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孔子”
在杭州驻防营中，贵林属于为数不多的与汉族新学界人士关系密切的满人。《清史稿》为贵林所写的传记极其简短，但不过一百字中，却专有一笔记其“与浙人士游，有贤名”[1]，可知其为人处世之特出。
详细考察贵林的交往史，一时难于做到。不过，若追溯其间的渊源，浙江平阳人宋恕（1862—1910）无疑最为重要。宋恕原名存礼，字燕生，改名后字平子，晚年又改称宋衡。其一生虽未显达，但因幼年以“神童”之誉受到翰林院侍读学士孙锵鸣的赏识，招为东床快婿，而孙又为李鸿章中进士的房师，故也承继到一份相当可观的人脉。孙家本为文化世家，锵鸣之兄衣言亦曾任侍讲学士，衣言子诒让更是著名的经学大家。宋恕随孙氏诸人受学、从游，旧学既有坚实根底，在时事的刺激下，又究心西学，1892年完成初稿的《六字课斋卑议》已提出系统的变法思想。其在浙江学界的重要事迹，一为曾任1897年创办的《经世报》主笔，一为1901年就任杭州求是书院汉文总教习[2]，以此广有影响。
贵林曾以“亦师亦友”概括其与宋恕的关系。二人结识大致在1889年，当年，宋恕为贵林写过《援溺说赠毕噜翰香》一文。故1910年宋氏病殁，贵林所作挽联有“交情逾廿载”[3]之句。其时，贵林属驻防正白旗，为杭州将军幕府笔帖式。宋恕对其“内行纯笃而好学特至，守孔子之戒而亦不嫚骂二氏，究我国之病而渐知折服西人”[4]已留下很深印象。
随着交往日密，宋恕对贵林的评价也日高。1897年，八年前尚以“生长八旗而能自拔，尤为艰苦卓绝”[5]为赞辞，至此已因与贵林的交往，而彻底改变了对满人的看法：“世谓八旗人物不如汉族，岂信然哉？岂信然哉！夫八旗之不如汉族者特文学耳。若其谋略之沉雄、武力之震耀、气类之固结、风俗之近质，则汉族宁可与之同年而语耶？”开篇的这段议论，最终落实在“以恕所知，虎林数里之营而有奇士二焉：曰贵林，曰多庆”。而其笔下的贵林俨然已有圣人气象：
贵林者，目不邪视，耳不邪听，于母极孝，于兄极弟，于师友极笃，营中男女至目为今孔子。及其谈百氏、论时务，则达儒墨之要、洞欧亚之故，了然于姚江、习斋之说，昭然于言游、孟舆之传。[6]
从中可见贵林服膺儒学之诚笃。而所取别号“慎独子”，也正体现了其知行合一之注重修行践履功夫。
1905年，在为贵林的演说集作序时，宋恕又补充说明了贵林“少孤，孝于母，弟于兄”的家庭情况，而对于“笃于师友”，则举例为：“师黄汝霖，燕人也，独客杭死，岁墓祭。”并列述了自身体验：“辛丑（按：1901年）之冬，衡病于杭，五旬乃起。君居隔数里，无旷风雪，日徒行来视。”[7]如据日记及书信，宋恕不仅于1902年曾一度移居贵林家两月以养病，而且早在1893年10月生病之际，贵林虽不在家，其母也再三叫宋“移寓渠处以便调养”，“见待十分殷勤”。因此，离开贵家前，宋恕专门置备了“如子帖”，请贵林转呈其母。[8]也即是说，在贵林一方的师友之道外，宋恕对贵林也有一份兄弟情谊。加之对贵林“洞晓时务，然宦情特淡”的揄扬，宋恕借“杭防中人至有目君为清朝孔子者”[9]之言，表达的正是其体己的感受。
不仅在为贵林撰写的文字中有此类言说，宋恕也照样向友朋辈鼓吹。久居沪上的钱塘名士孙宝瑄（1874—1924，李瀚章女婿，兄孙宝琦曾任北洋政府内阁总理），即是从宋恕口中初次听说贵林其人：
杭州旗营满人贵林者，字翰香，磊落有高志，识超绝，持躬严正，旗营中推称清朝孔夫子。梅青书院，满学校也，例将军委人主教，厚其廪。会令贵任之，贵不可，曰：师严则道尊，主教宜敦聘，否则不就。将军从之。贵于是大展其志，规模宏整，教弟子以王阳明、颜习斋之学，聚书并收买译报及新学图史，令纵观。不逾年，凡出其门者，人人翘异。[10]
可见宋恕对于贵林，实乃真心推服。而孙氏还乡，亲自拜访贵林，感觉也一如宋氏之“惊艳”：“其人醇朴，雅识踔远，为汉人所罕见。谭时局，相对歔叹而已。贵近充佐领，所属旗丁五十人，每月三日相聚，申平等之约，坐以齿许［叙］，逞所欲言，此亦创破格之事，果非常人也。”[11]而做出此类行事的贵林，其特立独行可见一斑。
尤令孙宝瑄佩服的还在贵林的议论精妙与志向宏大。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两个月，贵林仍在向孙氏表达其对议会制度的向往：“翰香亦主持开议院者，谓议院为根本，根本不立，枝叶不可为。又云议院公举之意，小行之有小益，大行之有大益。”[12]这样的识断不仅具有前瞻性，更需要胆量与气魄。与宋恕的常与贵林通讯[13]、会面不同，偶尔一见的孙氏，对贵林的识见进步之速大为惊叹。其1907年日记中曾详述与贵林重晤情形：
杭城驻防营佐领贵公翰香至，余甚惊。比见，貌犹两年前；所学猛进，于大乘界中已得初登欢喜地，视天下无一非可怜者。惟静觉己身日日欢喜，虽明日缚赴东市处斩，犹是欢喜无量。彼固进国民主义而为众生主义，日以救苦拯难为愿力。
如此气魄，已令孙氏倾倒之至，甚至说：“余仰视之，犹见大士云中坐也。”[14]以观音菩萨比拟贵林，对于眼界颇高、自负善“说理”为平生“三绝”之一[15]的孙宝瑄，实为难得的评价。
凭借对师友的笃厚、个人英气的发露以及口耳相传（特别是宋恕的称扬）建立起来的口碑，贵林在浙江新学界也广有人缘。与宋恕为至交的陈黻宸（字介石）[16]，应该也是通过宋恕而结交了贵林。即使1904年担任反清革命组织光复会会长的蔡元培，于1901—1902年与贵林的交往中，对其也多有赞誉。蔡之认识贵林，乃是经由陈黻宸。1902年2月，宋恕因“病丹毒，卧床二十日矣”，蔡元培前往探望，对贵林“日视之，友谊之挚，可敬”[17]亦深为感动。而蔡氏1902年西历新年在杭州与黄世振结婚时，所邀一干朋友中便包括了贵林，也证明彼时蔡对其人颇有好感。
贵林还有一项杰出的才能为“善演说”，亦以此而为大众知晓。宋恕尝记其“于协和讲堂陈医国之道，洋洋数万言”，“听众数百人，诸学校师徒盖居多数”。而贵林“神不少怯，从容尽意，洪钟之声，耳根毕达，首尾完全，胜任愉快”，以至听众竞相赞叹：“真演说家矣！”[18]即使与贵林交往不多的孙宝瑄，于此也深有感受，至谓：
彼（按：指贵林）为今日我国演说大家，能悲人喜人。惠兴女学校，彼为监督……自杭州来时，与女校生别曰：我此行虽两匝月，视尔等不能释然。女生皆大哭曰：先生行矣！我辈谨守法，以待先生之归。其感人如此。[19]
甚至对贵林并无好感之人，讥刺其“雅好沽名”，却也承认贵林“善演说，每有公益等事，贵则必到，每到必放声演说，闻者惊叹”。[20]于是，在蔡元培“以演说代闹房”的别开生面的结婚仪式上，贵林即秉持其一贯作风，当仁不让，率先演讲。[21]而演说本为晚清兴起的一种启蒙大众的有效方式，这也成为贵林之为新人物的一大标记。
身为驻防营长官，贵林习武乃是当行本色[22]。而其个人的期望显然更在文武双全，故于作文、读书上相当用功。1892年4月致宋恕信中，贵林便汇报，自“前年秋”起，“月做文三篇，皆未尝间断，后又学做时文数篇”。[23]这未必是为了参加科举考试预做准备，而更多属于一种兴趣爱好。虽然努力求进，文学表达能力的提升却是慢功夫。因此，时人议论贵林：“惜与文字一道，不甚通达，实为此公之缺点。”[24]即为前述宋恕善意的说法“八旗之不如汉族者特文学耳”的直白表达。谊兼师友的宋恕，因此也曾义不容辞地为贵林改文章[25]。
至于读书，贵林则是中西并进。如1891年秋后，半年以来，“只看《朱子古文》及《理学宗传》诸书”，又于理学修身上“得益不少”[26]，很符合贵林以孔孟之道为根底的治学路数。而其读西书，也受到了宋恕的指点。1895年致贵林信中，宋恕一再推荐各种西学新书：“经济之学愈多看西书愈妙，日本人所著《万国史记》不可不细看一过，并宜广劝朋友、门生读之！此书于地球万国古今政教源流，言之极有条理，我国人所不能为也。”“现又有一部极好新书，名《泰西新史揽要》，系西士李提君所译，急宜买读也。”“各教宗派或有专书，或未有，或虽有而未译未见。就弟所过目者言之，莫如西士所译之《古教汇参》，不可不读！”[27]其中不乏应贵林之请而开具的书目。贵林果然也认真研读，以至1902年阅读梁启超于日本所办的《新民丛报》时，认为梁“推尊西儒过甚”，故“意欲博考西儒全集，择抄其精要之语，与我汉宋诸儒精要语录并抄，合为一集”[28]，愿力亦不可谓不宏大。而最重要的是，其间明显透露出贵林的学术取向趋新而不废旧，根基仍植于传统的汉、宋学。
大体而言，在晚清学术分野中，如贵林一般，早在1889年即能“究我国之病而渐知折服西人”，即使在汉族知识精英中亦不多见，其思想超前应无疑问。而其人之笃信儒学，律己甚严，则难免高标绝世，苛责于人；扬才露己，高调做事，则易招来嫉恨；擅长并喜欢演说，又可能言多必失或者言多贾祸，在富有感染力与煽动性的同时，未尝不因杀伤论敌而埋下祸根。最后，其出身满人所葆有的强悍与直率，作为性格底色，也使其爱憎表达得格外分明；同样，周边人对他也是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这样一位“清朝孔子”“八旗人物”，其生命形态确实相当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