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第一节
重新发现梅列日科夫斯基
德米特里·谢尔盖耶维奇·梅列日科夫斯基（Дмитрий Сергеевич Мережковский）（1866—1941）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白银时代象征派诗人、作家、宗教哲学家、文学批评家。1866年8月14日出生于彼得堡一个宫廷内侍之家。1884年中学毕业后，进入彼得堡大学文史系学习，开始迷恋实证主义哲学，后来接触了民粹主义思想。90年代初他否定了实证主义哲学，在世界观上开始倾向于宗教。在其宗教哲学思想和美学思想的形成过程中，尼采、符·谢·索洛维约夫、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思想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梅列日科夫斯基的文学创作活动始于19世纪80年代，以象征派诗人的身份登上俄国文坛。1888年出版的处女诗集《1883—1887诗集》，已粗具象征主义倾向。1892年出版的直接以《象征》为题的第二本诗集，被批评界视为“预感启示录”，并成为象征派的“纲领性诗歌”[1]。梅列日科夫斯基在这些诗篇中试图猜测文学发展中许多划时代事件的降临，他对灵与肉、对多神教与基督教信仰“两重世界”相互关系的深沉思考，影响了后来象征派诗人们的思维取向，并且成为后来象征派诗人们反思俄罗斯历史、建构俄罗斯文化的一个基本主题。他的论文《论当代俄国文学衰落的原因及其新兴流派》（1893）广为人知，被公认为俄国象征主义的宣言。
但此后，梅列日科夫斯基更多地转向宗教、哲学、历史小说等的创作。在国内和侨居国外的40多年时间里，他创作了大量的作品，包括诗歌、小说、剧本、评论、散文、书信、翻译等。作为小说家，梅列日科夫斯基创作有三个长篇小说三部曲：《基督与反基督》三部曲，包括《诸神之死——叛教者尤里安》（1896）、《诸神的复活——列奥纳多·达·芬奇》（1901）、《反基督——彼得大帝和皇太子》（1905）；第二个三部曲是《野兽的王国》三部曲，包括：《保罗一世》（1908）、《亚历山大一世》（1913）、《十二月十四日》（1918），第三个三部曲是历史文化三部曲，由《三的秘密：埃及与巴比伦》（1925）、《西方的秘密：大西洲与欧洲》和《不为人知的耶稣》组成；他的系列历史小说有《克里特岛上的图坦卡蒙》（1924）和《弥赛亚》（1928）等系列“圣徒行传”；作为剧作家，他写有悲剧《保罗一世》（1908）、《浪漫主义者》（1916）、《快乐将至》（1916）、《阿列克塞皇太子》（1920）；作为文艺批评家，他深入研究了亚·谢·普希金、尼·瓦·果戈理、列·尼·托尔斯泰、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尼·阿·涅克拉索夫、费·伊·丘特切夫等人的作品，经典之作有《永恒的旅伴》（1897）、《列·托尔斯泰与费·陀思妥耶夫斯基》（1901—1902）、《果戈理与魔鬼》（1906）、《尤·列·莱蒙托夫：超人类诗人》（1909）、《俄国革命的先知：纪念陀思妥耶夫斯基》（1906）、《未来的无赖》（1906）、《不是和平，而是利剑：基督教的未来批判》（1908）、《在寂静的旋涡里》（1908）、《重病的俄罗斯》（1910）等。
此外，梅列日科夫斯基更以宗教哲学家而著称于世。1901年在他和妻子济·尼·吉皮乌斯的倡议下，成立了“彼得堡宗教哲学协会”，他们企图把东正教与天主教结合起来，把东方的“神人”与西方的“人神”结合在一起，创造一种“新基督教”，这实际上是一种基督教人道主义哲学，这种思想与当时的俄国官方教会的利益背道而驰，因此，协会被当时的官办教会查封。但是梅列日科夫斯基夫妇一生都没有放弃他们对宗教哲学的探索，并且这种探索与文学创作紧密结合在一起。“新基督教”思想对当时文艺美学思想的建树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正是在宗教哲学的领衔之下，带动了白银时代文化领域的全面复苏和全面更新，为濒临灭亡的俄罗斯文化带来了转机和生气。所以，评论家们都公认梅列日科夫斯基“在唤醒文学和文化的宗教兴趣和掀起宗教风浪的过程中起了主要作用”[2]。
梅列日科夫斯基作为俄国白银时代象征主义文学的奠基者，其创作涉及的范围之广、程度之深，对俄罗斯白银时代文化影响之大，都值得我们去关注，去分析，去研究。“梅列日科夫斯基是从未来降临到我们身边的一个谜”，“他是从未来之国来到20世纪俄罗斯的一个外国人”[3]，“关于梅列日科夫斯基的意义问题对于今天和未来来说仍然是悬而未决的”[4]，需要人们不断去“解”开它，就像他自己曾说过的“走近来，弄明白”[5]。
他的同时代人就试图解这个“谜”。诚如女诗人维·伊·鲁季奇所言：“在当时，从安·巴·契诃夫到维·弗·赫列勃尼科夫，未必有哪怕是一个大文化活动家不认为自己有责任对梅列日科夫斯基发表意见”[6]。他的思想和作品曾引起同时代人的强烈反响：在革命前的俄罗斯出版的每一部作品——不论是短诗还是长诗、短篇还是长篇、批评还是政论、戏剧还是翻译，都成为批评界的评论对象和文学论战的理由。但此后的60多年，由于用政治学和社会学标准对待美学问题的倾向，注定将梅列日科夫斯基从随后的几十年俄罗斯文学史中驱逐出去。这位一度最流行的小说家，曾和伊·阿·布宁一起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的著名作家，在俄国文学史上的艺术成就被人为地抹煞了。
但历史告诫我们，不承认和忘却什么也证明不了。梅列日科夫斯基在经历了流亡的痛苦和客死他乡的结局后，他的祖国俄罗斯，终于承认了他的文学创作价值，确立了他在俄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因为梅列日科夫斯基在自己的时代所写的许多可怕的、似乎是幻想性的预言，诸如“未来的无赖”都变成了悲伤的现实。因此，在20世纪80—90年代末俄罗斯自我意识发生根本性转变的时期，人们开始重新评价梅列日科夫斯基对当代文化的贡献，其结果就是再版作家的作品，“梅列日科夫斯基现象”也成为国内外研究的热点。1986年在沉寂了近70年后，在前苏联文学中出现了第一篇关于梅列日科夫斯基的专论《降落的轨迹（论梅列日科夫斯基的文学—美学观点）》[7]。1991年3月在莫斯科召开了纪念梅列日科夫斯基诞辰100周年国际学术大会[8]，1996年10月在诺夫格罗德召开的“白银时代俄罗斯文学批评”国际大会上也多次提到梅列日科夫斯基的名字[9]。这之后，批评界开始客观地评价梅列日科夫斯基在俄国象征主义诗学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创新和影响。正如我国学者周启超先生在总结俄国象征派的诗学创新时指出的，梅列日科夫斯基和其他象征派小说家在象征主义诗学方面的种种探索，奠定了一种独特的非现实主义小说诗学的基础，他们“以涵纳世界投影的心灵为审美客体，以对人生与世界的垂向观照为审美取向，以显示存在面具的魔幻世界为审美目标，以高度假定的表现手段为审美形式的小说艺术探索”[10]，影响着象征派以后的小说艺术方向。在象征主义小说中凸现的对主题情节、叙述形式、结构方式和叙述语言的执著开掘与更新，不仅为象征主义小说的诗学开辟了先河，也推动了20世纪俄苏诗学理论中的语言诗学、形式主义诗学、结构符号诗学的建设”[11]。因此，对梅列日科夫斯基的象征主义诗学进行研究，不仅本身具有重要意义，而且还可能阐明整个俄国象征派艺术体系形成的原因和规律，以及那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随后俄罗斯文学发展方向的独特创作规律。
[1] Минц З.Г．О трилогии Д.С.Мережковского 《Христос и Антихрист》 // Мережковский Д．Христос и Антихрист．Трилогия．М.，Кника，1989．Т.1．С.5．
[2] 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雷永生、邱守娟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第219页。
[3] Белый А．Мережковский // Николюкин А．Н．Мережковский：Pro et contra．Изд．Русского Христианского гуманитарного института．СПб.，2001．С.265．
[4] Рудич В．И．Дмитрий Мережковский //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ХХ век．Серебряный век // Под ред．Ж．Нива，И．Сермана，В．Страда，Е．Эткинда．М.，1995．С.216．
[5] 梅列日科夫斯基：《先知》，赵桂莲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年，序言第20页。
[6] Рудич В．И．Дмитрий Мережковский //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ХХ век：Серебряный век// Под ред．Ж．Нива，И．Сермана，В．Страда，Е．Эткинда．М.，1995．С.214．
[7] Поварцов С．Н．Траектория падения（О литературно-эстетических концепциях Д．Мережковского）// Вопросы литературы，1986，№ 11．С.153—191．
[8] Козьменко М．В．Хроника：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посвящённая жизни и творчеству Д．С．Мережковского // Изв．АН СССР．Сер．Лит．и яз.1991．Т.50．№ 4．С.380—383．
[9]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критика серебряного века：Тез．докл．и сообщ．Междунар．науч．конф.：7—9 октября 1996 г．// Отв．ред．С．Г．Исаев．Нов．ГУ им．Ярослава Мудрого，МГУ им．М．В．Ломоносова．Новгород，1996．С.88．
[10] 周启超：《俄国象征派文学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271页。
[11] 同上书，第272页。