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现实主义：作为中国对美战略的“新型大国关系”

达　巍[1]

2012年11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十八次党代会，选举产生了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到2013年春季，中国政府换届完成。在太平洋另一边，美国总统奥巴马2012年11月赢得竞选连任，并于2013年1月开始第二任期。到2013年春季，奥巴马二任的国家安全与外交团队也基本完成“换血”。这样，中美这两个世界第一、第二大经济体几乎同步完成了各自领导团队的重组，两国关系迎来一个新开端。

中美两国将彼此奉行怎样的战略？全世界都在关注这一问题。中国领导人在正式上任前已经给出了答案。2012年2月，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在访美时提出，中美要构建“前无古人、但后启来者”的“新型大国关系”。[2]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报告指出：“我们将改善和发展同发达国家关系，拓宽合作领域，妥善处理分歧，推动建立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3]这意味着“新型大国关系”已经成为中国对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2013年5月，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总统在美国加州阳光之乡举行“庄园会晤”。习主席在峰会中首次提出“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4]2013年9月，中国外长王毅在访美时对此又作了进一步阐述。不冲突、不对抗是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前提，相互尊重是原则，合作共赢是必由之路。[5]

美国方面也逐渐接受了这一概念。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2012年3月对“新型大国关系”作出比较正面的回应。她呼吁中美两国建立一种“两国都可以接受的、稳定的竞争与合作平衡模式”。[6]前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多尼伦2013年3月在奥巴马政府二任亚洲政策演讲中正式使用了“新型大国关系”这一词汇[7]，被解读为美国官方接受这一概念的标志。但是除此以外的多数时候，奥巴马以降的美国各级官员还是使用“新型合作模式”“新型关系”等有一定相似度、但又不完全相同的词汇代替。美国人小心翼翼地使用相似但不同的词汇，一方面是因为美国人担心挫伤中方积极性，错过可能的机遇；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美方不愿被中方提出的话语牵着鼻子走。2013年春季之后，美方逐渐形成一种看法：不管中国提出这一概念的意图是什么，美国可以把美方的日程填充到“新型大国关系”概念当中，把朝核、网络窃密等问题上看作“新型大国关系”的“试金石”。中方如果按照美方意愿行动，就显示中方确实愿意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否则说明中方并无诚意。到2013年11月20日，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苏珊·赖斯在其首次亚洲政策讲话中，提出要与中方一道“实施新型大国关系”。[8]这是美方迄今为止对“新型大国关系”概念最积极的一次回应。

尽管新型大国关系的概念已经炙手可热，但不容回避的一个事实是，这一概念在学理层面迄今仍未得到很好的解释。首先，学术界尚未在国际关系理论层面寻找到新型大国关系的位置，以扎实有效的学术语言来支撑这一概念。其次，学术界尚未在政策层面给出细致而有内在一致性的解释，即中美两国在外交政策层面到底想做什么、要什么？第三，“新型大国关系”究竟是一个对外宣传的口号，还是一个真实的中国对美战略？

本文作者认为，新型大国关系并非空中楼阁，其理论基础在于当今国际制度的特点以及中美之间存在的深刻的相互依存。所谓“旧大国关系”主要是现实主义特别是进攻性现实主义所预见的国际关系景象。这一判断早已被国际关系理论以及国际关系现实的发展突破。因此，“新型大国关系”在未来不仅可能，而且应该成为未来几十年中国对主要大国的战略。其主要目标是在中国与美俄等大国之间建立一种双边关系的稳定框架，使得双边关系斗争有下限、合作有上限，联而不盟、斗而不破。

中美已是新型大国关系？

中美两国官方及学术界围绕新型大国关系的讨论，很大程度上都是围绕“修昔底德陷阱”[9]展开的。希拉里·克林顿在2013年3月在美国和平研究所演讲时即提出：“当一个既存强国与一个崛起强国相遇时会发生什么？我们要为这一老问题寻找新的答案。”[10]王毅外长2013年9月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演讲中提到：“有研究显示，历史上大约有过15次新兴大国的崛起，其中有11次与既有大国之间发生了对抗和战争。”[11]中方提出“不冲突、不对抗”，很大程度上也是围绕所谓崛起国与守成国必然走向冲突的历史宿命提出的。

那么，走出“修昔底德陷阱”，形成“不冲突、不对抗”的局面真是远景目标吗？

在近百年的国际关系史中，美国、德国、日本、苏联先后崛起。这些国家的崛起过程常常伴随着冲突与对抗。二战前德国与日本的崛起曾经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二战后苏联的崛起则导致了美苏间长达40年的冷战。百年来，成功实现和平崛起的大国只有20世纪上半叶的美国。但是美国与当时的霸权国英国在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制度上都比较接近，两国更同属英语国家。而且当时德国是“修昔底德陷阱”的主要体现者。假如没有德国崛起导致英德矛盾激化，英美关系能否保持平和还很难说。从这些历史经验看，崛起国要想维持与霸权国比较积极的关系，一是要在基本制度、意识形态甚至文化上比较亲近，二是需要一些特殊的历史条件。如果不具备这两条，走向冲突与对抗似乎确实是历史宿命。二战前的德国、日本，二战后的苏联殷鉴不远。

但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中美关系，似乎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这一宿命。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和其后苏联东欧剧变之后，中美在意识形态、基本政治经济制度以及文化上的差异性凸显；苏联解体后，国际体系中也没有哪个国家或行为者可以替中国“遮风挡雨”，扮演国际主要矛盾主体或中美共同敌人的角色。与此同时，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中国开始呈现出崛起态势，到21世纪头一个10年，中国崛起势头更加明显。中美关系成为典型的霸权国与崛起国的关系。按照前述逻辑，中美必然走向冲突和对抗。但是事实是，1989年至今已24年，也就是四分之一个世纪，中美两国不仅没有发生冲突与热战，也没有发生冷战式的全面对抗，而且中美还在多个领域有着极为密切的合作。在1989年以来的24年当中，中美两国已经第一次实现了意识形态不同的崛起国与霸权国长期和平共处、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局面。这已经是一种“不冲突、不对抗”的“新型大国关系”吗？当然，四分之一个世纪从大历史的角度看肯定还太短，“不冲突、不对抗”也不是新型大国关系的全部。但是我们至少可以说，中美关系最近20多年的实践显示，中美关系已经具备了新型大国关系的雏形，也具备了“不冲突、不对抗”这种较低水平上的新型大国关系。

实际上，打破历史宿命的也并非仅有中美两国。美苏关系在冷战中曾一度是“你死我活”的关系。即便这样，美苏之间在二战后40余年的对抗中，并没有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两国虽然没能做到“不对抗”，但是的确做到了“不冲突”。这在近代以来的国际关系史上也是破天荒的事情。应该说，中美之间今天的“不冲突、不对抗”，与美苏“对抗但不冲突”存在着逻辑的延续性。

意识形态不同的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要建立高水平的战略信任十分困难。国家间战略信任是以对对方的国家性质（是否可信、是否可预测）、意图以及情绪性认同为基础的。中美两国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不同，对另一方的可信度、可预测性评估都不高；两国战略决策界对另一方的情绪性的认同度很低。因此，需要认识到，“不冲突、不对抗”的低水平的新型大国关系虽然不能令人满意，但它至少是可接受的。至少在这个框架下，美国无力从外部遏止中国崛起，中国也没有能力挑落美国的霸权。在这个框架下，中国的经济总量从10年前美国的1/8发展到了今天的近1/2。未来，中美两国与其将努力重点放在建立信任上，不如放在建立信心之上。如果两国能把双边关系提升到主动的、高水平的新型大国关系当然美好，但更紧迫的任务，是维持这种低水平的新型关系和两国基本的信心。

已有的关于新型大国关系的实践给我们的理论思考与进一步实践提供了基础。中美能够形成新型大国关系的雏形，或者美苏之间能够形成对抗但不冲突的局面，并不是因为美国喜欢或信任中国（苏联）的崛起，也不是中国（苏联）完全满意于或者信任美国的霸权，而是由于中美（美苏）之间存在的“战略性相互依存”的关系。对此，中国决策者的认识也十分清楚。王毅外长2013年9月在美国的演讲中讨论“不冲突不对抗”时就指出：“现在的世界已今非昔比，中美之间乃至全球各国之间已是日趋紧密的利益共同体，对抗将是双输，战争没有出路。”[12]也就是说，中国官方也认为，相互依存形成的利益共同体有助于不冲突不对抗局面的形成。有论者指出，欧洲国家在一战之前也存在密切的相互依存关系，但仍然无法阻止战争爆发。我们在此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中美和世界主要大国之间的相互依存性质不同于20世纪上半叶。中美之间形成的相互依存是“战略性相互依存”，也即相互依存的双方在这种关系中的利害如此之大，以致一旦打破将威胁到双方的生存。依存双方都无法承担这种相互依存中断的代价。这样的战略性相互依存对双方的制约力量远远大于一般的经济相互依存，相互依存关系中的敏感性、脆弱性等概念已经不那么重要。中美之间的战略性依存关系至少有以下三根支柱。

第一根支柱是中美在核力量方面的相互依存。冷战期间，美苏实现“不冲突”的主要原因在于双方之间核力量的相互威慑，甚至是确保相互摧毁关系。美苏两国的核力量不仅能够毁灭对方，甚至能在遭受对方第一轮核打击时保存己方的核力量，并使用剩余的核力量将对方摧毁。这种相互确保摧毁的实质是一种相互依存关系。中美战略性相互依存的最重要的支柱也同样是核威慑。尽管中国的核武库规模无法与美苏（俄）相提并论，但中国已经拥有最低威慑的能力。

中美战略性相互依存的支柱之二是中美经济的相互依存，这是冷战时期美苏绝对没有的。这种相互依存包括国家发展路径的相互依存以及宏观经济的相互依存。在国家发展路径上，冷战后经济全球化的扩展、西方国家经济长期在世界领先以及中、印等新兴国家通过对外开放和市场化改革实现经济崛起，导致包括中美两国在内的世界主要国家在冷战后形成一个共识：要发展本国经济，就必须融入相互连接的世界经济当中。这就意味着主要大国不愿承受退出相互连接的世界经济的高昂代价。在宏观经济层面，中美相互依存的程度则达到了类似战略核力量那样的“确保相互摧毁”的程度。中美贸易额目前已达5000亿美元，中国通过双边贸易获得贸易盈余，并用外储购买了1.2万亿美国国债。依靠这种宏观经济“链条”，美国在金融危机前长期得以维持低物价、低利率和旺盛市场需求，也就是继续从中国进口商品。这种“中美国”现象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饱受批评[13]，两国政府目前也都在致力于转变本国经济结构，但是由于经济结构转型绝非短时间内能够实现，而且经济转型也不意味着这种“金融恐怖平衡”就不复存在。到危机后的第五年，中美两国经济作为世界经济的两个主要“发动机”，仍然体现着“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由于中美宏观经济相互依存的规模如此之大、连接如此紧密、利害关系如此之大，因此无论中美两国经济规模分别排在世界第三、第二还是第一，中美两国都无法承受切断宏观经济“链条”的代价，这种制度层次的因素将中美两国紧紧“绑定”在一起。

中美战略性相互依存的第三根支柱则是两国共同面临的全球性威胁。气候、能源、恐怖主义、传染病等新安全问题都是全球性、地区性或跨国性威胁。由于世界各国相互连接的性质，这些问题依靠单个国家无法解决。而中美作为两个世界主要大国，全球性重大问题如果没有中美合作，几乎都无法解决。而这些问题如果不解决，将威胁中美两国乃至全世界的安全和利益。例如，作为世界碳排放最多的两个国家，中美合作几乎是解决全球气候问题的前提条件。在这个意义上，两国也形成了一种战略性相互依存。

这三根支柱，不仅确保了中美关系在过去20多年间如过去美苏关系那样“不冲突”，而且还首度实现了“不对抗”。正如美国高官近年来多次引用中国成语“同舟共济”所昭示的[14]，战略性相互依存关系就犹如敌对国家的战士同舟渡河，渡船翻覆的危险决定了乘客即使利益不同，也必须各自约束自己的行为，共同努力到达彼岸。无论大国力量对比如何量变，甚至假设未来中美经济规模和力量对比完全易位，中美以及其他大国之间这种战略性相互依存的“绑定”因素仍可望继续存在。

所谓“修昔底德陷阱”，本质上反映的是国际关系理论当中现实主义特别是进攻性现实主义的观点。这种观点把大国作为国际关系中的唯一行为者，认为大国都有对权力无止境的追求。这就必然会导致大国之间走向冲突。现实主义当然在国际关系理论当中有着强大的解释力和蓬勃的生命力，但是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早已超越了现实主义。即就最宏观层次来说，现实主义也只是与自由制度主义、建构主义并列的三大理论之一。单纯用现实主义特别是进攻性现实主义来解释当代国际关系现实是不够的。相互依存关系在理论上就属于自由制度主义流派。中美目前具有的新型关系的雏形给我们的理论启示是，当代国际关系或中美关系早已经超越了单纯的现实主义观点，我们没有必要为现实主义者口中的“修昔底德陷阱”过度担心。中美未来构建更高层次的新型大国关系，基本路径也应该基于现实主义但又超越现实主义，将包括现实主义在内的多种理论观点糅杂在一起，建立起更复杂深刻、也更符合当前国际关系现实的国际视野。

“基于现实主义并超越现实主义”的基本思路明确之后，就可以对新型大国关系的实现路径、基本政策含义作更为深入和细致的讨论。针对中方提出的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内涵的三个层次，中美两国可以通过三条路径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以维护战略性相互依存保障不冲突、不对抗；以渐进主义路线逐渐做到相互尊重；以维护、建设和改革国际制度为核心推进合作共赢。

不冲突、不对抗：维护战略性相互依存

不冲突、不对抗，基本目标就是中美不打热战，也不打冷战。如前所述，由于中美战略性相互依存的存在，中美在这一方面已有相当基础。未来如要维护或深化不对抗、不冲突的局面，基本的思路就是深化中美之间的战略性相互依存。

首先，需要切实维护中美两国军事能力特别是战略核力量的相互威慑。由于中美军事实力仍然存在明显差距，当前矛盾的主要方面是要确保中国对美国维持最低威慑的能力。从更大范围看，中美两军在军力上存在竞争关系。双方在提出新军事理论、计划、学说，在研发部署新武器系统时，必须考虑到中美军力的平衡关系，维持相互威慑，接受“相互间的脆弱性”，也就是不能追求绝对安全。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可以预期，未来中国投入国防技术研发的资金将不断增长，中国有可能获得更多的先进武器装备。从短期看，美方对此十分警惕。但是从中长期看，一个更为均衡的中美军力对比有利于中方建立自信，并与美方就各自的意图、能力展开更为深入的探讨。因此，对中方来讲，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应坚持军事现代化建设，以实力求均衡，以均衡谋和平。当然，中国对美威慑需要坚持非对称威慑为主的原则。对美方来说，需要接受中国军力将随经济规模增长而不断现代化这一事实。与此同时，两军需要逐步建立相互信任措施(CBMs)，加强军事透明度并逐步考虑双边或多边军备控制措施等。美苏两国在20世纪70—80年代的相关经验值得中美两国学术界和军方研究、参考。习近平主席、奥巴马总统在加州会晤中决定推动重大军事行动通报机制、海空行为准则的讨论，就是中美间相互信任措施的重要步骤。

在军事安全方面，相比于核威慑被打破，更现实的危险是中美被第三方因素卷入军事冲突。中美之间由于相互威慑的存在，直接爆发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很小。但是中国国内尚存在台湾问题，美国国内法对“协防”台湾有所规定；与此同时中国与日本、菲律宾等国存在领土领海争议，而日、菲均为美国盟国，美对两国均有防卫承诺。履行这一承诺关系到美国在全球的信誉问题，可谓美国霸权的基础之一，因此在冲突中可能出现美方虽不情愿但不得不被拖入冲突的可能性。总之，中美因台海、东海及南海问题而卷入军事冲突的可能不能排除。中美战略性相互依存的现实只能降低美国卷入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但不能完全消除这种可能性。为避免这种局面发生，首先，中国需要坚持以和平、非军事手段处理相关问题；其次，美国需要在台湾问题上释放正确信号，继续反对或至少不支持“台独”。近期，美国更需要在中日、中菲争议中释放正确信号，约束其盟国，避免被拖入中美冲突，反受其害。第三，美国在对其盟国的相关安全承诺中刻意保持“战略模糊”，这虽然能够使其战略效用最大化，但是也容易导致中美误判。为了保持对中国的最大威慑效果，美方对于在何种条件下，其可能卷入中国与其盟国冲突，卷入后可能的程度及方式等问题，一直可以保持模糊。从战略需要角度说，这可以理解。清晰的“红线”一方面会限制美方的行动自由（因为这意味着一旦越过“红线”美方必须反应），另一方面可能给中国在“红线”以外过大的自由（因为这意味着美方承诺除“红线”被打破外不会卷入）。但是由于“战略模糊”可能增大误判的可能性，而误判的代价又是中美双方都不愿意承担的，因此中美只能加强对话，使双方对彼此的意图、底线的理解更为准确，尽可能缩小战略模糊地带，对“红线”形成默契。

此外，中美需要就网络安全问题进行深入对话。由于网络空间是新的军事和安全领域，相关战略、法律、规范都十分模糊。中美两国对对方能力、战略的认识也比较模糊。奥巴马政府上台以来，一方面高度重视网络安全问题，另一方面也高度重视美国网络战能力。自2012年以来，美国开始将网络商业窃密行为与其他网络安全问题切割，并重点就所谓“中国网络商业窃密”行为向中国施压。然而，正如近期美国“棱镜”事件所揭示的，美国长期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多国实施广泛网络侦察和监控。全球领先的网络硬件公司和软件公司几乎都是美国公司，其他国家几乎别无选择。而“棱镜”事件显示，这些公司与美国情报部门有着广泛的合作。因此，在网络空间，中美的能力完全是不对称的。这将给中美安全关系带来严重的不确定性。一方面，如何让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在网络空间感到相对安全，当网络空间发生突发事件时中美两国将如何反应、如何沟通，这些议题都需要中美两国深入对话。在这一领域要形成相互依存，或者是美国需要拿出某种可信的“战略再保证”措施，让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安心”，或者是中美在网空领域也形成清晰有效的相互威慑。

第二，在宏观经济的战略性相互依存方面，当前中国正逐步将经济从外驱型转向内驱型。与此同时，美国正在试图逐步加大制造业、出口对其经济的推动力。也就是说，中美两国经济结构都在向与过去十年不同的方向转型。一旦转型成功，中美两国需要确保中美经济上的战略性相互依存不会削弱。中美经济的基本要素有着根本不同，两国经济结构调整的结果应该是各自经济的内/外平衡、消费/生产平衡，而中美在生活水平、产业结构等方面差异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不会消失，中美宏观经济的战略性相互依存仍有基础。此外，在两国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中美经济关系还蕴藏着新潜能。中国城镇化的战略、市场消费能力的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化都能给中美相互依存提供新的动力，美国强化基础设施建设、非常规能源的开采、对中国投资的需求都给中美深化经济合作关系提供了新的机遇。从近期看，中美应尽快推动本轮战略与经济对话决定加速推动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谈判；中国可以结合新一届政府的经济改革议程，在金融改革、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保护、国企改革等方面采取切实行动；美国则需要在高科技出口管制、公平对待中国企业赴美投资方面拿出具体举措。同时，中美应认真考虑两国与TPP、RCEP、TiSA等国际或区域经济制度的关系。

第三，中美在全球问题上的合作。中国和美国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人口第一和第三大国、能源消耗最多的两个经济体，在能源、气候、国际公地（海洋、网络、太空、极地）等全球问题上的作用极为重要。在这方面，中美两国一方面负有义务，另一方面合作也符合各自利益。如果把中美关系的内容分成双边、地区和全球三个层次来考察，全球层面的合作实际上是中美关系中敏感度最低的领域，比较容易扩展。而且中美两国经济和社会的成功，都要依赖于一个稳定、可靠的全球环境，因此中美两国也理应在这些问题上去合作。但是换一个角度来看，全球问题多为长期问题，是重要但非紧迫的问题；而且在这些问题上容易出现“公地悲剧”，即单个国家出于狭隘的国家利益，不愿意为全球性的“公共问题”出力。此外，中美在全球问题上的合作，也容易受到双边问题的影响。两国由于双边之间存在问题，互信水平不高，也会影响全球问题合作的深度。在全球问题上，一般来说中方显得比较被动。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国力不够雄厚，国内问题以及更急迫的问题很多。另一方面，这也是由于中国对美战略疑虑，影响了中国更积极地投入全球问题的合作。未来，随着中国经济的继续发展以及国际地位的继续提升，中美在全球问题上的合作可以预期将会深化。按照中国共产党十八大报告中的精神，“拓宽合作领域，妥善处理分歧”，合作与分歧应当是分离但又有联系的。中美分歧将会长期存在，但这不应当影响中美在全球问题上的合作，两者不应挂钩。中方应避免将在全球问题上的合作看作是对美方的“奖赏”。但另一方面，全球问题上的合作从长期来看应当服务于战略互信的建立，并进而服务于两国双边分歧的解决。

相互尊重：以渐进方式逐步缩小分歧

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第二层含义是“相互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

2009年7月，时任中国国务委员戴秉国在第一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结束后曾对中国核心利益做过界定：“中国的核心利益第一是维护基本制度和国家安全，其次是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第三是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15]中方的疑虑可以概括为：美国是否会以“和平演变”等形式试图改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基本政治制度？美国是否在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上（如涉台、涉藏、东海、南海等）损害中国的利益？美国是否会以某种形式暗中破坏中国的经济发展？

2010年奥巴马政府出台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对美国国家利益的界定包括：首先，美国、美国公民以及美国盟国与伙伴的安全；其次，一个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在其中美国经济强大、创新、不断增长；第三，在美国国内和全世界尊重普世价值；第四，在美国领导地位推动的国际秩序之内，通过更强有力的合作应对全球挑战。[16]由于中国对美国国家以及人民发动军事攻击，或者对外输出与美国竞争的意识形态这两种可能性几乎可以完全排除，在中美关系的语境中，美国对中国的担心一是中国对美国领导的全球体系的挑战；二是中国的政治经济关系、政府企业关系对国际经济体系的挑战；三是中国与美国亚太盟友的关系。易言之，中国是否会以某种破坏性的方式破坏、推翻美国的领导地位及其主导的国际秩序？中国是否会试图将美国排挤出亚洲？

为此，中美需要在战略层面建立相互信任措施。2009年9月24日，时任美国副国务卿詹姆斯·斯坦伯格在新美国安全中心演讲中曾提出中美两国“战略再保证”的概念。[17]这一概念当时在美国国内引起巨大争论，并且随着斯坦伯格的离任很快偃旗息鼓。但是回头看，在两国核心关切上，中美两国确实需要采取行动“让对方放心”。用斯坦伯格的话说，“中美要达成一个交易，其核心是美国及其盟国要欢迎中国崛起为繁荣与成功的大国，中国要让世界其他国家放心，中国成为全球大国的过程不会以其他国家的安全和福祉为代价。”[18]

具体而言，美国需要让中国放心，使中国确信美国不寻求破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基本政治制度稳定，不会寻求中止或延缓中国经济的发展。与此同时，中国需要让美国放心，使美国确信中国不寻求终结美国在全球秩序中的主导地位，也不寻求建立一个没有美国存在的东亚秩序。反过来说，中美两国也需要帮助对方建立一种自信心。美国需要通过具体行动和言辞，帮助中国决策者和民众树立自信心，即中国基本政治制度的稳定性及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主要取决于自己国内的发展，而非美国的态度和做法。这种自信心不仅需要建立在美国保证没有破坏中国稳定或中国崛起的动机上，更要建立在美国没有这个能力之上。与此同时，中国需要通过行动和言辞，帮助美国决策者和民众确立自信心，即美国在全球的主导地位、美国国内经济状况好坏，取决于美国自己能否兴利除弊，而不在于中国的态度和做法。同样的，要使这种论证可靠可信，关键不在于中国没有终结美国霸权的动机，而且在于中国没有这个能力。为此，中美需要围绕一系列战略互疑的问题进行机制性对话。这种对话目前可以学术界二轨形式进行，双方集中讨论对方行为中哪些导致了本方的疑虑，随后听取对方解释。对话的结果应该向上传递给各自政府，但同样重要的是通过大众传媒传递给本国民众。

在“相互尊重”问题上，最突出的是中方非常关切的与中国主权、领土完整相关的问题。而美方最担心的，也是中方在这些问题上对美国提出要求，捆住美国手脚。因此，这些问题虽然不是新型大国关系的全部，却是新型大国关系的难点与焦点。具体而言，美国对台售武、美国总统在白宫接见达赖喇嘛是中美关系中“周期性”出现的问题。尽管2013年以来中美关系呈现比较积极的态势，但是几乎可以肯定，这些老问题一定会在奥巴马第二任期的某个时刻爆发，并对中美关系造成新的冲击。此外，最近几年，美国在东海和南海问题上对日本和菲律宾的实质支持，也是中方十分关心的问题。

需要看到，一方面，“相互尊重”是建立在实力基础上的。在中美实力尚有比较大的差距的背景下，指望美国忽然改变其在上述问题上的立场是不现实的；另一方面，“相互尊重”的判断带有很强的主观性。中方与美方对什么是相互尊重的理解可能并不一致。因此，在追求“相互尊重”原则的过程中，应该恪守渐进主义路线，寻找双方均可接受的中间点，逐渐推动，不宜抱有一举解决问题的过高期待。涉台、涉藏等问题都是中美关系中的老问题，“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美国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多元政治的特点都增加了这些问题的复杂性。即使美国行政当局有所动作，美国国会、利益集团、非政府组织都有可能在这些问题上制造麻烦。寻找中间点、渐进路线意味着，如果美国在短时间内不能解决对台军售问题，但至少应逐步落实“8·17”公报中减量、限质的规定。应当看到，美国政府近年来未向台湾方面出售包括F-16CD战机在内的先进武器，也是在售武质量上有所约束的表现。中方应继续鼓励和推动这种自我约束，并在一个较长时间内、结合两岸关系的变化，寻求最终解决对台军售问题。在东海问题上，中国不能指望美方放弃其对盟国的安全承诺，但是美国可以推动日本向承认争议、稳定新现状的方向努力。这种寻求中间点的方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中方疑虑，建立信心和信任。历史上，美国的小布什政府曾在反“台独”方面做出过一系列表态，如“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反对“入联公投”等。这些举措并未从根本上改变美台关系，但是对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战略互信的提高发挥了重要作用，是寻求中间点的正面案例。美国决策者应认真研究这一段历史。

合作共赢：维护建设国际制度

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第三层含义是“合作共赢”。中美作为世界上两个最重要的国家，可以将重点放在维护、建设和改革国际制度之上。

国际制度大体上是由国际组织、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国际惯例等组成。当前的国际制度多为二战后由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牵头建立。但是，国际制度一旦形成，也会形成自主性，对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国家都具有约束性。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作出对外开放的决策，其实质是加入国际体系，接受现存国际制度。中国最近30多年经济社会的巨大发展，是通过融入国际体系实现的。可以说，中国是当今国际制度的受益者。伴随这一进程，中国对现存国际秩序、制度的看法也在发生变化。在中国共产党十五大报告中，有关国际秩序的表述是“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还在损害着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要致力于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十六大表述改变为“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十七大为“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十八大为“推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19]以2003年的十七大为转折点，中国对现有国际制度的看法从批判逐渐走向肯定，从主张建立新秩序转变为主张推动现有秩序的进一步合理化。也就是说，中国在国际制度中的角色也逐渐从“革命者”转变为参与者和改革者。

中美两国上述立场和位置为中美两国在高层路径上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提供了基础：中美作为世界最主要的两个权力中心，可以共同成为国际制度的维护者、改革者和建设者。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同时又与发达国家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中国是一个非西方国家，同时又与西方国家有着深度的合作。这种独特身份，也为中国发挥国际体系内建设性改革者的角色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条件。在这条路径上，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中国和美国合作努力，争取共赢。

首先是合作推动现有国际制度的落实。例如，中美近期围绕朝核问题加强了互动和合作，在联合国出台了较为严厉的制裁措施，落实国际核不扩散机制，起到了一定成效，客观上也有利于中美关系。

第二是继续推动国际制度改革，使其更好地反映新的国际现实。其中特别突出的是继续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联合国改革。中美两国作为未来世界的主要权力中心，最大的利益在于使这些组织更加合理地反映当今国际现实，从而让这些组织在国际现实中不会失去其相关性。与此同时，在美国经济走出危机的背景下，中国应与美国一道，维护2008年金融危机后形成的以“二十国集团”为核心的新的全球治理机制，不应让国际机制在危机结束后走回头路。

第三是推动国际社会在新领域建设或落实新的国际制度。气候、海洋、太空、网络、极地等是当前建设或落实新的国际制度的重点领域。中美在这些领域分歧较多，例如在气候问题上，中美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应当承担的义务主张不同；在海洋问题上，对专属经济区等问题的解释不同。此外，在普遍性的国际制度之外，中美两国还需要对区域性制度安排保持开放心态。例如在美国力推的TPP、亚洲国家自己推动的东亚自由贸易安排如RCEP、中日韩自贸区等，中美应避免从零和角度解读问题。

中国作为国际体系中的后来者，在高层路径上以国际制度建设为核心与美国共同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并非易事，需要在政治上作出战略抉择。由于现行国际制度建立时中国并未发挥主要作用，未必完全符合中国的需要。但是由于中国已经把融入国际体系作为国家的战略选择，就需要在整体上对现行国际制度持有一种建设性看法，在总体接受的前提下寻求局部改革；对尚未建立的国际制度需要积极参与，在参与制定规则的过程中塑造未来的国际制度，也确保本国的利益。近年来，美国和中国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疑虑在上升。要减弱别国的疑虑，一个有效的办法就是把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都放在国际制度的约束下。在国际制度约束下，中国一方面可以让别国对中国的发展更为放心，另一方面也可以保护自己的利益。特别是如果某些领域的制度尚未建立，那么尽早参与制定制度，维护本国的话语权，是最符合中国利益的。

中国把国际制度建设作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高层路径，需要克服很多苦难。建设国际制度主要依靠一国的软实力。中国国力虽然迅速崛起，但是通过国际制度实现权力的能力不仅落后于发达国家，也落后于本国硬实力的发展。而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非西方国家，对国际制度的改革和维护又负有特殊责任。中国学术界需要辨识国际制度中需要改革的不合理成分，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需要把“推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体化，最忌空谈当今国际秩序的“不合理”，又拿不出具体的改革方案。与此同时，对违反国际制度、或者奉行双重标准的现象，中国需要与之斗争。例如美国多次撇开联合国、违反国际制度单边对主权国家使用武力；在核扩散问题上对一些国家实行双重标准，以国内政体形式决定对其核项目的态度，对这些现象中国需要“仗义执言”。中美构建的新型大国关系，需要两国能够承受对方根据国际制度对对方作出的建设性批评。

战略选择还是宣传口号

从中国的角度看，由于美国国力仍强于中国，由于美国对外战略中的霸权心态，由于中美利益与价值的差异，美国在其对华政策中相当多的政策与做法在中方看来都是伤害中方利益、违背中方意愿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是真心要与美国构建一种新型大国关系呢，还是说是一种“拖延战术”，设法暂时稳住中美关系，并等待更好时机？应当说，在中国内部，对这一问题不同人也有不同回答。

从中美两国发展态势以及国际权势格局来看，如果不出现大的意外，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中美都将是世界最主要的两个国家行为体。中国综合国力将逐渐接近美国，经济规模可能在更短的时间内超过美国，但是综合来看，中美两国综合国力领先其他国家、美国又领先于中国的格局是相对最可能出现的国际格局。由于战略性相互依存关系的存在，中美相对实力孰强孰弱的重要性都不是特别重大。在这样一个大趋势下，中美维持整体建设性关系对两国和全世界都很重要。

从国际制度层面看，中国过去30年是通过融入国际制度实现了自身发展。这一事实证明，当前的国际制度具有相当的包容性，可以容纳像中国这样超大体量的国家发展并崛起。未来中国发展不可能依靠推翻现存国际制度来实现。由于战略性相互依存的存在，未来任何大国的崛起实际上已经很难依靠冷战和热战来实现。

从这几个层面看，与美国等主要大国新型大国关系应当成为中国新一届政府主动的战略选择。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美关系实践来看，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不仅可能，而且已有初步实践。其关键就在于“超越现实主义”，建立基于现实主义、但又超越现实主义的战略观。具体而言，中美两国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实现超越：

第一，超越现实主义战略观的“国家中心”论。现实主义强调国家是国际关系中的主要甚至唯一行为者，把国家间关系看成台球一样互相撞击。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过程中，中美两国的战略界一方面需要站得比国家层次更高，看到今日国际制度特别是相互依存对国家行为的约束作用；另一方面需要蹲下身来，看得比国家层次更低，注意中美两国国内因素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第二，超越现实主义战略观的中的权力、安全与利益假定。现实主义特色的战略观假定国家的“天性”就是追求权力的不断扩大，追求本国的绝对安全，追求相对于别国的相对利益。国际关系演进到今天，这几个论述都已经不再是绝对真理。由于国际制度的有效约束，过度追求权力扩展、绝对安全以及相对利益，可能反而导致权力、安全和利益的受损。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两国一方面要各自克制本国的上述冲动，另一方面，也要避免将这种权力、安全和利益假定作为本国理解对方战略意图的出发点。例如，在今天的中美关系当中，美国要对中国实行冷战式的“遏制”政策已经不可能，美国对华政策的主流实际上是所谓“两面下注”。但在中国学术界和大众传媒中，仍经常把“遏制”概念套用在今日的中美关系上，这种概念错误有可能造成对战略的认知错误。与此类似，把中国在亚太地区的目标理解成要将美国赶出亚洲，实现“亚洲版门罗主义”，实际上也是一些美国人将本国过往经历投射到中国身上，以此臆测中国战略意图，并造成假定错误。

第三，超越现实主义战略观的忧患意识。忧患意识当然是国家和个人的宝贵品质，现实主义的国际战略观特别强调“从最坏处准备”。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从最坏处准备的战略，也可能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彼此抱有深刻敌意的国家，可能会从最坏的角度来理解对方的任何行动，从而造成“囚徒悖论”。而中美之间最坏的结果是战争与冲突，这又是两国所不能承受的结果。因此，“做最坏的准备、争取最好的结果”，尽量客观地理解对方的战略意图并准确传递给各自的决策者，是中美两国战略界的重要任务。要打破“囚徒悖论”，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双方加强沟通，实现信息共享。一旦双方实现频繁沟通、反复博弈，即使双方开始抱有恶意，也有可能缓解甚至改变。

中美两国如果能够“升级”各自的战略观，使其基于现实主义又超越现实主义，那么不仅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可以成为一个现实目标，而且也有助于两国各自形成并制定更符合21世纪国际关系现实、更符合各自国家利益的对外战略。

[1]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2] 习近平：《共创中美合作伙伴关系的美好明天——在美国友好团体欢迎午宴上的演讲》，2012年2月15日于华盛顿，《人民日报》，2012年2月17日，第2版。

[3] 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网，http://cpc.people.com.cn/n/2012/1118/c64094-19612151-11.html，2013年12月29日登录。

[4] 温宪、陈一鸣：《跨越太平洋的合作——国务委员杨洁篪谈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总统安纳伯格庄园会晤成果》，《人民日报》，2013年6月10日，第1—2版。

[5] 王毅：《如何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王毅外长在布鲁金斯学会的演讲》，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http://www.fmprc.gov.cn/mfa_chn/zyxw_602251/t1078765.shtml，2013年12月29日登录。

[6] Hillary Rodham Clinton,“Remarks at the U.S.Institute of Peace China Conference”, The U.S.Institute of Peace，Washington, DC, March 7, 2012.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12/03/185402.htm,登录时间：2013年12月29日。

[7] Asia Society,“Complete Transcript: Thomas Donilon at Asia Society New York,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to President Obama discusses the U.S.policy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in 2013”, http://asiasociety.org/new-york/complete-transcript-thomas-donilon-asia-society-new-york,登录时间：2013年6月3日。

[8] Susan E.Rice,“America's Future in Asia”, Remarks As Prepared for Delivery by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Susan E.Rice, At Georgetown University, Gaston Hall, Washington, D.C., November 20, 2013.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3/11/21/remarks-prepared-delivery-national-security-advisor-susan-e-rice,登录时间：2013年12月29日。

[9] 此词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创造。参见Ben Schott,“The Thucydides Trap”, New York Times, January 31, 2011.http://schott.blogs.nytimes.com/2011/01/31/the-thucydides-trap/，登录时间2013年6月12日。

[10] Hillary Rodham Clinton,“Remarks at the U.S.Institute of Peace China Conference”, The U.S.Institute of Peace，Washington, DC, March 7, 2012.

[11] 王毅：《如何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王毅外长在布鲁金斯学会的演讲》。

[12] 王毅：《如何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王毅外长在布鲁金斯学会的演讲》。

[13] Niall Ferguson and Moritz Schularick,“‘Chimerica’ and the Global Asset Market Boom”, International Finance, 10:3, December 2007, pp.215-239.

[14] 如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2009年2月13日在亚洲协会发表美国亚洲政策演讲时引用了这一成语。见Hillary Rodham Clinton,“The U.S.-Asia Relations: Indispensable to Our Future”, Remarks at the Asia Society，New York, February 13, 2009.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09a/02/117333.htm。2013年6月15日登录。

[15] 李静、吴庆才：《首轮中美经济对话:除上月球外主要问题均已谈及》，中新社华盛顿七月二十八日电。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gn/news/2009/07-29/1794984.shtml，登录时间，2013年6月15日。

[16]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May 2010, p.7, http://www.whitehouse.gov/sites/default/files/rss_viewer/national_security_strategy.pdf,登录时间：2013年6月15日。

[17] James B.Steinberg,“China's Arrival: the Long March to Global Power”, Center for New American Security, http://www.cnas.org/files/multimedia/documents/Deputy％20Secretary％20James％20Steinberg％27s％20September％2024,％202009％20Keynote％20Address％20Transcript.pdf,登录时间2013年6月15日。

[18] James B.Steinberg,“China's Arrival: the Long March to Global Power”, Center for New American Security, http://www.cnas.org/files/multimedia/documents/Deputy％20Secretary％20James％20Steinberg％27s％20September％2024,％202009％20Keynote％20Address％20Transcript.pdf,登录时间2013年6月15日。

[19] 相关表述均引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数据库”，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index.html，登录时间：2013年6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