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人之发现”与纪传体史学
《史记》分本纪、世家、列传、书、表五部分，但最具特色的只是在本纪、世家、列传等记人的方面，正如梁启超所说，《史记》“其最异于前史者一事，曰以人物为本位”。[1]翦伯赞也说：“本纪记皇帝；世家记贵族；列传记官僚士大夫。虽作为主题的人物政治地位不同，但以人物为记事的主体，则是相同的。……书表在《史记》全书中所占的篇幅是很少的。例如《史记》一百三十篇中，本纪、世家、列传共占一百一十二篇，书、表合计只有十八篇。”[2]
为什么会出现以人物为记述主体的史书？关于这个问题，钱穆的见解有助于我们拓展思路。他说：“七十篇列传，为太史公《史记》中最主要部分，是太史公独创的一个体例。但在《史记》以前，人物的重要地位，已经一天天地表现出来了。像《论语》《孟子》《墨子》《庄子》都是一部书里记载着一个人的事与言。《论语》记言也记事，《庄子》《孟子》等亦然。如‘孟子见梁惠王’此是事，‘王何必曰利’则是言。可见记事、记言不能严格分别。而记言则就特别看重到‘人’。当时有像《晏子春秋》，也就是把晏子一生言行写成了一部书。《管子》虽不称《管子春秋》，也只是讲管子的思想和行事。所以《史记》里的列传，也不能说是太史公独创，以前早就有在历史中特别看重‘人’的事实，只不过太史公把来变通而成为列传而已。”[3]钱穆讨论纪传体问题如同他讨论《史记》书名时一样，并没有把目光仅仅局限在史学著作上，而是联系到先秦诸子。这是极具启发性的。由诸子而发现历史中特别看重人的事实，这就把思考引到了正确的轨道上来。因为以“人”为中心的纪传体史学著作之所以出现，一定是因为对“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有了新的认识。那么，这种新的认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钱穆说：“历史上一切动力发生在人，人是历史的中心，历史的主脑，这一观念应说是从太史公《史记》开始。”他又补充说：“太史公为何在这分事、分年之外，特别重视人呢？其实这些我们已不用讲，《太史公自序》里已详细交代过，他就是要学周公孔子，那不就是以人为重吗？……我们也可以说，至少从孔子《春秋》以下，早都是以人为主了。如说：‘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不是在事情背后一定讲到人的吗？”[4]这段补充非常必要。因为重视人、以人为本源远流长，的确不能简单地说是从司马迁才开始的。
回顾历史，周人早就有重视人事的传统。《礼记·表记》：“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对于殷、周之别，史家多有关注。不过，需要强调的是，周人早期所关注的“人”似乎只限于个别英雄人物。这从《诗经·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緜》《皇矣》《大明》诸篇中可以看出。在这些史诗中，我们能够看到从后稷、公刘、古公亶父到文王、武王等诸先王的创业业绩，但是几乎看不到其他人的活动。用个别英雄人物来解说历史，这大概就是周人早期的观念。侯外庐说：“西周是维新的社会，文化被贵族所垄断。最初的史诗是《周颂》和《大雅》的《文王》与《生民》，这史诗具有特别的形式，其中没有国民阶级的活动史料，仅有先王创业的史料。我们认为它是非常朴实逼真的，因为它是以‘先王’代表了‘生民’。”[5]
观念上的重大变化是在春秋以后。孔子提出“仁者爱人”，不少哲学史研究者认为“孔子的仁是发现了或在一定程度上发现了‘人’”。[6]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第三章专设“人之发现”一节。他说：“及春秋之世，渐有人试与各种制度以人本主义的解释。以为各种制度皆人所设，且系为人而设。”[7]
“人之发现”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此后对“人”的关注已经不再仅仅是对个别先王的关注了。墨子说：“今诸侯独知爱其国……今家主独知爱家……今人独知爱其身。”[8]不仅对先王，而且人们对自我也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左传》襄公二十四年：
穆叔如晋，范宣子逆之，问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谓也？”穆叔未对。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晋主夏盟为范氏，其是之谓乎？”穆叔曰：“以豹所闻，此之谓世禄，非不朽也。鲁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没，其言立。其是之谓乎？豹闻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
这里所说的“三不朽”与孔子所谓“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9]含义相通，都是在思考如何才能实现自我的永恒价值。这种思考已经涉及个体的历史。孟子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10]这句话也曲折地反映出当时人对于自己身后的评价十分在意。如果不是这样，孔子写记述历史的著作，当世的乱臣贼子又何惧之有呢？对自己死后声名的重视说明“人”被“发现”以后，个体的历史意识也随之觉醒。在强调个体重要性方面最为极端的是杨朱学派。孟子说：“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11]侯外庐对杨朱学派评价说：“这一理论的个人主义的思想背后，隐然潜伏着承认感觉体的光辉！”又说：“前期杨朱派在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关系之外，在氏族宗法的人我关系之外，发现了个人的存在，这就反映出些国民的意识。”[12]这些评价是恰如其分的。
“人之发现”还导致了人们对“人”在历史上作用的思考。孔子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13]像这样讨论历史人物的事例在《论语》中是很多的。据统计，《论语》全书中出现的人物，与孔门问答或为孔门所称述或批评者，共有167名。[14]孔子以后，诸子的议论中涉及历史人物很多。荀子概括地说：“有良法而乱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乱者，自古及今，未尝闻也。”[15]他还说：“用圣臣者王，用功臣者强，用篡臣者危，用态臣者亡。”[16]既然如此，所以“人主不可以独也。卿相辅佐，人主之基、杖也，不可不早具也。故人主必将有卿相辅佐足任者然后可”。[17]显然，荀子对君臣关系的这些认识也是来自于对历史的思考。这与英雄史诗时代仅仅崇尚个别先王的认识已经大不相同了。
与“人之发现”相伴随，还有民本思潮发生。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孟子所谓“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当时人是如何理解民为贵的呢？《左传》襄公三十一年：“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庄公三十二年：“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这种不容质疑的规律性认识显然还是来自于对历史的思考。总之，“人之发现”不仅预示着现实社会秩序即将改变，而且也必然导致人们对“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产生新的认识。
孟子所谓“民为贵”，“君为轻”，是一种极端的说法。多数情况下，还是君为贵，民为轻。对民的重视、对人的重视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出于对国家利益的考虑。《论语·学而》：“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孟子说：“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18]这两段话都是要把国家的希望寄托在个体身上，就是说每一个人在道德上都完美了，整个国家、社会就能健康向前发展。
人重要，国之兴衰在于人。这就是春秋末年，特别是战国以来人们的认识。司马迁说：“国之将兴，必有祯祥，君子用而小人退。国之将亡，贤人隐、乱臣贵。”[19]这种观点与战国时代的认识一脉相承。既然国之兴亡在人，既然人是历史的主体，那么以人物为主体的纪传体《史记》的出现就应该是可以理解的了。
在思想史研究领域，春秋战国以来“人之发现”是众所周知的；在史学史研究领域，纪传体《史记》以“人”为历史的主体也是无须多说的。我在这里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加以论述，主要是想强调二者的关系。质言之，以人为中心的《史记》正是春秋战国以来“人之发现”这一历史潮流下的产物。
刘家和曾说：“司马迁在《高祖本纪》中把刘邦这位布衣天子的为人和个性写得淋漓尽致，又把刘邦手下的布衣卿相的特点生动地描绘出来，这正说明了当时历史的一大特点，即平民的兴起和胜利。其实司马迁在写战国的历史时已经注意到写平民出身的人物了。”[20]侯外庐评价《史记》说：“在这种朴素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思想基础上，司马迁的著作必然具有丰富的人民性。……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司马迁在他的著作中，大量记录了普通人民的生活，这正表现了司马迁是把人民的生活作为历史主体和研究对象的。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贡献。”[21]按此，研究者早已注意到《史记》关注普通人民的民本思想。不过这里所要强调的是，民本思想乃是春秋战国以来的普遍共识。《史记》中所表现出的民本思想不过是顺应此潮流而来，与唯物唯心没有什么关系。
以上从《史记》的人物籍贯书法、书名、序诸方面，一直到纪传体体裁的出现，我们都试图用春秋以来，特别是战国时期的思想文化传统来加以解释。但是，问题也接踵而来了。战国文化精神为何直到司马迁时才在史学中体现出来？难道战国时代的史学反而没有受到战国文化精神的影响？
[1]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0页。
[2] 翦伯赞：《中国历史学的开创者司马迁》，《中国史学史资料》第5号，第24页。
[3] 钱穆：《中国史学名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70页。
[4] 钱穆：《中国史学名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58页、66页。
[5] 侯外庐等：《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09页。
[6] 任继愈：《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84页。
[7]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第37页。
[8] 《墨子·兼爱》。
[9] 《论语·卫灵公》。
[10] 《孟子·滕文公下》。
[11] 《孟子·尽心上》。
[12] 侯外庐等：《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48—351页。
[13] 《论语·宪问》。
[14] 侯外庐等：《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73页。
[15] 《荀子·王制》。
[16] 《荀子·臣道》。
[17] 《荀子·君道》。
[18] 《孟子·离娄上》。
[19] 《史记》卷五〇《楚元王世家》。
[20] 刘家和：《对于中国古典史学形成过程的思考》，《古代中国与世界》，武汉出版社1995年版，第273页。
[21] 侯外庐：《人民日报》1955年12月31日，第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