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史分离

《汉书·艺文志》依据西汉末刘向、刘歆父子的《七略》，把《国语》《世本》《战国策》《太史公书》等史书都附于《春秋》经之下，史学没有独立的地位。但是到晋代，情况发生了变化，西晋荀勖作《中经新簿》，分书籍为四部，史学著作为独立的一类，属丙部，东晋李充又改定次序，将其置于乙部。《隋书·经籍志》沿用了李充的分类方法及次序，只是不用乙部之说而谓之史部。

史学著作在图书分类上的变动不是没有原因的。梁代阮孝绪编制《七录》，其一为经典录，其二为记传录。他解释说：“刘氏之世，史书甚寡，附见《春秋》，诚得其例。今众家纪传倍于经典，犹从此志，实为蘩芜。”^[1]阮氏所说有一定的道理，从汉末至梁代，史籍数量确实大增，别开一类，势在必行。但是在西晋，恐怕还不能这样解释，因为当时新的史著并不是很多。

考诸史实，经与史的区分在目录分类以外也有反映。《三国志》卷四二《尹默传》：

益部多贵今文而不崇章句。默知其不博，乃远游荆州，从司马德操、宋仲子等受古学。皆通诸经史，又专精于《左氏春秋》。

据陈寿所说，汉末荆州的学校不仅教授经学，而且也教授史学。对此，我们找不到旁证，姑置不论。但“通诸经史”一语，至少表明在陈寿生活的西晋时期，人们心目中经与史是明显有区别的。《文选》卷四九干宝《晋纪》总论李善注引王隐《晋书》称：“王衍不治经史，唯以庄老虚谈惑众。”王隐是两晋之际的人，他也用了“经史”一词，可见陈寿用语不是出自个人的习惯。“经史”在唐修《晋书》中是经常可以见到的，如卢钦“笃志经史”，邵续“博览经史”，王珣“经史明彻”等等。^[2]参诸上述晋人用语，这些记载应该是可信的。经史双修实际上汉代就有，《后汉书》卷六四《卢植传》载，卢植少从大儒马融受古文经学，后在东观“校中书五经记传，补续《汉记》”。我们自然可以说他是“通诸经史”，可是当时人并不这样说。有经史之实而无经史之名，这说明在东汉人的观念中经与史的区别尚不明确。^[3]西晋人开始频频使用“经史”一词，意味着经与史发生了分离。

西晋以后，经与史的区分在教育上也有明确体现。《晋书》卷八八《刘殷传》：

刘殷字长盛，新兴人也……弱冠，博通经史……有子七人，五子各授一经，一子授《太史公》，一子授《汉书》，一门之内，七业俱兴。

《晋书》卷一〇五《石勒载记》下：

署从事中郎裴宪、参军傅畅、杜嘏并领经学祭酒，参军续咸、庾景为律学祭酒，任播、崔濬为史学祭酒。

《宋书》卷九三《雷次宗传》：

元嘉十五年，征次宗至京师，开馆于鸡笼山，聚徒教授，置生百余人。会稽朱膺之、颍川庾蔚之并以儒学，监总诸生。时国子学未立，上留心艺术，使丹阳尹何尚之立玄学，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学，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凡四学并建。

不论是在官学中或是在私学中，史学都是一个独立的门类，由此可见，自晋以后人们对经学与史学的区别是有清楚认识的。荀勖、李充在书籍目录上把史书从经书中分离出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阮孝绪没有考虑到目录以外的上述历史变化，而仅仅从史书数量的增加来解释目录分类的改变，似乎还是未达一间。

“经史”一词的出现、目录分类的变化、教育中史学科目与经学科目的分别设置都反映出史学确实是独立了。史学摆脱经学而独立表明人们对经、史的认识有了变化。

从汉魏之际开始，可以明显感到人们对历史的兴趣是越来越浓厚了。《三国志》卷四一《张裔传》称蜀郡张裔“博涉《史》《汉》”，卷四二《孟光传》称河南孟光“锐意三史”，卷六四《孙峻传》注引《吴书》称会稽留赞“好读兵书及三史”。^[4]吴末，右国史华核上疏道：“汉时司马迁、班固，咸命世大才，所撰精妙，与六经俱传。”^[5]《世说新语·言语》篇载：“张茂先论《史》《汉》，靡靡可听。”人们何以对史书如此感兴趣？《三国志》卷五四《吕蒙传》注引《江表传》：

初，权谓蒙及蒋钦曰：“卿今并当涂掌事，宜学问以自开益。”蒙曰：“在军中常苦多务，恐不容复读书。”权曰：“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但当令涉猎见往事耳。卿言多务孰若孤，孤少时历《诗》《书》《礼记》《左传》《国语》，惟不读《易》。至统事以来，省三史、诸家兵书，自以为大有所益。如卿二人，意性朗悟，学必得之，宁当不为乎？宜急读《孙子》《六韬》《左传》《国语》及三史。”

《三国志》卷五九《孙登传》：

权欲登读《汉书》，习知近代之事，以张昭有师法，重烦劳之，乃令（张）休从昭受读，还以授登。

孙权要吕蒙等“涉猎见往事”，“急读”史书、兵书，以为“大有所益”，又让孙登读《汉书》“习知近代之事”，这些建议都与现实有关。当时的社会正处于剧烈变动之中。作为意识形态的经学，因其烦琐、迷信、荒诞而日益丧失生命力。在思想迷失了方向的时候，从历史中，尤其是从近代历史中总结得失成败的经验教训就成了当务之急。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6]这也是在总结近代历史的经验教训。《隋书·经籍志》载，诸葛亮著有《论前汉事》一卷，大约都是此类内容。

关于史学与经学此消彼长的关系，我们还可以从西汉的历史中得到印证。西汉之初，面对秦的骤亡，人们也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陆贾著《楚汉春秋》，贾谊写《过秦论》，以后又有司马迁的《史记》，但是并没有因此出现一个史学的高潮，原因就在于经学兴起了。在汉儒眼中，经学是无所不能的。对于历史的演进，经学已经给出了答案，对于社会生活中的具体问题，汉儒也每每以经义断事。赵翼说：“汉初法制未备，每有大事，朝臣得援经义，以折衷是非。”^[7]在这种局面下，自然没有史学的地位。《汉书·艺文志》将《史记》等史书附于《春秋》经下，在今人看来是贬低了史学，如果就当时而论，倒不如说是抬高了史学。比较两汉，经史关系一目了然，经学盛则史学衰，经学衰则史学盛，经与史之演变轨迹大致如此。

[1] 《广弘明集》卷三阮孝绪《七录序》。

[2] 分见《晋书》各本传。

[3] 《太平御览》卷四六三引范晔《后汉书》载，孔融十二岁时与李膺“谈论百家经史，应答如流，膺不能下之”。按今本范晔《后汉书》无此句。

[4] “三史”，即指《史记》《汉书》《东观汉纪》。参阅程千帆《史通笺记》补注篇。

[5] 《三国志》卷五三《薛综传》。

[6] 《三国志》卷三五《诸葛亮传》。

[7]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汉时以经义断事”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