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语言文字论说体系中的历史民族
王风
一
光绪三十二年（1906）丙午五月初八日（6月29日），在因“苏报案”系狱三年后，章太炎出囹圄的当晚即登上赴日本的轮船。孙中山专门派人至沪，迎为《民报》主笔。五月二十四日（7月15日），东京留学生开会“欢迎章炳麟枚叔先生”，“至者二千人”。[1]太炎登台演说，“只就兄弟平生的历史，与近日办事的方法，略讲给诸君听听”。这场演讲标志着他进入革命派的核心阶层，同时也意味着经过多年变化淘洗，他在思想与主张上形成了自己的定见。
在“平生的历史”部分，章太炎自承“疯癫”“神经病”，而追根溯源，则在于少年时代的阅读：
兄弟少小的时候，因读蒋氏《东华录》，其中有戴名世、曾静、查嗣庭诸人的案件，便就胸中发愤，觉得异种乱华，是我们心里第一恨事。后来读郑所南、王船山两先生的书，全是那些保卫汉种的话，民族思想，渐渐发达。但两先生的话，却没有甚么学理。[2]
民元以前章太炎的工作，一言以蔽之就是为“民族思想”注入“学理”。而蒋良骐《东华录》，更是终其一生反复道及的一部书，被太炎描述成自己的“元阅读”。1903年《狱中答新闻报》：“自十六、七岁时读蒋氏《东华录》、《明季稗史》，见夫扬州、嘉定，戴名世、曾静之事，仇满之念固已勃然在胸。”[3]同年《致陶亚魂柳亚庐书》：“鄙人自十四、五时，览蒋氏《东华录》，已有逐满之志。”[4]其于公开私下场合均不讳言。民国成立后，他仍然不断回顾，1918年《光复军序》云：“余年十三、四，始读蒋氏《东华录》，见吕留良、曾静事，怅然不怡，辄言有清代明，宁与张、李也。”[5]而到晚年，则有更详细的回忆：
余十一、二岁时，外祖朱左卿名有虔，海盐人。授余读经。偶读蒋氏《东华录》曾静案，外祖谓：“夷夏之防，同于君臣之义。”余问：“前人有谈此语否。”外祖曰：“王船山、顾亭林已言之，尤以王氏之言为甚。谓历代亡国，无足轻重，惟南宋之亡，则衣冠文物，亦与之俱亡。”余曰：“明亡于清，反不如亡于李闯。”外祖曰：“今不必作此论，若果李闯得明天下，闯虽不善，其子孙未必皆不善，惟今不必作此论耳。”余之革命思想伏根于此。依外祖之言观之，可见种族革命思想原在汉人心中，惟隐而不显耳。[6]
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叙述中阅读蒋氏《东华录》的年龄也从十六七岁逐步降至十一二岁。或许这是忆往的常态，不足为异。[7]不过“历代亡国，无足轻重，惟南宋之亡，则衣冠文物，亦与之俱亡”，则道出章太炎参与革命的基础立场。所谓“王船山、顾亭林已言之”者，晚清时王夫之《黄书》颇为流行，太炎外祖所叙当出于此。又《周易外传·离》：“夏商之授于圣人，贤于周之强国；周之授于强国，贤于汉之奸臣；汉之授于奸臣，贤于唐之盗贼；唐之授于盗贼，贤于宋之夷狄。”[8]至于顾炎武，则《日知录》卷十三“正始”：“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9]
无论是兴中会入会誓词“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还是同盟会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孙中山均改写自朱元璋的“驱除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其前半部分，所诉诸的都是种族复仇，似乎与章太炎所谓“种族革命思想”并无二致。但孙中山早期文献，如《民报》《发刊词》首次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10]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亦即后来所谓《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中，首次用到汉语词“中华民国”[11]，其论述重点都在“民国”二字，于世界历史大势的格局中，从义理上予以论证。至于“中华”，在孙那儿是不证自明的，并未述及。而一年半后《民报》刊发太炎《中华民国解》，洋洋洒洒：“是故华云、夏云、汉云，随举一名，互摄三义。建汉名以为族，而邦国之义斯在。建华名以为国，而种族之义亦在。此中华民国之所以谥。”[12]其所论者，全在“中华”二字，由古而今，遍及四裔，而于“民国”之“民”究所云何几不着一字。
此可见于“邦国”，于“种族”，章太炎与孙中山及绝大多数革命党人的理解，有着很大的不同和侧重：
故今世种同者，古或异。种异者，古或同。要以有史为限断，则谓之历史民族，非其本始然也。[13]
太炎所关心，简而言之就在所谓“衣冠文物”，因而本民族历史与文化的依据是其根本，亦即“历史民族”其所云者。
普通述及章太炎，总会谈到他从维新到革命的变化，约略以1900年《解辫发》《客帝匡谬》为分界。想必在当年就是这样的评价，因而1903年狱中答记者，他对此做了明确的否定：
中岁主《时务报》，与康、梁诸子委蛇，亦尝言及变法。当是时，固以为民气获伸，则满洲五百万人必不能自立于汉土，其言虽与今异，其旨则与今同。昔为间接之革命，今为直接之革命，何有所谓始欲维新，终创革命者哉。
联系同文中小时读蒋氏《东华录》种种，构成一个具有逻辑脉络的完整叙事。而接下来的论述，则直接凌轹“维新”“革命”二语，以为“惟以维新革命，锱铢相较，大勇小怯，秒忽相衡”，因而需要“正名”：
夫民族主义，炽盛于二十世纪，逆胡膻虏，非我族类。不能变法当革，能变法亦当革。不能救民当革，能救民亦当革。吾之序《革命军》，以为革命、光复，名实大异。从俗言之，则曰革命。从吾辈之主义言之，则曰光复。会朝清明，异于汤武，攘除贵族，异于山岳党。其为希腊、意大利之中兴则是矣，其为英、法之革命则犹有小差也。[14]
王夫之《黄书·原极第一》云：“故圣人先号万姓而示之以独贵。保其所贵，匡其终乱，施于孙子，须于后圣。可禅，可继，可革，而不可使夷类间之。”[15]“革”是汉种自己的事情，对于“夷类”，那就不是“革命”而是“光复”了。亦即《革命军序》所谓：“同族相代，谓之革命；异族攘窃，谓之灭亡。改制同族，谓之革命；驱逐异族，谓之光复。今中国既灭亡于逆胡，所当谋者，光复也，非革命云尔。”[16]所以“变法”“救民”，这些维新或革命的口号皆非根本。所谓“能变法亦当革”，所谓“能救民亦当革”，章太炎语气决绝，他的目标，在于“祀夏配天，光复旧物”。[17]
晚清革命党人大体由三支组成，主要为籍属广东的兴中会、籍属湖南的华兴会，以及籍属浙江的光复会。光复会成立于1904年，会名或许就来自章太炎。其后他在不同场合不断将当时已经通行的“革命”正名为“光复”，会中同仁想必皆佩服其学问，但似乎也没人孜孜于其间的分别。
章太炎实践的是一条独特的道路，于《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词》“近日办事的方法”部分，他首先言及：“一切政治、法律、战术等项，这都是诸君已经研究的，不必提起。”显然此类形而下的事情，不能入他的法眼。“依兄弟看，第一要在感情”，至于如何成就“感情”，则“全在宗教、国粹两项”。
宗教问题，章太炎选择的是佛教，以为可以“勇猛无畏，众志成城，方才干得事来”。至于国粹，是“要人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这其中“一是语言文字，二是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迹”。[18]
这场演说后五十日，章接任主编的《民报》第7号出版，刊有《国学讲习会序》，谓“天特留此一席以待先生”，宣布太炎讲学：
先生已允为宣讲者：一，中国语言文字制作之源；一，典章制度所以设施之旨趣；一，古来人物事迹之可为法式者……且先生治佛学尤精，谓将由佛学易天下。临讲之目，此亦要点。[19]
可见演说中“近日办事的方法”，马上要一一实行。而据宋教仁日记，国学讲习会规模甚广，科目繁多，计划中也非一人施讲。[20]但《国学讲习会序》所标榜者仅是章太炎，可见自家阵营中已经以他为旗帜。当时的讲学情况已不可知，今所留存者仅是当月出版署名章炳麟的《国学讲习会略说》，则确可知太炎是开讲了的。《国学讲习会略说》收《论语言文字之学》《论文学》《论诸子学》，三文很快也在上海《国粹学报》连载，《论文学》改题《文学论略》，《论诸子学》改题《诸子学略说》。《国学讲习会略说》中还保留着讲学的口气，《论语言文字之学》开头“今日诸君欲知国学”，《国粹学报》本作“今欲知国学”。《论诸子学》起首“上来既讲文学，今就学说中诸子一类，为诸君言其概略”，《诸子学略说》中删去。因可知本都是口说的文字据本，其后也只有一半文字入集《国故论衡》，即《论语言文字之学》抽取部分改题《语言缘起说》，《文学论略》删削为《文学总略》。[21]
《国学讲习会序》作者应为章士钊，中谓：
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吾闻处竞争之世，徒恃国学固不足以立国矣。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立者也。吾闻有国亡而国学不亡者矣，而吾未闻国学先亡而国仍立者也。故今日国学之无人兴起，即将影响于国家之存灭。[22]
这段文字的风格颇有梁启超的气息，但意思应该来自太炎，也是当年国粹派同志的根本立场。所谓“国学”，本就不仅仅是“学”，其上还有个“国”，“学”是“国”“成立之源泉”。也就是说，光有“学”未必能有其“国”，而无“学”必不能立其“国”。章太炎反复认真分辨他所从事的是“光复”而不是“革命”，缘由正在于此：
余学虽有师友讲习，然得于忧患者多。自三十九岁亡命日本，提奖光复，未尝废学。[23]
“光复”与“学”，是不可分割的一体两面。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能理解章太炎学术工作的动机，以及他“讲学”的目的。1906年下半年的讲学似乎没有维持多长时间，其后章太炎陷入《民报》以及大量的政治事务中，大概未能“讲学”。1908年10月《民报》遭禁，按他自己的说法，又开始讲学。《自定年谱》“宣统元年”条：
《民报》既被禁，余闲处与诸子讲学……焕卿自南洋归，余方讲学，焕卿亦言：“逸仙难与图事，吾辈主张光复，本在江上，事亦在同盟会先，曷分设光复会。”余诺之，同盟会人亦有附者。然讲学如故。[24]
太炎不愧文章圣手，此节记同盟会涣散，陶成章拟重建光复会，翌年正月成立时且以章为会长，但此处追述，仅“余诺之”三字表明态度。在叙述这些政治大事时插入数语，“余闲处与诸子讲学”“余方讲学”“然讲学如故”，从文章角度似是以闲笔调理辞气，变换节奏，实则“讲学”乃是叙述主脉，“闲处”“方”“然”等，其意态正在这不言而言中。
作为掌门大弟子，黄侃是可以洞彻乃师肺腑的，多年后，其追叙如此：
先生与日本政府讼，数月，卒不得胜，遂退居，教授诸游学者以国学……思适印度为浮屠，资斧困绝，不能行。寓庐至数月不举火，日以百钱市麦饼以自度，衣被三年不浣，困厄如此，而德操弥厉。其授人以国学也，以谓国不幸衰亡，学术不绝，民犹有所观感，庶几收硕果之效，有复阳之望。故勤勤恳恳，不惮其劳，弟子至数百人。可谓独立不惧，暗然日章，自顾君以来，鲜有伦类者矣。[25]
所述“退居”讲学，与章太炎所述一致。不过据朱希祖日记，早在《民报》被禁前半年，神田大成中学的“说文”课已开班。章、黄所记并不准确，但也许不是记忆问题，而是强调与《民报》被禁的因果关系。甚至朱日记中，神田开课前半个多月，还有太炎他处演讲的记载[26]，可知“讲学”也许是章在日期间的常态。脱却《民报》社务，则更可以“谢公社事，专务厉学。徙居小日向台町二丁目二十六番，署门曰‘国学讲习会’。杂宾不至，从游者皆素心人”[27]。黄侃将太炎拟之为“顾君”，实则顾亭林曾改名“绛”，又改名“炎武”，而章炳麟亦曾改名“绛”，而号“太炎”。此与康有为自比孔子之“素王”，而号“长素”，一诚笃，一虚骄，其间不可以道里计也。
太炎奋力讲学，“以谓国不幸衰亡，学术不绝，民犹有所观感，庶几收硕果之效，有复阳之望”。当时他自然不可能预知清廷何时覆灭，所可以努力的是维系“学术不绝”，才能有所依俟，以期于“复阳之望”。荧光爝火，守先待后，是为太炎学术的真精神。
正因为身任顾炎武，自以为文化命脉所系，当生命受到威胁，章太炎总有无限焦虑。1903年上海狱中，有《癸卯□中漫笔》：
上天以国粹付余，自炳麟之初生，迄于今兹，三十有六岁。凤鸟不至，河不出图，惟余亦不任宅其位，繄素王素臣之迹是践，岂直保守残阙而已。又将官其财物，恢明而光大之。怀未得遂，累于□国，惟□翼□欤，则犹有继述者。至于支那闳硕壮美之学，而遂斩其统绪，国故民纪，绝于余手，是则余之罪也。[28]
语气似乎夸慢，而拳拳之心，读之令人动容。1908年因刘师培与之反目事，他移书孙诒让，请前辈为之调停，自言“非为一身毁誉之故，独念先汉故言不绝如缕，非有同好，谁与共济”，所希望于刘师培者，乃是“与麟戮力支持残局”。诒让尚未接到函件便已离世。[29]翌年直接致函刘师培，极言“与君学术素同，盖乃千载一遇。中以小衅，翦为仇雠……思君之勤，使人发白”[30]，痛心疾首，溢于言表，所为者尽在“国粹日微，赖子提倡”。[31]
辛亥“秋八月，武昌兵起，余时方与诸生讲学”，很快“湖南、江西相继反正”，大局已变，章太炎“始辍讲业”。[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