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新兴社交媒体及微信应用于思政移动教学的相关研究
1. 利用新兴媒体引领校园文化、促进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有效性亟须拓展。国内相关研究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1)现状与趋势。研究者们的观点体现在两个方面,一类从大学生的新兴媒体应用习惯进行分析。78.8%首都高校大学生表示最主要的社会信息渠道是网络,手机上网的学生达到76.1%[6];另一类观点着眼于学生对新兴社交媒体的作用评价。研究者分别从网络舆情的监管和网络教育引导的趋势探讨首都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问题。
(2)目的与意义。研究者主要从三个方面论述,首先高校是意识形态斗争的前沿,必须维护首都高校政治稳定;其次利用新兴媒体引领校园舆论、促进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有效性是新形势下提高首都高等教育水平的需要;再次是应对新兴媒体深刻影响的选择。[7]
(3)内容和对象。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网络条件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问题展开研究。第一,高校面临的安全稳定形势;第二,从大学生主流价值观构建的角度,研究移动通信应用和新兴媒体的引导功能[8];第三,从高校流行文化趋势及传播机理的角度,指出学生群体在流行文化的信息接收方式上,对新兴媒体高度依赖。[9]
(4)方法与模型。从传播学角度,研究者用“5W模式”(Harold Dwight Lasswell,1948)对微信传播特征进行了分析,指出微信传播具有用户群精准、资费便宜、即时性和私密性、传播方式多元化等特点,集中了优势平台,拓展了传播渠道,社交圈覆盖面广,呈全方位、立体化的社交网络[10];从教育传播角度,应用“使用—满足”模型,验证教师应用新兴媒体辅助教学的实效性。
(5)挑战及对策。挑战:第一,微信作为新兴社交媒体平台,增加了不良信息向校园渗透的途径,使大学生价值观引导难度加大;第二,丰富和创新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和载体;第三,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要求提高。对策:第一,需引导大学生增强自我保护意识;第二,微信传播的内容可靠性低,需加强监管;第三,开拓微信思想政治教育新阵地,贯彻网上引导、网下教育的途径。[11]
2. 新兴社交媒体在国外的研究侧重以下几个方面
(1)模型与理论。经典信息传播模式随着新兴社交媒体的发展,分为:线性模式、控制论模式、社会系统模式。奥斯古德传播行为模式和施拉姆大众传播模式,变“单向线性模式”为“双向循环性”,引入“反馈”机制。基于社会心理学家Stanley Milgram的六度分隔理论(Six Degrees of Separation)和Malcom Glaweld的150法则(Rule of 150)研究,用以解释新兴媒体的“弱链接”和“强链接”的社交网络传播特征。WS小世界模型(Watts, Strogalz,1998)和BA无标度模(Barabasi, Albert,1999)分别从不同角度对客观世界存在的各种具有逻辑结构的网络系统形成和演化特征进行了概括。拟剧理论(欧文·戈夫曼,1956)、媒介情境论(约书亚·梅罗维茨,1985)和沉默的螺旋理论等被广泛应用于社交媒体的舆论分析。
(2)现实应用。新兴社交媒体改写了政治生态,作为沟通工具实现国外政治家的政治策略;被美军广泛应用于战略传播、信息作战和危机沟通等领域,成为提升士气和舆论引导的重要工具。[12]
(3)治理与监管。针对新兴社交媒体迅速发展,美国国防部颁布的《可靠并高效地利用互联网资源》(2010)对社交媒体的使用作出了明确的监管策略;美国密歇根大学等院校在2009年制定出具体的社交媒体使用准则,在美国家庭教育权和隐私权法案基础上,对师生使用社交媒体提出了基于法律和道德不同层面的规范。[13]
(4)微信发展趋势。网络媒体越来越依赖移动终端,微信作为新兴移动社交媒体,正在向海外市场积极扩张,在东南亚、东欧和中东等地区迅速增长,在泰国两个月内突破100万用户,微信推出12个语言版本,体现了其全球化的战略。这些研究对利用微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及发展趋势均具有借鉴意义。
3. 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1)相关研究仍然处于待拓展阶段,研究有待深化。与微博相比,微信用户成长更快、粘合度更高,但相关研究滞后,尚具有巨大的研究潜力。(2)缺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应用研究及效能评估。相关研究多为理论研究,缺少以软件平台搭建和内容加工推送的长效策略。(3)研究视角有待整合、视域有待进一步拓宽,需从不同学科视角寻找实践方法和途径。现有研究多集中于传播及营销视域,如何运用已有的模型及理论,搭建思想政治教育新平台、加强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有效性,是亟需着力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