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生型国际体系的可能：在一个多极世界中如何构建新型大国关系？[1]
苏长和[2]
一、引言
当前国际关系正处于二战结束以来最为深刻和复杂的变化之中。国际关系物质力量对比的状态和国际关系规范力量的对比状态都在发生快速的变化。一方面，尽管单极世界或霸权稳定论仍然不乏影响，但一个重要的事实是，正如在地区政治和20国集团峰会中所表现的那样，霸权国家在国际政治经济中从来没有面临如此大的分权压力。这本身就反映出既有国际政治权力结构出现结构性松动、向多极形态倾斜的趋势。与多极化趋势相伴生的现象，是霸权国家为了维护霸权体系所传播的意识形态、价值体系、知识体系的危机，从而出现霸权理论思维与强劲的多极世界实践活动所需要的新思维形成越来越大的脱节，面对今天世界纷繁复杂的变革以及各种猝不及防的难题，与其说人们找不到合适的解决方案，毋宁说人们受霸权理论思维影响过深，束缚住了自由思想，从而不能自觉地在多极化世界现实中寻找解决问题的答案。
为一个即将定型的多极世界探索适当的稳定机制和行为规范，正在成为我们时代国际关系面临的一个紧迫问题。[3]质疑者——或多或少是习惯霸权理论思维的学者——认为既然单极更稳定多极更不稳定，为什么我们还要推动多极化发展，难道多极化世界的风险不是更大吗？权力论者——尤其是抱有周期性霸权战争思维的学者——认为霸权国家的衰落和新兴国家的崛起难免会产生围绕国际体系系统性权力争夺的霸权战争，有意思的是，当前关于这个话题的讨论几乎一边倒地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新兴国家“不守规则地”对美国霸权的挑战上，很少有人去追究霸权国家在衰落过程中许多不负责任的行为实际上正在加剧着国际政治风险。今天国际政治的现实是，新兴国家为国际体系带来的和平发展机会，要远远大于守成国家特别是霸权国家在衰落进程中反应失调的行为对国际和平的威胁。如果不正视这个客观事实，被误导性地只强调新兴国家的义务而不去批判性地反思霸权国家的不当行为对国际秩序的危害，新兴国家就可能失去自己在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建设上的道德资源和行动方向。
中外国际关系学者在探索稳定的多极世界规则和规范问题上其实正站在同一思想起跑线上。在这场思想的竞跑中，领跑者关键在于能否跳出传统思维和理论的束缚。这并不是完全否定传统特别是来自西方国际政治经验的理论，但过去西方国际政治经验基础上积累起来的理论确实累积起较大的泡沫，人们需要跳出西方理论的格局限制，从更大的世界格局下思考国际关系的前途和命运。金应忠在《避免全球分裂对抗是当代大国的历史使命》[4]一文中，对一些理论思维将国际关系强化成分裂对抗的局面表示出忧虑，指出避免这一结局的出现是我们时代负责任大国和热爱和平的知识分子的历史担当所在。中国新领导集体在外交上提出构建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正是对世界在走向多极化发展过程中避免出现传统对抗性的大国关系的回应。本文首先在批判性反思西方特色特别是英美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基础上，对我们时代国际关系出现的共生现象给予更多的关注，在汲取中国参与国际体系正面经验以及探究国际关系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探讨在一个日趋生成的多极世界中，共生命题对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新型国际关系、国际体系转型以及全球治理改进的意义。
二、西方国际关系的历史怪圈：结盟对抗与霸权战争
回顾18世纪以来的西方国际关系史，我们会发现大国关系往往都摆脱不了这样两个命运。第一，三支及三支以上力量构成的多极国际体系，最后都会宿命式地回到两极结盟对决的状态。第二，在霸权支配的国际体系中，守成的霸权国家与新兴争霸国家之间，最后都陷入围绕霸权争夺而发生的霸权战争之中。这是西方国际关系史的历史宿命，也使得整部西方国际关系史，跳不出这个历史怪圈，几乎就是一部结盟对决与霸权战争的历史。这种周而复始的现象既给西方内部的国家及其人民留下痛苦的回忆，且由于西方国家之间的竞争从西方世界向非西方世界的扩张，连带地也给非西方世界国家及其人民造成深重的灾难。
建立在这一地方性国际政治经验基础上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有其鲜明的文明特色和实践特色，这也是为什么西方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在全球化时代日益出现局限性的原因所在。战争与和平是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的主题，对于西方世界国际关系学界来说，也概莫能外。客观地讲，西方政治实践并非不珍惜和平，西方的政治理论也并非不探究和平，但其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思考的历史资源，过多地来源于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以及西方近代以来频繁的内部战争的经验，因此反而成为其走出历史怪圈的包袱。比较来说，在分裂的西方所形成的国际政治思想与大一统的中国所形成的政治思想之间，两者对和平的方式和方法均迥然有别。前者面对的是无数势均力敌的政治单位，彼此之间的分化、组合、对抗是国家生存面临的常态，“灭国如摘瓜”（雷海宗描述中国春秋战国政治语）被视为自然，没有战争就是最大的和平；但在后者的地区政治范围内，只有中外关系没有国际关系，由于几乎始终存在一个规模庞大、赓续不绝、自成一体的文明国家，体系内不成比例的力量对比状态使得这一地区最强大的国家能够在更仁义的高度致力于实现共生基础上的和平。力量制衡下的寄生逻辑与大一统政治下的共生逻辑，成为西欧国际政治思想与东亚国际政治思想出现分流的重要起点，也是我们认识东西方两种国际关系体系的重要切入点。此点我们后文再作论述。
建立在地方政治经验上的西方尤其是英美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有两派一直长盛不衰，在我们超越西方思维认识未来世界的时候，对此两派若不能作必要的学术清理，必定成为我们理论构建和升级的负担。这两派理论一是均势学说，二是民主和平论学说。第一派理论要处理的是国家间力量消长的管理问题，在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圈内流行的权力转移理论、现实主义理论、离岸平衡学说、霸权稳定论、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等等，大致都可以视为均势学说的派生，万变不离其宗。近代以来的欧洲大陆国际关系深受均势逻辑的支配，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绝对地支配欧洲，也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绝对地超然于欧洲政治之外，在迅速变化的力量格局中，任何大国都没有独立的回旋余地，也就是要么合纵，要么连横，倘若不以联盟的方式弥补自身力量的不足，在生死攸关的结构体系中则随时面临被瓜分或吞并的危险，结盟对决因而成为解决国际政治僵局的最终选项。欧洲历史上几大多极体系，最终都回归到两极对抗的状态，历史学家在解析欧洲历史上几次大的力量交替时，大多在周期性霸权战争的叙事结构下展开。对于欧洲这段国际关系，熟悉中国春秋战国历史的学者很容易去理解，所谓春秋无义战，但对熟悉大一统政治历史的学者来说，多少会觉得欧洲国际关系较之中国的国际关系，差异如此之大。二战后的欧洲正在试图以大一统取代均势，但其能否走出其魔咒，仍然要拭目以待。
第二派理论更多是一种国内政治理论，但其有推广到世界各地的政治野心，它先验地将世界划分为正义与邪恶、正统与异端、民主与专制、文明与野蛮，并认为前者对后者承担着天定的救赎和解放使命，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商业和平论、殖民主义、价值同盟、民主同盟等理论，大致可以视为民主学说在国际关系中的变体。在当代，第二派理论的兴起更多地与美国成为全球帝国有很大的关系，它构成了美国霸权的意识形态内核。这种刻板的二元对立思维从观念上引导、助长甚至强化两极对抗的可能，世界历史最终被刻画为正义与邪恶、正统与异端、民主与专制、文明与野蛮之间的对决。只要回顾一下美苏冷战时期美国对苏联所使用的外交词语，哪怕是浏览一下好莱坞冷战题材的电影，或者了解一下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就不难理解这种多少带有神学色彩的意识结构，在当代世界所存在的广泛影响。二元对立思维是多元文明的敌人。在东方尤其是中国的政治思维中，既存在对立统一的可能性，同时也存在对称统一的可能性；真假、正反、善恶是一种相互转化共生共存的关系，并不存在对立终决的唯一可能。此点恰恰是我们后文从另一个角度思考国际关系走向另一种可能世界的认识论基础。
上述的历史的怪圈以及建立在该历史经验上的理论，如同一道阴影，挥之不去地罩在深受其影响的当代学者特别是西方学者和战略家的头脑中，并使他们每在国际关系产生变革和转折的时刻，油然而生对国际关系特别是大国关系的未来走向产生无限的历史联想。在上述思维和理论框架中，当代国际关系正在显示与历史惊人的类似之处，这些类似之处至少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一个日趋明朗的多极化的世界正在产生分裂，出现许多不明朗、不确定的迹象，力量的分化组合似乎在向霸权国家竭力巩固自己的联盟而新兴国家努力组建自己的联盟方向发展，其结果很可能回到历史上结盟对抗的两极状态；第二，霸权的衰退趋势与新兴国家的崛起趋势似乎都势不可挡，两者之间的进退拉锯很可能发展到争霸战争的历史宿命中。
近年来一些学说和思潮，诸如大国政治的悲剧、新冷战、新两极体系、民主和平论、权力转移论等学说，正在强化着这种历史怪圈思维；其一旦居于支配地位，自然会将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引向对抗的两极状态，将国际关系引向冲突的老路。美国军事重返亚太的举措，为太平洋蒙上了不太平的阴影；西太平洋边的国家所享受到的由中国和平发展带来的三十年红利，正有被美国军事重返亚太而吞噬的危险。那么，在一个多极形态日趋明朗的世界中，难道国际关系的历史走向只有西方国际关系历史所揭示的一种可能吗？如果存在另一种发展可能，那么其发展形态和可能性在哪里？怎么避免多极世界演变或者力量转移过程中的风险？一个多极世界赖以稳定的规范和规则是什么？中国的外交道路在这一关键的转折关口，又能够或者已经扮演着什么角色？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存在各种可能和答案，我们不妨跳出固有理论的局限，从共生命题出发对此作一尝试性回答。
三、共生型国际体系的可能
从对抗还是共生看当前这个世界，其实反映的是两种不同的世界观和矛盾观。毛泽东在《矛盾论》一文中，阐述了矛盾运行和发展的规律。[5]矛盾观揭示的原理和规律是：世界是处于矛盾之中的，是在矛盾的不断运动和解决过程中向前发展的；矛盾对立中的双方既可能在对立中统一，也可能在对称中形成统一；矛盾双方力量对比的状态是可以相互转化的；矛盾具有可调合性，也具有对抗性。矛盾论包含着丰富的中式辩证法思维，矛盾并非只存在线形和一元思维下“一解”的可能，而是存在“多解”的可能；而且，矛盾双方有时并非你死我活的零和状态，也有可能是相互依存的共存状态，“真”、“假”和“正”、“反”并非就是水火不容的关系，“真”不一定是在消灭“假”的基础上而存在，也可能是在容忍一定的“假”的前提下而更能得到有力的印证。矛盾论和辩证法的认识论思维对我们观察国际关系特别是考察共生型国际体系具有特别的意义。秦亚青在其新著《关系与过程》一书中，对西方特色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一元论和二分法思维进行了反思，提出了一条超越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可能途径。[6]在糅合中西辩证法基础上，他指出中国式辩证法不认为正题和反题相互矛盾，而认为正题和反题实际上是个共题；合题总是正反两题的相互结合与相互包容，抑或共题间交融，也即和谐化过程，而不是一方消解或消灭另一方，这就是“共存逻辑”。[7]秦亚青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关系本位”的概念，延伸开来，实际上揭示了与本文有关的矛盾关系基础上的治理与矛盾对立基础上的治理之差异问题。
“共存的逻辑”与近年来国际关系学术界对“共生的逻辑”的探讨存在很大的契合之处[8]，从这个角度出发能够为我们思考国际关系演变提供另一条路径。近年来，一些中国学者开始从共生角度思考共生性国际体系的可能问题。共生的文化资源与传统中国的“天下为公”精神存在极大的关联。阅读近代西人的政治经济哲学著作，其主流精神最为彰显的一点就是“天下为私”，“私”的精神充分体现并贯彻在其国内政治经济制度设计以及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主张中；反观中国文明，其进程更为重视“公”在社会秩序中的意义[9]。作为政治哲学一对核心主题，中西方在“公”与“私”这一本质问题上认识的分流进一步影响到各自对个人和集体、人和自然、财产、知识产权、公正、法律、社会、企业、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国家、国际体系、世界秩序看法的不同。中国的政治哲学骨架主要由“公”“共”“义”“让”“和”等字组合成的词语概念组成，西人的政治哲学枢纽则多围绕“私”“分”“利”“争”“霸”来展开，从而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公道”和“私道”逻辑。对“公”“私”这种二分法不是绝对的，完全是从主次角度出发的。实际上，西人近代以来在享受私力量的解放和扩张带来的社会进步以外，也逐步开始对其危害性进行反思，从傅立叶等的空想社会主义到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史，就体现了一条“公”的线索；而且，在欧洲大陆文明和盎格鲁-撒克逊文明之间，前者社会“公”的资源比后者要更为丰富，这也是社会主义思想在欧洲比在美国更有市场、大多发源于欧洲大陆而非美洲大陆的缘故之一，这也使我们在观察欧美的时候必须对其进行区别看待，不能一视同仁；值得注意的是，像里夫金在《欧洲梦》中阐述的，美国社会在其新近发展中，也出现了越来越多“公”的成分。[10]同样，“私”的思想在中国政治史中也一直不绝如缕，像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顾炎武，就提出“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此所以为王政也”的观点[11]，然而在中国主流的政治哲学和治国理政思想中，虽不彻底否定“私”，但“公”的理念一直是主导性和支配性的，丰厚的“公”的政治文化资源也是中国顺理成章地接受并内化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基础。
“公”“私”这对矛盾或者正反题，其消长对比的趋势对我们思考国际体系演变有很大的启发价值。在东亚国际体系历史中更能发现一个共生体系的样本，任晓考察了东亚国际体系的原理，认为传统东亚秩序是一个共生体系，地区内各国无论大小、强弱，均能在这一体系中找到自己适当的位置，相互间形成了一系列处理彼此关系的原则、规范和行为准则。[12]这种观点打破了长期支配学术界的费正清朝贡体系说。但若深作追究，东方国际体系与西方国家体系运行原理的差异，除了“公”“私”以外，实又与大一统和均势的背景有关，在东亚历史的大部分时间，大一统是绝对的政治意志[13]，超大规模政治力量或者一个中央王国的存在，抑制了“霸”的政治文化，张扬的是“以大事小讲仁”的公道观和“大小共生”治理观，更有助于形成大小和谐共生的秩序，并且孕育了丰富的国际关系“德”的资源。反观近代欧洲，宗教大一统的秩序崩溃以后，国家林立的现实使得均势逻辑大行其道，工业文明的扩张又导致体系内的均势扩大到西方世界之外，产生的殖民主义、掠夺主义危害至今仍然残续未绝。战后美国的霸权体系在国际上构造了一个寄生而非共生的体系，中心和外围、剥夺和依附的寄生体系本质其实至今并没有本质改变。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对此作过深刻的剖析。
本文并不是刻意要将两种体系对立起来。当代世界是一个混合体，既存在着一个寄生的国际体系，同时也存在向共生国际体系发展的机会和可能。这一对正反对立命题始终存在于国际体系的运动和变化中，值得重视的是，关键在于从矛盾的相互转化出发，在共生体系与寄生体系的对立运动中，共生体系作为体系转型的进步力量，是否正在成为一股推动国际体系升级转型的势力？判断好这对矛盾的对比和运动规律，对我们引导和构建多极时代的新型大国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笔者觉得，当前物质力量的变化和观念领域的一些共识，正在积聚着对共生型国际体系生成有利的因素。
就物质力量领域而言，国际经济体系既存在明显的不公正的寄生现象，但同时也蕴含着越来越紧密的共生现象，经济相互依存的加深造成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经济局面，突出了经济共生的意义。以往大国关系的经济基础更多地表现为“你中无我，我中无你”“有你无我，有我无你”的状态，资本主义列强对经济势力范围争夺是“有你无我，有我无你”的排他性和独占式的，在美苏两极体系下，美苏各自构建了一个经济上相互独立的“你中无我，我中无你”经济体系，而当代大国关系的经济基础随着生产的国际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出现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谁也离不开谁的局面，宗教信仰不同、政治制度有别、发展道路各异、意识形态不一的国家之间史无前例地在经济上出现紧密的互动关系，尽管鉴于不平等国际经济秩序的存在，大国之间的经济关系仍然存在不少寄生的痕迹，但同时应该看到，大国之间经济相互依存如此之深，经济相互补充性如此之强，经济相互脱钩的成本如此之大，以致没有一个大国能够从外部世界孤立开来。大国之间的经济共生状态通过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举行的七次首脑峰会合作应对危机得到最有力的印证（截至2013年8月）；从全球经济力量对比来看，发展中国家经济总量首次与发达国家平分秋色；另外，国际生产中心从发达国家向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转移，正在改变着传统发展经济学的观点，也即以美欧为代表的中心和以发展中国家为代表的外围关系可能逐步产生置换。因此，尽管金融资本主义仍然竭力维持寄生体系，但国际经济关系中共生性力量的成长却日趋强劲。
物质领域的变化会逐步影响到人们的观念领域。二战结束以来，除了经济领域的变化导致共生意识的兴起以外，另外两个影响较大的因素是核武器的出现和生态环境保护运动。核武器的出现直接改变着人们对安全的认识，美苏之间的核对抗固然表明传统安全思维仍然有很大的影响，但核武器的毁灭性效果，促使各国人民对核武器以及一切可能的终极毁灭武器的反思一直没有停止，它第一次使世界各地的人民产生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如果说核武器给人类带来的只是自身毁灭的恐惧的话，工业文明带来的环境破坏，直接促使人类意识到人与自然作为一个整体系统而维持共生的价值。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资本主义文明对当前文明多样性的破坏，总有一天——实际上当下已经出现了抵抗——也会使人类形成更为强大的多样文明共生的意识。可以说，资本主义在给人类带来巨大物质进步的同时，由于其内在的巨大毁灭性而使人类积聚的共生意识，也正在不断制造着反对和否定资本主义的因素。
正因为如此，从共生角度思考全球治理改善、国际体系变革、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甚至新型国际关系的建设，具有越来越大的迫切性和必要性。这并非说矛盾中的双方不会出现最终以对抗来解决矛盾的可能性，但共生关系的发展使得对抗作为一种选择的可行性在减小；也不是说正面力量放弃对反面力量的警惕，夸大共生力量而忽视对对立力量的防御。但当前国际体系变革和多极力量的发展，确实出现较大的共生力量和意识，以抑制多极力量向历史上两极对抗体系的悲剧性方向演变。这也正是共生型国际体系的机会和可能。下文我们继续从共生所包含的价值体系和原理，思考多极世界规范和新型大国关系构建问题。
四、费孝通规则与多样文明共生观
一个共生的国际体系，需要人类逐步改造受到新旧殖民主义影响的文明观和世界观。一个多极世界，并不仅仅就是物质力量的多中心，同时也有文明的多样性含义，只有将两者综合起来，才能丰富多极世界的概念，赋予多极化以文明而不仅仅是力量的含义。从文明的角度出发，会发现这个世界一直是个“多”的世界，没有一种文明能够凌驾在其他文明之上，没有一种原生文明不是在与外部世界的互动中成长扩大的，没有一种文明可以自大到以自己的价值体系取代其他文明的价值体系的。在多样文明的世界中，各个文明在面对其他文明的时候，都应由谦虚和敬畏之心，这是文明和谐共处的大道。
多样文明共生的规则，首先需要处理好“一”与“多”的关系。“一”不是以某种文明的价值体系来统领、覆盖和替代其他文明，而是文明互动应当共同遵循的交往规则。“多”指的是人类各大文明的核心价值体系。资本主义的文明交往规则是多样文明共生的最大敌人，它在过去通过公开的文化帝国主义和文化殖民主义表现出来，在今天改头换面地以普世价值思潮、新干涉主义、民主输出学说、霸权意识形态等得以再现，其实质是以自己的价值体系来改造它者，消灭文明的丰富性和多样性。自资本主义诞生的四百多年来，我们既看到各种非西方文明被消灭和被征服的历史，但同样不可不视的，是各种非西方文明为保有自己文明核心价值以及在多样性文明格局中争取一席之地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抵抗。每一种文明在其内部基于传承和整合的需要，都要建构出一套价值体系，但是当这套价值体系越出文明的边界，对其他文明缺乏谦虚和敬畏之心，将其它文明的价值体系视为自己的对立面，甚至强求别人皈依于自己的文明的时候，必然带来极大的反弹和抵制。伴随着全世界识字率的提高以及文化自觉运动，这种反抗可能以更激烈的方式表现出来。
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使多元文明的互动规则变得更加迫切起来，这个问题不再只表现于文明与文明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随着人口的跨国迁移，已经逐步内化到各个单一文明内部或者国内内部。（一个穆斯林化的欧洲或者拉丁美洲化的美国这样的议题，已经摆在欧洲许多国家和美国面前。）文明的冲突并非是文明互动的全部事实，冲突的根源很大程度上与个别文明总要取代和压制其他文明有关。人类文明要在保持多样性基础上向更高阶段发展，亟需摒弃霸权国家宣扬的普世文明观，或者以一种文明的核心价值改造其他文明的二元对立思维。要从文明对立的思维中走出来，确立文明良性互动的规则，费孝通先生倡导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下文称之为文明互动的费孝通规则——就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其本质是鼓励不同文明在相互借鉴中取长补短、在相互尊重中共同发展。费孝通规则内含的多样文明共生观，在人们对霸权国家推广的普世文明观现状的担忧下，愈来愈得到更多的共鸣。像欧洲的哈贝马斯和美国的杜维明，多年来就一直是多样文明对话的推动者。多样文明共生观在文化中国拥有更大的认同基础，自亨廷顿文明冲突论提出二十年以来，其在中国学术界激起最大的回响不是附和，而是怀疑和担忧，极少有人将其认可为人类文明的出路之一，这本身就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生态。
只有费孝通规则被逐步确立文明对话的前提，才可能更深入地探讨人类文明迈向更高阶段所应认同的规范和标准，否则，像英国学派有关“新文明标准”的讨论，更可能只是以新的概念在文明—野蛮、新殖民主义、普世价值主义、文化帝国主义的旧体系下转圈。[14]“国际社会”“保护的责任”“民主标准”“人权标准”“治理标准”“人道主义标准”等一系列所谓新文明标准，无不只是特定文明下的政治标准，以这些标准来划分世界，只会使我们对世界的认识转换到一种新的文明—野蛮叙事框架下而已，以此认识新型大国关系或者新型国际关系，极容易将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关系置于落后文明与先进文明之间的对抗性认识之中，因为在其叙事结构下，新兴大国成了按照守成大国确立的新文明标准被规训的对象。张小明在分析“新文明标准”话题时，就不乏警示地指出：“根据‘新文明标准’，正在崛起中的中国属于国际社会中‘不够文明’的国家，很容易被视为西方在国际社会中所面对的一个挑战，甚至是某种威胁。”[15]
由此，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和新型国际关系，人类亟待一场新的文化启蒙，这场启蒙的核心，在于从个别国家中心论的历史分析中、从文明冲突的话语体系中以及从文明—野蛮对立的叙事结构中解放出来，转向一个更加平等、相互尊重、相互欣赏、相互学习、共同发展、互利共生的文明对话平台上。人们在黩武主义、新干涉主义、文化殖民主义、普世主义、文化帝国主义为国际关系所确立的规范的混乱实践中愈感到失望，就愈加能够坚定在前者规范业已显现的退化趋势中，坚定在对话和共生中将人类文明推向更高阶段的信念和希望。[16]这场启蒙运动不只塑造大国关系的形态，也将对近代以来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产生极大的改造，能够在这场启蒙运动中扮演引领作用的国家，也会成为新国际知识格局中的生产中心。
五、以包容式改进化解国际体系转型期风险
避免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在权力转移过程中可能发生的霸权战争，需要在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求得包容式改进的共识；在国际体系改革过程中，包容式改进比另起炉灶的零和式改进更有助于国际体系在有序地轨道上进行，它有助于国际体系度过权力转移的风险期。
与非此即彼、你得我失的零和式改进不同的是，笔者曾将包容式改进概括为以下一系列原则：第一，“做加法不做减法”的增量原则，也即在不触动国际体系中守成集团既得利益前提下，各方共同合作，努力开辟新的利益增长点。第二，在自身根本利益和总体利益不受损的前提下，大国对弱国通过援助和放松市场准入等方式的让利原则。第三，不以损害别人的利益尤其是弱小方的利益为前提谋求自己利益的扩大。第四，在对方不具备条件时，尽量帮助对方创造条件，制造同台合作共赢的机会，此为没有条件创造条件的创利原则。第五，国际体系的任何改革，不应以优势集团的利益最大化为指导原则，但却必须尽力保证弱势国家最大得益或损失最小化为底线；国际体系改革的任何步骤，要充分让弱势国家分享收益。此为公平、比例和均衡原则。第六，在遵守大部分国家接受的通用规则中修改并完善规则，而不能像过去有些崛起中大国或者守成大国，善于在破坏规则中制定规则。第七，尊重多样性，照顾彼此关切，对各方选择的制度和道路不相互否定原则。[17]
当前大国关系和全球治理领域既出现许多包容式改进的积极因素，也活跃着不少零和式改进的消极力量。国际社会以及学术界需要重视中国在国际体系改革中的包容性政策与实践，使其上升为一种互利共生的国际规范得以在国际社会扩散和实践。就东亚国际关系来讲，中国的和平发展在东亚产生了极大的增量效应，仅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贸易额就从2002年的500亿美元增加到2012年的4000多亿美元，这种贸易创造速度和效应在战后国际经济关系中是极为罕见的，类似的贸易增量效应还体现在中日韩、中非关系、中拉关系中。从这个角度解读美国重返亚太，固然有其主动选择的成分，反过来说，也可以将其解读为在中国制造的增量平台下，引领着代表着守成集团的美国更为重视亚太，在中国制造的增量平台下参与新的竞争与合作。因此，美国如果接受和平发展的包容思维重返亚太，则亚太国家幸，而美国如果抱着结盟对抗的零和思维重返亚太，则亚太国家悲！增量的包容式改进还体现在国际制度建设领域，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守成制度的改革举步维艰的状况下，中国与新兴国家一起推进国际制度的增量建设，促使20国集团、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等成为全球或地区治理的新平台，这些新的平台正在倒逼守成国际制度作自我变革。在对待国际规则的态度上，从中国参与国际制度的三十多年表现来看，中国对接受了的国际规则具有强有力的承诺，中国并不对抗现有国际体系中的通用规则，而是努力通过不断的学习适应这些规则，在适应规则中改善规则。历史上一些崛起中的大国力图在破坏规则中制定新规则，守成大国在规则对自己不利的情况下另立新规则，从而导致国际体系权力结构的剧烈震荡。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国是战后大国中率先不以意识形态划线、开展全方位外交的国家。不以意识形态划线并不意味着不坚守自己的意识形态，更不意味着面对外部意识形态进攻的时候消极退让、面对核心价值体系受到威胁时无所作为。外交中不以意识形态划线是一种超越意识形态零和思维、在坚持自己核心价值前提下的包容思维。在外交中，中国倡导各种发展道路不相互否定，而应相互尊重相互学习相互借鉴，不以外部世界的成就否定中国道路，妄自菲薄，也不以中国道路取得的发展成就否定外部世界他国的发展道路，妄自尊大。
包容式改进和零和式改进体现的是两种不同的思维，前者着重于在共生中思忖得失，后者强调在对抗中考虑得失。在当前国际体系极为敏感且累积矛盾多发的转型时期，国际社会以及更多国家如能在包容性改进上形成共识，对化解矛盾并推动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向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是有积极意义的。
六、作为共生的结伴体系与作为对抗的结盟体系
一个更具共生特点的国际体系，开始逐渐出现在国际安全领域。当代国际安全领域出现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新兴大国追求结伴和守成大国巩固结盟的并行现象。包括中国在内的主要新兴大国在对外关系上没有将结盟而是将结伴作为外交开拓的重点，以中国为例，自1993年中国与巴西建立首对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以来，中国目前已与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组织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未来十年，中国极有可能将合作伙伴关系国家延伸覆盖到全世界三分之一以上的国家。相对照的，倒是美国这样的守成大国在近年来开始强化结盟思维，美国重返亚太以来，政策上就反复暗示和宣示其亚太盟友在其整体重返战略中的地位。
结伴相向而行的力量与结盟分裂对抗的力量正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变革中两种截然不同的力量，这种现象在西方历史上的权力转移过程中是不曾有过的。如前文所述，结盟对抗是过去西方国际关系最重要的政治经验，也是传统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最核心的概念。在西方内部的国际关系中，相互结盟对决是解决矛盾的终极手段，这种对抗思维后来还延伸到冷战时期针对苏联和中国的包围上，且在当前力量转移的敏感时期有所抬头。那么，两种力量的演变对新型大国关系建设和国际体系改革意味着什么呢？
新兴大国结伴不结盟的现象，反映了当前国际安全的一个新潮流。基于和平发展的结伴思想与基于军事对抗的结盟思想体现的是两种不同的安全观，前者认为大国之间的军事对抗尽管存在可能性，但是其危害与结果对自身及其他国家都是不可承受的，大国之间在经济以及多个领域和议题上的相互依存虽然没有完全消灭，但是却极大地降低了军事对抗的必要，因而，互信的逻辑应该高于互疑的逻辑，只要大国之间始终坚持用谈判和非军事的手段处理彼此间的矛盾以及在第三地带的摩擦，共生的要素就会压过你死我活的要素；后者认为力量转移带来的两极对抗不可避免，新兴大国对守成大国带来的不只是物质力量的挑战，也是价值和意识形态的挑战，而在物质得失和意识形态安全方面，是不存在任何调和的余地的。因而互疑的逻辑——如果没有互疑就建构起并制造出互疑——总是支配性的。
当前国际安全体系中的结伴体系与结盟体系并非完全对立的，两者很大程度上呈现出混合和叠加的状态。说新兴大国践行结伴体系，并不意味着在新兴大国内部就不存在有关结盟选项的讨论[18]，但新兴大国将结伴作为主导型的政策选择，却是不争的事实。同样，我们也发现，在美国为首的守成集团内部，也存在合作主义的和平发展的思潮，况且，在美欧之间以及美国与其非盟国之间，以及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也出现较为明显的结伴行为。国际关系在发展过程中总是充满着各种矛盾，而矛盾经常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在共生的思维中，世界的结局不是像好莱坞电影一直宣扬的那样，最终以善恶力量的大对决表现出来；恶的力量彻底铲除了，善可能也不复存在。共生思维给出的答案是，善恶其实是相生的，只要善和正义的力量能够占上风，容忍恶与邪较小的生存空间未必是件坏事。
因此，问题关键在于结伴体系与结盟体系之间力量对比的消长，这既取决于结伴力量自身的发展，也取决于结盟力量内部的分化。对新兴大国来说，如果掉进结盟思维思考新型大国关系的建构，这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方式，反而容易被结盟逻辑所诱导，将国际关系推回到旧国际政治的对抗循环中。当然，这并不是说新兴大国完全放弃军事力量作为维护国家重大利益的必要手段。从“以高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来讲，超越结盟之道，致力于经营结伴体系，而不是与守成大国纠缠在盟友数量得失上，在道义和实践上更能够占据引领地位，从而将大国关系推向一个更高的体系平台。
实际上，以中美关系为例，和平发展的结伴实践已经开始对美国的联盟体系产生微妙的塑造作用，美国的盟友在中国的结伴体系和美国主导的结盟体系之间开始出现尴尬的两难选择。在亚太，已经出现了中国的结伴体系与美国的结盟体系在竞争中比较的问题。近年来流行的亚太国家安全上靠美国、经济上靠中国的现象，学术界和媒体对此主要是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叙事的：第一，中国经济上的崛起正在对东亚其他国家形成威胁，但美国仍然是亚太特别是东亚许多国家安全的保护者，中国靠不住，但美国靠得住；第二，中国要将经济优势转化为安全优势，需要放弃不结盟政策，经营自己的联盟体系，以联盟反制美国的联盟。上述叙事思维受结盟对抗思维影响很深，并非一点道理都没有，若按照这个逻辑来讲故事，很可能导致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也即亚太会出现中美对抗的两极体系。但如果换个视角看这种现象，故事的叙事也许告诉我们的是另外一个场景：第一，与其说中国面对经济安全二元结构的难题，应该学美国那样在亚太建立自己的联盟体系，倒不如说中国的结伴体系对美国的结盟体系形成渗透、分化或吸纳作用；第二，亚太国家在结伴和结盟之间的尴尬，不是美国在安全上靠得住的证据，恰恰是一些国家开始对结盟安全的怀疑；第三，问题不是中国通过选择结盟的方式来背道制衡美国的联盟体系，问题是美国如果选择结伴共生的和平发展方式与中国在亚太相向而行，如此太平洋上空则不再是阴云密布，而应是豁然开朗。从这个角度看，现在是美国改变自己、适应世界的时候了。
七、通过行政合作架设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的桥梁
国际体系的改革、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全球治理的改进，这些看上去属于国际关系层面的行动，其实离不开国内政治的保障和支持。从这个角度讲，所有的国际关系都是国内政治，是不无道理的。另一方面，今天的国际关系比以往国际关系面临更多需要各国合作才能解决的公共问题，越来越多的事例表明，它们需要各国超越国内政治的限制，从地区和全球角度思考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法。因此，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所有的国内政治又可以说是国际政治，一国的政治系统又与国际政治系统紧密相关。
但是，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的内在冲突性，妨碍着各国合作处理彼此间的共同问题。以现在流行的西式民主制度为例，其主要是为了满足国内治理需要而建立的，它在制度设计和运行上存在许多与和平共处和全球治理相冲突的地方，其中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其在制度上开了一个缺口，助长甚至纵容将国内问题的解决成本排放或者转移到国外，由他国及其人民或者后人承担。假设在一个基于选举产生的代议政府下，执政团体的阶层和选区基础一般来说总是国内利益或者集团利益本位的，民众对事关自身的像税收、教育、医疗、社会保险、社区安全之类的议题，要远远重于对外交的关注，能够调动民众对外交热情的，大多是民族主义话题；在公共政策过程领域，压倒一切的本位利益考虑会促使公共政策（包括外交政策）制定者将政策的消极后果进行跨界转移和隔代转移，只要与自己无关或者与当下无关，人们一般对此总是默许的；围绕执政的周期性竞争，竞争性的政党制度又会加剧透支或者转移现象；而在一国发生将政策成本“合法地”向他国进行转移时，他国民众是无权进入转移国国内政治系统内，对事关自己的利益问题进行听证和质询的，对这类问题最终都会采取双边外交磋商来处理。
可见，这种制度设计会经常导致一种现象，也即国家利益和集团利益会否定国家之间的共同利益或者国际社会的公共利益，也就是说，它在平衡国内利益派别上会起作用，但是却不能很好地平衡国内派别本位利益与各国之间共同利益和国际社会的公共利益。人们现在批评全球治理失灵的时候，大多将注意力集中在国际制度缺陷上，但忽视了对这些国内制度缺陷的关注。要求这类国家立刻同步地对其国内制度进行改革，以减少将内部消极因素无所顾忌地向外转移，并不现实。
对于新兴国家而言，即便新兴大国国内存在对外转嫁压力的机制设计，新兴大国像历史上的大国那样对外扩张领土消化内部压力的大门已经被关上了。这也是新兴大国不能走也不可能走历史上大国老路的最大限制因素。在中国的现代化历程中，中国极少通过对外转嫁压力和危机的方式改善自己的内外环境，而是借助内部制度创新以及集聚内力的方式消化压力，从而避免了对他国以及国际体系的冲击。这很大程度上与中国制度内在的节制和自律属性有关。政治学家从制度层面给予此关注和探讨不多。中国制度具有独特的历史和实践特色，将其节制和自律的属性对外移植，更不可能，这不是中国这样的新型大国的追求目标。
为此，有必要将国际关系和国内政治结合起来，探讨在多极时代如何建设一个共生的国际体系。从近代欧洲到当代美国，有一批人希望通过世界政府这样的顶层设计方式来一劳永逸解决国家体制与国际关系之间的矛盾。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盟等，均是这一思想在实践领域的产物。以往的思维大多从支配和从属的角度认识这个问题，也就是说，只有当国内政治服从更大的国际体系的时候，和平与全球治理才能更持久，为此需要抛开主权国家，产生国际组织与主权国家之间的矛盾。这种思维很容易导致对主权的否定，实践中经常形成对主权的侵蚀从而遭到国家的抵制。对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来说，依赖组建国际组织向任何一个大国发号施令的模式不一是最好的选择。让我们换个角度看国内政治与国际体系互动这个问题，当前国际关系和大国关系领域缺的不是协议，也不是没有共识，而是共识和协议如何在国内政治中得到有效落实。二十国集团在处理金融监管以及国际体系改革上，就出现了许多协议不能落实的现象。为此，我们不妨从国家职能观的改进入手，这既可以避开国际组织与国家之间主权竞争的矛盾，也可以比脱离现实地要求各国国内政治制度改革，从而引起更多的国内抵抗要更为可行。
在传统的政治理论中，国家管理职能一般分为对内和对外两部分，国家对内承担着国家机器维护、经济发展、社会管理等事务，对外担负着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的责任。这个定义本身就是将内政和外交分开的，忽视了现代国家随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国家间关系的发展，它还必须要应对双边或者多边共同面对的像环保、公共卫生、检验检疫、跨国犯罪、标准统一、贸易便利化等功能性议题。经济以及与经济有关的社会议题已经跨越国界，而国家的管理职能主要还是内向的，两者显然会产生脱节或滞后现象。如今，国际相互依存的现实逼迫国家不得不更多地在双边和地区关系中处理那些先前仅被限定在国内的管理事项，国家开始被赋予更多的国际事务管理职能，政府的各个部门不同程度地都被推到国际关系领域，比较来说，外交和国防事务的重要性虽然没有下降，但是在整个涉外国务活动中的比重却在降低，因为大量的跨国功能性问题需要的是专业专门部门去直接面对。因此，行政管理不再只是国家内部的职能，而是延伸到了国家间关系领域，这确实是当代国内政治和国际关系发展出现的新现象。
跨国行政正好可以弥补国与国间共同问题所存在的行政管理缺位问题；政府之间日益增加的双边和多边行政合作，为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的合作架起了一座桥梁。这种途径重在通过政府管理人员携手合作的方式务实地解决问题，它避开了民主和平论抽象地纠缠的政府形式输出问题，该理论幻想各国内部政治只要按照西方提供的政治标准走，就可以实现良好的国内治理，并进而促进全球治理；它也可以借助联合行政方式，来对当事国始终存在的对外转嫁负面因素的冲动，形成相互的约束；更重要的是，跨国行政活动的增加会推动参与国建立更为开放的政府管理体系，未来的国际体系不见得像霸权稳定论所宣扬的那样要有一个霸权国家才可能更稳定，而是需要一个或多个能够提供更强的跨国行政资源和行政能力的核心国家，来对国际体系实施有效的管理。
中国在跨国行政方面走在世界的前列；比较来说，美欧在国际组织运行和管理上更有优势。至少从发展大国关系方面来看，中国开展大国外交的出访团队中早已不再局限于安全、军事、经济部门的管理人员，而是扩大到货币、财政、环境、能源、卫生、公安、农业、交通、司法、立法、人力资源、审计乃至地方等各个部门。在历次中俄、中美、中欧、中国与东盟的历次政府对话中，双边几乎所有的政府部门都会参与到对话和谈判中。[19]这并不是中国对地区国际组织不予重视，从中国国家规模以及既有的对外行政实践经验看，中国更有能力在后者方面推进各类双边和多边合作。笔者认为这种形式的合作正在成为我们观察和检验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的一个重要行政管理案例。
八、结语：升级版国际关系时代的理论和外交
本文尝试在超越西方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基础上，提出一些新的概念来思考和解释多极世界的和平问题。西方尤其是英美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在解释其自身历史时不乏有说服力的地方，但是若摆正位置，将西方视为世界历史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突然会发现这些理论多少存在不小的缺陷。物质存在决定意识，意识对实践又有很大的能动作用——可能是积极的作用，但也可能是消极阻碍的。建立在西方政治经验基础上的理论，是由一整套自洽的概念构成的。世界政治的观察家们，尤其是非西方世界的观察家们，一旦进入其国际关系和政治教育体系，接受并习惯于按照这套概念来研究和分析问题，许多预设的结论以及解决问题的方案已经从一开始就被注定了；人们思维的惰性以及对西方知识的过度依赖往往又制约着人们另辟蹊径地思考问题，从而陷入局限之中而不知觉。
这不是要否定西方理论的一切成果，本文主张从人类前途命运的全局高度，跳出西方理论看西方、看自己、看世界，不盲目在别人为我们设定的学术议程中来答题解题，由此才可能摆脱流行的西方特色理论对我们的束缚，从而多一份对国际关系未来走向的清醒判断，真正理性地看待我们时代面临的国际政治难题及其解决之道。这也是中国学者在回答“中国走向全球大国和强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准备”[20]这个命题时，所应抱有的学术之独立精神。
当前世界可谓处于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口，人类有可能退回到旧国际政治的无序混乱中，像秦亚青所言的有可能退回到弱肉强食的霍布斯丛林状态[21]，也有可能迈向新型大国关系和新型国际关系的有序共生发展道路上。本文对当前国际关系中所存在的这对矛盾力量进行了梳理，作为各种矛盾的混合体，世界始终处于共生与对抗、对话与伐异、包容与排他、结伴与结盟相互转化的选择进程中，本文并不认为前者已经成为国际关系进步的绝对主导力量，也不认为前者的存在一定要建立在彻底消灭后者的基础上，这不是中国人的世界观和矛盾观！本文揭示的是，世界存在向前者力量蓄积的趋势，像国际经济关系、文明对话共识、国际伙伴关系潮流等所展示的共生迹象那样，而后者仍将长期存在于国际关系的现实，如美国军事重返亚太以及一些西方国家在叙利亚问题上所表露的；世界各国杰出的政治家抓住矛盾双方力量对比的趋势和规律，赋予国际体系改革、全球治理改善、新型大国关系构建更多和谐共生的内涵而不是对抗冲突的内涵，就可能推动国际关系的升级换代，向新型国际关系有序发展轨道上演变。中国外交在当前以及未来较长时期面对的都将是这类叠加而又矛盾的复杂议题，在推动共生力量向前每走一步的同时，外部冲突零和的力量从来不会放弃从反面给予牵绊，因此，构建和平发展的共生国际体系的耐心和维护国家利益上的决心，仍然是中国探索新型大国关系和新型国际关系进程中的一对主题。
[1] 本文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笔者所写的“国际政治生态观察笔记”的一部分。本文核心观点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2013年8月21日举行的“国际体系转型与新型大国关系研讨会”会上发表。本文写作得到秦亚青教授主持的201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我国积极参与国际体系变革的进程研究”（10ZD＆055）的资助，特此致谢。
[2]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教授。
[3] 陈志敏最近撰文对多极世界的治理模式进行了梳理，他将多极世界治理模式分为大国协调、西方自由国际秩序和板块化治理三种。参见陈志敏：《多极世界的治理模式》，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8期。
[4] 金应忠：《避免全球性结盟分裂对抗是当代大国的历史使命》，载《国际展望》2014年第1期。
[5] 毛泽东：《矛盾论》，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9—340页。
[6] 近年来赋予国际关系理论以中国文化解释的另外一本影响很大的著作是赵汀阳的《天下体系》一书，参见赵汀阳：《天下体系》，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7] 秦亚青：《关系与过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建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96页。
[8] 有关国际关系共生论的探讨，见胡守钧：《国际共生论》，载《国际观察》2012年第4期；金应忠：《共生性国际社会与中国和平发展》，载《国际观察》2012年第4期；金应忠：《国际的共生论——和平发展时代的国际关系理论》，载《社会科学》2011年第10期；金应忠：《为何要研究“国际社会共生性”——兼议和平发展时代国际关系理论》，载《国际展望》2011年第5期。任晓最近撰文认为古代东亚国际体系实际上是一种“共生体系”，参见任晓：《论东亚“共生体系”原理》，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7期。
[9] 有学者从“天下为公”解读中国人的世界主义理念，参见陈玉聃、王欣：《天下为公的世界政治哲学：一种中国式的世界主义理念》，载《复旦国际关系评论2013》，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即出。
[10] 参见杰里米·里夫金：《欧洲梦》，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
[11] 参见顾炎武：《顾炎武全集》第18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42页。
[12] 任晓：《论东亚“共生体系”原理》，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7期，第4—22页。
[13] 葛剑雄在《统一与分裂》一书中，按照数字统计指出中国历史上分裂时间比统一时间长。参见葛剑雄：《统一与分裂》，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版。其实，这只是统计数字告诉我们的一面，数字有的时候会忽视现象背后的文化精神和历史观念，也即即便在分裂时期，向往统一的“大一统”，一直是中华民族最大的公共意志和动力。
[14] “新文明标准”是英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近年讨论的一个重要内容，国内对英国学派“新文明标准”最详细的探讨和反思，见张小明：《诠释中国与国际社会关系的一种分析框架》，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7期，第23—47页。
[15] 张小明：《诠释中国与国际社会关系的一种分析框架》，第46页。
[16] 近年来，国内有的学者提倡用中国的“新人文主义”破解文明对话困境以及作为新型大国关系的人文基础，参见叶小文：《用中国“新人文主义”占领世界话语体系高地》，《人民论坛》2012年4月下，第26—29页；叶小文：《促进新的文明复兴，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载《光明日报》2013年5月12日。
[17] 关于包容式改进的详细阐述，参见苏长和：《中国道路视野下的国际体系建设》，载《当代世界》2012年第12期，第48—49页。
[18] 近期中国国内关于是否结盟议题的讨论，参见凌胜利：《中国为什么不结盟？》，载《外交评论》2013年第3期，第20—33页。
[19] 中国政府在对外公报中经常用“交流治国理政经验”来概括这类跨国行政合作形式。
[20] 杨洁勉：《中国走向全球大国和强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准备》，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8期，第149—155页。
[21] 秦亚青：《全球治理失灵与秩序理念的重建》，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4期，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