场，难免启人隔靴搔痒之感。[3]但此段将李鸿章的用人方略追溯到曾国藩“所定天下大计”，实际上是将光绪时代南、北督抚共时的统系之争，投射到了历时的人脉关系上。问题的归结点，正是现实政治中李鸿章代表的军功一系与张之洞代表的正途一系的争执。
正如辜鸿铭所论，出身“清流”的张之洞大规模从事洋务，是受“甲申马江一败”的刺激，在晚清督抚队中已属后起者。[4]不难想象，如何在地方官的洋务竞争中后来居上，应是这一时期张之洞的主要焦虑。故其履任两广后即大办实业，不惜铺张，甚至为此与昔日“同在清流”的户部尚书翁同龢反目。[5]然而，诸如开设洋务局、方言学堂，兴办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筹划芦汉铁路等事业，实际上仍是在曾、李既定的方向上努力，最终也难免要向富于洋务经验的李鸿章、盛宣怀等请教甚至乞援。[6]如何将昔日“清流”经历及幕府中“清流”学人的劣势转化为优势，使其翻出与北洋系统截然不同的新面目？这是张之洞作为“洋务殿军”直面的难题。
民国以后，梁启超、陈独秀等总结近代西学东渐的历程，提出“器物（技术）——制度（政治）——文化（伦理）”的三段式。[7]回到晚清现场，思想“进化”的序列未必能如此整齐。关于时代更替中的人物新旧，梁启超认为：“第一期，如郭嵩焘、张佩纶、张之洞等辈，算是狠新狠新的怪物；到第二期时，嵩焘、佩纶辈已死去，之洞却还在。之洞在第二期前半，依然算是提倡风气的一个人，到了后半，居然成了老朽思想的代表了。”[8]就超越北洋系统洋务经验的焦虑而言，张之洞与康、梁一派曾有过共同语言，一度被认为是新派的同路人。而前此“清流”重视的教化、学术、制度等层次，又恰是曾、李一系“洋务模式”忽略的方面。康有为、梁启超等进入权力中枢，亦从接近沈曾植、盛昱等京师“清流”后劲着手。曾经作为洋务障碍的“清流”经验，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引导西学、西政新层次进入体制内部的媒孽。通过与康、梁等趋新人士接触，张之洞集团在制度改创、学制引进等方面得风气之先，趁着甲午战后北洋势力遭到打击的机会，从对李鸿章、盛宣怀等亦步亦趋的“洋务殿军”，一跃而为引领新政的先驱人物。
戊戌以前张之洞已预感到朝政风向，有意收纳主张稳健改革的士人，与康、梁势力渐行渐远。双方均曾致力于超越“洋务模式”，但政术背后的学术分歧无法弥合，说明学派立场对于清末政局日益增强的影响。张之洞深受同光之交京师学风的濡染，同时亦受益于前代督抚的兴学经验，自外放学政到出任疆臣，先后创办武昌经心、成都尊经、太原令德堂、广州广雅、武昌两湖等书院。广雅、两湖二书院更以规模弘敞著称，划然为一种新制度，成为吸收、安置海内一流学人的重要场所。不同于曾国藩对托身书院、书局的幕府宾客“不责以公事”，张之洞周边学人凭借“清流”背景，往往热衷议政。更重要的是，近代报章舆论、通讯手段及交通的便利，使口岸与内地的往来日益频繁，新旧学人群体联络的新方式层出不穷。如汪康年、蒯光典、梁启超等邂逅幕府或虽曾入幕而长期不在幕府的人物，对张之洞周边学术风气的流转影响深刻；又如陈三立未入幕府，却不妨碍其对两湖书院建设及武昌诗文交游发挥作用；[9]赵凤昌早岁即遭弹劾离开幕府，长年寓居上海，却是张幕与沪上趋新知识人乃至革命人物接触的中介；沈曾植游于张之洞、刘坤一幕府之间，借此促成“东南互保”与“江楚会奏”；袁昶、许景澄等门生未曾进入张幕办事，却充当着张之洞与京师甚至海外学界联络的纽带。诸人的出处行藏，已非传统的“入幕”“出幕”概念所能涵盖，其位置亦有异于真正居于幕府决策层的“文案委员”。
因此，本书尝试采用“学人圈”而非“学人幕府”[10]的概念来界定对象，旨在表明不再限于从静止的机构、制度框架来讨论学术建设，更重视一定场域中活生生的交游关系，强调文化资源在地理空间及人际派系分布上的结构性规律。界定这一论述单位，并非为了对某一人物集团进行静态描述。事实上，交游活动正以流动为特征；其中唯一不变的结构因素，则是作为学术赞助人与交游组织者的张之洞本人。因着张之洞的身世、抱负、气性及主观选择，类聚在其周边的学人也形成了某种群体气质，具备独特的吸纳及排斥机制。不似曾国藩的兼收并蓄、一视同仁，也有别于同时期其他督抚主要收纳新学专门之士，张之洞优礼学人甚于幕僚，甚至更看重趋向旧学通才的所谓“名流”：
南皮（张之洞）广延名流，礼遇有差：往来鄂渚不入幕者，当时目为“第一名流”，如王闿运、文廷式之属。经心、江汉山长谭献、张裕钊、吴兆泰之属，宴会首座，时谚呼为“分缺先”。幕府诸贤，如汪凤瀛、王秉恩、钱恂、许珏、梁敦彦、郑孝胥、程颂万之属；两湖、经心监督分校，余肇康、姚晋圻、杨守敬、杨锐、屠寄、杨裕芬、邓绎、华蘅芳、纪钜维之属，宴会皆列三四座以下，当时皆目为“第二名流”，时谚呼为“坐补实缺”，总督僚属分司也。而梁鼎芬、蒯光典、陈三立、易顺鼎位在第一、二名流之间，名曰“宾僚”，时谚呼为“分缺间”。他如陈庆年、陈衍、张世准之属，不过领官书局月费，时谚呼为“未入流”。京官在籍，如周树模、周锡恩之属，礼遇有加，时谚呼为“京流子”。此南皮在鄂人才之九品宗正也。[11]
此段文字，正可印证张之洞延请、礼遇、安置海内名流，并不限于幕府。而活跃在他周边的学人，除了梁鼎芬、吴兆泰、文廷式等“清流”后劲，更有如王闿运、杨守敬那样，与“清流”关系密切的“名士”。据说张之洞用人历来重视“门第”“科甲”“名士”出身。[12]这种偏向的形成，与张之洞本人的身世经历、学术好尚有关，却也不妨看作是针对“洋务”弊端与西学压力的一种应激性反应。“往来不入幕”、“书院山长”、“幕府诸贤”、书院“监督、分校”、“宾僚”、“官书局”、“京官在籍”等类别，颇有人物品第的意味。实则当时学人往往兼具名士风流与专门才干，许多幕僚本身就是“名流”，未必能作如此清晰的划分。考虑到相关人物与张之洞的亲疏分别及其功能分化，不妨将以张之洞为中心的学人交游圈分为以下层次[13]：
（一）张之洞外放考官、学政时所拔取的弟子，如杨锐、袁昶、缪荃孙、王秉恩、樊增祥、周锡恩等。此类人物与张之洞渊源较深，起自同光之交“清流”最盛时期，多能认同张之洞的政治理念，或为张氏的心腹，或充当在京师、上海、西安等地的“坐探”。位置枢要，却未必进入幕府。同时，亦不排除有如廖平、宋育仁、谭献等与张幕较为疏远，甚至学派迥异的情况。
（二）张之洞外任督抚后吸纳的学者，可举梁鼎芬、朱一新、黄绍箕、纪钜维、杨守敬、陈三立、杨裕芬、蒯光典、邹代钧等为例。此类人物多托身于书院、书局，与张之洞有类似的学术宗尚，是构成学人交游的核心群体。其中如梁鼎芬、黄绍箕、纪钜维等通才，既在学人交往中占重要地位，又积极参与幕府决策，是张之洞系统学术建设与文教改制的主要推动者。而如朱一新、杨守敬、邹代钧诸人，则属于专门领域的学者，作用类似于曾国藩幕府中主导书院、书局的张文虎、莫友芝、刘毓崧等人。
（三）主攻洋务的西学人才，可分为专才与通才两类：1）蔡锡勇、徐建寅、杨模、杨楷等专门人才，与湘淮军功系统多有渊源，在甲午以前办洋务的阶段颇受张之洞重视。但随着甲午以后张之洞对“洋务模式”的疏远，其影响力有所减弱。2）既精通洋务又旁及其他实政的学者，与（一）（二）两类不无交错，如王秉恩、梁敦彦、辜鸿铭、钱恂、赵凤昌、汪康年等，在幕府中的地位颇为稳固。
（四）地方学者。如在粤督任上的陶福祥、郑知同、章寿康、马贞榆、黄绍昌，鄂督任上的关棠、吴兆泰、姚晋圻、杨守敬、周树模、周锡恩、邓绎等。此类人物多被安置于书院、书局，与（一）（二）两类亦有重叠。张之洞作为地方官吸纳当地学者，意味着京师学风与地方固有学统相遭遇。此种遭遇既需凭借既有人脉（如在当地的昔日门生）为媒介，又会逐渐吸纳更多地方学者，使其脱离地方性，带上督抚集团的派系特点。
（五）从甲午到戊戌，为应对康有为势力崛起及新政形势而有意收纳储备的人才。如郑孝胥、陈庆年、姚锡光、陈衍、沈曾植、曹元弼、朱克柔、胡元仪等。此类人物大都主张稳健改革的理念，对康、梁一派的激进路线持保留态度。他们与张之洞周边固有的人才资源相汇合，因其地域及师承背景的复杂性，构成此后张之洞系统向外扩张的基础。
（六）戊戌以后湖北教育系统自身培养的人才。如陈毅（士可）、田吴炤、左全孝、胡钧、许同莘等，多有海外考察的经历，在清末新学制起草、新学堂建设、教科书译撰等教育革新的具体环节上发挥了作用。
（七）邂逅幕府的海内外名流，既包括王闿运、周家禄、文廷式等老辈名士，亦有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罗振玉等趋新者。此类人物不仅参与了张之洞幕府的诗酒交游，更构成其吸纳外来学术资源的助缘。而如李提摩太（Richard Timothy）、近卫笃麿等外人，虽仅在幕府作短期滞留，却使张之洞等人的学术、政治视野有所扩展，将武昌幕府的行动与国际形势相联结，为湖北一地乃至全国文教风气的变革创造了契机。
[1] 辜汤生（鸿铭）《张文襄幕府见闻·清流党》：“或问余曰：张文襄比曾文正何如。余曰：张文襄儒臣也，曾文正大臣也，非儒臣也。……文襄之效西法，非慕欧化也；文襄之图富强，志不在富强也。盖欲借富强以保中国，保中国即所以保名教。吾谓文襄以儒臣者以此。”见《辜鸿铭的笔记》（台北：国民出版社，1954年），第6—7页。
[2] 《辜鸿铭的笔记》，第6页。按：辜鸿铭这种将“政”与“教”剥离的看法，实际上相当近代，正与其西学背景相符合。
[3] 光绪二十三年（1897）钱恂在张之洞幕府，曾评价辜鸿铭“为人荒谬绝伦，……其人英文果佳，然太不知中国文，太不知中国理，又不知教学生法，是直外国文人而已矣。”见钱恂：《致汪康年》四（丁酉八月十八日），《汪康年师友书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3册，第2997页。
[4] 张之洞光绪十年（1884）以前任山西巡抚时，已有洋务活动，但未成规模。
[5]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有《督鄂函牍》一册，载张之洞致翁同龢信，天头贴有张氏幕僚汪凤瀛所注字条，言翁、张交恶始末甚悉：“常熟（翁同龢）极修边幅，与文襄（张之洞）行径本不甚同。然作京曹时虽踪迹较疏，而同在清流，未尝不互相引重。迨文襄开府粤、楚，兴作繁多，规模宏大，常熟局量较隘，视文襄举动，不无挥霍之疑。及汉阳铁厂开端，中国创举，事事借重客卿，靡费所不能免。常熟时筦度支，文襄请款，动遭驳诘，赖醇贤亲王一意维持，厂事得不中缀。卒以预估之数一再追加，已用至六百余万，仍不足用，始奉旨招商接办，非文襄本意。两人嫌隙由此积而愈深。此函词意虽极推崇，实望其维持到底，不得不屈意为之。筱山（缪荃孙）传述之言，盖以撙节为规。篇末云云，即申明无可撙节之意耳。此事始末，文襄亲为余言之。要之事皆因公，初无私怨，则可一言决也。瀛注。”见《张文襄公函牍未刊稿·督鄂函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档：甲182—393。
[6] 如汉阳铁厂开办伊始就经营不善，亏欠累累，最终只得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四月札委与李鸿章系统关系密切的盛宣怀督办；芦汉铁路的修筑资金亦迟迟未能落实，解决之道仍是推荐盛宣怀为铁路督办大臣。
[7] 见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夏晓虹编校：《梁启超文选》（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下册，第532页；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独秀文存》（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7—41页。关于第一阶段的特点，陈独秀原文为“学术”，实则指“治械练兵”的“技术”。
[8] 《梁启超文选》下册，第533页。
[9] 陈三立活动于张之洞周边的缘起，是其父陈宝箴于光绪十六年（1890）至二十年（1894）间任湖北按察使，与张之洞督署同城。陈三立遂进入两湖书院为文学分教。据其子隆恪自述：“如先君随侍先祖于武昌藩臬任内，即与梁鼎芬、易顺鼎诸公为张南皮所器重，时以文字交游，从未涉及政事，更无入幕之事。”见《陈隆恪复吴宗慈第四书》，王咨臣辑注：《千简斋藏名人未刊信稿丛录（二）》，《社会科学研究资料》1985年第2期，第34—35页。
[10] “学人幕府”的概念由尚小明教授提出：“所谓重要学人幕府，是指有一定规模，对清代学术文化发展发生重要影响或在清代幕府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幕府。”见其所撰《学人游幕与清代学术》（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59页。
[11] 刘成禺：《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19—120页。按：刘成禺所说的人物层次未必准确，但刘氏早年就读于经心书院，所言张之洞崇尚“名流”的倾向，大体可信。
[12] 陈锐《袌碧斋日记》：“张文襄用人成见甚深，及[凡]所甄录，一门第，二科甲，三名士。晚年提倡新学，兼用出洋学生，舍是无可见长矣。”转引自汪国垣：《光宣以来诗坛旁记》，《汪辟疆说近代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67页。
[13] 相关人物的具体情况，参见本书附录《张之洞学人圈名录（1884—1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