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新教法的旧资源
康、梁幼学论突出“识字作文”，亦得到近代教育普及观念的支撑，即《幼学》篇终章所谓：“必使举国之人，无贵贱无不学；学焉者自十二岁以下，其教法无不同。”[105]训蒙不再仅仅着眼于造“士”，更要使农、工、商在短暂的求学期间内得到实用知识。照此理路，则四民日用必需的识字作文，自然比远离农、工、商生活实际的经训更为重要。然而，如果稍稍涉猎清代以来关于蒙养的论著，则不难发现无论是识字为先，还是讲解为重，这些理念在科举流行、经学日盛的清代前中期，都已有所征兆。新派舆论呼唤的新式教法，在体现西学及“康学”影响的同时，是否也内化了一些传统蒙学的经验？新、旧蒙学又是否真能依据“悟性”与“记性”截然两分？在承认康、梁幼学论对此后新式蒙学乃至“国文”教育深远影响的同时，上述问题亦不可不加以检讨。
梁启超在《幼学》篇中，对照“古之教学者”的遗训及西人新法，强调中国当下教法有“未尝识字，而即授之以经；未尝辨训，未尝造句，而即强之为文”的缺点；又说：“开塾未及一月，而‘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之语，腾跃于口，洋溢于耳。”[106]梁氏此论，大概只适用于当时所谓“三家村俗学”，内中既有自身经历的投射，又可能受传教士眼光影响，更受制于新兴报章文体的驳议风格。驳议文字往往“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却在有意无意之间遮蔽了传统蒙学在层次、阶段、方法上的分化。关于晚清时期开蒙读书的层次差别，不妨引亲历者刘禺生的回忆：
当时中国社会，读书风气各别。非如今之学校，无论贫富雅俗，小学课本，教法一致也。曰“书香世家”，曰“崛起”，曰“俗学”，童蒙教法不同，成人所学亦异。所同者，欲取科名，习八股试帖，同一程式耳。“世家”所教，儿童入学，识字由《说文》入手，长而读书为文，不拘泥于八股试帖，所习者多经史百家之学，童而习之，长而博通，所谓不在高头讲章中求生活。“崛起”则学无渊源，“俗学”则钻研时艺。《春秋》所以重世家，六朝所以重门第，唐宋以来重家学、家训，不仅教其读书，实教其为人。此洒扫应对进退之外，而教以六艺之遗意也。[107]
此处揭出“世家”“崛起”“俗学”三个层次的教法差别，取与近代以降教育普及的局面（亦即梁启超所谓“教法无不同”）相对照。在清代朴学传统影响下，江浙文教昌明之区“书香世家”的蒙教，早已在一定程度上脱出科举束缚。如仪征刘氏号称“五世传经”，其子弟“启蒙入学，必先读《尔雅》，习其训诂”。[108]相比之下，梁启超来自乡间的耕读之家，幼学从《四书》《诗经》入门，十二岁时尚“不知天地间于帖括外，更有所谓学也”，至十三岁“始知有段、王训诂之学”[109]；其所接受的蒙学教育，即便不至如“俗学”之专攻时艺，亦绝非“世家子弟”从训诂、经史入门的路数。而按照塾师是坐家还是设馆，以及主导机构、组织方式或经费来源的不同，传统学塾尚可分为家塾、散馆、村塾、义塾、族塾等类别，各自的授学对象与课程设计皆有所不同。[110]这些层次区分，亦未能在清末梁启超等人的蒙学变革论说中得到充分体现。由此可知，梁启超等趋新之辈批评的旧式蒙学，作为新式教育的障碍物，已经有单一化、固定化的趋向。
清初唐彪著《父师善诱法》，曾论及学塾区分阶段的必要，有云：“吾婺往时，经、蒙皆分馆，经师无童子分功，得尽心力于冠者之课程，故已冠者多受益；蒙师无冠者分功，得尽心力于童蒙之课程，故幼童亦受益。今则不然，经、蒙兼摄，既要解四书、解小学、解文章、选时艺、改会课，又要替童子把笔作对、写字样、教认字、教读书、听背书。虽有四耳四目四手足者，亦不能矣。”[111]鉴于此弊，清代学塾多分为蒙馆、经馆两个阶段。经馆直接以应试为目的，练习八股、试帖、白摺等考试技能；蒙馆则在预备经馆课程之外，更有“普及基本的文化知识，传授简单的生存技能”等功能。[112]蒙馆亦为农、工、商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基础教育，岂可以后出的教育普及观念一律苛责之？况且，蒙馆教学在诵习四书之前，往往都有“集中识字”的阶段，主要是诵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小书”，民间有时亦参用各种“杂字”。这一阶段的持续时间，据说多则一年，少则半载。[113]梁启超当然熟知“三、百、千”等书的存在，但其论述却将开读“四书”之前的识字阶段缩短到“未及一月”。更重要的是，新式蒙学教育从一开始就包含着近代“启蒙”意识，要求知识的敞开与自由获取，即便承认“集中识字”阶段的存在，也未必认同其方法。正如本文开篇所引陈荣衮言论所指出的，在西方教育观念的观照下，原本在蒙馆中分别承担着实用与应试不同功能的“小书”“三、百、千”与“大书”（“四书”），因为均非“全讲全解”，难免同归于“不能开其蒙，而复加之以蒙”的境地，而被一概抹杀。[114]康、梁一派的幼学论刻意放大了传统蒙学服务于应试、偏向于记诵的“俗学”侧面，却对其初学识字的实用侧面不无遮蔽。
梁启超批评当时蒙学偏于“经训诵读”，亦非完全取决于外来新视野。精熟近代学林掌故的叶德辉，戊戌间反驳梁启超《幼学》篇时，早就指出：“王菉友（筠）小学颇为康、梁师弟所推服。”[115]这里的“小学”，除了被康、梁“识字书”直接借鉴的《文字蒙求》，亦可用来涵盖王筠的蒙学教法论。光绪二十二年（1896）八月，与康、梁立场接近的江标就曾将王筠的《教童子法》收入《灵鹣阁丛书》，并下按语，说其书虽不如《德国学校章程》等西书完善，“中有极陋极迂处”，但“极通处甚多，不得不为善教者”。关于识字问题，王筠不仅提出“蒙养之时，识字为先，不必遽读书”的原则，更具体述及“先取象形、指事之纯体字教之……纯体字既识，乃教以合体字”的教法，为梁启超《幼学》篇直接取用。与清末的蒙学变革论者一样，王筠亦提倡讲解，反对单纯诵读，曾说：“学生是人，不是猪狗。读书而不讲，是念藏经也，嚼木札也，钝者或俯首受驱使，敏者必不甘心。”[116]
提倡蒙养“识字为先”，并非始自道光年间的王筠，却也未必要像后来论者那样，追溯到《周官》保氏。[117]《朱子童蒙须知》曾有言：“夫童蒙之学，始于衣服冠履，次及言语步趋，次及洒扫涓洁，次及读书写文字，及有杂细事宜，皆所当知。”[118]至少理学家正统的蒙学观，正如康有为早年所论，是将日用礼仪放在读书写字之先。然而，清初同样以理学著称的陆世仪却对《朱子小学》不无意见，以为：“今文公所集多穷理之事，则近于大学；又所集之语多出四书五经，读者以为重复。且类引多古礼，不协于今俗，开卷多难字，不便童子。”陆世仪认为后人由于崇尚制科而不识字，故主张“小学”多习古文奇字；又说“近日人才之坏，皆由子弟早习时文”。[119]同时专事课蒙的唐彪，其以认字、讲解为先的观念更加显豁，尝云：“苟字不能认，虽欲读而不能，读且未能，乌能背也？”又强调：“凡书随读随解，则能明晰其理，久之胸中自能有所开悟。若读而不讲，不明其理，虽所讲者盈笥，亦与不读者无异矣。故先生教学工夫，必以勤讲解为第一义也。”[120]这些议论，与光绪戊戌前后的幼学论相隔二百余年，风味却大略相似。大概是因为二者均以乡间“俗学”为批评对象，且均有反对单纯注重科举时文的内在意图。
总之，康、梁幼学论所批评之“旧”既非全旧，其所追求之“新”亦未必是纯新。在梁启超《幼学》论发布的同时代，至少在华洋杂处的上海，已经产生了一些华人自办的新式学塾。与此前教会系统小学多以华人贫苦子弟为招生对象，在教法上少有创新不同的是，这些面向士商子弟的华资学校，往往热衷于试验新式蒙学教法。[121]光绪四年（1878），上海邑绅张焕纶创设正蒙书院，后改名梅溪书院，实际上就是“与东西洋教授之法意多暗合”的新式分级学堂。张焕纶与经元善、康有为、宋恕等维新之士私交密切，曾撰《救时刍言》，主张废时文；光绪二十三年（1897）被聘为南洋公学总教习，于近代新式小学教育的发端多有贡献。[122]限于史料，该校早期的教学情况尚不明朗，后人回忆其教科中有“国文”一科，亦应是从晚出的“国文”概念反推所致。[123]至光绪十九年（1893），又有经元善创办经正书院。光绪二十一、二十二年间（1895—1896），张焕纶、宋恕、孙宝瑄、钟天纬、胡惟志、赵诒璹等趋新者曾有“申江雅集”之会，“七日一聚，清茶一盏，交换政治、学术意见”。旅沪人士关于教育改革的议论，很可能通过类似场合相互贯通。事实上，在戊戌以前就以教法革新为号召，特别在融会中、西识字作文教法方面提出独到意见的，就有“申江雅集”的创议者钟天纬。[124]
钟天纬早年肄业于上海广方言馆，精通洋务，著名的格致书院课艺即出自其创议；历游徐建寅、李凤苞、盛宣怀、张之洞幕府；甲午以后，回沪与经元善合办“同仁公济堂”，内设义塾；旋又在盛宣怀支持下，另办“沪南三等公学”。光绪二十二年（1896）正月，钟天纬发布《学堂宜用新法教授议》，倡导以讲解代替记诵，自称其新法创自光绪初元，“本夺胎于西人，盖西人教法，无他奇妙，不过由浅入深之一法”。设立三等学堂后，钟天纬更“日集诸教师及治学务者讲教授法”。[125]其新教法的要点，大致有三端：（1）制作识字方块，剪纸或用木板成之，分为繁、要、简三种；教师讲授每日以二十字为限，“务必读完三千字，方准读书”。这一主张，与稍后梁启超等强调幼学“识字书”为先的思路正相吻合。（2）认识千余字后，即“选《二十四孝》、《二十四悌》、《学堂日记》、《感应篇图说》、《阴骘文图证》等书，编为三百课，配以石印绘图，每日随讲随读，仍必添识新字，以满三千字而止”；到第二、三年再编《家语》《国策》《史记》《汉书》等子、史书为课本，并最终进入四书五经的读习。这里涉及蒙学“读本”的编纂问题，在康、梁幼学论中尚未十分突显。（3）开笔作文之法，更不必拘泥于古文或时文，“只须由数十字扩充至一二百字，苟文理通顺，自成段落，即谓之作文”。[126]
钟天纬为小学堂制定章程，分为蒙馆、经馆二种。虽说后来采用了“三等学堂”等新名词，但蒙馆、经馆的划分，却是来自旧学塾的习惯。具体到两馆功课：“蒙馆学生以八岁为度，专识字义；经馆学生以十一岁为度，专读四书五经，兼习英文。”[127]即便两馆已不作八股试帖，但蒙、经馆的功能区分依旧；经馆添习了英文，却仍以“四书”“五经”为究极。光绪丙申、丁酉年间（1896—1897），钟天纬与康有为、康广仁、谭嗣同、梁启超、麦孟华等人交往甚密，却不苟同其急进主张，以为变法“宜缓不宜急，宜因不宜创……若更张太骤，将原有者一笔抹煞，必遭多数反对而遘奇祸”[128]。可知钟天纬的变法论与学校论，都带有“温故知新”的色彩。对于其所张扬的识字“新法教授”，或者亦可作如是观。
比如识字方块的制作，在清初以来的蒙学著作中屡见不鲜。至少唐彪、崔学古、王筠都曾提到类似的办法，而数崔学古所言最为具体：
第一分纸上识字、书上识字二法。何谓纸上识字？凡训蒙，勿轻易教书，先截纸骨，方广一寸二分，将所读书中字，楷书纸骨上，纸背再书同音，如文之与闻，张之与章之类，一一识之。又遇资敏者，择易讲字面，粗粗解说。识后，用线穿之，每日温理十字，或数十字，周而复始，至千字外，方用后法教书。读至上《论》，方去纸骨，大约识完《四书》总字足矣。凡教字时，勿教以某字某字，如教“大学之道”，只教以“大”、教以“学”、教以“之”、教以“道”，如夹杂一音，便格格不下。[129]
崔学古区分“纸上识字”与“书上识字”，借用王筠的话说，亦即认字时有无“上下文”之别。而在梁启超《幼学》篇的结尾，亦提到当时苏州人彭新三有类似的方块识字法：“为方格，书字于其上，字之下注西字，其旁加圈识。字有一义者识一圈，有数义者识数圈。师为授其音、解其义，令学童按圈覆述之。”[130]不同的仅是，其中更加入了西文内容，带有双语教学的意味。依赖钟天纬、彭新三等蒙学实践者为媒介，源自本土教学经验的识字块传统得到延续，直到新学制颁布以后仍颇为流行。[131]
又如《二十四孝》《感应篇》《阴骘文》等善书，后来遭到新式读本、教科书编纂者的猛烈抨击。光绪二十七年（1901）编订的南洋公学外院《新订蒙学课本》，“编辑大意”即提到：“如《二十四孝》之类，半涉迂诞，尤不足以为教，故概不登录。”[132]次年无锡三等公学堂刊行《蒙学读本全书》，第四编“约旨”亦有专条申明：“自《感应》、《阴骘》等书流播宇内，爱亲敬长，视为富贵福泽之因果，一或不效，遂至横决而不可收拾。苟求侥幸，亏陷大伦，有伤德育不少。是编凡语涉因果者，一概屏除。”[133]但钟天纬的教授新法却将此类善书当作通向“四书”“五经”的有效途径，实亦出自前代蒙学变革论者的意见。道光年间的《义塾章程》、《粤东议设启蒙义塾规则》就曾提倡采用《感应篇》《阴骘文》《觉世经》《文昌孝经》等作为入门读物，必须读善书“毕后，方令读四子书”。[134]
钟天纬的新式教法，曾获得盛宣怀的关注；而其所谓“三等公学”，在创建伊始就有与南洋公学头、二等学堂衔接的用意。[135]故其融和中、西的识字作文主张，亦有可能通过南洋公学的途径，影响于此后蒙学课本的编纂。光绪二十四年（1898），钟天纬在上海高昌乡筹办小学，就曾编过题为《蒙学镜》（又名《读书乐》）的一套课本，取“蒙之义训为昧，得镜照之，昧者斯明”之义，或以为清末“小学有教科书，始此”。[136]内中如《字义》《歌谣》《喻言》《故事》《文粹》《词章》等册，涉及识字、读书、作文的内容，采用歌谣、寓言为材料，开后来蒙学读本的先河。而作为初学入门的《字义》一册，开卷为“实字”部分，依据主题划分天文、时令、地理、山水、国姓、宫室等三十一课，与康有为《幼雅》、陈荣衮《妇孺须知》等书体例相近，似乎仍是传统蒙学用书中“分类杂字”书的延续。[137]但从《字义》课本的整体架构来看，至少亦受到西方词类观念的影响。该书按照实字、形容字、称谓字、动作字、发语字、帮助字、连接字、语助字、呼声字的词类划分，共分为九章。[138]
光绪二十四年（1898）《马氏文通》的问世，奠定了国人自撰古文语法学的基础，对西方词类观念的流播产生了深远影响。但也有必要指出，在《文通》行世以前，沿海地区的新学界已对西式的词类区分有所了解。姑不论西方传教士、汉学家、外交官挪用欧洲语法框架来认识中文规则的先例[139]，戊戌以前中国士人的言论当中，亦不乏关于词类的讨论。如沈学探讨切音字方案的《盛世元音》，即辟有“文学”一章，专论字类区分。该章不仅介绍了“泰西分字九类”的认识，进而还根据中文的实际情况，按“活字”“虚字”“实字”三纲，将西方的九类词归并为动作、形容、名号三大类：
泰西分字义九类，余并助语、衬接、叹息为动作一类（原注：英文浮浡verb），如与、及、在、于、吁、噫、吟、咏、飞、潜、游、泳等活字。
指名等级区类，为形容一类（原注：英文阿及底胡adjective），如尔、我、他、快、慢、彼、此、大、小、方、圆、红、绿等虚字。
名号自成一类，如中国、沈学、笔墨等实字（原注：英文囊noun）。[140]
沈学还提出“字音有单杂”“活字分曲直”“虚字分正反”“实字分公私”“活、虚、实三字可互相调变”等原则，其实都是对西洋语法学、修辞学概念的化用。在丁酉年（1897）出版的新学类书《时务通考》中，亦有“言分九类”的条目，相关认识可能已经沉淀为新学社会的常识。[141]
然而，钟天纬称名词为“实字”，沈学则提出活、虚、实三类字，甚至《马氏文通》亦将九类词分别为“实字”“虚字”两部分，无不提示出词类新知的传统资源。事实上，在此前此后新式蒙学所用各种识字书、读本、文法书当中，更为流行的框架并非来自西方语法的“言分九类”，而恰恰是经过沈学等改造的活、虚、实三类区分。丁酉年（1897）末，叶瀚在《蒙学报》上发表《中文释例》，亦将“中文义类”分为实字、活字、虚字三纲：“实字古人谓之名字，活字古人谓之语字，虚字古人谓之辞字。”在此三纲之下，再细分名字、表名字、界说字、数说字、原活字、辅活字类、形容虚字、位置虚字、承转虚字等小类。[142]同样初刊于《蒙学报》的王季烈《文法捷径》一书，则分为实字、活字、形容字、对偶字四部分。但“对偶字”是讲对仗，故其词类划分实际上仍主活、实、虚三类说。[143]叶瀚曾提到“讲中国文法书”有刘淇《助字辨略》、王引之《经传释词》、俞樾《古书疑义举例》三种，其所用“语字”“辞字”等概念，即出自上述著作。[144]
至光绪三十二年（1906），有人撰文论“国文之研究”，指出：“古人所分实字、虚字颇为简括，其辨明虚字之用，各书若《助字辨略》之类，不一而足，皆当日学堂之成语法课本书也。奚待《马氏文通》仿Grammar而作始，推为成语法之第一步乎？”[145]其实刘淇、王引之、俞樾三书，马建忠撰写《文通》时亦多加参考。但就日常的幼塾教学而言，更加顺手的资源，恐怕还不是小学家的专门之作。为了应对撰写近体诗、骈文、八股文的需要，传统蒙学在“属对”环节中，早就包含着相当缜密的词类意识。对对子强调“虚实死活”，亦为接引西方词类观念创造了条件：
盖字之有形体者谓实，字之无形体者谓虚；似有而无者为半虚，似无而有者为半实。实者皆是死字，惟虚字则有死有活。死谓其自然而然者，如高、下、洪、纤之类是也；活谓其使然而然者，如飞、潜、变、化之类是也。虚字对虚字，实字对实字，半虚半实者亦然。最是死字不可以对活字，活字不可以对死字。此而不审，则文理谬矣。[146]
属对时，首先要分清“实字”（名词）、“虚字”（动词及形容词）两大类，虚字分“死”（动词）、“活”（形容词），实字、虚字中意义抽象者为“半实”“半虚”，此外还有“助字”。通过“一字对”的虚对虚、实对实，“二字对”的虚实配合，以至多字对的句法练习，对对子包含了识字、辨音、遣词、造句在内的全套文字训练，诚如后人所言，“堪为真正中国文法未成立前之暂时代用品”[147]。沈学、叶瀚等强调的实字、虚字、活字三纲，亦不过是在属对分类的基础上稍加调整而已。
时值清末，在西学西政的强大压力下，传统蒙学作为一个整体被急遽负面化，包括对对子在内的各个教学环节，都有可能遭到否定。[148]因此，无论是康、梁一派的幼学论，上海新式学堂的尝试，还是编纂字义课本时引进的字类区分，蒙学新教育的传统因素不仅难以彰显，有时甚至还会遭到刻意的压制。然而，趋新者在欠分别地批评旧式蒙学的同时，亦暗中沿袭了部分在教学过程中行之有效或足以与西学对接的传统经验。尤其是事关本国语言文字的传授、延续，自不同于其他学科的直接搬用。外来新法固然要吸收，但本国固有的文字特性、教学传统、学习环境，却更有其持久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